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一些沿革地理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学者在对古代地理著作的校勘中，往往依据多种资料对一些政区沿革、河道变迁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如胡渭关于黄河河道的历史变迁考证；杨守敬《水经注疏》中的许多考释工作等。
吴增仅撰、杨守敬补正的《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八卷；谢毓英的《三国疆域表》二卷等，可补《三国志》无地理志之缺；洪齮〔yi椅〕孙的《补梁疆域志》四卷，可补《梁书》无地理志之缺；臧励龢《补陈疆域志》四卷，可补《陈书》无地理志之缺；汪士铎《南北史补志》14卷，可补《南史》、《北史》无地理志之缺；练恕《五代地理考》一卷，可补《旧五代史》郡县志及《新五代史》职方考的简略。《北齐书》、《周书》虽未有专门补志，但实际上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补遗》，对梁、陈、北齐、北周、隋的地理都有补注和考证。此外，洪亮吉的《十六国疆域志》(16卷)，也对《北齐书》、《周书》地理志的补著有一定意义。
第二，订正讹误，增补内容。如吴卓信的《汉书地理志补注》，就对班固《汉书·地理志》中许多错讹之处，旁征博引予以纠正。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为《隋书·地理志》全文的六倍，不仅纠正了《隋书·地理志》中的错谬之处，更重要的是扩大、丰富了它的内容。
第一，订正文字，理顺版本。即通过文字、版本比较校勘，恢复了各种地理著作的原来面貌，便于后人阅读、使用。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工作，就在于校理清楚了《水经注》在传抄流传过程中，“经”文与“注”文之间、篇目之间的混乱现象，逐渐理出一个比较正确的《水经注》版本。
除以上几种地理著作的校勘整理外，清人还对《穆天子传》、晋代法显《佛国记》、唐代杜环《经行记》、元代耶律楚材《西游录》等著作中的地理问题，也都进行了校勘、注释、整理。
关于《山海经》的校勘，主要有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18卷；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18卷。毕沅主要对《山海经》的篇目、文字、山川等进行了考证。尤其是在山川方面，加强了地理内容的考释。郝懿行较毕沅晚，他的著作除文字等校释外，对山川、方位等论证，多与毕沅相同。
清代学者在对“正史”中的《地理志》进行校勘、注释的同时，也对24部“正史”中没有《地理志》的八部(即《史记》、《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进行了研究，在汇集、分析古代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地理志》的补著工作。其主要成绩如下：
关于《水经注》的校勘注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自问世以来，即被后人广为刊印、传抄、引用。到宋代时，版本间已有了较大差异。所以，金代即有人开始进行《水经注》的版本、文字整理校订，但直到明代朱谋玮的《水经注笺》，整理都不十分精慎。到了清代，对《水经注》的校勘研究一下子成了一门用功最多的学问，几乎清代第一流的学者、地理学家，十有八九都校注过《水经注》。如清初有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顾祖禹、胡渭、黄仪、刘献廷；清中叶有齐召南、全祖望、戴震、赵一清、孙星衍、段玉裁；清晚期有陈澧、王先谦、杨守敬、熊会贞、丁谦等。当时为《水经注》校勘、考订、注释、作图的各种版本不下50种，而其中最著名的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的整理本，即：全祖望的《全氏七校水经注》、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戴震的《水经注》、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
关于《禹贡》的校勘，主要有胡渭、徐文靖、朱鹤令、丁晏等。胡渭(公元1633—1714年)搜集历代方志舆地著作史料，对《禹贡》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考释注解，还对所谓“禹河”(传说大禹治水之后的黄河下游河道)在历史上的迁徙，以及汉、唐、宋、元、明代黄河河道，进行了精密的考证。著有《禹贡锥指》20卷，地图47幅。晚于胡渭的徐文靖在胡渭研究的基础上，又旁征博引，参校其他版本著作，写成《禹贡会笺》12卷，总汇各种校注成果。胡渭、徐文靖的著作在校勘《禹贡》中，最为重要，考释详细繁多。此外，在他们之前的朱鹤令曾写过《禹贡长笺》一书，校注《禹贡》；晚于胡渭、徐文靖的则有丁晏、程瑶田等关于《禹贡》的研究。丁晏著有《禹贡锥指正误》，以指明胡渭校注中的一些错误；程瑶田著《禹贡三江考》，主要考释长江。
清以前的24部“正史”中，16部有《地理志》，清代学者对这些“正史”《地理志》进行校勘、注释的人很多，著作也很多。主要有：钱坫〔diàn店〕撰、徐松集释的《新斠〔jiào叫〕注汉书地理志集释》16卷；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四卷；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103卷；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五卷；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九卷等。在清代校注“正史”《地理志》的学者中，尤以清末丁谦(公元1843—1919年)的校注考证最为丰富和著名。丁谦刊行于世的“正史”地理考证著作就有17种35卷。上自《汉书》，下及《明史》的边疆域外地理都有考证。如：《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二卷；《汉书·西域传》地理考证一卷；《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一卷；《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一卷；《明史·外国传、西域传》地理考证二卷等。
清代对古代地理著作的校勘、整理、注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绩：
总之，由于清代学者的努力，基本上补齐了我国古代正史中的《地理志》一章，使自汉至清一直贯穿下来，形成我国古代地理学中独特的正史地理志著作体系。
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顾祖禹等为代表，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新风，极力主张做学问要为社会服务，要探求科学规律。但是，从不久的雍正时代开始，清政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严禁人们评议时政，制造了几起骇人的“文字狱”，迫使学者走向脱离现实、埋头书案的古籍整理工作，终于形成以文献校文献的整理、校注古代典籍的乾嘉“考据”学风，并一直影响到清末的许多治学工作。这时的地理学研究也不例外，亦出现了校勘、注释、整理、补作古代地理著作的高潮，以致成为清代地理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特点。
我国古代地理著作很多，成书时间也较早，在长时间的流传中，主要靠相互传抄、翻刻，所以，到清代，各种古代地理著作的版本就比较多，相互之间都有缺漏、差异，甚至造成意思上的矛盾。加之我国上古、中古语言文字变化较大，使后人对前人著作的理解因时代而不同。这些都为后人的阅读造成极大困难。因此，由乾隆时代兴盛的“考据”学派，其最主要的工作，首先便是对古代著作进行文字、版本上的整理、校勘和意义(内容)上的注释。在地理学方面，用功最大，成绩最著者，主要是对《禹贡》、《山海经》、《水经注》以及历代“正史”《地理志》的校勘、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