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待证实。”
“去那里做什么？”
尤吉·德斯诺斯
“先生们，我们俩是一见钟情。”
“那么，您为什么要在那里呢？”
“那么，这也是您的作品吗？”
藤田站起身来，走到姑娘跟前，必恭必敬地弓下腰来向她表示敬意。他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日本人离开了酒馆。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如实地告诉你们，我被人涮了……”
“1913年……但我后来去过伦敦。”
为庆祝这一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藤田赠送给妻子一只金丝雀，并且配了一个精致的鸟笼。接着，他把日本的传统艺术与欧洲的前卫艺术相结合，开辟了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效仿的新的绘画艺术。鉴于财力有限，他只限于使用水彩和彩色粉笔画制飞禽走兽和花鸟鱼虫。从此以后，藤田有能力购买过去他一直缺乏的油彩与画笔。他坐在德朗布街那间已经成为其画室的旧马厩里，四周摆放着所需要的各种油彩颜料，开始严肃认真地画起了油画。不久的将来，他的油画将风靡整个巴黎，在凡·东根之后，甚至在毕加索的时代，藤田也品尝到了富有的乐趣。金钱与名望无法阻挡地向他滚滚而来。
警察们迅速地向门口撤退。利比翁双手叉腰站在吧台的后面。警察对他说如果今后有人揭发他们，这个酒馆将被查封。
大厅里的人们乱作一团，利比翁一时无法听清他们在议论什么。他注意到在酒馆周围六七个支持立体主义的警察站起来，集中到酒馆的门口。
“我们愿意知道一切，请您详细地讲讲。”
几星期之后，藤田夫人拿着一个画夹离开她的住所——即他们夫妇的新房，去了大多数画商的所在地——塞纳河右岸。由于途中遇到瓢泼大雨，她进了谢龙的商店内，用两幅水彩画换了一把雨伞，然后返回了蒙巴那斯。
藤田用探究的目光朝那个不认识的女人瞟了一眼（可是那个女人完全没有发现他在看着她），才回头来回答警察的问题。
“请出示您的证件。”
藤田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承认她们教给了他许多东西，他十分感激她们：玛塞勒教会他喝汤时不发出声音，吃甜点时不舔勺儿；玛格丽特教给他接吻艺术；勒妮教会他如何看电影逃票；玛戈将满腹把人当做畜生骂的词语全部教给他；伊冯娜教给他去当铺里典当手表时如何磨蹭，出店门时如何顺手牵羊拿点小玩意儿；加比教会他如何穿着衣裤睡觉而使它们保持挺括……而眼前的这位姑娘能够教给他什么呢？她叫什么名字呢？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
警察的目光盯着他身上穿着的深紫红色袍子。
“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法国的，对吗？”
“在伦敦的戈登-塞尔弗里兹家当了一段时间的服装设计师之后，才来的法国。现在那里卖的许多服装都是我设计的。”
“我在那里为一个画家从事绘画创作，我们一起搞创作。他只管在我创作的作品上签名，并将它们出售，而且还不付给我钱。”
十三天之后，他们在巴黎十四区区政府登记结婚了。藤田向罗童德的一位服务生借了六法郎发了他们结婚的布告，然后为该服务生的妻子画了一幅肖像抵了这笔债务。他们选了一位证婚人，但由于必须有两位，因而临时在区政府门前拉了一位作为专业证婚人，凑个数。
突然，人们听到一个特别响亮的声音喊道：“抓！”
他将证件递过去。警察弯下腰仔仔细细地查看着：藤田·图古拉如，1886年生于日本东京。
他孤单一人，前额上留着一缕浓厚的褐色刘海儿，合成树脂眼镜，红白格棉布衬衣，留着M形的小胡子，十分漂亮的英国面料套装……
警察们皱了皱眉头。
宪兵们围住一个身穿深紫红色袍子、脖子上挂着一条闪闪发光的项链的小个子日本人。耳朵上的那一对沉甸甸的大耳环使他显得十分奇特，与众不同。
“我已经结过一次婚，第二个婚礼也即将举行。”日本人乐呵呵地解释道。
“请问您父亲的职业是什么？”
他说此话的时候，用手指着站在不远处正在和她旁边的一位女子说话的另一位年轻姑娘。但那位姑娘丝毫没有留意一边正注视着她的人们。
第二天，他又回到罗童德。他终于获得了那位姑娘的名字——费尔南德，以及她的住址——德朗布街。于是在他再次进来时，手臂上已挽着他的最新猎物，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而她好像也疯狂地爱着仅仅用一件衬衣就将她猎获到手的这个日本家伙。她身上正穿着他送给她的那件蓝色的小短紧胸衣，如同她穿的是件公主服那样自豪，他前一天设法得到她在多姆附近的住址之后，不足一个钟头就能够缝制一件上衣的藤田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做了这件礼物，这一天的早上他把礼物送到费尔南德的住处。他向她赠送这件亲手缝制的礼物之后，就对她讲述他小小的房间是如何如何的冷。为他的盛情感动不已的费尔南德·巴雷操起一把斧头，亲自动手将自己惟一的木头椅子劈碎，立即点火给他取暖。
“这是一位妇女吗？”
“日本皇军中的将军。”
然而，这一趟她并未白跑，至少她还认得了谢龙。因为，在仔细地研究过那两幅水彩画之后，这位商人匆匆忙忙越过塞纳河，来到德朗布街。他顾不得欣赏该街上各商家地面上铺的席垫、刻有表意文字的灯、带锯齿腿的桌子、真正的浴缸等一切闻所未闻的豪华景象，只顾到处打听画那些水彩画的艺术家是何人，他的绘画作品在何处。谢龙决定购买所有的画：每幅7法郎50生丁，并且保证每月至少买他450法郎的画。从此以后，藤田和费尔南德不仅有了买菠菜的钱，而且也可以买黄油了。
“为了能挣钱活命。”
“这个画家拥有一份地产和一个马厩。”藤田一本正经地讲解道，“问题是他会画除了马之外的任何东西。因此我只负责画马，剩余的部分全由他负责完成：草地、日升、日落、那些可爱的围栏和美丽的田园牧歌，当然外加签字……有一天，他出去卖我们共同创作的作品，就再也没有回来。”
“是一位先生。”日本人回答说。
人们对此无动于衷，因为这是他们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了。自从俄罗斯的革命者以及各种肤色的和平主义者选择罗童德酒馆作为他们的司令部以来，警察局的这些先生就频繁光顾这里。所有反对战争的人统统被视为失败主义者。假如霞飞元帅的话可靠的话，法语中不存在“失败主义”一词，法国人不相信失败，但必须对此提高警惕。正因为如此，几个星期以来，利比翁在酒馆四周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爱国主义的宣传画，他希望它们能够证明自己酒馆的爱国主义立场。从年初以来就不断地有人检举、揭发，而且便衣警察在形迹可疑的部门、机构与单位的周围设岗监守，罗童德被列在被监视者首位，还有不远处的多姆及丁香园都被列入了受监视名单。位于它们对面的巴蒂餐馆的压力稍微小一点儿，它的雪白台布及其菜肴尽管相当贵，但还是可以讨得进餐者的欢心。
“这是我手工缝制的……你们当中有人喜欢同样颜色的短裙子吗？”
另一支全副武装的人员突然出现在酒馆的门口。他们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检查正在那里就餐的消费者的证件，一个人都别指望能从这里溜走。如果有人仍然存此奢望的话，在马路人行道上整装待发的自行车队毫无疑问地可以立即将你追捕归案。但这一次，在场的人们十分幸运的是：就地检查证件，而不是请你到警察局去。
警察离去了。只剩下藤田一个人的时候，他用目光寻找着坐在距离他三桌之隔的地方，那个令他着迷的女子。她年仅25岁，笑眯眯的眼睛、短头发、翘鼻子，爱学习巴黎人开的玩笑。她曾经转过身来瞟了他一眼，似乎并未在意他的紫红色袍子。刚刚来到法国，他在伊莎多拉·邓肯和她的宣传恢复希腊理想的哥哥陪同下散步，他头上裹着头巾，身披肩头搭扣的短披风，脖子上佩戴大宝石粗项链，手拿女式手包，光着双脚。这样一套稀奇古怪的装束也没有阻止成群结队的姑娘们拜倒在他的脚下。这位年轻的日本人对此丝毫不感到惊奇。
隐隐约约长出胡子的利比翁老爹站在罗童德酒馆的吧台后面，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一个接一个地更换了无数个旅店的布莱斯·桑德拉斯，出于无奈，只好再次搬家。他手里拎着旅行箱刚刚进入罗童德，径直走到正在专心致志地为裁缝师杜塞先生抄写一份手稿的马克斯·雅各布的身边。桑德拉斯当时的穿着也许正像莱奥托所描写的那样：后跟已破的浅口皮鞋，粗线袜子，裤子已经褪色而且短得可怜，短小的上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帽子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
“您什么时候来到法国的？”
他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马克斯·雅各布开始对他讲述在勒韦迪与迭戈·德·里维拉之间由关于立体主义的分歧引发的斗殴：画家与诗人之间的斗殴开始于莱昂斯·罗森伯格邀请大家在拉彼鲁兹家里进晚餐期间，最后结束于洛特的家里路易-菲利普的小摆设当中。勒韦迪不顾在场其他画家的面子，极力维护勃拉克、格里斯和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由于遭到冒犯，里维拉打了他耳光。勒韦迪揪着对方的头发，要将他抛到室外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