现在新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们不能拒绝新的时代。有的人跑到偏远的地方去，写文化、写乡愁。那不叫“乡愁”，那叫“乡怨”。我们要找到新的语言方式、新的修辞方式、新的审美，来表达新的内容。社会主流已经发生变化，全新工业时代已经来临了，我们怎样书写这个时代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书写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受特别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是显性的官方的意识形态，我并不是讲哪一种意识形态是可以的，哪一种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只是完全服从于一种规定性的意识形态的话，这种书写大概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二是隐形的达赖喇嘛的意识形态。这两个意识形态都是政治性非常强的，而我们文学到底有没有政治性呢？它是有的。但是文学的政治性不是由另外的意识形态规定的。而我们现在所谓的藏区的现实，面临的现实，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这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的博弈。那么我们的书写问题只是简单地选择一种意识形态，简单地挑选了站在哪一边就能解决的吗？这是不可能的。文学是关于个人对社会的认知和体验，这种表达有时是和意识形态重合的，但有时又是和意识形态疏离的。所以如果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话，就会长期陷入表达的困难。如果只是用意识形态进行书写，这些道理别人已经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过了，不管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别人的意识形态，你再重复一次就没有意义了。
“东方主义”的表达，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在康定有一个酒店叫卡尔卡拉，卡尔卡拉是《消失的地平线》中的一个地名。《消失的地平线》讲这样一个故事，大概就是在巴基斯坦或是印度这样一个地方发生了暴乱，那些地方都是由英国人控制的。当时几个英国人发现有危险准备逃跑，他们乘坐的飞机其实是别人派来诱导他们的，故意要把他们劫持到一个神秘的地方。但是半路上阴谋暴露了，飞机坠落在香格里拉附近。最后他们到了香格里拉。那里风景很漂亮，周围都是大雪山（过去很多藏语诗歌和散文里面有一个比喻：我们是一个雪山栅栏包围的纯净国土）。中间是个很漂亮的山谷，叫作蓝月山谷。里面都居住着藏族人，与世无争、无忧无虑，就好像今天大量小资文章中描写的那样，他们在山谷里面耕作、放羊放牛。在半山上有个小山头，这里是一个管理机构，这里的管理人姓张，是个汉族人，并且英语很好。藏民主要给上头提供农牧产品。在更高的山上，有一个寺院，是藏传佛教寺院，但是主持是欧洲人，几百岁了在那修行。虽然是藏传佛教的寺院，但是图书馆内全是欧洲的书，放的唱片是肖邦、柴可夫斯基、巴赫，过的是一种西方式的生活。为什么长老要把这几个人弄到香格里拉去呢？长老神通，他一直在考虑自己的接班人，山谷里没有合适的人选，发现上飞机的人中有一个适合做接班人，于是借动乱将几个人劫持到这里来。主持每天晚上招其中一个欧洲人上去谈宗教，而大部分都是欧洲的宗教。向他明确表达：我要把这个位置传给你。然而这个欧洲人不愿意，最终逃离了香格里拉。这就是《消失的地平线》关于香格里拉的描写。书中最高的精神生活是西方的生活，而藏族人则在最下面负责耕种。
大多数时候，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特别容易从技术的角度入手去考虑。但是当表达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技术问题成了第二位，甚至第三位。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在面对历史、面对当下社会、面对自己的生活体验时，作为一名作家要通过这些内容表达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技术问题？如果是技术问题那其实是个很好解决的问题。但文学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它特别整体特别综合（它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写作达到一定程度后，形式问题、技术问题固然重要；艺术永远需要创新和探索，而文学作品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我们创造不同的文学形式，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戏剧，都是在表达我们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体验、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判断和看法。所以，文学是内容的问题而不是形式的问题。
我又想到了美国另外一个诗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卡尔·桑德堡，出生在美国的钢铁城市——芝加哥。美国的城市都有很明确的分工，不像中国，一个城市既可以造钢铁又可以产蔬果，美国是一个高度分工的国家。芝加哥的工人罢工给我们中国人创造了一个节日，现在美国人不过了我们中国人还在过，就是五一劳动节。过去美国的诗人也是主要书写田园风光的，就像今天我们特别喜欢书写的那样。美国著名乡村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十分热爱歌颂田园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正在消失，美国的工业化时代来了，大城市、大工业出现了。卡尔·桑德堡书写城市、大工业，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美国你已经来到了一个钢铁时代，钢铁的熔炉，钢铁的轨道，钢铁的列车，钢铁的厂房，但是我还没有长出钢铁的牙齿，咀嚼钢铁，我还没长出钢铁的胃，消化钢铁。从今天我要开始熔炼自己，使我长出可以咀嚼钢铁的牙齿，使我长出可以消化钢铁的胃。”
每天打开电视，看到大量的新闻、大量的冲突都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间的问题。当然全世界有很多人在研究这种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学表达，还是基于一个普通人的立场和简单的反应。如果文学只是做和身边普通人一样的普通反应的话，那这个世界是不需要这类文学的。我们经常说什么事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文学只是这种浅显的反应的话（如果文学只是这种简单的情绪性反应），文学的合法性就消失了。我为什么要看你的东西呢？你的反应并不比我的更高明深刻。今天中国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怎么对待和思考这个问题呢？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特殊身份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思想维度去书写？如果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写作技术再好，只是语言，只是形式，恐怕这样的文学是没有具体价值的。
人不是独立的，人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首先我们有自己的职业，职业就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我们会有一个处于生产关系中的网络，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是处在生产关系中，这就构成了人的关系网。第二个，最基本的是我们的血缘关系、近亲远亲关系。第三个是文化的、族群的关系。今天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复杂，涉及不同文化、不同血缘、不同族群的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当我们考虑描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个人同时放在这样几种关系中去考察。大家经常会说怎样写人，从技术上来说，要写几个丰满的细节，写出人的性格，写出独特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来写，脱离了社会关系，是不能构想不管是情感的还是利益的冲突的，因为文学总是关于冲突和解决冲突的文本。情节是什么？文学故事是什么？我们总是在寻找戏剧性的冲突来进行表达，但是我们最后的愿望不是加剧和扩大冲突而是消灭冲突。我们写人是回到文学的本分上，还是基于消费社会的双重“东方主义”——西方别国的“东方主义”和内部的、别的民族的“东方主义”，他们每时每刻似乎都在告诉你，你们是不是该更神秘一点、更圣洁一点、更简单一点、更质朴一点，一旦你不是，别人就很失望，所以我们就拼命把自己打扮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写作第一个要战胜的问题，就是“东方主义”。
我在“康巴作家群”书系序里面说到，写人是基于几种关系的。第一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方式组成的关系，族群的关系。美国也是一个不同民族混合在一起的社会，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相处状态又和我们的截然不同，我们又该怎样来转移这种语言、表达这种经验？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这种书写经验的建立，需要我们比别的地方的作家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思考。而就付出更多劳动和思考的唯一路径而言，只读文学作品大概是不够的，还要对这个世界上很多新兴学科达到的前沿思想、标准有所了解。比如想写宗教方面的文章，全世界有对具体宗教的研究，也有对于普遍性宗教的研究。既有对宗教教义内部本身的研究，也有对不同宗教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且宗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藏传佛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早的七世纪、八世纪、九世纪发展到今天，它的面貌本身也有巨大的变化。但我们是否对这种变化有足够的认知和研究？作家需要的不是信不信仰宗教的问题，而是需要以最先进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待这些事情和思想现象。我们生活在多民族生活的地带，也需要新的认识。
西方人在全世界建立了一个“文化中心”，认为西方文化是全世界最优越的文化，一切遥远的东方社会都是落后于他们的社会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有一部巨著叫作《古代社会》，他把社会分成三种类型。无论你执行着什么制度，从文明发展状况来看，世界上只有三种文明发展状况：一是野蛮社会，二是蒙昧社会（也叫半开化社会），三是文明社会。西方国家把自己作为文明社会，一级一级往东方看，他们看不到文明的国家。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野心的人才能创造奇迹。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书写，缺少一种野心。所以文化自信是很要命的。
（在四川省中青年作家培训班上的演讲）
今天藏区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在宣扬我们好处的时候说的大部分是不是这些东西呢？——藏区出美女，能歌善舞，生下来便会歌唱，走的第一步就是跳舞的步子……这是事实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今天对这两个词有一个更直接的表达，前一个极力贬低我们称之为妖魔化，第二则是浪漫化。无论是妖魔化还是浪漫化，它都不是对这个社会真正负责任、全面而真实的认知，而是基于一种想象、基于一种固定的成见。包含了自认为是先进文化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还有另外一个词叫“殖民主义”。“殖民主义”除了派军队来攻占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意识的侵略。这是西方创造的“东方主义”，那么东方社会的内部是否也存在“东方主义”呢？也是存在的。不依照一个民族、地域文化本身的样子来理解它，而用一种想象性的建构来表达就是“东方主义”。今天在全世界来讲，藏族文化是被“东方主义”通过想象建构的最厉害的。那么我们的文学书写是顺应这样一种倾向，还是回到文学本体？我们牢记高尔基的那句话“文学是人学”，也要牢记马克思的那句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关于藏族文化的“东方主义”，我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小的研究。这种妖魔化和浪漫化的过程，我在寻找源头——西方人对西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书写的？对藏区是什么时候出现“东方主义”的？我找到的是在七百多年前，在元朝建立之前一点，是在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蒙古人征服欧洲共有两次。第一次蒙古人突然打入了欧洲，欧洲人并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也很小，蒙古人实际上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到了欧洲。中欧很大一部分就被蒙古人毫不费劲地拿下了。欧洲人还没来得及反抗，蒙古人突然就消失了——可汗死了。蒙古军队那时的编制都是以部落为编制，各方面主要的军事将领都是可汗的兄弟或是儿子。于是大家都要赶回去，看谁要继承大权。不管是哪个民族，一到这件事，兄弟叔侄之间这种血淋淋的争夺是免不了的。所以欧洲人都还没想好怎么反击，一夜之间蒙古人就都从欧洲消失了。欧洲天主教的罗马教皇说，哪里来了这么多野蛮人？于是派了三个人跟踪他们，一来是调查他们来自哪里，二来是向他们传教，给可汗写信，让他们皈依天主教，可见欧洲人向全世界灌输他们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信仰是非常早的。欧洲打仗一败涂地，但是非常自信。三个人一路跟踪到了蒙古的上京和林。当时新皇帝刚刚上台，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窝阔台一看教皇的信，根本不像一个打败仗的人写的，非常愤怒。窝阔台回信让教皇改信蒙古的长生天，不然我们再出征欧洲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了。这三个欧洲人就回到了欧洲，他们虽然传教不成功，但是至少弄清楚了，这些“野蛮人”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欧洲还有一个词叫“黄祸”，即黄色人种带来的灾祸，就是从那个时候出现的。窝阔台第二次派兵打到欧洲，没有打到教皇所在的意大利，当然他还是占领了很多地方。
我今天讲一讲关于文学观念的一些事情。
第二件事情，今天很多地区，其实不只是藏区，中国的大部分边疆地带，都是少数民族。我经常用边疆文学来表达少数民族文学。现在的读者，尤其是外部读者对这个地带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从古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边疆地带都是被开拓的一个地带。我们读汉代的作品，唐代的边塞诗，还有很多其他作品，我们看见了一种历史的表达。甚至包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代、第二代藏族作家的主要作品最早也是对这样一个主题的回应——新边疆的开拓、解放军进军……但在80年代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这样一个过程已经完成了。过去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边疆建立过这么直接的政权，现在直接政权已经建成了。清朝改土归流，打了许多仗，也只是在少部分地方实行改土归流，在大部分地方还是失败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历史迅速地结束了。80年代之后中国进入了消费社会，这时候的对边疆地带、少数民族地区的看法又发生了变化。二战之后每个国家的边界就确定了下来，今天中国和周围国家的主要争执还是因为过去边界不确定。中国今天要确定一个边界是很困难的，有海洋上的争端、陆地上的争端，到底这个地方原来该是谁的？现在这些地方对普通公众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西方人常用西藏代替整个藏区。今天藏区对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过去整个藏区比较封闭的时代，从19世纪开始，许多外国人总想去西藏，却不让去，于是他们便偷偷地去，很多人还死在了路上。大家知道的，有个法国人大卫·尼尔，收了个藏族养子、化了妆长期待在康定，就是为了能找个机会偷偷溜到西藏去。到1904、1905年英国人说你不让我去，我就用大炮来开路，几千人的军队打到了拉萨。所以开放就开始了，不可挽回地开始了。实际上就开始描述这个地方。别人是怎样描述的，是什么时候开始描述的？我们怎样看待他们的描述呢？
欧洲人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东方人不具备的科学精神——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对当地的文化、山川地理进行描述。很多人他们其实不是职业的作家，但是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都会把这些地方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带回欧洲。欧洲人弄清楚蒙古人从哪里来，回去就写了本书。这本书写得非常好，作者是传教士柏朗嘉宾。但后来我们从读那本书中了解到，他们其实并没有到过青藏高原。他们跟着蒙古骑兵走的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丝绸之路，而是更北方的今天的西伯利亚这一带，其实离西藏非常远。但是里面居然用一百多字写了西藏两件事：一是听说有吐蕃这样一个地方，一群很野蛮的人住在很高的地方。家人死了不安葬，而是召集亲戚朋友们开宴会，然后把死了的人吃掉。二是那里的男人没有胡子，因为他们每天拿一个铁夹子，长出胡子来就拔掉它。这大概是西方社会关于西藏的第一次描写，而且他们并没有去过。这就非常符合萨义德讲的“东方主义”中的“鄙视”。这个世界是这样开始书写西藏的。
“后殖民理论”跟萨义德也有关系，有几个思想家对“后殖民理论”是有很大贡献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福柯。福柯提出了一个理论叫作“权利理论”，即话语权，一个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发展一定是由知识分子（包括文学书写者）发出的声音在社会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来体现的，我们说的话有人听，这就是掌握话语权，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就是文化软实力。最终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族群在世界上的最终影响是由思想者贡献的。这才构成一种真正的权利秩序。我们看到希腊破产，但是它的主体力量没有衰败，希腊人总体的话语权没有失去，他们仍在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权来影响这个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权利，并且是永恒的。我们今天对发达的定义往往是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达在历史上是有周期的，汉朝很发达，但是现在谁还在用汉朝的钱呢？经济的发达是会过去的，但文化是永恒的。我们热衷于泡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生命并没有增加什么；而能充实人生、饱满情感、开阔眼界的东西我们却离它很远。经济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文化。
尤其是有些地方的人，他们的文学有自己的表达传统。比如内地的汉族作家，他们面对的现实几千年以前就被不断书写，已经形成比较熟悉的路径。但是，真正面对甘孜、阿坝今天的社会现实时，会发现在中国过去的文学经验里，对其是缺乏书写和表达的。这一缺乏表达和书写的现象，用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叫作“未开垦的处女地”。所以之前出“康巴作家群”书系并让我作序的时候，我在序中说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一个没有用现代文学手段书写过的地方开始书写和表达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很难有直接的经验可以沿用。有的人借助别人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表达的是别人的生活经验。比如《红楼梦》所表达的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生活，如何将其中的创作经验转变为我们可以使用的，这其实是有困难的，是需要我们做很多努力的。对于创新性的工作，简单的模仿是很难达成的（是行不通的）。比如美国作家福克纳，他写美国南方的乡村生活（对美国南方乡村生活书写很成功），但那毕竟是美国的乡村生活，和我们的不同。它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宗教背景，并且是新教。这和藏传佛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所以美国乡村的组织方式，和我们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照搬美国乡村的组织方式）。
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人对一个地方感兴趣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消费对象，一个旅游景点。美国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说过：“旅游是什么，旅游就是来旁观的，它和你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来到这里寻找一些和他们的生活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的目的是来寻找差异。他们能把一切自己生活以外的生活，普遍的奇观化——他们开始书写，大量地书写他们生活中没有而这里有的东西。这种书写会影响我们，我们在打造旅游景观的时候，为了迎合他们的喜好，我们就大量制造。有的东西是我们本来有的，有的东西是为了符合别人的想象编造的，是本来没有的。有的东西本身是我们生活中不太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因为别人需要我们生活中的某一部分，我们就放大这一部分。当在消费社会变成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成为旅游目的地好像成了边疆地带的基本宿命。这样的观念会深刻影响今天的文学书写，有意无意地对大量有关西藏的书写进行模仿。别人说西藏很神秘，其实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呢？没有。既然别人说神秘，我们就搞点神秘出来。我们还是日常的生活，我们的生存动机和生存方式都是为了满足“明天比今天更好”这样一个基本条件。但是当别人认为西藏是神秘的，我们会觉得写日常生活，别人会不喜欢，于是我们就开始制造神秘。别人说西藏信宗教是虔诚的、圣洁的，于是我们就将我们所有的生活都往那个方向表达。然而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他们描述的那种精神活动、宗教活动吗？难道我们每一分钟都是神秘的、虔诚的吗？我想不是。
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文学写作是一个技术或技巧的问题，比如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形式问题等。在座的各位都有较长的写作经历，短则十年五年，长则二十年三十年。但是，在不同的写作经历中，每个人对文学作品的领悟，完成的作品所达到的水准，又是参差不齐的。
一旦建立了一种文化中心优越感之后，他们就开始想象东方，他们希望东方和他们不一样，于是就出现了“东方主义”。他们并不是做客观的研究，他们没来到东方之前就开始有一种关于东方的想象。这种关于东方的想象，就是“东方主义”。而“东方主义”大部分是对东方表面化和歪曲化的理解。萨义德作为东西方之间的人，他认为“东方主义”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鄙视”，还没有来了解就认为它一定是一个专制的、黑暗的、愚昧的、落后的社会，这就是鄙视、看不起；二是“浪漫化”，一方面看不起，一方面又认为东方文化中有些很吸引他们的浪漫的东西，是他们可以消费的。西方绘画中有大量的对人裸体的描绘，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这种裸体女性的描绘主要是天上的神，后来开始对人类进行描绘的时候，画得最多的是土耳其浴室中的丰腴女人。其实很多画家并没有到过土耳其，只是道听途说土耳其的女人很丰满美丽。好比听说东方皇帝后宫佳丽三千人，于是很羡慕，便形成一种浪漫的想象。东方的美食、美女、音乐等，这是一种浪漫化的描写。
有关于对民族关系的最新表达，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冲突、交流，是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怎么看待这种事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个朴素的、简单的、与任何老百姓一样的个人做一些简单的情感式的反应，高兴或者不高兴，对某种现状的理解或者不理解；但是当我们写作时，只做一般老百姓的普通反应是不可以的，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掌握思想武器。民族关系问题、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归于今天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林。
欧洲天主教皇打了败仗仍然非常自信地去传教（至今不到一千年），当时看起来像一个笑话。但是欧洲人秉持这样的信念，虽然现在全世界的人并没有都到教堂去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没有去教堂看圣母玛利亚，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都是西方的，全面西化了。不到一千年前，他们自信地传教像是一个笑话，在他们的坚船利炮出现之前，他们就已经那么固执。我们要知道，是坚定的文化信仰支撑他们完成了变革。那时候他们是那么落后，马可·波罗，一个意大利人就那样单枪匹马地跑到了中国，中国那么发达，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去到国外。
在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下我们要摆脱是很难的，但是作家要有这种准备、能力，甚至要有勇气来表达。这种勇气并不是说和意识形态作对，而是在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的时候也要有勇气表达。这才是文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文学总是要传达，意识形态传达的是总体性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整体的一部分，一个无机的局部，而不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有生命、有特性的部分，没有自身的文化特性，真是这样的话，文学就消失了，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文学告诉我们：我们既是整体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像机器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情感、情感体验，有自己的感受和感受方式，有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因这种生活经历而建立起的个人对社会的反应方式。而文学要的就是这种特别的反应方式。
这些年我们国家对文化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共识，日子还很长。但我想至少得从我们这样一些人开始吧，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吧。我记得美国诗人惠特曼给自己写过一首诗，我们一听可能觉得很狂妄，这首诗的大意是：图书馆，你内部已经收藏陈列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但是我要给你写一本新的书，它里面有所有其他书都没有为你提供的价值。这是一个作家的自信，这也是一个作家的命运，这也是一个作家的天赋。为人类提供不同的价值，就是他的使命。后来，他果然提供这样的价值，他走遍美国，走到一个地方就书写一个地方，成为美国在崛起时代的代言人。总理讲的话很快会消失，但是远离政治的惠特曼写的作品代表了美国精神，它宽广、雄壮、浪漫、无往不胜、充满自信。而且生活中总是出现新的东西，如果只是沿用别人的东西来书写，那就没有价值了。
这种消费社会造成了一种潜在的诱导，让我们去满足这种书写。我们应该掌握一些理论工具去避免这样的书写，避免在书写中和外面的人认为的一样，把我们写成和所有的人不一样的人。文学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人写成一样的人，并不是要塑造一群和全世界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的文学书写中有这种倾向，而这种倾向不是我们自发的，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藏族文化像一个咒语，一念就必然生出一大堆形容词。外在社会的形容词在有意无意地影响我们的书写。我们写一本诗或是藏族歌手唱一首歌里如果没有“圣洁”“神灵”这一类的词，我们都会感到羞愧。这样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写的是人真正的生活吗？我们一定要成为和世界上所有人不一样的人吗？
我们今天的书写，面临巨大的困难，我们在藏区这个特殊地带进行书写会面临更大的困难，给每个人独立思索的空间很少。
又过了几十年，南宋被征服，元朝建立了。元朝又来了一个意大利人，叫马可·波罗。他在忽必烈宫廷里做官，走过中国很多地方，甚至他可能走进了一点点的藏区，他有一次从成都到了昆明。《马可·波罗游记》里有一则关于西藏的故事，这一则就特别符合“东方主义”中的浪漫化，这种浪漫化是他可以消费的。马可·波罗说，当你到一个地方宿营，村子里的老妪们会带着童贞少女前来给这些朴素的客人享用，如果他们高兴还可以将这些少女带走。
其实西方社会对这种文化现象过去就有了一个深刻的研究，而且还创造了一种叫“东方主义”的理论。文化具有其复杂性，很多人以为巴基斯坦人都信仰伊斯兰教，其实不是的。阿拉伯人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基督教徒。在埃及开罗城里有一个城区里面几乎全是基督教徒。他们并不是欧洲人迁移去的，而是埃及当地人。提出“东方主义”理论的萨义德，他出生在今天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后来他成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前些年刚去世。他研究世界上类似于“外部人看藏族文化区”的这种方式多年。
很多时候我们在文化的时代潮流中随波逐流，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大部分人都不是通过书写、文学表达来生活的，多一个、少一个并不会太改变社会。但是这个土地上产生的真正文化是需要表达的，如果我们本身有愿望、有信心通过一定的训练和努力能够为这个土地的自我表达，而不是外在的“东方主义”式的表达做点什么的话，我们这样随波逐流是不可以的，包括文化的随波逐流。欧洲人用一个三流小说塑造了这样一个荒唐的故事来描写西藏。那样一个等级社会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吗？这样虚假的精神生活是我们愿意接受的吗？虔诚、顺从和单纯就是为了接受这种命运安排吗？这种命运安排是合理的吗？但是我们有没有人提出怀疑和反抗？如果我们是一个做文学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素质。文学往往不是对社会的附和，文学往往是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质疑、反思、批判。我们的目的不是破坏这个社会，是希望这个社会克服这些问题，使这个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很多时候的书写往往在附和那些不正确的东西。这牵涉了第二种理论，叫作“后殖民理论”。
这是我能找到的西方人关于藏区文化的书写。为什么它的源头从一开始书写就符合“东方主义”的两个标准——妖魔化和浪漫化呢？今天这样的书写形式虽然没有那么直接露骨，但仍有意无意地大量存在，并且影响着我们的写作。写作的人难免会想到要考虑读者的问题和传播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重要的。但是当别人在为西藏贴一些标签和形容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受这种外部“东方主义”的影响？我们有没有有意在我们的书写中按照需要，潜在地去满足这样的想象？我想是有的，并且还比较普遍。我们书写中的实际生活就被严重地抽空。我们总是被诱导、被书写，我们又按照别人的路数来书写。尤其是今天，网络上的大量的小资到西藏的文章都是这种路数。在上海失眠了，到拉萨泡了两天酒吧心灵的伤痛就愈合了吗？你的生活能按这样的方式来安排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消费社会中，某种程度上，我们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有显性和隐性的意识形态存在，并且需要我们明确表明立场。如果书写用这种方式进行那就是政治觉醒书。第二个困难是消费时代的“东方主义”潜移默化地侵入，这个好像看起来不是强加的，是你的一个自动选择。但是在消费时代，商业具有无孔不入的力量。它诱导你，因为你需要传播，传播才有效益，你写了文字希望更多人读到，需要更多人说你写得好，于是你便陷入“东方主义”的表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