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叫作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城市被围困了，当时德国的炮弹一顿乱轰，很多人被轰到了湖里，一个女兵就去捞人，捞人也是趴在冰上捞。她紧紧抓住一个东西，发现是一条大鱼，她当时就想，人那个时候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后来另外一个女的医务人员，在晚上发现一个德国士兵，为其包扎，其实当时大家也犹豫要不要弄死他，但他放下武器之后，其实也只是母亲的一个儿子，只是接到了冲锋的命令，所以他必须要冲锋，最后还是决定救他。后来又为一个红军战土包扎。哪怕是敌对双方的士兵，其实他们也只是在执行命令，所以在这样的例子选取当中，会引发人们很多的思考。当时她的《锌皮娃娃兵》没有通过审查，后来这个书开始有名了，苏联也解体了，她现在是白俄罗斯作家。今年1月的时候我还见过她一面，当时参加一个白俄罗斯举办的书展，我那时还不知道她那么有名，当时她就在那里卖她的《锌皮娃娃兵》，我还以为她是个儿童文学作家。回来一查，她写二战女兵的那本书，早已经在中国出版十多年了，在中国的学界或者其他渠道也谈论过这本书。这本书最厉害的一个细节就是一个苏联军队被德国军队包围了，第二天早上突围，大家都知道那个情况下突围成功是很困难的，当时总共剩下了两百来人，这种突围其实都会死，都会死光的，最多只有一两个幸存，后来果然有幸存者。曾经有三个女兵，一天晚上下着雨天气很阴冷，三个女兵去打算跟每一个士兵做爱，都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了，就是因为这个事例，出版那里的审查没有通过。幸存者其实有一个就是做了这件事的女兵，除了那种负伤的和胆子特别小已经吓破胆干不了这件事的人，其余的都做了这件事。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的战争文学，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电视剧，打仗跟玩儿一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抗日战争中国人的死亡人数是三千万，日本士兵在中国的死亡人数也就是一百万多一点点，就是和我们正规的军队打仗时候的比例是5∶1或者6∶1。到抗战末期，我们的军队学会了打仗，而且有很多美式武器，都是4∶1或者5∶1，那么抗战初期呢？而电视剧里的一些表述影响着现在的年轻人，难怪一遇到什么就是说打，谁都敢打，就是把战争写成了游戏一样，我们已经没有正确地对待战争以及人的残酷，以及对社会的认知，现在很多人的战争观念就相当于是通关游戏，打通一关又来一关。
其实今年我们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非虚构作品，我读的有限，我给大家介绍几本，比如广东的陆键东，他研究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因此写了一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过去来说是一本很学术的书，但这本书很畅销，为什么这本书会这么畅销呢？是因为作者下了巨大的功夫，做了真实的记录，才有了这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今天，我们要认识丽江的文化历史，需要依靠两个外国人。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来到丽江，50年代初期才离开的，约瑟夫·洛克。约瑟夫·洛克是一个植物学家，他来到中国丽江的原本目的并不是要研究纳西族的文化，而是来采集我们横断山区青藏高原各种各样的植物种子。约瑟夫·洛克当时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博士，如果今天我们去到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和哈佛大学，会发现这两个大学都建有很好的植物园，园中有非常非常好的植物，中国的植物，那就是约瑟夫·洛克当年采集回美国的。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个变化，当作为一个植物学家的使命已经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决定留在这个地方不走了。他开始用自己积累的资金研究当地的纳西族文化。在对纳西族文化的研究中，他得出了两个成果。一个是他编纂了一本学习当地语言的书。他不光学习汉语也学习纳西语，编纂了一本在今天仍然有非常高科学价值的书，是纳西语和英语的对照词典。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是一个植物学家。另外他还出了一本书，叫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对丽江的前世今生、地理风貌、宗教信仰以及它的生产方式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今天，这本书成为我们真正去到丽江、想对这个地方有一点研究的人的重要指引。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地方，但是从整体的成就上讲，还不能够超出约瑟夫·洛克。
非虚构文学有两种谈法，一种是像教授一样，讲非虚构文学的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当中会包含什么样的意向，对它反复地进行定义，然后再说什么是非虚构什么不是非虚构。
这个世界的文学主流真正的关切着什么？不是说娱乐就不好，但有一个风险是，只剩下娱乐了。我想起我今年去印度，印度有一位作家奈保尔，他写过一些很好的非虚构作品。他小时候随父母移民，后来去了牛津读书，现在已经成为英国作家，他写过《米格尔街》，还有一部很好的长篇作品《河湾》，中国翻译过来叫《大河湾》。《河湾》写印度裔的人在非洲。印度和中国也还是比较相像的，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奈保尔也像多丽丝·莱辛一样回去印度看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回去了三次，接连写了三本书，都是非虚构，都是他对印度社会的观察。印度社会最大的一个关注点，就像他最近写的这本书，叫作《百万叛变的今天》，这个叛变翻译得不好，但在英文里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但翻译成中文的叛变就会有其他的意思。其实他的意思感觉就像是说印度的每一个人都会改变，脱离他原有的身份和等级，更多是脱离的意思。印度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这个制度其实也是农耕时期建立起来的制度，印度和中国一样也在走向现代化，这个时代已经提供了瓦解这个制度的条件，所以印度的等级制度也开始松动。奈保尔的《百万叛变的今天》就是采访很多人，他自己书写记录，关注印度制度的松动与变化，看到这种社会变化和迹象。印度是多宗教的，印度有三大教派，他们也是混居在一起的，这些年在宗教极端化的背景下，一方面是等级制度的松动跟瓦解，另一方面又是宗教方面互相的敌意，他都如实把这些东西书写出来了。那么我们想一想，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汉族占了大多数，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对这些进行认真的考量以及书写。我们的虚构文学已经非常的脱离现实了，动不动就是穿越，对当下的实事没有任何的关注，就像是泡沫狂欢，一个人可以，一群人也可以，但如果变成了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危机的。这或许比我们今天在经济上经历的困难还要更加难以克服，持续的时间更长，因为这不仅是几年时间一个波动，还以一代人作为一个基础人点。
我们的历史学家，我们的文学家，如果我们不提供正确的观念，对于文学来说是没有出路的，最主要的是对于整个国家以及对别人来说都是危险的，对于自己来说就是更加危险的事情，他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干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自己的历史。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的这个作品希望对于中国的读者、中国的创作者能有所启发。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其实已经开始有了这方面的觉醒，而且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对这个社会是要承担某种责任的。之前讲了孔子思想不好的一面，但孔子思想也有好的一面，他删改《诗经》的时候就讲过文以载道，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是需要道德的、历史的、良心的，这样一些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当时的社会信息保留了下来，我们今天就可以依靠它们还原历史的细节，还原历史的面貌，如果没有这些文字，那么我们中国的历史只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大都是皇帝的事情，下面的人下面的社会没有人记录也没有人描述。但西方的史学、西方的人文跟中国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当然他们也关注上层社会，但是同时他们也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行业都在记录，所以他们的历史是一个真实的、丰富的、全民的历史，而我们的历史，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的历史，我们看不到普通人的身影、普通人的生活。而且中国人的历史观也塑造了大家喜欢看宫斗戏，因为觉得我们的生活不是生活，而他们的生活才是生活。真实的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历史从来也不是由几个后宫来完成的。不同的西方人到了中国，他们记录了那么多的中国现象，尤其是中国下层社会的现象，这在我们中国人的书写中是很难看到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或者说是价值观，大概是从孔子那个时期就已经塑造了强烈的等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面是重要的，下面是不重要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讲国学，说孔子很伟大，当然孔子是很伟大的，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看见孔子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好的“遗产”，封建时期的帝王为什么那么喜欢孔子呢？因为他承认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但西方历史在矫正我们，就像斯诺的《马帮旅行》以及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都可以说是非虚构类文学，没有文学想象，只有真实和客观的记录。
这些年大家又在讲，这些年中国比较重大的事情，改革当中一些重要的问题，都是在农村发生的，今天的城镇化给农村又带来的新问题。但是我们又在说，没有人做时政的一些工作，上海有个大学教授，深入到河南农村，写了一本书，叫《黄河边的中国》，就是调查几个村庄。同样也是在河南，出了一位女作家，叫梁鸿，她写他们自己的村，《出梁庄记》《梁庄在中国》这两本书，追踪了每一家、每一个离开了这个村庄的人，他们在城里干什么以及是怎么生活的，是非常有力量的作品。当然我也要推荐我自己的作品，刚才主持人也介绍过了，我要客气地说这本书写得不够好。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来谈谈非虚构文学。
如果我们的虚构文学还在讲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还在用美的东西娱乐地包装自己，这将导致切断与这个社会的关注与批判。后来非虚构文学出现了，有一些读者他们也慢慢地从虚构文学转向非虚构文学，也就是说我们的读者当中也有很多人是关注着这个社会的。我再举两本国际上的书吧，因为最近阿列克谢耶维奇得了奖，有些媒体也不下功夫地说非虚构文学的春天到来了，连诺贝尔奖都可以得，其实诺贝尔奖早就给过非虚构文学了。
今天早上我是从扬州坐飞机来到这里的。在扬州要看他们的历史，也只是记录了一些知府的，那古代扬州的社会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又得看外国人记录的了。马可·波罗宣称元朝的皇帝让他当了三年的“扬州市市长”，但中国的历史当中就没有这些记载，但他确实也是。当然诗歌里也有很多描写扬州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中国的文学是写得很美好的，当然书写美好是好的，但总觉得少了一些时政主义、科学主义的东西，使我们触摸不到真正的现实，写了那么多“二十四桥明月夜”，需要考证“二十四桥”在哪？却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希腊总统曾经到访扬州，找不到“二十四桥”了，结果实在没有办法，就指某一座桥说“这就是二十四桥”，结果希腊总统却问：“不是二十四座吗？怎么只有一座了？”其实我们诗歌里面写了很多这种东西，但都是写它的美妙，到底在哪？我们就不讲究了，所以我们找不到“二十四桥”曾经存在过的地方，所以说这些就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当中过于倾向虚构、过于倾向美化所造成的一个缺陷。
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一个记者，从事的写作就全部是非虚构。今天我们走到中国的书店大概可以看到她的三本书，第一本书是写二战的，是苏联红军参加二战。因为她是女记者，所以她写战争中的女人，参军了的女人，她们在战争过程当中做了什么，在实际经历以及情感上又是怎么样的经历，这本书写得非常好。然后她又写了第二本书，三十多年前的阿富汗，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控制阿富汗，需要扶持一个亲苏联的政权，有一年，被扶上台的阿富汗总统，开始流露出要疏远苏联的迹象，一晚上苏军就把阿富汗的全境占领了，阿富汗的游击战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西方人都是这样，还有以前的塔利班也是这样，最早武装他们的是美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打苏军。然后她就写了《锌皮娃娃兵》，真正在前锋打仗的人都只有十七八岁，所以她说他们是娃娃兵，锌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会把战死的娃娃兵用一种锌做的金属棺材运回国内，这本书就是揭露阿富汗这种不正当行为的作品。现在爱国青年很多，特别是网上很多，真正爱国的青年要么战死在前线，要么在反思今天的现状，他们都是反对这种战争的。
大家都知道宜宾有个李庄，李庄在抗战时期很重要，很多学术机构内迁到李庄。比如同济大学就迁到了李庄；我们今天的建筑研究社，以前叫营造学社，就是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组织的学社，也迁到了李庄；大家知道民国首府是南京，叫南京博物院，那个时候没有地方去，也迁到了李庄；在台湾叫历史语言研究所，又叫史语所，也迁到了李庄。李庄这个几千人的小镇，是中国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中心，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因为很多学术机构、研究机构曾经都落脚在这儿。但后来几十年都没有人去过问这些事情，后来是由我们一个四川的、记者出身的作家岱峻，写了一本关于李庄的书叫《发现李庄》，一本非常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三本书就是《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也是一些幸存者的回忆，然而她采用了一种方式，口述史的方式，这是非虚构里很重要的一门学科，之前历史学家采用这种方式来记录，采访成千上万的人，用录音录下来，当成资料集体保管。后来文学家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就是我刚才讲了非虚构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客观。
几年之后，又有一个叫作顾彼得的俄国人，来到了丽江。顾彼得在丽江待了七八年时间，他是什么时候到的丽江呢，抗战爆发的时候。抗战爆发的时候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帮助中国人民有很多方式，并不全是走上前线。当时的中国，社会生产力太低，组织方式尤其是底层组织方式太过于落后。所以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孔祥熙先生，他除任职国民党的部长以外，还成立了中国的工业合作社，工业合作社请到了很多外国人，也得到了很多外国人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当时中国生产方式很落后，组织方式更落后，建这个合作社的目的，就是到当地去，把这些工业按照不同行业，比如铁匠、银匠、纺织等诸如此类，甚至烧炭的人，在丽江组织起来，组织成了一个行业工会。第一，大家可以在合作社中以互助方式共同来提高技术水准；第二，这些零散手工业者，只有构成一个商业性质的团体，他们才有可能形成今天所讲的品牌效益，享受到销售成本降低等节约化带来的种种好处。但又是这样一个非专业的人，在离开丽江后写了一本书——《被遗忘的王国》，而今天大家去丽江，如果要了解民国时代的丽江，中国人民有什么文字？即使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文字。所以今天，作为一种真正介绍丽江的书籍资料，摆在丽江街头，还是顾彼得先生写的这一本《被遗忘的王国》，里面除了记述他建立种种合作社的经历以外，还广泛地考察了丽江的社会形态。比如说在抗战时期，我们别的地方的陆路被封锁后，还剩下一条重要的商道，就是从印度到拉萨再到丽江再到康定这一条商路。所以说丽江在那个年代，跟今天一样，在民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有特别的繁盛的商业，驿道上的商业，茶马古道上的商业。他在考察了这种详细的商业形态之外，还考察了这个地方不同的民族，因为除了纳西族以外，丽江还有白族、汉族、回族、藏族、彝族，很多种不同的民族，还有我们今天讲的摩梭人——泸沽湖地区的民族，顾彼得对他们的来龙去脉都做了很好的研究和调查。什么是非虚构呢？这样子的书就是真实的、客观的，用一种充满学术性的精神，但是又采用了一些文学性通俗的表达而形成的文本，这种文本叫作非虚构。
文化问题从来都是大的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说今天是盛世，很有钱，中国历史上有钱的时候多了，最后这些钱去哪里了呢？都是因为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然后我们又重新来过，很多问题都是文化问题、观念问题。今天谈到非虚构文学应该要有文化责任，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人负起自己的责任，那么作为读者我们多读一点有价值的书，好一点的书。可以有娱乐，但不要只有娱乐，这是由这种文化塑造出来的人格和道德的问题。
随着今天文学形式的变化，非虚构文学也因此变成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面，每年由《纽约时报》发布的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图书排行榜，只把图书分成两类，就只分虚构或者非虚构，虚构的是哪些，非虚构的是哪些。所以就出现了很多非虚构作品，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
客观说起来简单容易，但做起来是很难的，人不是左边就是右边，要么就是中间。但这个中间也没有绝对的中间，要么就是偏左要么就是偏右，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哪怕是可以完全忽略自己的意识形态，但还有第二层的道德意识，我们是会判断对与错，或者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哪个是卑劣的哪个是高尚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就采用口述史的方式，直接采访那些人。那些全是别人说出的话，她就只添加一句，就是介绍那些人是谁，以前在哪个师当狙击手。二战中其实有很多女兵，主要就是当狙击手，很多时候女人打仗比男人厉害，但是又不能让女人那样残酷地去冲锋，最多的还是在连队里面的医务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当炮兵的。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几百上千人，都是他们自己口述的，所以在非虚构的历史当中又出现了口述历史，都是主人公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有些经历是相当惊心动魄的。比如说，她写女兵参加二战的这本书，里面有些经历我们很难想象，也不是我们中国电影里那么简单。
现在有一个词是叫“粉丝”，但我更愿意说读者。读者是有思考的，是有主动权的，读者和创作者之间一定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和反馈机制。今天我们正在形成一种恶性的反馈机制。娱乐性不够就还需要加入娱乐性，据说在横店表演死掉的日本兵已经超过了抗日战争死掉的日本兵的总人数了，群众演员死一次三十块钱。我呼吁大家不要做“粉丝”，我呼吁大家做读者！谁出来都不要尖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种时政的全面观察，中国的观念应该要有，其实这些年也有很多作家，以及不是专业作家的人也充分意识到，我们书写这个社会、记录这个时代的重要责任，虽然不是所有人，但至少也有少部分人。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中国人要补上这些东西，我们要好好记录我们的历史，好好地观察这个社会，记录这个社会，避免将来我们想要复原自己基本的历史还要去找外国人写的书。现在很多研究这些方面的都是靠当时外国人写的书。从元代开始，外国人到中国的越来越多，他们也很喜欢记录这些东西，传教士做记录，外交官也做记录，甚至军人也做。但是我们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缺陷，也是我们需要探讨非虚构的一个理由。我还想讲一个现代的例子，有人说建长江三峡，其中很多人移民，当时也有很多人写一些作品来歌颂这个伟大的工程，但是大家读过几本，知道几本呢？但有一个美国人，而且他也不是专业的作家，写了一本书叫《江城》。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何伟。他来的时候只是个毛头小伙子，是1996年来中国支教，来中国做志愿者的，去了一个叫涪陵的地方支教，涪陵那个时候大概下面有一个师范学校吧，在那个师范学校里面教英语。外国人所感知的那种人文能力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作家在那里，但没有一个人能用他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成为美国很出名的非虚构作家。他在涪陵的时候，写的一些文章最早是放在网络上，然后像《纽约时报》《纽约客》这些很出名的媒体就邀请他开专栏，那他就在涪陵一边学习中文，一边教英语，再一边写东西。到后面写的三峡大坝要修起来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都会被淹没的这些，都要变化，那么这些人、这些事他都如实地记录了。当陆续写后面的书的时候，中国的自驾时代已经开始了，很多地方都开始修高速公路，他又觉得这个发现很有意思，就办了驾照，买了一辆车，最后开车游遍了中国，由此又写了一本书叫《寻路中国》，又成为畅销书。去年我们在一个非虚构的讨论会上再次相遇，下来我们聊到他回美国的两年，但是他表示在美国感觉待不住，我问他现在在哪里，他说他在埃及，一家老小都被他接到了开罗。大家都知道埃及现在时局比较动荡，他就说这个地方不就正好是充满变化的地方吗，所以他现在又在学习新的语言，阿拉伯语，埃及的语言，可以让他更好地记录。前几天我们邮件联系，他的新书又要出版了，是关于埃及的记录。
我想举一个跟中国有关的例子。
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我一般不愿意用这样的过于学者化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认知和工作。在对待非虚构这样一种文体的时候，我始终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在我们开始写作之前，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过的，能够提升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够使我们洞悉当下社会，或者是逝去的历史当中的某些隐秘的那些文本，我们说它是成功的文本，好的非虚构。第二，我们的文学向来就是，尤其是中国文学，并没有非虚构的传统。想想我们中国文学的源头，从诗歌开始，从散文开始，然后出现戏剧、小说；但主要还是在虚构文学的方向上发展。我们一旦说非虚构，马上就把它归入到历史写作。当然历史写作，比如“二十四史”做的方法，除了某一些篇章，像《史记》《左传》里的，因当时文史不分，还有一些文学色彩以外，后来的历史书，就真正变成了跟文学没有太大关系的另一种文本。当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系统的观察我们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民族或者多个民族记忆的文本，它叫作历史。所以国际上兴起来一种新的文体——“非虚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问非虚构是什么东西。
（在成都图书馆锦城讲堂的讲座）
其实口述史的非虚构历史很长，其实早在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前，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读过一个美国人写的书，也是一个记者，叫斯特兹·特克尔，他写过两本书，就是我刚才说的口述实录，我只讲其中一本《美国梦寻》。今天中国不是讲中国梦吗？我觉得多少是受了美国梦的启发。美国在建立了美利坚这个国家时就明确有一个梦想，后来在实行民权主义的时候，黑人民权主义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他的演讲题目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有七八段话。其实他的所有梦想都是结合美国宪法保障的那些普通人的权利，自由、平等这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第一句话就是把这两个词写出来，美国梦最后具体阐述的是什么？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多种族的国家，一个人，不管你的出身，只要你合法地成为美国的公民，美国的体制就会切实地保障每一个公民追求成功、发展自己的权利，所以这个就叫美国梦，《美国梦寻》就提到了这是国家提倡的权利。特克尔这个记者特别有意思，他就访问了一百个各种各样的美国人，有人实现了他的梦想，有人还在实现梦想的途中，当然也有各种原因追求梦想失败的例子，所以他才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整体的美国，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几代美国的人和在美国刚刚拿到公民身份的人他们不同的处境，方式就是他们自己讲述，我个人觉得他讲述的方式比阿列克谢耶维奇还要好。但很可惜他只得过美国的普利策奖。普利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及新闻奖项，国际上一个重要的奖项。特克尔也采访过二战，而且他两本书都是采访一百个人，那么多经历过二战的那些不同的人、全世界的人，视野很开阔，而阿列克谢耶维奇主要在揭露苏联的，而且从写作水准上讲，我敢保证我读过的特克尔更好，当然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很优秀，但是到后来读她写的《锌皮娃娃兵》的时候就有一种不舒服感。她写二战的时候写得非常好，就像我刚才讲的她能做到客观性，做到客观性并不容易。等到她来写阿富汗战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中国会有的普遍现象，我们的一些知识人，很多言论很多东西好像是一种表演，而且这个观众不是粉丝们，是老外们，希望他们看着会喜欢，我觉得这种现象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身上会有。选谁来说也是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讲了两个客观的难度了，你自己在叙述的时候很难，那么你让别人说的时候也是有困难的，他说的哪些你选了哪些你没有选，那又为什么你选了这个人说的又为什么没有选那个人说的，你选了五百个人，最后只采用了一百个人的，放弃另外四百个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他讲得不好？还是他某种情况下没有符合你暗定的某种标准，那么到她《锌皮娃娃兵》的时候，一方面佩服她的勇气，但一方面也看出来带有一些表演性质，当然这个表演不是表演给苏联人看的，一定是表演给苏联人之外的人看的。所以说这些也是需要警惕的，你说有没有政治？没有政治不可能，但也不至于阴谋论那么厉害，但当我看《锌皮娃娃兵》的时候，我心里是不舒服的，以至于我最后没有看完，我决定不看了，因为她有先入为主的东西。而且这个时候苏联都倒台了，骂骂苏联很容易，即便她得了奖，但之后也容易失去一些东西。
二次大战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战争一结束英国人就把他选掉了，英国人为什么要把他选掉呢？丘吉尔是太伟大了，一个伟大的领导再领导几年就没人敢反对他了，就成了神了，趁他还没有成熟就把他选下来，丘吉尔接受了。再之后他写了《二战回忆录》，马上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不是因为别的得的奖，就是靠他下台之后写的《二战回忆录》，这个回忆录也是非虚构文学的其中一种。日记也是非虚构，有一种日记是本来就打算发表的，别的作家也得过诺贝尔奖，有个英国作家叫多丽丝·莱辛，前年去世了，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老电影叫《走出非洲》，那个电影非常漂亮，就是讲白人殖民者在非洲经营农场的故事，就是讲农场的一家人有什么家庭矛盾。电影拍摄的地点在白人统治时期叫南罗德西亚，今天有一个新的名字叫津巴布韦，它的总统都九十二岁了，据说还要连任两届，那里的货币面值太大，已经破了世界纪录，最后没有办法就只能用美元，那里的货币十兆大概能换一点多美金。多丽丝·莱辛就是在这里长大的白人。从某种程度上说非洲是黑人的国家，白人只是殖民者。多丽丝·莱辛年轻的时候加入过共产党，她是白人农场家庭出生的，她觉得黑人就应该自己当家做主，她觉得黑人就应该主宰自己的命运，结果她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境了，她被驱逐了二十多年以后，黑人胜利地推翻了白人，多丽丝·莱辛很高兴，她想回去看看解放之后的人们，结果回去之后大失所望。第一个腐败；第二个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需要的但改革并不成功。像以前白人殖民的时候，他们的农业在欧洲，当他们把这些土地再一块一块地分给当地人的时候，相当于农业大后退，现代化的农业回到了小农业生产，再有技术问题以及环境保护，更不要说销售产品。看似很正确的一件事情，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它曾经是非洲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只用了三十年就变成了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多丽丝·莱辛支持这个政权在理论上是没错的，回去一次写了很多文字，没有发表，还安慰自己或许是因为他们刚刚上台，不会管理。过几年她再去看，她很伤心，看见环境破坏很厉害，官员非常腐败；结果下一次去，她发现比上一次更严重了，再下次去还是发现比之前的更严重。她一共回去了四次，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去的这四次都有所期待，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她写了很多，写了腐败写了一些帮他们的话，第二次去文字就变短了，第三次更短，最后一次去只写了四页纸，感觉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而且她再也不会回去了。最后她把她这四次去的记录以及亲眼看见的写成了一本书，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非虚构作品，叫作《非洲的笑声》。她觉得自己这个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被非洲嘲笑了，曾经有一位欧洲哲人说过一句话：“我要提醒爱国的人们注意，我们是要有一个国家，但是我们还要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这句话也充分诠释了《非洲的笑声》。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的一个地方，丽江。但是今天我们去到丽江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如果想要了解丽江，只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说。几千年来，中国人自己并没有积累很多关于丽江过去的、现在的，尤其是对当地的纳西族文化的认知。
我在找云南史料的时候，找不到我们中国人的记载，那后来我又找到一个，也是往丽江去的，这个人其实在中国很有名，叫斯诺。大家都知道斯诺写过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就是最有名的非虚构，他其实是一个冒险家，二十多岁就来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他去了延安，但他20年代就已经在中国了。有一次他徒步从昆明到越南，于是就写了一本书——《马帮旅行》。我们经常讲茶马古道，当时马帮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样子，路上的情况以及旅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很多旅游景区都拿着茶马古道打招牌，但真的问是什么意思，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后来我说介绍你们读一本书，就是这本《马帮旅行》，斯诺在没有写《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20世纪20年代就写了这本书，而且那个时候中国大部分的地方土匪很多，但有个叫诺克的美国人跟他一起走，他的安全得到了很大的保障，因为诺克是美国农业部派来做调查的。诺克自己有一个十二个人组成的护卫队，全副武装，还有专业的厨师，在路上每天要吃饭的时候，也是要把餐桌打开，铺好餐桌，放好餐巾，倒上红酒，还要每天打开帆布浴缸泡热水澡。斯诺是一个比较“左倾”的年轻人，所以他看不惯，但又想着没有办法，那就还是跟着他走吧。其实诺克也是很看不惯斯诺的，也想把他赶走，但两个互相看不惯的美国人，在当时的中国又不得不结伴而行，所以这些文字留下了很多很多当时那个社会的信息。
最近美国国家图书奖也是给了一个非虚构作家，也是一个黑人，人人应该生而平等，但他发现到今天为止，在底层社会当中他的种族歧视是被消灭了，还是只是被掩藏起来了？他就是从这些问题来创作的。大家要注意，美国在把一些电影给我们看的时候，他们自己的文化建构却是这样的。当所有人被他们的娱乐片弄成傻子的时候，他们一定很得意地认为他们自己是更聪明的。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