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从赵匡胤开始就实行重文息武的国策，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武装力量一直较弱，因而北宋前期面临辽人、西夏武装集团的侵扰和打击；后期强悍的金人铁骑，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把腐败的北宋政权灭亡。偏安于杭州的南宋朝廷，不思上进，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奢侈腐败一点没有收敛。由于统治地域缩小，丧失了富饶的中原和关中，又要负担日益沉重的军费开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南宋统治者比北宋统治者更加重视海外贸易。宋高宗赵构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下一道圣谕说：市舶(指海上贸易)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又下圣谕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见《宋会要辑稿》)。宋政府为开展海上贸易，授官以商，提拔一些既有经验又能干的商人来管理此事。就是一般商人，只要他积极经商，能招诱外商来作生意，就可以根据他向政府抽解的货物、收息的多少补官，甚至大食(阿拉伯)商人也可以给官做。如大食商人罗辛贩乳香30万缗，中国商队首领(叫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98万缗，他们都得到一个官位，叫承信郎。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十分能干，既会经商又会管理，宋朝政府任命他作泉州市舶司提举，在他的经营下把泉州的海外贸易搞得十分兴旺。直到蒙古人打过来，元朝政府统治泉州后，不但不杀他，反而让他继续主管市舶司的海外贸易工作。
东南亚，几乎每个国家都出土宋瓷，宋代陶瓷工艺的影响随处可见。如泰国的宋胡禄器，受宋金磁州窑系统红绿彩工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越南各地出土中国宋代瓷器更多，特别是龙泉青瓷深受越南人的喜爱。越南本土发展起来的制瓷手工业，主要学习龙泉青瓷，制造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碗、盘、碟、罐等。不但器形学龙泉，刻花、划花、花纹内容都学龙泉，很多作品要仔细鉴别才能把中国龙泉青瓷和越南青瓷区分开。可以说中国龙泉青瓷生产什么东西，不久越南窑工就能制作出什么器形来。
宋朝政府对与海外各国开展贸易带来利益的认识超过唐朝。宋王朝开国之初就很重视海外贸易，设立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这个举措，使瓷器对外销售规范化、经常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后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明州、杭州、泉州设立市舶司。立国后16年，即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设立榷易署(《宋史·张逊传》)。除设立这些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衙门机构以外，还派皇帝身边的人物(如内侍)，拿着公函(敕书)、金帛等贵重物品到南海诸蕃国去招揽生意，有的还带着空头诏书，即今天的空白介绍信，到了某国后再填写，将金帛等贵重礼品赏赐蕃国首领，并买回当地的香料、龙脑、犀牙、珍珠等宝货。这些主动措施对促进中外贸易活动的开展，特别对瓷器的输出十分有益。
斯里兰卡，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国，印度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有悠久的文化，与印度隔着一个保克海峡，是中国海船驶往阿拉伯地区的必经之地。贾夫纳半岛是过往海船停泊之处，也是中国陶瓷等商品的一个转运站，这里的古代遗址出土了成千上万的唐代越窑、长沙窑、广东地区的青瓷、青瓷釉下彩瓷器，北方邢窑、曲阳窑、巩县窑的白瓷和三彩釉陶。宋朝瓷器输入不会少于唐代。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的《细蓝》条上说：“番商博易用瓷器等为货”。在贾夫纳半岛、希格里、波隆那努瓦纳等古代文化遗址，发现有长沙窑青瓷、福建德化窑白瓷、青白瓷、龙泉窑青瓷。
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越窑青瓷荷花口碗、刻飞凤纹、水波龙纹青瓷盘，同安窑划花篦纹青瓷碗、龙泉青瓷莲瓣碗、罐，耀州窑印缠枝花纹碗、飞凤纹盘，景德镇青白瓷碗、盘，磁州窑系白瓷刻花碗等。在非洲东部和北部一些重要文化遗址，宋瓷的出土数量相当可观。龙泉青瓷这种艺术水平很高的瓷窑，可能还生产一些专门销往非洲的瓷器，例如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一些制作精良的青瓷罐、瓶等作品，而埃及陶瓷生产中有许多龙泉青瓷的仿制品，有的是低温釉陶，都是碗、盘、碟类日常生活用具，说明了埃及人对龙泉青瓷的爱好。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近邻，相当于唐宋时代时，它的经济很发达，是我国唐宋以来海上贸易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经过它，船只可以到达南亚、西亚诸国。宋瓷在该国重要商业贸易城市，或出海港口城市遗留很多，有的是转运时破损后遗留下来，有的是当地人买去在生活使用中打破后遗留下来的。在布拉明纳巴德遗址，该城市在7—11世纪时是印度河流域重要的商业中心，公元11世纪初期发生地震，大地震将该城毁灭。经英国考古学家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有唐朝、宋朝的青瓷、白瓷和褐釉瓷器等生活用具残片。巴克遗址，是马库兰山区柯尔瓦地区一个古代文化遗址，本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在这个遗址发现北宋初期青白瓷残片。在卡拉奇和达塔这两个古代经济发达城市之间，有一个著名的古文化遗址叫巴博，巴基斯坦考古学家从1950年开始系统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报告说，在巴博山区的丘陵地上，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9世纪至12世纪初期的瓷片。最引人注目的是10世纪的越窑青瓷，有的品质很高，有精细的线刻花纹装饰。那种以浮雕手法刻出莲瓣花纹的青白瓷可能来自广东潮州窑，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在宋元时期在外销瓷中占重要地位，巴博遗址也发现了高品质的龙泉青瓷。
文莱，在加里曼丹岛北部，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接壤，20世纪50年代初在著名古都遗址柯达巴都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来自中国南方的青瓷，根据发掘者描写的特征，如青瓷器圈足露胎的地方呈米红色，米红色就是中国陶瓷研究家们称的火石红、黄衣子。有这种特征的瓷器龙泉青瓷最优秀，在海外发现也最多。另外，福建泉州的东门窑，学习龙泉青瓷的风格，生产一种胎体较粗厚的青瓷，当地人称为土龙泉，器物底足露胎的地方也有火石红现象。其他还有青白瓷，有的还有刻花装饰，产品可能来自景德镇或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瓷窑。有磁州窑风格的黑釉，而深褐釉瓷器则可能来自福建泉州的磁灶窑。
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瓷窑手工业作坊的建立，很注重交通线的选择，尤其沿海港口城市的周围，只要有生产瓷器的原料，或有河流直接间接通往海港城市的地方，都有规模相当大的作坊群出现，生产艺术风格相似的产品，形成巨大的瓷窑体系，这是唐代所没有的。宋朝的广州、潮州、明州、泉州、温州等城市蓬勃发展，龙泉窑、金华窑、西村窑、潮州窑、德化窑、建窑、景德镇湖田窑、同安窑等窑系的布局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中国的沿海像一把打开的扇子，这些重要的港口城市镶在弧形的海岸线上，它们的周围瓷窑群形成较大的规模，如德化窑系、潮州窑系、西村窑系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来的。龙泉窑不在海边，但通过瓯江很容易到温州和明州(宁波)。景德镇在扇柄上，其他各窑在扇骨上，通过陆路和水路到港口城市出海并不困难。南宋理宗时的赵汝适写了一本《诸蕃志》，他是福建路市舶司提举，了解海外通商情况，亲自向诸胡贾(外商)询问调查，译以华言，写出这本书。他了解到有56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外商到中国来购买货物，其中购有瓷器的，据赵汝适记录就有15个国家和地区。按南海地名考察，赵汝适书中所列国名地名，包括今天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实际宋朝瓷器的输出远远不止这些地区，如销售宋朝瓷器很多的日本、朝鲜、埃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阿富汗、伊朗等国家就没有提到。
马来西亚出土宋朝瓷器数量很多，这些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的青白瓷、龙泉青瓷、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广东福建等地的青瓷、青白瓷，福建、江西和北方河北、河南的白釉黑花瓷、黑瓷。广东、福建的著名瓷窑如潮州窑、西村窑、泉州东门窑、磁灶窑的青瓷、青白瓷、灰青釉釉下彩瓷和仿磁州窑的瓷器。收藏在沙捞越博物馆，几十年来在圣土邦、桑吉布亚、桑吉加昂、尼亚大窟等地发掘的瓷器碎片近百万片。数量最大的是各类青白瓷、青瓷，龙泉青瓷和福建地区的青瓷数量也很大，还有黑瓷和白釉、灰青釉黑花瓷器。器物有碗、盘、碟、盒、洗、壶、瓶、罐等。布吉巴土林登遗址在马来西亚的莫尔包河河口的南边，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发掘，出土的瓷器有印花的青白瓷，质量上乘，有的产自景德镇及其周围地区，有的产自福建德化窑。
菲律宾是中国的近邻，由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很早以来就是中国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货物销售场所和转运站，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提到贸易通商的地点有菲律宾群岛(三屿)、民都洛岛(麻逸)、巴拉望岛(巴姥酉)、布桑加或巴郎牙(就是《诸蕃志》上说的巴吉弄)、巴布延岛(白蒲延)、波利略岛(蒲里鲁)等。菲律宾国土上出土的中国陶瓷难以计数，而且时至今日还在不断出土，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正在进行系统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专著，介绍菲律宾出土的宋元瓷器。菲律宾出土宋瓷以龙泉青瓷为多，还有一些青瓷质地较粗，釉色青绿发黄，以粗犷而流畅的线条刻出缠枝莲花、卷枝纹，有的加篦点纹。这些瓷器是福建和广东沿海瓷窑，如潮州窑、西村窑、同安窑、南安窑的产品。宋代越窑、金华婺州窑产品出现得相当多。
日本：中国瓷器传到日本时间很早，宋代输入日本瓷器更多。发现宋瓷的地点几乎遍及日本各地。日本本土，九州、四国到冲绳和沿海岛屿。尤其福冈地下铁工程，考古工作者一批又一批地清理出中国宋代瓷器残片。这些瓷器遗留物水平有高有低，相当多的是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瓷窑产品，如福建泉州在海边的磁灶窑，该窑产品粗糙、坚硬，有的施釉下褐彩。绘瓷技法颇有北方磁州窑的风格，也就是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技巧，画出福建热带风光的宽叶植物花卉，施灰青釉。和宋代名窑相比水平不高，可能价格低廉，此外还有磁灶窑生产很多的绿釉陶质器物。来自北方南方各地的黑釉瓷碗、杯、罐，同类器物还有褐黑釉、酱色釉、低温铅釉作品。这些瓷器有的是广东、安徽、浙江的产品，有的是河南、山西、河北、陕西的产品。水平比较高的有福建德化窑、建阳窑、同安窑、景德镇的湖田窑及其周围的瓷窑产品。德化窑的白瓷、青白瓷、建阳窑的黑瓷，日本学者称为天目。同安窑的划花篦点纹青瓷，日本学者称为珠光青瓷。艺术性很强的作品有河北的定窑，笔者在访问日本时在福冈地下铁出土的瓷器中看到质地精细的定窑白瓷和黑瓷，尤其精美的黑定瓷器(残片)，宋代生产很少，很难见到，在日本得以出土真令人惊叹。在福冈平和台体育场附近的古代文化遗址还捡到宋初越窑瓷器的残片。日本各地出土数量又多、质量又好的中国瓷器，要数景德镇湖田窑及其周围地区，如赣州的七里镇窑的产品、龙泉窑产品。景德镇的青白瓷有碗、盘、杯、碟、盒子、瓶、注壶，龙泉青瓷主要是碗、盘、瓶、罐一类器物。还有一种在中国境内看不到的器物，就是经筒，有的制作精细，器形为修长的直筒形，器身上有流畅的刻花和划花，花纹多是莲花，下有座，上有各种形式的盖。日本各地出土和保存达300多件，生产的窑口尚需仔细考察，生产时间大都在北宋后期到南宋最多，估计是景德镇，或景德镇附近，或福建德化窑系生产，目前为止尚无定论。至今，这种经筒在中国各地墓葬或文化遗址都没有出土，经筒可能是来宋的日本人订烧的。与经筒同时出土的有品质优良的青白瓷盒子、盖罐、碟、盆、水注等器物，这些器物规格都很小。这些数不清的发现说明宋瓷输入日本的数量很大，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