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利奈尔之所以能够征服我，是因为他总是在大街上的百姓当中寻找自己的创作源泉，并且能够迅速地将素材，甚至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休闲聊天的片段，经过整理，写成诗词。
阿波利奈尔尽管并不相信达达运动，但他还是再一次——尽管是间接地——充当了《伏尔泰酒馆》杂志那个圈子与未来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之间的牵线人。安德烈·布勒东在圣日耳曼大街202号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住所发现了《伏尔泰酒馆》杂志的第一、二期，证实了这种看法。
我们从事的活动开始于1919年3月，我们同苏波与阿拉贡之间最初的几次会面。它最初体现在文学领域，后来在达达运动中出现了爆炸性的大发展，在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期达到了顶峰。
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他们是同住一间宿舍的战友，并且相互发现了对方细腻的感情以及他们共同的爱好。他们常常一起谈论毕加索、德朗、马蒂斯、马克斯·雅各布、阿尔弗雷德·雅里、马拉美、兰波以及洛特雷阿蒙。阿拉贡最早是在位于奥德翁街7号的一个小书店（现在已经成为一家特大书店）的借书目录卡中，发现了这些人中间的第一位。
布勒东与阿波利奈尔的首次见面是在1916年5月10日。地点在阿波利奈尔刚刚做过环钻手术的巴黎瓦尔德格拉斯部队医院。阿波利奈尔年长，36岁；布勒东比他小，刚满20岁。布勒东是个相当英俊的小伙子：绿眼睛，圆圆的脸盘、五官端正……一年前，他给自己从心底里敬佩的这位“十分伟大的人物”写过一封信，并且幸运地被允许去拜访他。
阿波利奈尔是当时伟大的诗人，而崇拜狂布勒东，时而崇拜兰波和洛特雷阿蒙，时而又崇拜梅里美，最后由于阿波利奈尔的魅力、影响、丰富的文化知识以及目光中体现出来的新思想而拜倒在了他的脚下，声称：认识阿波利奈尔是上帝给予他布勒东“罕见的恩赐”。
查拉在达达第二支部所在地为阿波利奈尔竖起一座祖国卫士的雕像，阿波利奈尔对此十分感激，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于1918年2月6日给查拉回信如下：
安德烈·布勒东是在南特的部队医院偶然遇见雅克·瓦谢Jacques Vaché(1896—1919)，法国作家，达达主义者。的，并且受到这位昙花一现人物的巨大影响。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瓦谢。他英年早逝，于1919年仅22岁时死于吸毒过量。布勒东为瓦谢在当时那么严酷的时代中追求绝对自由的行为、坦荡的言行以及绝不附和他人的反抗精神所倾倒。他从不同任何人握手。他常常身穿可以随时变换——时而为轻骑兵，时而为航空兵——的军服在南特大街上溜达。每当遇见一个熟人，他便用手指着布勒东，说道：“请让我向您介绍安德烈·布勒东。”因为布勒东当时没有萨尔蒙那样高的名望。
瓦谢只有一点与阿波利奈尔相同：他十分敬佩雅里。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二人之间毫无共同点。布勒东本人同他南特的同志——瓦谢的关系密切，只是瓦谢经常火药味十足的言辞使诗人兼炮兵的布勒东无法忍受。在默兹大屠杀的前线度过三个星期之后，瓦谢认为这场战争就是迄今为止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同未来超现实主义精明灵巧的击剑手路易·阿拉贡、保尔·艾吕雅、邦雅曼·佩雷以及菲利普·苏波一样，他过去也憎恨他在战争的旗帜下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并且出于与其他四个人同样的考虑，毅然决然地脱离了军队。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在所有领域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革命方能洗涤这一野蛮行径，真正实现纯洁的人类文明。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们觉得达达主义是少数几种可能拯救人类文明的途径之一。这一途径更加接近瓦谢的思想，而与阿波利奈尔的思想稍有距离。此外，后来布勒东承认他将原来对南特朋友——雅克·瓦谢寄托的希望，全部转移到了特里斯坦·查拉的身上。
我想在目前错综复杂的战争形势下，无论其精神多么可贵，同一个拥有德国合伙人的杂志合作迟早定会使我受到连累。
抛开他的极端爱国主义情感不谈，阿波利奈尔是害怕瑞士的新闻检查部门拆查来自外国或发往外国的邮件的恶劣行径吗？
［摘自安德烈·布勒东1962年7月的《同玛德琳娜·沙普萨尔的谈话》］
阿波利奈尔在犹豫，查拉也在犹豫。前者最终决定给查拉回信。在分别写于1916年12月和1917年1月的两封信中，他批评查拉面对德国的疯狂侵略，没有为保卫法国而进行强有力的斗争，他批评《伏尔泰酒馆》编辑部“由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员组成”，“其中有几位具有鲜明的亲日耳曼倾向”。他以几个口号结束他的信件：“法国立体主义万岁！法国万岁！罗马尼亚万岁！”［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是阿波利奈尔将他的崇拜者之一菲利普·苏波介绍给布勒东，阿波利奈尔曾经帮助他在《SIC》上发表过一首诗。很快，两个人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点。苏波是医生的儿子，他是一位穿着讲究的花花公子。虽然也参过军，但他从未见过战壕。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被充当实验品使用，但其中许多人都送了命，而他却安然无恙，原因是他在上前线之前注射了抗伤寒疫苗。由于充当实验品中毒，他在医院住了数月。
［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尔给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马克·达西的《杂技团驯兽师——特里斯坦·查拉》］
但当他见到阿波利奈尔之后，面对这位伟大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同所有人的所有分歧便一扫而光。
他们离开瓦尔德格拉斯医院，离开那些被战争折磨出神经病的士兵们后，阿拉贡和布勒东经常在奥德翁街7号的小书店见面。在那里他们可以买书，可以借书，可以听一些作者朗读他们的作品，也可以翻阅一些先锋派杂志，例如《SIC》、《南北》和《达达》。处于上升中的一代作家与诗人们从那时起都与这些杂志合作，为它们撰写文稿。在《南北》杂志的封底上，人们可以看到两个订阅地址：皮埃尔·勒韦迪的住处(科尔托街12号)和奥德翁街7号的书店。这个朋友书屋于1915年开办，对传播20年代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书店的主人是一位长着银丝般的秀发、面色红润、身体微微发胖的小个子女人，名字叫做阿德里安娜·莫尼耶。
如此严重的错误，不仅对户籍登记处，而且对左邻右舍都必须严格保密。于是，他们教小阿拉贡叫他的外婆妈妈，而且说她仅仅是养母，因为他们认为三重保护总比两重更加慎重、更加保险。他的生身父亲时而被介绍为他的教父，时而被介绍为监护人，而他自己的生母成了他的姐姐。采取如此谨慎的措施，玩弄如此多的手腕，挖空心思地变换身份，表面上看起来很可靠、很保险。但也正是这些保险措施才使得小路易·阿拉贡得以安心地在讷伊从事他的学业，并且考入大学的物理化学专业。1917年，市长要求路易的母亲向儿子讲明她并非他的姐姐，他的生父也并非他的教父，因为如果这位青年去参军，在战争中有可能牺牲。他有权在牺牲前知道自己的真正父母亲到底是谁……
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苏波对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也怀着无限的痛恨。该如何表达他内心强烈的愤慨呢？只有拿起手中的笔做刀枪。他疯狂地写着写着。一天，他在一家酒馆饮酒时，突发灵感，他当即向服务生要了一枝笔，排除周围的一切干扰，专心致志地写出了一首诗。他是即席创作法的提倡者，并且与布勒东合著了《磁场》。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和查拉的关系，却比和其他人要复杂得多。
只是到了1917年6月，当《蒂雷亚斯的乳房》上演时，这些分歧又重新大白于天下：当时在剧场内的瓦谢让布勒东终于擦亮了眼睛，最终看清了围绕在他身边的这两个人之间深刻的分歧所在，他作出了自己最后的选择——瓦谢，而远远地离开了阿波利奈尔。
达达运动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从苏黎世向世界各地邮寄他的杂志。后来他发现了《SIC》，于是就给皮埃尔·阿尔贝-比罗邮寄去他的诗词作品。接着，他又发现诞生了另一份杂志《南北》。查拉将其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从事的事业之中。他千方百计地同处于战争中的欧洲的所有前卫艺术家们建立联系，向他们推荐他的报纸与杂志。桑德拉斯、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尔自然都成为他的撰稿人。阿波利奈尔由于身体的康复需要时间，答应得比较晚一些。1916年，《伏尔泰酒馆》杂志未经他批准发表了他的一首诗，阿波利奈尔也没有特别生气。但是，他有点儿担心：在受瑞士当局严格查禁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合适吗？这个国家所持的中立立场难道不会由于该国半数以上的人讲德语而发生动摇，倾向于维护德国的立场吗？
布勒东于1915年2月参军。在炮兵17团度过三年之后，终因他手中的医学毕业证书而被调到南特的部队当护士。他选择医学并非因为他具有在此领域工作的天赋，而是应用了“排除法”。因为他觉得“惟有医生职业能够允许他从事一些其他的智力活动，例如从事他的写作工作”。［摘自安德烈·布勒东1962年7月的《同玛德琳娜·沙普萨尔的谈话》，以及1973年发表在《UGE》上的《作家》］
阿拉贡参加了战争，他为了获得战争勋章，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安然无恙，幸运地保住了性命。当他遇见安德烈·布勒东的时候，二人的处境十分相似：他们当时都是正在参战一段时间，再去从事一段时间医学学业，然后又去参战，再回学校从事学业，如此轮番地交替进行。
超现实主义三剑客中的第三位也是一位学医的，当时他还是大学生，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上课。他比布勒东大一岁，蓄着小胡子，看上去倒好像是布勒东的哥哥。他的父亲名叫路易·安德里厄，曾经当过国民议会议员、警察局长、大使和参议院议员，当时是职业律师。他的儿子没有姓他的姓。此外，没有任何东西，起码在户籍登记等民事手续方面，可以证明他是安德里厄的儿子。因为当安德里厄的情妇、比他小33岁的玛格丽特·图卡-马西永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市长先生自作主张在出生登记处给他起名为路易·阿拉贡，未登记父母的姓名，使得他成为无名氏。为什么取了阿拉贡呢？人们传说是因为其父亲的一个西班牙情妇的家姓是阿拉贡。
这位学医的大学生给布勒东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广博的文化知识。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像颗璀璨的明珠，十分出色。从他的言谈话语与穿着打扮的考究，可以看出他怀有希望得到人们瞩目的愿望。他的穿着入时，举止文雅，同讨好他的人或者对他非常崇拜的人谈话时，措辞丰富而且风趣，时而热情洋溢，时而讽刺挖苦。
无论如何，这位极端敌视德国人的阿波利奈尔仍然同勒韦迪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且成为矛盾的根源。事实上，勒韦迪很早以前就要求查拉加入《南北》杂志社。然而，社会上流传着有关这位罗马尼亚人的一些流言蜚语：人们怀疑他被列入了德国间谍的“黑名单”。当人们听说瑞士警方就同日耳曼—布尔什维克捣乱分子来往的事审问过查拉时，自然产生了浓厚兴趣……
医院为阿波利奈尔做了头部的环钻手术。手术后，他仍然住在医院，身穿病号服，头上缠着绷带，头发被剃得精光，但他身体还好，只是情绪不够稳定，容易被激怒，时常感觉疲倦。然而，他完全能够接待朋友，说起话来仍然滔滔不绝，待人照旧慷慨大方、宽宏大量。
安德烈·布勒东
皮埃尔·阿尔贝-比罗不久前发现了阿波利奈尔的大量手稿，于是来医院要求手稿的作者与他合作，为他的杂志撰写稿件。其实，阿波利奈尔还在战争前线的时候已经给《SIC》寄去一首诗，题目为《未来》，发表在该杂志的第四期上。他答应阿尔贝-比罗，重新开始经常性地为该杂志撰写稿件。他言而有信，毫不食言：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经常不断地给杂志社寄去作品。不久之后，他们二人共同出版了《蒂雷亚斯的乳房》。阿波利奈尔还为《SIC》出版社后来出版的《三十一首袖珍诗》作了序。阿波利奈尔离开医院之后，他准时出席该社长每个星期六在自己家中举行的会议，并且还拉他的朋友塞尔日·费拉特、皮埃尔·勒韦迪、马克斯·雅各布、布莱斯·桑德拉斯、罗克·格雷及其他人一道去参加。这样一来，大批撰稿人的加盟大大地丰富了该杂志的内容，于是杂志的声誉大为提高，影响也随之扩大。尽管有时皮埃尔·阿尔贝-比罗同他耍小孩子脾气，阿波利奈尔也不同他计较，始终忠实地支持该杂志的工作，始终是阿尔贝-比罗的忠实朋友。该杂志的社长先生利用这一优势，长期在其杂志中发展他的“世界主义”理论。这是一种要求在诗歌、绘画和戏剧中优先体现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艺术，然而这一理论并未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