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过李庄以后，我回去总在思考，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李庄时，谈到外来的学术机构，尤其是这些学术机构当中那些在中国乃至是在全世界不同领域的学术史上都非常有地位的知识分子时，更多是在讲他们的故事。故事当然是应该讲，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在讲这些故事的同时遮蔽了某些东西——遮蔽了当地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是如何接纳这些机构和知识分子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是“李庄”不是“张庄”不是“赵庄”呢？它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文化氛围，可以使得在李庄这个半城半乡的地方，由当地士绅出面邀请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并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帮助和方便？所以我觉得将来李庄的故事一定是一个双向的挖掘。我想，更深一点说，这里头其实蕴含了我们封建传统社会结构当中两个最重要的阶层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最后一次汇合。
其实我这次是第二次来到李庄，两个月前来过一次。听说这个地方好多年，读这个地方有关的资料书籍也好多年。但是其实不在现场的时候，这种感受还是不够强烈的。因为过去我们老是想，如果董作宾、傅斯年等，跟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相始终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来到李庄，他们只是进入到一个地方，我觉得不能构成今天李庄文化的全部面貌。抗战时期，不同的学术机构、不同的大学，辗转到桂林、长沙、贵阳、昆明、成都、重庆等不同的地方，但很多地方它并不能真正地产生像今天这样有魅力的李庄的故事。这就说明一个情况，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问题。比如今天我们到昆明去讲西南联大，流传下来的故事并不是那么多，尤其他们跟当地互相交合、互相映照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建立许多。但为什么独独是李庄呢？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一下子产生这么多的学术机构，今天我们觉得它里头一定是包含了某种新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在中山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到我的家乡——今天的松潘、茂县去调查羌族语言和做藏语研究。阿坝金川县那时候已经很汉化，当地很多人走私鸦片。他跑到那里说我要去当县长，但是书生很简单不会做官。他说《史记》上有鸿门宴，所以就真摆了个鸿门宴，发帖子请总舵到县政府喝酒。当总舵喝到半醉，他就把人打死了。但是他没想到，第二天总舵手下几百人把县政府包围了，把他也杀了。这个人只当了三天县长，但他确实用他的方法解决了事端。他的死给了国民党一个借口，马上出兵镇压，这个县从此太平无事。也许他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确实是有忧国报国的情怀的。我去台湾时遇到一个史语所的人，我问他是否有他的档案，想一定要查证究竟有没有这个人，竟然真有。因为没有公开发表只是作为内部材料，现在台湾还可以查到。傅斯年对他要求很高，几次调查报告拿回来都不满意。傅斯年批评他的签字都还在上面。关于史语所的这些故事都是有待于发掘的，我觉得只是双向发掘都不够，我们要更立体、更完善。有些事情我们如果描述得不好，那么它就会变成像医学院人体解剖的故事那样被漫画化。
西方有一个词叫“绅士”，但是中国不叫“绅士”，中国叫“士绅”。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旧社会当中，有两个阶层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是这个社会的中坚，一个用我们今天的说法是“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是在中国的乡村、小城镇。大家知道中国的古代，政府不像我们今天的政府这么大，政府真正有效的控制大概就到县一级。现在我们称为区、乡、镇这样的一些地方，过去大部分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村民自治”。“民”要是都像我们今天农村，大家实力相仿，有地有房，是不会产生精神领袖的。不过过去在乡村当中有一种“宗族制度”。由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久而久之一些土地会相应地向一些人手里集中，便出现“地主”。不管是宗族的族长、乡间的地主还是小城镇上某种商业领袖，这些人我们大概都把他们叫作“乡绅”。这些乡绅其实在大部分时候，构成了中国基层乡村包括乡村周围的小城镇的中坚，比如说李庄就是这种典型的乡村，它既是乡村也是一个商业城市。
历史是可以挖掘的，很方便的是，到今天有很多人的后代还是一些有言说能力的知识分子。我到这里来发现一个人，在过去我做一些和丽江有关的调查研究时，发现过他的名字。30年代有三个人写过丽江，两个是外国人，一个人写的是《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另一个写的是《被遗忘的王国》。我还找到过一个小册子，就是第三个，中国人写的。那时候他是一个杭州美专的美术老师，被派去搜集西南少数民族的美术资料。在那个中国大多数没有留下文字资料的时候，他写了泸沽湖和玉龙雪山等和丽江这边有关的几万字的小书。后来这个人便消失了没了消息。那次我突然看到他的名字，原来是加入史语所了。那时候能进入这样高的一个学术机构，就是源于他在丽江的一段经历。接触到了今天纳西族的文字，转而对当地的文字进行研究，成了中国过去知识分子用现代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的第一代学者。也许今天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沿用他创建摸索出来的方式方法。所以世界很大，但有时候世界很小。突然在我自己的研究视野中失踪多少年的一个人无端在李庄出现了。从一个搞美术的人变成了一个语言学家。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他们还能教学相成，还能出去做很多工作，还在从事他们的学术事业。所以我们要把李庄故事讲好，一方面是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所留下的这些生动故事应该有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而且这些整理一定要由更直观生动的方式来呈现。但是我认为对我来说李庄故事更精彩的是中国士绅的最后一次遭逢，而这次遭逢从人文精神上绽放出这么美丽的光环。
从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暨红军时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词一“土豪劣绅”，而这个词是一个不好的定义。过去乡村里面有没有劣绅呢？也是有的。但是不是所有“绅”都是劣的呢？那也未必。否则千年以来的中国乡村是没有办法维持它的基本运转的。如果都当恶霸，都在打家劫舍、强抢民女，农民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从而乡村就会凋零不存在了。而中国乡村一直用这种方式延续到近现代是有它的道理的。“绅”这个字在汉字里代表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带子，引申为束绅的人。《说文解字》里面说用这个带子干什么呢——束腰正衣。其实我们穿衣服，就是仪表上要有所约束、规矩，让我们显出来一种庄严的样子。引申出来“绅”这个字，其实是这些人他们在生产、经商等活动当中都是对自己有道德要求的，尤其是那些大的家族。作为一个家族的族长，作为一个家族祠堂总的掌门人，他要凭各方面关系来协调相互之间的情感。如果只是依靠暴力，恐怕很难达到这种目的。主要还是靠一种“乡规民约”，靠一种延续的道德来约束自己。自古以来我觉得很好的是乡绅们有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他们在用“带子”来维系自己的道德传统。前几日我去到扬州，在一个老乡绅的院子里摘抄到一幅作为他们传家格言的对联，是这样写的：“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意思是我们一个家族要在一个地方不是只暴发一代、两代人，而是要在这传家几百年，真要立住脚、繁荣昌盛，便得多做惠及邻里的好事，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过去乡绅家中都有一个匾额，这个匾额大多是四个字——“耕读传家”，也有“传家无别法，非耕既读”。意思是说作为乡绅这种人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不是耕作就是读书。要使后代保持富裕，并不是传多少钱给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学会节俭和勤劳。“士”很多就是从这些耕读世家当中出身的，先成为知识分子，再去考科举。从我们四川历史上来看，有两个家族是最有名的。一是苏洵、苏轼、苏辙一门“三状元”，他们在没有成为士之前就是当地的有名的乡绅；到了明代，杨世安一家也是。
知识分子还会继续存在，但中国乡间“耕读传家”的士绅是永远不会再现了。所以李庄故事具有这样一个性质：中国传统社会中两个阶层，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中呈现出这样一种历史文化的现象。我相信无论我们怎么书写它、呈现它，都是绝不为过的，也是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的。对我们构建我们民族文化的记忆，尤其是一个地方历史的记忆，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李庄是非常重要的，李庄是非常珍贵的，李庄是值得我们永远珍视的！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士和绅向中国人展示了他们品格中最最珍贵灿烂耀眼的部分。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对于中国文化怀揣敬意，对某些优质因素的消失感到丝丝惋惜的人，都应该来到李庄，在这里被感动被熏染。
我作为一个游人，一个有一点文化兴趣的游人，来到李庄的一些感受，这些感受或许是关于中华文化的一些联想，也许可以作为当地政府在李庄的文化开发期间的一个参考，或是希望对你们有一点点启示。
“士”的阶层故事很好讲，他们自己就有很大声音的发言权。佛经里说“大声音”就是在天上的声音。古诗里说“居高声自远”，士都是居在高处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总是传得很远。乡绅这个阶层在接下来的不到几年中，在我们的土地改革中，声音就消失了，大概将来也不会再出现。所以这些士的故事，这些知识分子的故事，这些背后的李庄乡绅们所带领的李庄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好中国传统士绅从“耕读传家”中发展出的天然的对文化的追求、向往。有个外国的汉学家说过，中国的乡绅大多是儒家，所以他们自己对于现代科学的方式还不够了解，所以便有李庄人对同济大学医学院尸体解剖是如何惊诧的故事。这个故事该怎么讲？我觉得在讲这种故事的时候我们要基于对传统文化、对当地的尊重，我们要很正面、很详尽地去讲这个故事。一定不要在讲这种故事时变成简单的文明和落后、文明和愚昧的冲突，而把李庄当地人在这个故事中漫画化了。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历史学原则，叫作“同情与理解”。我们必须站在他们那个位置，想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看待这个问题——那是文化冲突使然。如果我们过于简单化地描写会给来李庄的游客造成一种认知——“原来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地方”。如果这里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地方就不会有魁星阁了！北斗七星在转弯处的星就叫魁星也叫文曲星。为什么在李庄这个地方，没有求财却修了魁星阁？魁星阁为什么修得那么高，那是为了能接触到魁星的光芒，让这个地方文运昌盛。我第一次来，看到有一个魁星阁，我便觉得一定是有缘故的。所以在李庄故事的讲述中，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应该恢复当年士绅文化，只有这样互相的映照我们才知道中国文化活力所在，我们也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机构同时扎根在这个地方，出了那么多成就，尤其是在物质生活还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这对于当时困厄中的文化人来讲是一份巨大温暖和支持。李庄这种地方不光是大家来游览消费的，李庄有些内涵已经避免了我们跟别的古镇相似。昨天和一名主编聊天，他说了一句话很好：“要是一个文化人到这来不受感动那他就不是真正的文化人。”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中国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尤其中国古代士绅精神、气节、修身方式的一个教育基地、文化现场。别的古镇去过一次我就不去了，但是这个地方过阵子可以再来再看。对文化人来说，就像一个信徒到庙里去，去多少次都不算多，待多久都不算久。
那时国家政府机关并不派出官员，大部分时候乡绅是自治的，春秋时我们规定，最小的单位是家，比家大的是邻，邻上是里，里上是乡，乡上是党。所以我们经常提到两个词一“邻里”“乡党”。北方人经常说“我们是乡党”，就是表示一个地方的人。昨天我看了一个材料，说清代的时候，中国人口开始大增长，用了不到一百年时间，人口翻两倍，到了三亿多四亿。那是因为那时从外国来了产量高的土豆。过去粮食产量低，对于人口自然是抑制的。在这个情况下，清代官吏和明代比却没有增加。这就说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乡村通过乡绅们的自治和他们自我的道德约束，依然是有效的。乡绅或许在当时土地改革后还受到一定不公的对待。我们谈的不是对某一个人平不平反的问题，而是谈的文化。
古代乡绅对自己有要求，古代的士也对自己有要求，不像今天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对自己没有要求的，好像有个学历就叫知识分子，或者有某种职称就叫知识分子。当然第一个要求是有学养有学问，但是只有知识是不够的，知识分子还要有风骨、气节、人格。当然，我们在讲李庄故事、士绅故事时，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可以作为楷模来讲。傅斯年这个人估计就是中国的“士”。董作斌这样的人主要还是专注自己的学问，但傅斯年不一样，他要过问、干预国家政治，但是真正让他做官他又不愿意。那时候情况不一样，他们认为在大学、研究机构不算做学问。而今天我们的时代有所变化，也带着知识分子有了某些变化。傅斯年在抗战刚结束，李庄的摊子还没收拾，他便急忙到北京要恢复北大。因为他意识到还有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伪北大”，教职员工都有两百多人。他说胡适这个人学问比我好，但是办事比我“坏”。别人都催胡适赶紧回来，他给胡适写信说你别着急我先去。傅斯年去后，只要在伪政府手下干过一天的，或是当年北大撤离还留在日本人手下教书的知识分子一个不要，他为此还去到政府上访。教育部官员劝他说算了吧，除了少数当汉奸以外，别的人也只是混口饭吃罢了。傅斯年说，只要当初这里有任何一个人留下来，对于这些经历千辛万苦撤离到昆明、李庄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他自己说他是北大的“狗”，等他把这一切咬完了，再把北大还给胡适。他说胡适是个老好人干不了我这些拉下脸皮的事情。但是他作为知识分子为什么要骂自己是狗呢，背后是有一个典故的。刘邦平定了天下，让萧何做丞相，其他人不服。刘邦说，萧何是“功人”，你们是“功狗”。好比我们上山打猎，你们像狗一样，别人指出了猎物在哪里，你们就负责去把猎物追来。是萧何发现敌人在哪，计划好后再把门道交给你们，告诉你们方法让你们去捕猎猎物。
（邓青琳、粱瞾据录音整理，文字略有删节，标题由整理者拟）
古代皇帝从中央开始任命直到县一级的官员，他便不再向下任命了。民国时期可能某一个人当过乡长、区长，但这恐怕只是名义上的，大部分还是以乡绅为主。由于抗战这个契机，李庄让中国的士和绅来了一次最后的结合，从而留下一段段“李庄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改天换地，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说“士”这个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还在。但是今天我们政府如此之完善，我们不仅从“县”开始，到了“乡”到了“镇”还要进“村”，从此以后，“绅”这个阶层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当中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说李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乡村与城市，中国基层人民与知识分子，作为领袖的乡绅们与“士”的阶层最后发生的一段故事，而这个故事是这样美好和意味深长。
今天我们这个消费时代，热衷于把林徽因塑造成一个被很多男人疯狂追求的女人，许多电视、电影、文字都在做这种描述，而把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本身的见识给忽略了。尤其是作为一个妇女在那样一个年代中，一个大家闺秀沦落成乡间主妇的情况下的坚韧和坚持。今天我们有些故事讲得太草率太不庄重了。哪怕是李庄这样一个本身可以庄重的故事，会因为不合适的描述慢慢消失其魅力。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恒产”指的就是土地。过去我们红军时代也在用的一个词一“土豪”，今天它又复活了，指那些没有文化或者不尊重文化的暴发户的。但在那时候乡间土豪是很少的，大多还是这种耕读传家的大家族在决定乡间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发展是一路走来的，有文化指向。当抗日战争爆发时，这些士绅们就懂得文化的价值。乡绅的身份很复杂：有的是商人，有些到了明末清初演化成了哥老会，有的当上了国民党的区长、乡长……这些都是乡村在新的时代中出现的分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当同济大学一类的学术机构遇到困难时，很难想象，从这样一个偏僻的李庄发出电报邀请他们到来。我们要把李庄的故事讲好一定要讲好它背后的道理，而这个背后的道理恰好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最最重要的传统和阶层。我想和大家念念《留别李庄栗峰碑铭》——“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不因为发了财就不读书，他们传了八世依然勤恳兴旺“耕读传家”，不像今天我们说的“富不过三代”。“同人等犹辛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在战争时代做研究完全靠着主人的仁厚。当我在看这个短短的碑文时，念了三遍，非常感动。
我记得《道德经》有这样一句话，老子是个悲观主义，说这个社会要退化，这个社会是失道而后得，我们依靠自然天道运行。但是我们人受不住这个道，所以我们只好失道而求其次，我们就要求要有一些道德，对自我有一些约束，每个人对自己定规矩。本来自然天道是不需要道德规矩的，但是既然约束不住，我们只好用道德来约束大家。但是当最后我们要失去道德时，我们只好要求统治我们的人对我们好一点，这就是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失道而爱人。仁都不成了，只好讲一点义气。义气是不好的，把我们这帮人在一起搞成一个小团体，对小团体里的人很好，但是对外面的人很差。仁也没有，德也没有了，到了义就已经非常不堪了。但是在李庄这里，我们看到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接纳他们的乡绅们，我想至少还在德与仁的层面吧。至少在这个层面，中国文化的传统要求，在不同方向上对不同层面的人都形成了某种有效制约。用今天的话讲是“一种有正能量的关系的展开”。所以这个教育意义比武侠小说好。到义的时候中华文化就堕落得差不多了，但李庄故事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回过头往上说，还在德的层面。若假设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处在那样一个高度转型剧烈动荡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肯定会不寒而栗。但李庄这样一个地方还保存了读书种子、保存了文明之花；更重要的是士和绅在这个地方结合，保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道德、人性人情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