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教授又一次插了进来。
“听着，别装傻，让你的老板接电话。是关于他女儿——我救了她一命的那个女儿。”
“对不起，先生。”他简短地说。
“我真的不知道。事实就是如此，马修。”
他知道些什么事，但没有告诉我。
“别急，马修，”他说，“你经历了不少事。我是说，你真的能够对孙子们吹嘘说你脑袋中了弹，却活了下来亲自把这事讲给人听。”
“好主意，”我急切地说，“咱们马上给他打一个电话。”
“我以为她在苏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后看见的是，他们把你抬上直升飞机的时候她握着你的手。”
“那你究竟觉得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难道没有一个意大利女孩吗？”我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我是说，不可能没有。西尔维亚是和我在一起的，我知道的。她很漂亮，黑头发，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
不知何故，这倒起了作用。他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久，一位英语说得像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一样的绅士接了电话。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绝对不可能，”我火冒三丈道，“她不可能就这么无影无踪了。”
“这么有名的一个人如果出了什么事，肯定会有个大标题，女继承人遭绑架什么的，对不对？”
“请讲吧。”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兰的电话号码吗？”
“我能和她说话吗？”
“我是塔木兹教授。5天前我们收你进院，一颗子弹嵌在你的蝶骨中，离大脑非常近。当时情况非常严重，我立刻给你做了手术。很高兴看到你脱离了危险。”
“不，不是。”我抗议道，越来越激动。
“马修，我们只知道医生告诉你的这些。在美国的时候，我们看到新闻里有一小段报道，说有一个美国志愿者在厄立特里亚被击伤，并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受害者。”
弟弟补充道：
“我究竟是怎么到这里的？”
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他好像听不懂我的话，只是安慰我说：“放松点，最重要的是你没事。”
“有这么两个家伙——三个，带着步枪。他们想俘虏我们。他们开了枪。我也开了枪。我想我打中了一个。”即便在那个时刻，我仍无法面对我真的杀了一个人的可能性。我更关心的是我所爱的女人，所以我对他们喊了起来：
他的应对——只能叫应对，因为这实在不是个回答——光溜得像丝绸一样：“她现在心情很不好，马修。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
一个矮胖结实、头发灰白、穿着白大褂的男人走进了我的视线，抢过了话头。他的英语口“音很怪。
“晚上好，希勒医生。我是达历山德罗。对你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尽。非常高兴听说你身体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挂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复情况。”
刹那间的犹豫后他平板地说：“当然活着，那得感谢你。是她把你弄回来的。”
并且希望，打穿了我头骨的那粒子弹当时就把我打死。
“别废话了，行不行？西尔维亚究竟是死是活？”
我一定还在药力的强大作用之下，因为我无法让家人明白这事有多么紧迫。此刻我甚至都不知道西尔维亚是否还活着。一想到这一点，我的灵魂就痛苦无比。
我急切地看着教授。“有谁和我在一起？”
母亲进一步解释道：“马尔科姆上个星期和我们一起飞过来，整个手术过程中他都和塔木兹教授在一起。他说手术棒极了。可惜他自己有紧急病人，不得不赶回迪尔本去。”
“啊，是我。”他答道。就连只是在半清醒状态下的我也能感觉到他在隐瞒着什么。
“蔡兹，”我抬眼看着弟弟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下落的？”
我拼命想说话，大口吸着气，可是发不出声音来。
“那她现在在哪儿？”
“谁安排飞机把我送来的？”我问道。
见鬼，我甚至无法逼他说出西尔维亚在不在那里。作为最后手段，我决定孤注一掷。
虽然刚刚才清醒过来，我马上的反应却是：“西尔维亚呢？”
我拼命回忆。然而，要记起最近发生的事情简直是难以形容地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记忆的堡垒发起进攻，要在这面石墙上打开一个缺口。
我感到有一只手亲切地抚摩着我的手。我听到了弟弟的声音：
“一个年轻的神经病学家和一个护士。”
“也许佩尔捷大夫会了解点情况，”蔡兹建议说，“实际上他昨天刚来过电话，我们答应他你一醒过来就通知他。”
我终于说出了要说的话。
“西尔维亚在哪儿？”
“我看现在不是时候。”
我把电话递给蔡兹，他记下了弗朗索瓦告诉他的一串数字。然后，我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命令弟弟立刻给我往米兰打电话。
我无比痛苦地倒在了枕头上。
“我可以和达历山德罗先生说话吗？”
好一个自命不凡的杂种。
“帮我们从飞机场把药品运来的红海石油平台的一架意大利直升飞机。你还记得吗？你上了飞机，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说，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这位先生继续用这奇怪的口音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你现在是在苏黎世的大学医院里。”
“你还记得中弹前的事吗？”他问道。
“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谈话继续下去了，”他彬彬有礼然而十分坚决地说，“再见，医生。”
我的绝望情绪影响了大家。家人对我的健康越来越担心。每个人都想找到办法让我平静下来。
“马修，能听懂我说的话吗？”她担忧地问道。
此时此刻，我连自己是谁都说不准。
瑞士！这消息并没有使我明白什么。我于吗在这儿？
我强烈地预感到，这将是我和达历山德罗家族的最后一次联系，因此我决心把要说的全说出来。“见鬼，达历山德罗先生，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为了她，我可能杀了一个人吗？”
“显然你是由一架私人急救飞机送来的。”蔡兹说。
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接了电话。“请找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讲话。”我用意大利语客气地说。
“什么直升飞机？”
看到我睁开了眼睛，妈妈露出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有的，不过我怀疑这对你会有什么用。”
感谢上帝，我心里想，我要娶的女人还活着，很安全。可是她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在这里呢？
“我们遭到袭击的时候，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是和我在一起的。请你们哪位告诉我她怎么样了好不好？”
“那西尔维亚去了什么地方？”
“希勒医生，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吗？”
上帝。这就是说，这家伙实际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从来没有想到给我打个电话，说声谢谢？直觉告诉我，我的时间很少，因此我决定单刀直入。
“我们接到米兰一个医生的电话，他没有多说细节，只是告诉我们你受了伤，正在飞往苏黎世，将由世界上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给你做手术。从我看到的一切而言，他所说的都是实话。”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接通了厄立特里亚，但是我终于听见了弗朗索瓦的声音，好像是穿过了厚厚一层静电干扰传来的。
就连这样强烈的情感宣泄也未能感动他，他仍镇静地——显然十分真诚地说道：“马修，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将永远感谢你。”
“不管怎样还是给我吧。”
1978年夏
柔和的阳光从窗子里射了进来，爱抚着我的脸。我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躺在一张病床上，脑袋很疼，胳膊上打着吊针。高高地站在一旁俯视着我、脸上布满倦容和焦虑的是母亲。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在什么地方？
“欢迎你恢复知觉，马修。很高兴你重回人间。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么使你纵容自己表现出这种廉价的英雄主义？”
“蔡兹，她没事吧？她跑出来了吗？”
我脑袋昏沉沉的，耳朵里听到的东西也丝毫不能帮我把事情搞得更清楚。
母亲说话了，流露出了担心。
“恐怕飞机上没有别人了。”塔木兹断言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