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2月，他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做了一个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讲座报告。詹姆斯·乔伊斯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都要求他翻译《尤利西斯》的全部。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最后决定由《Barnabooth》的作者翻译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剩余部分由一位年轻人奥古斯特·莫雷尔和一位英国法官斯图亚特·吉尔贝负责翻译。瓦莱里·拉尔博和詹姆斯·乔伊斯参加了最后的翻译定稿工作。
由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经常组织此类活动，所以她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她约请了她的朋友：莱昂-保尔·法尔格、保尔·莱奥托、马克斯·雅各布、埃里克·萨蒂……在上述作家们朗读过他们的作品之后，所有的参加者都应邀吃一些点心：葡萄牙产的波尔图葡萄酒配三明治和甜食……
与布勒东和苏波相同，阿拉贡也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出售的杂志《SIC》、《南北》和《达达》写文章。一天，当一位忠实顾客问书店女老板是否同意借给他苏黎世报纸的头两期时，得到的回答是：“好吧，但有一个条件，您不能裁剪其中的内容，否则我必须将这一可怕的事件报告给瑞士当局……”
然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了……
1929年2月，《尤利西斯》的法文版出现在朋友书屋的书架上。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给当时在华盛顿任法国驻美国大使的保尔·克洛代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作家，外交家，曾经担任驻日本、美国和比利时大使。邮寄去一本。克洛代尔大使给她回信如下：
一个冬天的早上，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和她的小女儿（每天都来帮助母亲将书摊摆放在人行道边）来到书店，打开门。摆放好书架、书箱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过路人来到书架、书箱前停下脚，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而她们母女俩既害怕、激动，又难为情，于是二人都回到店内，躲藏起来。因为该书店没有能力购买其主人喜爱的所有书籍，所以她们的书摊上的书有的来自出售的家庭藏书，有文学艺术杂志，也有当代文学作品。因此，朋友书屋的首要特点只能是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性地购买。该书店刚刚开张时，人们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书店看到的只有《法国信使》出版社和《法国新杂志》出版社出版的所有版本的书籍，她购买的是这两家出版社的库存积压品。后来，她也搞到《诗歌和散文》杂志社的全套杂志。是保尔·福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将未出售的所有剩余杂志共6676份全部卖给她。
1917年的一天，可怜的勒韦迪坚持要当着安德烈·纪德的面朗读他的一部著作，他受到了人们无情的谴责与攻击。布勒东背着诗人，让人对那些攻击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布勒东对诗人的以上批评，同诗人遭受到的他人的恶毒攻击根本无法相比。
阿波利奈尔并非布勒东当时十分敬佩的在世的惟一诗人，他敬佩的另外一位，就是《南北》杂志的创始人皮埃尔·勒韦迪。布勒东非常佩服勒韦迪无与伦比的使用“动词的魔力”和突出的理论能力。但他批评他在讨论问题时情绪过于激烈，而且带有过于明显的为“诗歌创作中立体主义表达方式”［摘自1969年发表的布勒东撰写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辩护的倾向。
西尔维娅·比奇是位热爱法国的美国人，她的父亲是牧师。她读了刊登在《诗歌和散文》杂志上的一则广告，才得以找到位于奥德翁街7号的这家书店。她抱着买下这家书店的目的，立即来到奥德翁街7号。然而，在听取了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建议并且在她的大力支持下，西尔维娅·比奇在杜普腾街开设了自己的书店：萨开斯皮尔公司。两年之后，她搬到奥德翁街12号，定居在她朋友的朋友书屋的对面。
布勒东不微笑，但他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有时发出短促而嘲讽的笑声，而其面部却能保持毫无表情，同孕妇们由于担心其美貌被破坏而保持表情严肃一样……根据传统的相面学的说法，他过度发达的下嘴唇揭示出他首先是由于性要求强烈而表现得十分性感……他的确具有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称做的那种好色的威慑力。
“那好吧，一言为定。”纪德回答道。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皮埃尔·勒韦迪，这位莽撞鬼找到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对她讲：“亲爱的阿德里安娜，纪德先生坚持一定要在您这里听我的诗，您能否将您的书店借给我使用呢？”
两年之后，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再次给保尔·克洛代尔大使写信。在法国，人们得知在美国有一本《尤利西斯》的盗版书，原封不动地抄袭西尔维娅·比奇出版的原书，并且已经在美国到处发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要求大使先生采取干预行动，要求美国有关当局追究出版商的责任。克洛代尔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她的请求。信件的最后措辞如下：
我永远记得一两个的确令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场面：阿波利奈尔坐在我的对面，同我聊着家常，布勒东背靠墙站着，惊恐的目光一动不动，他看的不是眼前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用肉眼看不见的黑色上帝，似乎时刻在等待着对自己发号施令。
“请您打开看看第69页。”
［摘自1989年发表的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著的《奥德翁街7号书店回忆》］
他又来了，买走了《诗歌和散文》杂志的第四期，接着又来了第三次、第四次……
雅克·普雷韦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巴黎的美国作家都选择住在西尔维娅·比奇的家中。她的书店成为人们聚会的中心、邮件的投递地址和来自大西洋另一端的文人学者们首先拜访的地方。在这些文人学者中，有美国作家海明威。这位年轻女老板多次赊借给他喜欢读的书籍，还有说服詹姆斯·乔伊斯来巴黎的艾兹拉·庞德。
书店女老板打开第69页，发现了曾经令安德烈·布勒东着迷的那篇保尔·瓦雷里的文章《与泰斯特先生一起度过的晚上》。
保尔·克洛代尔缺乏欣赏《尤利西斯》里内容最丰富部分中现代精华的能力。他讨厌詹姆斯·乔伊斯，并且遭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先锋人物：布勒东、阿拉贡、苏波、伏拉凯尔以及在保卫《尤利西斯》成为文学战斗的那个时代她所有朋友们的憎恨。
这人又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这位顾客是让·波朗。
“为什么这套杂志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书店女老板问道。
请原谅我给您寄回该书，我认为它有一定的销售价值，并且也使我受益匪浅。过去我也花费了几个钟头阅读过同一位作家有关这位年轻人的书，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1917年5月，让·科克托在《SIC》杂志第17期上发表了一首诗《夜宵餐馆》。此作品引起了一些风言风语。并非因为诗的文学质量低劣，而是因为诗中包含的藏头字母：每个诗句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组成了对杂志社社长的一句咒语。科克托否认他写过这首诗。人们一度将此诗作归于梅景琪、瓦尔诺和其他几个人，然而这首开玩笑的诗的作者是安德烈·布勒东的密友泰奥多尔·伏拉凯尔。
首位在该书店购买的顾客是安德烈·布勒东。他的美貌与性感令书店的女主人惊慌失措，惶恐不安，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摘自1989年发表的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著的《奥德翁街7号书店回忆》］
［摘自1931年12月8日保尔·克洛代尔写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信］
尤利西斯作为一个肖像，充满了亵渎神明的最肮脏言辞，人们从中看出一个叛教者内心的仇恨，并且也由于缺乏真正恶魔的才能而遭受到折磨的痛苦。
由于得到书店女老板的同意，诗人勒韦迪去了安德烈·纪德家，他必恭必敬地对纪德先生说：“亲爱的师父，莫尼耶小姐请我来对您讲，她渴望能让我在您在场的情形下朗读我的诗作《好望角》。”
一家小店铺、一家小商店、一间雪屋、一座剧院的后台、一座蜡像馆、一间阅览室以及一家有卖书和租借业务的小小书店，都可以吸引书友们经常来，或购买，或翻阅、租借，都可以通过阅读丰富知识，增长才干。
这些杂志受到顾客程度不同的爱好。有的刚一上架就被一抢而光，例如第四期，而有的完全无人问津。
不久之后，来了一位蓄着小胡子、头戴礼帽、双手戴着浅色手套、穿着十分讲究的小伙子。他右侧的衣袋中有一枝法国诗人魏尔伦式的笔，而左侧的衣袋中装着一本法国诗人拉福格的著作。他向书店走来，以最礼貌的语气问是否有《诗歌和散文》杂志的第四期。
另外一次，一位长着鸭梨脑袋的大胖男子在认真仔细地审视了书店的橱窗之后，进了书店。他用目光寻找着书店女老板，看到她之后，用手指指着她，以责备的口吻大喊大叫道：“这里没有任何一本在前线流血牺牲战士的书，未免有点儿太过分了吧！”
1918年，纽约的新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尤利西斯》，由于社会呼吁删除其中的缺陷而于1920年停止出版（直至1933年美国司法部门批准，才重新开始此名著的出版工作）。第二年，詹姆斯·乔伊斯完成了他的著作。西尔维娅·比奇建议他在法国出版该著作的英文版，乔伊斯接受了她的建议。作品于作者40岁生日——1922年2月2日出版了。
她应该也经常见到路易·阿拉贡。他来到书店，一会儿同这个人聊聊天，一会儿同那个人说说话，经常要持续三个钟头。所有同他谈话的人都被他讲话的艺术折服。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时，周围的人们言谈话语粗鲁俗气，与他天生的敏感细腻格格不入，而在朋友书屋，他长期受到压抑无法发挥的天性找到了发泄的适当场所，有时一发而不可收。
瓦莱里·拉尔博在这之前就曾于新文学出版社看见过《尤利西斯》。该作品深深地吸引了这位打着深刻家庭烙印的药剂师的儿子，他写信给西尔维娅·比奇，说他对“尤利西斯爱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并且毛遂自荐要翻译作品中的几个片段，在《法国新杂志》上发表。
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当时不仅是书店老板、图书馆员和诗歌朗读会的组织者，而且也是出版商。她出版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她出版的是该名著的法文版。该作品的英文原著由阿德里安娜的朋友西尔维娅·比奇出版发行。
那时他对安德烈·布勒东还有着巨大影响。阿德里安娜·莫尼耶认识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之前，布勒东早已无数次地向她谈到过阿波利奈尔：对布勒东来说，阿波利奈尔是他“狂热的崇拜对象”，布勒东是他的信徒与忠实弟子。
在该作品出版很久以前，《SIC》、《南北》和《达达》早已接受了挑战。他们后来让位给作为安德烈·布勒东及他的朋友们手中武器的杂志《文学》，他们毫无顾忌地奋起战斗，彻底反驳大使先生，使得保尔·克洛代尔和“那些可耻的爱国诗作者，那些令人作呕的天主教职业作家”哑口无言。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不久以后原谅了一切，而对布勒东攻击了她尊敬的大使先生的言辞却永远不能原谅。于是从那以后，人们在奥德翁街再也见不到出售《文学》杂志了……
［摘自1929年5月4日保尔·克洛代尔写给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