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谈话局限在过去是越来越困难了。
然后，她一声不响地拉了一长段曲子。我感觉到她正准备问我重要的事。我没有猜错。
弗兰克的《A调奏鸣曲》的钢琴伴奏声轰响着从巨大的鲍斯牌音箱中冲出——而且她的琴也拉得大响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我进来，但当我吻她的后脖颈的时候，她并没有感到吃惊。
“是的。”我答道，用的是希望他别再说下去的口气。
“不止这些。我的这个技术在丹佛和圣地亚哥有医疗小组使用，效果很好。但是你自己也是个医生，你知道不存在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这种事情。”
“我听见她在练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有两千个医生在35个国家工作，你怎么可以把这称做背叛呢？”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她可怜巴巴地问道，“难道你连喝点什么的时间都没有吗？”
“对不起，我还有一个约会。”
“谈了过去。”
我给我们两个人各端了一杯加州干白葡萄酒，但是她并没有放下琴。这时我才意识到，她要让大提琴作为我们谈话的第三者见证。终于，她放下了琴弓，喝了一小口酒。
不幸的是，我是他所喜欢的一个对话伙伴，他给我开电梯时总是半速行驶。
“啊，”我笑了起来，“这可真是中产阶级化了。”
我闭上了眼睛，但是无法入睡。最后，我穿上浴衣，走到起居室去看着窗外熟睡的城市。
“当然，我明白。我已经把你留得太久了。你明天给我弹钢琴好吗？”
心里想，不知一切将导向何处。
“你就不能往后推几分钟吗？”
“你今天回来得真晚，”我们楼里开电梯的人说，“有急诊吗？”
“不，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我猜对了——尼科确实逼她嫁给他来着。”
“好吧，大夫，”她两手往上一抬，说道，“保留你的幻想吧。”
“实际上还真见过，”她说，“在某种意义上他背叛了自己。”
“现在他不仅把衬衫扣得好好的，还真戴领带穿上衣了。”
“对不起，马修，不过你一向对我期望过高。你无法把一个任性的、被惯坏了的米兰女孩塑造成特利莎修女①”。
“你们谈了些什么？”
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手表。
女仆很快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有一瓶上品白葡萄酒和两只酒杯。
“今天够紧张的，”我答道，“想喝点什么吗？”
然后，我转过身对西尔维亚说：“我恐怕得赶快走了。”
“好吧。”我让步了，但是心里很生自己的气。
“讲给我听听，”我说，“我很好奇，想知道有什么能使你那了不起的理想主义消沉下去。我是说，你对儿童那么有办法。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厄立特里亚的第一个下午你诊断的那个亚急性的病儿。”
我慢慢走回家去，思绪万千。
“你后来有没有再见到过弗朗索瓦？”我问道。
我想起答应过8点后给埃维打电话。
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她等了片刻，然后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问道：“她仍旧很漂亮吗？”
她已经招呼了女仆，这时，她正站在一旁听候西尔维亚的吩咐。“你是不是还爱喝白葡萄酒，马修？”
“得了，西尔维亚，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忘记这一点的是你。”
5分钟后，她关上了她那边的电灯，躺在了枕头上。一时间，我想用双臂搂住她，主动和她亲热亲热。我正在犹豫之时，她翻过身去背对着我。我低声说：“埃维，我爱你。”但她似乎很快就进入了睡乡。
她看着我笑了。
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我曾一度熟知的那个西尔维亚。我很难掩饰我的失望。
“我等着你，马特。”
“我累了，”她说，“我想睡觉了。”
她微微皱了皱眉。“很久以前我就不得不放弃了医学。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哦，乔希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凯蒂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唐尼·科恩和保罗·多诺万过着完全正常的生活，而斯文·拉松的滚本球队刚刚成功地打进了州半决赛。”
这时，西尔维亚叹了一口气。“现在好一些了，马特。即使我死去，至少也见到你了。”
我的寻呼机突然响了起来。我拿出寻呼机，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是：给你的妻子打电话——5551200。
“出了点紧急的事，”我闪烁其词道（我到家后会向她说明一切），“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我迅速道了声歉，拨了这个号码。
①特利莎修女（1910-1997），出生于马其顿，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是救济贫民、特别是印度贫民的天主教仁爱传教会的创始人。
“不知道为什么，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相信这一点。除了那个姓李普顿的男孩，你还治好了多少人？”
我希望她不要再刨根问底了，她也没有再问。
我们无言地坐在一起，看着太阳渐渐落下。
啊，她到底还是一直关注着我事业发展的情况的。
“呃，明天我把登在《新英格兰杂志》上的一篇我最新的文章复印给你看看。”
我们往门口走去时，她挽住了我的胳膊。
“你不能想像今晚有多美好。感谢你所做的一切。”
“我可真幸运。”她说，脸上毫无笑意。
“说起医院，你最后专门搞了哪一科？”
“不爱。”我很快回答。也许回答得太快了。
“可是你不会死的，西尔维亚，”我强调说，“我不会让你死。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我们坐在一间天花板很高的餐厅里，墙上挂着雷诺阿、塞尚和修拉的油画，使这间屋子看上去像是个著名画廊的附属建筑。
“唉，马修，那是非洲。意大利完全是另一码事。”
“医学和婚姻不那么容易读到一起。这和当年我母亲在家的一角办《晨报》不一样。我用不着告诉你小儿科有多么劳神费力。再说，尼科需要我晚上在他身边，当然还有孩子们。”
“情况怎样？”她问，仍然全神贯注于音乐之中。
“尽快回来吧，我们有很多事要谈呢。我给你准备点吃的，你到家好吃。”
她看着我。
“有时候当个大夫不容易，是吧？”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我回来了。”我一面往里走，一面大声说道。我径直朝琴室走去。
“想的，”她说，“和你喝一样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发冷。
已经快11点了。我走进家门时，她仍在拉琴。
“意思是？”
“希勒太太还没有睡。”他告诉我。
“对不起，西尔维亚，”我不耐烦地说，“我真的得走了。”
这至少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消息，因为埃维只在白天练琴，除非是为音乐会做准备。她晚上练琴的唯一原因就是宣泄。
“不用了，我吃过点东西了。我真想见到你。”
而谁又能因她的恼怒去责备她呢？
“不过我还是和医疗行业有些联系的，”她带点辩解的意思说，“我是医院的理事之一，明年我将成为意大利红十字会的主席。”
我开始感到不自在，急于摆脱出来。
“去年我们在巴黎和他一起吃晚饭，”她接着说道，“他拼命想哄尼科捐钱。晚餐结束的时候，我们少了几百万美元，他在加蓬有了一所野战医院。”
也许是因为在夕阳的光辉下，西尔维亚的脸上似乎稍稍有了点血色。我们逐渐打开了记忆之锁，开始回忆过去的幸福时光。而我们是有过许多幸福时光的。15分钟变成了半个小时，这时她说“吃了晚饭再走吧？”这一回我本可以很容易地拒绝的，但我自愿地留了下来。
“就这些吗？”
“你没事吧？”埃维问道，“你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
她拿起琴弓，又拉了起来。
她无法掩盖我对这一点的承认带给她的伤害。我为什么没有在电话里告诉她？
我尽量不看着她，说道：“是的。”
“是的，路易吉，急诊。”
我想了一想，然后鼓起勇气说：“是的，今晚我和她在一起。”
“谈了些什么具体的事吗？”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又问道：“你还爱着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