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的就是这个词。”史蒂夫说道，像个孩子般咧嘴而笑。
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的职业生涯在某些方面是交汇的，这些交汇点谱写了个人电脑产业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为什么史蒂夫在NeXT如此失意，为什么重回苹果后却能扭转乾坤。尽管《财富》给采访定下的基调主要是回顾过去，不过大部分时候都在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探讨这两个男人将如何塑造未来的电脑产业。比尔和史蒂夫的个性截然不同，看待电脑产业的角度也不一样，不同的角度正反映了他们不同的个性。《财富》将两人视为个人电脑产业革命的共同推动者，这一定位无疑是正确的，两人还将携手推动个人电脑产业未来20年的发展，不过在1991年，要做出这样的预言还为时过早。从Apple II的推出到史蒂夫2011年去世，在这35年的时间里，从智能手机到iPod（数字音乐播放器），从最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到推动500强公司发展的大型主机，两人截然不同的理念将决定多类产品的设计、制造与营销。
苹果以前生产的电脑独一无二，但在斯卡利和继任CEO的领导下，苹果也在和其他巨头争夺同一片市场，情况每况愈下。到90年代末，麦金塔“1984”广告片中的预言似乎变成了现实。老大哥一手统治了电脑产业，芸芸众生都得接受老大哥的指示，个人电脑完全失去了“个人”的部分。电脑产业在微软铺设的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微软的霸主地位也越来越稳固，似乎Windows操作系统将永远占据统治地位。比尔·盖茨的发迹史沉闷无聊，就如同他一手打造的电脑产业，至少在史蒂夫眼里，这位比他成功得多的竞争对手所打造的产业就是如此无聊。
回到1981年，那时史蒂夫正在苹果钻研足以震撼世界的电脑，盖茨却在实施一项更伟大的计划。IBM一直在大力推广个人电脑，特别是向企业界推广，它很快便超越了其他竞争对手，包括苹果。随着IBM个人电脑的普及，微软MS-DOS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也在上升，只有苹果的操作系统可以与之相匹敌。但苹果没有授权其他电脑生产商使用它的操作系统，盖茨却把MS-DOS操作系统授权给了很多生产商，比如康柏、戴尔和捷威（Gateway），这些新来者很快后来居上，超过了IBM。IBM的个人计算机主要有两个标准配置：微软的MS-DOS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微处理芯片，这些新来者生产的克隆电脑同样有这两个配置，却比IBM的电脑运算速度更快、更敢于创新。比如，首先推出便携式个人电脑的是康柏而不是IBM，从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盖茨与这些小公司签订的授权条款与IBM是完全相同的，鼓励了克隆生产商的发展。微软的程序员也在不断地完善MS-DOS系统，为未来Windows的诞生奠定了基础，Windows支持图形界面，图形界面正是史蒂夫在丽萨和麦金塔电脑上率先尝试的。Windows很快成为除苹果之外所有个人电脑的标准操作系统。到1991年，比尔·盖茨的操作系统占据了个人电脑90%的市场份额。另外10%的市场份额是谁的呢？是苹果的，苹果正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越来越没有创新活力。
“这是个大孔口，”比尔答道，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笑着说，“这个孔口在不断扩大……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孔口，不应该用这个词。”
史蒂夫1985年离开苹果时，电脑硬件生产商都在争先恐后地设计最佳机器，谁的机器好，谁就能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6年后，情况完全变了，但从史蒂夫在NeXT的经历来看，他才刚刚开始意识到市场的变化。现在市场的主要竞争点在于向企业客户提供几百万台电脑。这些企业越来越依赖安装了定制化软件应用的电脑，以帮助公司开展复杂的数据密集型运算。企业希望这些定制化软件应用能用在所有的新机器上。NeXT电脑与Windows操作系统并不兼容，要让公司的数据在NeXT电脑上也能正常运作，就必须重新开发软件，费时费钱，成本高昂。企业客户想要的并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附加功能，他们甚至觉得那些附加功能很可怕、无法驾驭，他们想要的是运算能力、运算速度以及电脑的稳定性。
史蒂夫还有一个高兴的理由，但当时并没有人看到这一点，史蒂夫本人也不知道。
比尔与IBM的过招儿意味着他看到了IBM没有看到的一点：IBM正在寻找的操作系统软件将成为整个电脑产业的基石。操作系统管理着数据流，让程序员可以充分利用电脑的信息处理能力。程序员要完成一项任务，半导体芯片和电路是完成任务的载体，操作系统就如同在程序员和半导体芯片之间架起了桥梁。标准化的操作系统能让整个电脑产业受益，也会给开发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只有比尔意识到了这一点，其他人都没有。
客厅里只有两张埃姆斯躺椅，躺椅前放着脚凳。比尔和史蒂夫坐在两张椅子上，我坐在脚凳上。比尔时不时会起身活动一下，或是坐到另一张脚凳上，史蒂夫光着脚，大部分时间都盘腿坐着。乔治在房间里随意转悠，在两人说话时不停地拍照。
这座房子是史蒂夫不久前刚买的，他和劳伦都不想让孩子在伍德赛德那座年久失修、与世隔绝的房子里长大，他们希望孩子们能生活在更加靠近市中心的区域。这个安静的小区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步行就能到达附近的学校和市中心。史蒂夫的第一个孩子丽萨也和她的母亲住在附近，她已经10多岁了。房子里有巨大的木梁，金门大桥的混凝土架构也是以木梁为原型建造的。从湾区的标准来看，房子显得朴素低调。（约翰·拉塞特开玩笑地把它称为“汉泽尔与格蕾太尔”[6]的房子。）自买下这座房子后，这里就一直是史蒂夫的家。
乔治·兰格一直拿着相机在两人身边转来转去拍照，现在采访结束了，他要拍摄一张封面照片。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比尔坚持要赶去旧金山机场搭乘航班返回西雅图。乔治本来想在室外拍摄，不过最后决定在室内客厅通往二楼的楼梯处拍摄更合适。他向两位解释了原因，比尔向来不太在意拍照的事，只要快点拍完就行。但史蒂夫向来认为自己是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我为《财富》杂志做史蒂夫专访时，和他之间争论最激烈的部分往往是照片。史蒂夫对于文章配图的风格想法很多，特别是放在封面的肖像照。他对于自己的照片挑剔颇多，不仅要挑剔摄影师，还要挑剔照片的取景和构图。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多说什么，径直走上了红黏土阶梯，一屁股坐了下去。乔治看了他一眼，惊叫道，“史蒂夫，你没穿鞋！我们在为《财富》拍封面照片，你能去穿双鞋吗？”史蒂夫耸耸肩，说道，“好吧。”他跑上楼，抓了一双运动鞋，又跑回来把鞋套上，没有系鞋带。
1991年7月21日下午，5个人聚在史蒂夫家里，他的新家在帕洛阿尔托。那是一个星期天，天气格外闷热，气温飙升到90华氏度以上，史蒂夫没开空调，屋子里同样闷热不堪。史蒂夫和劳伦刚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里的阿赫瓦尼酒店度假回来，几个月前，他们就是在那家乡村酒店举办了婚礼。
标准化的进程却留下了一个缺口，给喜欢设计个性化电脑、看重个人体验的生产商留下了一片空白的市场，这个市场正是为史蒂夫准备的。采访进行的时候，史蒂夫依然非常迷茫，没有清晰的目标。他依然对斯卡利和苹果董事会的做法耿耿于怀，NeXT的困境也让他非常失望，但他依然希望能在电脑产业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是让另一个人一统天下，在如此复杂思维的影响下，史蒂夫不可能看得清摆脱困境的出路。未来几年，他依然会在NeXT和皮克斯挣扎。不过，最终他发现了比尔留下的那片空白市场——为个人打造无与伦比的机器。一旦发现那个市场并充分挖掘后，史蒂夫所受到的崇拜与追捧是比尔从没有享受过的。
在所有我撰写的关于比尔或史蒂夫的封面报道里，乔治的照片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两位年轻的大亨肩并肩坐在台阶上，史蒂夫坐在比比尔高一级的台阶上，两边是铁质的楼梯扶手。在我看来，两人的表情没有任何伪装，透露出了个性。比尔的表情就像一只刚吃了金丝雀的小猫，而史蒂夫看上去能把金门大桥推销给任何人（当然，比尔除外），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年轻人的狡黠微笑，看上去像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淘气小孩。
比尔对大变革并没有什么执念。他知道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总会出现，因为这是技术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但他更担心这些大变革会对微软的企业客户造成负面影响。“我想做的是让车开在现有的道路上，”他解释道，“我希望看到的是循序渐进的改变。”“美国公司开始大力投资个人电脑和关键软件应用，导致了比较独特的状态，”比尔说道，“5年后，任何一家软件商店都不可能为6种不同类型的台式机配备6种不同的软件，我个人觉得应该只有一种主流机型，销售的软件主要都是为这种机型服务的，当然可能还有别的机型，但我觉得不太可能超过3种。”
盖茨和葛洛夫深信，在不远的将来，那些昂贵的定制化工作站终将使用个人计算机的主板，其他所有昂贵的电脑类型都将经历这个过程，无论是微型机、大型机还是超级电脑，无论电脑的功能是为了给天气建模，还是为了控制核设施。（比如，2011年IBM研发的沃森电脑在参加一档智力问答节目《危险！》时，一举击败上届冠军肯·詹宁斯（Ken Jennings），沃森电脑使用的就是个人计算机的架构。）几乎所有的公司电脑使用的都是个人计算机的基础架构，由于使用的半导体元件与个人计算机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比大型机便宜得多，而且操作简单、更容易编程，操作系统往往使用的是Windows的改良版本。摩尔定律与个人计算机市场的爆发式发展让规模效应越来越明显。
不过，在那个7月的周日，两位都比较克制，没产生什么摩擦，也没有公开评论双方财富与地位的巨大差异。史蒂夫太骄傲了，不可能承认比尔的卓越成就，比尔则表现得彬彬有礼，没有对史蒂夫最近的厄运幸灾乐祸。他们表现出了对彼此的尊重，也了解彼此的优点。当天，两人之间并没有利害关系，还有《财富》这家主流商业周刊的记者在旁打圆场，因此两人都没有爆发出负面情绪。
后来的几年里，史蒂夫和劳伦对房子做了些小改造，不过没有很大的变化，他们还买下了毗邻的一块地，用来种蔬菜和鲜花。那年7月，夫妻俩刚开始打理花园没多久，园子里已经长满了西红柿、向日葵、四季豆、花菜、罗勒和莴苣。房子的两面靠马路，他们在房子的四周种上了北加州当地的一种野草。有些邻居一开始还诸多抱怨，不过大部分邻居都表达了欣赏之情。园子里种植的植物品种和颜色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春天开满了绚烂的向日葵，夏天肆意生长的野草在风中摇曳。园子的四周没有墙，只有一圈矮篱笆把园子和人行道隔开。房子甚至都没有车库。史蒂夫和劳伦很少使用那扇木质的正门，大多数来访者都把车停在大街上，就停在史蒂夫的保时捷或奔驰座驾后面，然后从花园的门进来，穿过花园敲厨房的门，不过很多时候为了通风，厨房的门是开着的。
整个90年代，所向无敌的微软主导着企业电脑市场的发展，企业很欢迎电脑的标准化。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企业花费了数万亿美元。1991年，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花费是1 240亿美元，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6%。这一趋势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微软，在此期间，微软的收入从18亿美元上升至230亿美元，利润从4.63亿美元上升至94亿美元，股价涨了30倍。
即使偶尔有攻击对方的言论，说得也比较委婉。约翰·斯卡利想把苹果操作系统的使用许可卖给其他电脑生产商，让它们生产克隆苹果电脑，比尔攻击了斯卡利的做法，这时史蒂夫抓住机会既攻击了斯卡利，也攻击了比尔。“我对于生产标准化的个人计算机没什么兴趣，”史蒂夫说道，批评了比尔将电脑标准化的做法，“几千万人无可奈何地用着二流电脑，电脑的品质本应该高得多。”这段话引出了两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互相侮辱，不过两人都觉得这段对话很有趣。史蒂夫认为微软的垄断阻碍了产业的创新，他说，“在MS-DOS操作系统的世界里，几百家公司正在生产个人计算机。”
从这次采访中可以看出，两位个人电脑产业的共同缔造者拥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在采访中，比尔并没有透露在未来几年，他对于企业市场的深刻理解将如何彻底改变电脑产业的格局，让包括史蒂夫在内的那些执着于审美品位、执着于消费者市场的电脑生产商更加边缘化。比尔将要把“个人”两个字从个人电脑中抹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尔的做法给史蒂夫留下了一个空白的市场，让史蒂夫得以东山再起。
盖茨的成功也改变了公众对他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初，微软只不过是IBM和苹果的供应商，地位远不及IBM与苹果。那时，史蒂夫才是电脑产业的代言人，公司上市后，他的身价为2.56亿美元。1986年3月微软上市后，盖茨持有的45%的股权让他的身价达到了3.5亿美元。到这次采访时，盖茨的财富已经步入10亿美元的行列，是这群超级富豪中最年轻的一位。而史蒂夫的财富却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尝试后不断缩水，在比尔称雄的个人电脑产业，史蒂夫的影响力似乎越来越弱。
当我们讨论到个人电脑产业何时才能推出下一代和麦金塔一样震惊世界的产品时，史蒂夫明显来了劲，这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他始终怀揣改变世界的梦想，希望能打造出足以重塑整个产业的产品。“从本质来看，”他解释道，“目前的个人电脑产业都是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做一些增量改进，让现有产品的性能变得更好，这些改进当然都是有价值的。但我觉得个人电脑产业要保持健康发展，还需要大动作、大变革。我不知道谁能引领这些大动作、大变革。”后来他又补充道，“必须时不时地在那些行业领袖的屁股上踢一脚，敦促他们前进，大动作、大变革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刺激，大变革对那些离经叛道的创新者来说也是有益的，如果他们的想法正确，就能挖出金矿，为世界做出贡献。”
大约两个半小时后，采访结束了。我采访他们俩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把这两位竞争对手拉到一起对话却是第一次，就好比第一次从三维立体角度观察这两个人。他们在互动中表达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能够帮助我更好地审视、欣赏他们。他们并不是来推销产品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更多的玄妙之处。两位竞争对手的面对面交流碰撞出了过人的智慧和精辟的见解，甚至表现出了两人之间的友谊，或许换一个场合，他们绝对不会表现出这种友谊。
史蒂夫却很难请。和比尔不同，他给这次采访设定了很多条条框框，最主要的一条是必须在他的地盘上进行，而且比尔必须在那个特定的周日到他家。这次采访打破了史蒂夫与媒体打交道的基本原则——只参与推介公司产品的采访报道。这次独家采访完全不受外界干扰，史蒂夫也没有机会兜售他的产品，因此我不介意满足他的要求。
承认错误对史蒂夫来说非同寻常。他很少反省自己的错误，但在这次采访中却如此坦诚，而且还是在一位大家公认的电脑产业领袖面前承认错误，当然，史蒂夫本人并不承认比尔是行业领袖。谈到后来，史蒂夫还拿出了从《新闻周刊》里撕下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写道史蒂夫和比尔不再是朋友，史蒂夫想确认比尔没有因此生气，“我把这篇文章撕了下来，其实在这次采访前我就想给你打电话的，”他说道，像律师一样挥舞着手里的报道，“这根本不是事实，不知道记者是从哪里搞来的消息。”
“史蒂夫自己都像个婴儿，”斯莱德继续说道，“这家伙那几天几乎没怎么睡觉，就跟个疯子差不多。不让睡觉可是中央情报局用来刑讯逼供的手段之一。我不是在开玩笑。里德刚出生的那一周，他的表现就好像是，‘不行，我得雇一个总裁和一个首席运营官来照顾孩子，我必须得这么做。呃，好像有点儿过分了。’”尽管史蒂夫的举动十分可笑，却反映出他内心的喜悦，以及想要好好培养儿子的决心。
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之后10年我去过很多次。当天参与采访的有我、摄影师乔治·兰格（George Lange）和他的助手，史蒂夫让我们走厨房的门，那天厨房的门是开着的。另一位尊贵的客人显然没得到从后门进的指示，或者他忘记了。他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了15分钟，敲了敲正门的大门环，示意他到了。史蒂夫和我走到正门迎接他，比尔·盖茨向司机挥了挥手，示意其离开。握手后，我们进了屋。
相比较而言，史蒂夫的想法比较多变，比尔的观点则始终如一。对于未来电脑产业的发展，比尔有着清晰的看法。“我1975年刚创建微软时，”他轻描淡写地说道，仿佛自己的远见卓识只不过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事实，“认为电脑产业有两个技术重点，一个是芯片，另一个是软件。”他继续补充道，“我的战略始终如一，微软的目标也始终如一，那就是为个人电脑建立标准。”他并没有为微软的垄断地位而感到抱歉，也没有公开承认微软的垄断，他坚定地认为标准化的微软操作系统和英特尔芯片事实上让各方都受益颇多。“消费者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享受到最新的芯片技术，”他说，“英特尔推出一款全新的微处理芯片后，200家电脑生产商在几周后就能生产出新机器，消费者能够非常方便地买到最新款电脑。软件同样如此，因为销量巨大，比5年前好10倍的软件其售价几乎和5年前一样。即使消费者想买一些比较小众的软件，选择也很多。”
但比尔·盖茨却不为所动，他觉得这些想法太幼稚，忽略了个人电脑对企业的影响。消费者市场固然有利可图，因为消费者人数比企业数量要多得多，如果能把合适的产品推销给消费者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直到90年代初，对普通消费者来说，电脑的价格依然太贵，处理能力也不够强大，不太可能让他们产生非买不可的欲望，也无法从本质上改变他们的生活。但企业市场却完全不同。几千家大大小小的企业所拥有的台式机正是比尔·盖茨关注的重点和战略的重心。安装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台式机性能稳定，公司普遍愿意出高价购买，也希望看到产品循序渐进的改善，这正是比尔所擅长的。虽然史蒂夫口头上也说要关注企业市场，但心思并不在这里，他只关心如何打造出具有变革性的产品。
这座房子比伍德赛德的房子小很多，家具也很少。客厅的墙上斜靠着几张装了镜框的安塞尔·亚当斯的作品，还没挂到墙上。他家的高保真音响是发烧友级的，几台落地音箱靠着一面墙整齐地摆放着，一百来张黑胶唱片堆在地上，有些装在盒子里，有些随意地放在音响边。
“没错。”
从理论上讲，这两个人很可能会在采访时互掐，毕竟两位是竞争对手，对手见面分外眼红，而且两人的脾气都不太好。
报道电脑产业的主流媒体记者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产业的重心已经在向公司和机构转移。90年代初，大部分记者都津津乐道于电脑对个人的作用，因为这些故事更加振奋人心、夺人眼球，比如分析教育类软件的前景、电脑如何管理个人财务、如何在“电子”厨房里制定食谱、如何让业余建筑师在自己的电脑上设计出时髦的房子。让普通人拥有更强大的电脑，让电脑成为大脑的延伸，成为史蒂夫所谓的“大脑的自行车”，哪个读者会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呢？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几乎所有人都沉醉于此，包括史蒂夫。
很多人已经忘了比尔·盖茨也是个脾气很大的人。2000年卸任微软CEO后，比尔逐渐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慈善家的形象，在公众看来，他就如同一位年长的前辈，思维缜密、富有爱心、目标明确，为解决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巨大难题而奔走，比如投资疟疾的治疗方案、敦促发展中国家抗击艾滋病、推广干净饮用水、帮助农民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等。早在1991年，比尔已经具备了上述这些特点（当然年长这一点除外），不过那时候，他还在电脑产业厮杀，他想让Windows无处不在、占据每一台电脑设备，他一直很担心自己试图打造的铜墙铁壁会出现漏洞，让竞争对手有机可乘。“这是我听过的最蠢的分析，”他对一位同事厉声说道，因为这位同事做的业务分析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生气地摇着头，嘴里嘀咕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比尔总是觉得他是会议室里最聪明的人，当然可能事实真的如此。他愿意向同事解释自己做某个决策的原因，但只解释一遍，对于那些听了一遍听不懂、还需要解释第二次的同事，只能自求多福了。比尔很可能会出言挖苦对方，爆发出的愤怒可能会出其不意地带给对方毁灭性的打击。
[6] 歌剧《汉泽尔与格蕾太尔》（Hansel Und Gretel）由德国作曲家英格伯特·洪普丁克（Engelbert Humperdinck）作曲，根据格林童话改编而成。剧情讲述了穷困扫帚匠彼得的儿女汉泽尔与格蕾太尔进入森林采草莓，与邪恶的巫婆斗智斗勇的故事。——译者注
史蒂夫当时的发展路径并不明确，其观点自然比较多变。他愿意承认自己犯过的一些错误，甚至认同比尔的看法，觉得苹果当时应该更加重视IBM的个人计算机。史蒂夫接着这个话头继续说道，“决定苹果在80年代地位的并不是麦金塔。”他说道，“麦金塔产生了积极影响，Apple III则造成了负面影响。这是我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发现，一个产品就如同脱缰的野马，跑出了消费者要求的路径，Apple III的推出比预计晚了8个月，做了很多不必要的设计，成本也比设想的高得多。如果我们能如期推出Apple III，把Apple III作为Apple II的升级版本，让Apple III更加符合企业的需求，情况也许会大不相同。但是现实没有如果。”他明确承认自己要为Apple III的失败承担一定的责任：“我把Apple III团队里最优秀的人拉了过来，让他们研究如何把我在施乐看到的技术变成现实，这也是Apple III会失败的原因之一。”
“哪个孔口？”比尔问道，同样咧嘴而笑，把身子前倾坐直了一点，“不管怎样……”
90年代完全是微软的天下，一家公司主导了整个电脑产业的发展方向。微软和英特尔的确是合作伙伴，因为每一台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所使用的都是英特尔芯片，但是Windows和越来越强大的办公软件的捆绑销售让微软在企业市场的地位无人可及。尽管英特尔的芯片越来越强大，运算速度越来越快，决定了技术进步的节奏，但是Windows和微软的其他软件应用却决定了企业电脑的形象和使用体验。比尔·盖茨既能满足世界500强的需求，也能满足小公司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技术之王。英特尔的CEO安迪·葛洛夫则被降格成了“知名前辈”，这让他大失所望。
“没错。”比尔答道。
“但这些人都必须通过一个叫微软的小孔口才能互相交互。”
在公众场合，两人经常互相攻击，并且乐此不疲，未来很多年都是如此。史蒂夫攻击比尔是个毫无审美品位与创意的俗人，终其一生，史蒂夫都是如此看待比尔的。史蒂夫一再告诉我，比尔除了砸钱、砸人力之外，根本不懂其他的解决办法，这也是为什么微软会如此混乱、如此平庸。（史蒂夫愉快地忽略了自己在NeXT的大手大脚。）比尔攻击史蒂夫自取灭亡，总是做些愚蠢的决定，他始终认为NeXT的产品毫无价值。到了90年代末，史蒂夫支持美国司法部打击微软的垄断，盖茨则把史蒂夫归到“失败者”之列，喋喋不休地“抱怨”微软实至名归的成功。
这是两人第一次接受联合采访，历史上两人一共只接受过两次联合采访（另一次是在16年后，一场高科技商务会议上）。我安排这次采访主要是为了给《财富》杂志撰写封面报道，纪念IBM推出个人计算机10周年，顺便探讨电脑产业的未来发展。把比尔请来相对比较容易，虽然他当时正跟朋友安·温布蕾（Ann Winblad）在海边度假，但他愿意终止度假来接受采访。温布蕾来自明尼苏达州，以前是程序员，现在是风险投资家。和比尔一样，温布蕾也喜欢在度假时带一摞很厚的书，他们一起看书、一起探讨。比尔从几年前就开始跟未来的妻子梅琳达·法兰奇（Melinda French）交往，不过他依然会和温布蕾一起度假，一起度过“思考周”，梅琳达对此完全知情。
而史蒂夫却深陷在NeXT的泥潭里，丝毫没有享受到此轮发展的成果。他的确卖出了一些电脑给企业，互联网兴起时，公司开发的工具包WebObjects[7]也比较受欢迎，让企业客户得以开发自己的网页。但这些都只是杯水车薪，史蒂夫只能在一边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老朋友、老对手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领袖，这位老对手更加懂得企业市场的需求。
比尔的策略是让微软主导电脑产业的标准化进程，以满足企业市场的需求，这一策略在90年代大行其道。在个人计算机面前，工作站黯然失色，大型机也不过是在个人计算机的架构上组装的电路板，只不过电路板数量多一点儿罢了。那10年间，个人电脑的巨头康柏、惠普和捷威大批量地生产毫无审美品位的电脑，竞争点都集中于运算速度、运算能力和交付时间。全球几十亿人越来越依赖个人计算机，这些可交互的方盒子用的都是同一种芯片、同一套操作系统。
[7] WebObjects是一个具备Web服务、数据访问和页面生成功能的快速应用程序开发环境。——编者注
操作系统的绝对霸权地位给微软带来了很多其他好处。微软早期开发的应用，比如Word（文字处理程序）和Excel（电子表格软件）从设计之初就是与MS-DOS和后来的Windows相兼容的，与其他办公软件开发商比如Word Perfect（完美文书）和Lotus（莲花）相比，微软显然占了上风。1990年，盖茨将所有办公软件打包成Microsoft Office销售，Office的大卖让其他软件开发商只能靠边站了。到1991年，微软成为毫无争议的软件霸主，比尔还有更大的野心，他即将带领微软走向更高的巅峰，能够制约微软的只有美国政府了。
照片拍完后，我让比尔再多等一分钟，让乔治在后院拍一张我们三个人的合影，放在“编者的话”里，然后我开自己的沃尔沃旅行车送他去机场。照片拍完后，我和比尔立马出发赶去机场，路上交流不多，我想他脑子里肯定已经在想下一场活动了。“你们俩相处得不错。”我评论道。“为什么不呢？”他答道，明显心不在焉，想着别的事，不过他保持着一贯的礼貌。“谢谢，很高兴能做这次采访。”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车门冲了下去。
尽管史蒂夫的公司不尽如人意，但他还是有理由微笑的。尽管职场上不顺利，个人生活却逐渐安定下来，这给了他很大的满足感。女儿丽萨刚搬来与他和劳伦同住，他以前非常不负责任地拒绝承认女儿，如今把女儿接来同住对史蒂夫来说也是一种赎罪和补偿。尽管史蒂夫向来离经叛道，但对于儿子里德的出生，他就像一位普通父亲那样兴奋异常。里德是史蒂夫计划中的第一个孩子，在他10月份诞生之后，史蒂夫的反应和所有父亲一样，一本正经地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其实在有经验的父母看来，他的做法非常可笑。“他们是典型的新父母，”麦克·斯莱德回忆道，“几乎每件事都做得不对，他们夫妻俩都是嬉皮士，对吧？孩子整天躺在他们床上，只喝母乳。孩子在做什么呢？一直在尖叫，一直饿着肚子。一周后，夫妻俩看上去就像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
1991年，不同的个性将这两位30多岁的年轻人（史蒂夫36岁，大比尔8个月）推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史蒂夫的事业正处于下降期，比尔的事业则蒸蒸日上。一个简单的事实足以证明比尔的地位：《财富》封面故事的主题是回顾IBM推出个人计算机以来，个人电脑产业的10年发展，但杂志社根本没打算采访IBM员工，因为早在IBM推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之前，比尔就把主动权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里。IBM买了微软的MS-DOS操作系统，却没有禁止微软把操作系统卖给别人，从而拱手让出了控制权。这样的开局意味着到1991年，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人不是IBM，而是盖茨。
“还有几百家公司在为个人计算机编写软件应用。”
盖茨和葛洛夫共同挖掘着被史蒂夫忽略的市场。从长远来看，他们认为个人计算机的性能将大为改善，其他类型电脑的架构都将向个人计算机靠拢。过去，高端的企业电脑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享受不到标准配置所带来的规模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