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经纬度制图法在中国传统地图中的出现，除了作为独立的西方制图法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等，存在于清代的大量地图中之外，重要的是在清后期的许多中国人绘制的传统地图中，出现了不少采用西方制图法的痕迹，如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湖北出版的《大清一统舆图》(又称《皇朝中外一统舆图》，邹世诒、晏圭斋等编绘)，就是将西方的经纬度和传统的计里画方法混合使用。清末，为编制《大清会典舆图》，在其所规定的制图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以传统画法为基础，采用西方制图法，如：既规定使用计里画方法，又要求省图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圆锥投影”法。而在已编成的许多省级地图集中，都体现了这种中西制图法混用现象，如《甘肃全省舆图》、《安徽舆地图》、《陕西省舆地图》等，不仅有经纬度，还有图例方面的科学化革新。尽管这些图上的经纬度、投影法等，都极为简单，不准确，但却是中国传统地图法向近代科学制图方面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作为地理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图，在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除了各种地图大量出现外，最突出的发展变化是：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和经纬绘图法在传统地图中的出现。
《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初刊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计67篇，续刊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凡71篇。包括《禹贡九州图》、《尔雅殷制图》、《职方周制图》、《春秋列国图》、《七国形势图》等。后几经增补，1911年刊行，名为《历代舆地图》，其中隋代以前各幅地图，多附有序、表或札记。该图以清代《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采用经纬度制图法和朱墨套印法，以红色表示清代地名、山川，黑色表示古代山川形势。据《观海堂地理书目》统计，这部大型历史地图集共分358卷，45个图组，分装为34册。该图集无论从制图方法，还是从其通古贯今的系统内容上，都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是清代，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空前的地理巨著。它一出版，即广为流传，影响极大。
《水经注图》是杨守敬的又一部历史地理力作，是杨守敬配合校注《水经注》所作，全图采用古今对照、朱墨套印法，将郦道元《水经注》所述各项内容，标注在当代(清)地图上，即所谓该图“皆循郦氏步趋，必一一证合。以书考图，以图复书，无不吻合，而流移变动如诣指掌。”(《水经注图·序》)它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地图理论在中国日渐隆盛，早在1916年林有壬就翻译发表了有关大地测量方面的论文，系统介绍西方地图测绘工作的新进展(《地学杂志》七卷一期)，此后，曾世英等人即注意到摄影测绘与地形、投影的关系(《地理学报》，三卷三期，1936年)等。使30年代的中国地图学已努力与西方新的地图学理论方法保持同步。1933年上海申报馆出版了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三人合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与《中国分省新图》，它们均采用等高线及分层设色法表示地形，新的投影法(前图为亚尔勃斯投影，后图主要为圆锥投影)。该图一出版，即大受欢迎，也深受西方同行的赞誉。先后增订五版，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各式地图的基本图样，也使中国传统的旧式地图逐渐走向消亡。因此，可以说，以30年代《申报》馆出版的丁文江等合编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为标志，西方制图法彻底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法制图学。
早在清初，胡渭《禹贡锥指》中就附有18幅历史地图，清道光(公元1821—1850年)时，李兆洛(公元1769—1841年)主持编绘的《历代舆地沿革图》、杨守敬(公元1839—1915年)所绘制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和《水经注图》，更是将清代，以及中国古代传统历史沿革地理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关于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在中国出现很早。晋裴秀即绘制过历史地理图集性质的《禹贡地域图》18篇。而清代的历史地图集的编制，不仅种类众多，而且在质量、范围、系统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