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着，但是他不再往下说了。我发现他把这事看得无足轻重。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应该对我们多加关心和他怎样才能更多地帮助我们。随后我又想，他自己也许也清楚这个，而且的确感到难以承受，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对他说什么了。我感到很尴尬，而且觉得他也很尴尬。
然而，正是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距离我才找他谈。我找的谈话对象是一位哲学家，他写过有关康德和黑格尔的书，而且我知道书中写的是有关道德问题。他也应该有能力就我的问题和我进行抽象的探讨，而不是像我的朋友们那样只举些空洞的例子。
"还可以。我不知道人们在我描述的上述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行动。如果人们必须采取行动却又不允许行动的话，我想，对此我会感到非常不幸。现在我感到……"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感到轻松？感到安慰？感到愉快？这听上去不道德和不负责任。我现在感觉不错，这听上去既道德又负责任，但我不能说我感觉不错，而且感到比卸下重负还好。
"但是你们不能排除这位被告做了决定吧！另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指着汉娜说。
宣判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当宣判结束后被告被带走时，我在等着，看汉娜是否会看我一眼。我坐在老位子上。但是，她目不斜视，看穿了一切。那是一种高傲的、受到伤害的、绝望的、无限疲惫的目光，一种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想看的目光。
我的邻桌有四个男人吵吵嚷嚷地在打牌。这时，门开了，一位矮小的老人走了进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穿着一条短裤，拖着一条木制假腿。他在吧台要了啤酒，把背和他的大秃头对着我的邻桌。玩牌的人放下牌，把手伸向烟灰缸抓起烟头向他扔去，并击中了他。坐在吧台的那个老头用手在后脑勺扑打着，好像要防止苍蝇落上似的。店主给他端上了啤酒，没人开口说话。
对此，做证的村民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反驳。他们看见那熊熊燃烧的教堂被许多穿制服的女人看守着，门没有被打开。这样，他们自己也不敢去开门。当她们第二天早上开拔时，他们又遇见了她们，而且在这些被告中又认出了她们。但是，由于只是在晨窿中相遇，哪位被告是发号施令者，是否真的有哪位被告在发号施令，他们也说不清楚。
延伸到我们面前的福戈森山脉是一片丘陵。我们穿过了一片葡萄园，来到一个开阔的、缓缓上升的山谷。左边和右边的斜坡上是针叶松和落叶松混长的森林，偶尔路过一个采石场，或一个用砖围砌起来的、带有折顶的厂棚，或一家养老院，或一处大型别墅——那里许多小尖塔林立于参天大树之中。有时，我们沿铁路线而行，铁路线时而在左边，时而在右边。
"有时是为了财富去杀人，有时是为了权力，在战争中，或者在一场革命中都要杀人，这您也明白吗？"
我是搭车去的，还记得在搭乘卡车的一段路上，司机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也记得一位开奔驰车的司机，他戴着白手套开车。过了斯特拉斯堡之后，我的运气不错，搭的汽车是驶向舍尔麦克的，一个离斯特鲁特侯夫不太远的小城市。
与汉娜谈一谈为什么我做不到呢？她离我而去，她欺骗了我，她不是那个我了解的汉娜，或令我为之想入非非的汉娜，而我对她来说又是何许人呢？一个被她利用的小朗读者？一个陪她睡觉，使她获得床第之欢的小家伙？如果无法离开我，但又想摆脱我时，她也会把我送进毒气室吗？
法院大厅里像审判之初一样座无虚席，其中有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我所在大学及当地大学的学生们、一组中学生、国内外的记者和那些平时总是在场的人。大厅里喧嚣不止。当被告被传叫送来时，起初没有人注意她们，但是随后大厅就变得鸦雀无声了。首先是在被告前就座的听众安静了下来。他们碰碰左右的邻居，然后转过身来对坐在后面的人低声地说道："注意看片于是后面的人开始向前看，并安静下来。他们再碰碰左右邻居，然后转向他们身后的男人低声说："注意看！。这样，审判大厅终于变得鸦雀无声了。
我计划把这两周完全用于学习，但是，事情并未按我所设想的那样进行。我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无法集中精力听教授们讲课，无法集中精力看书。我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开小差，我浮想联翩。
"但是在成人身上，我也绝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把别人认为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置于他们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之上。"
听众又开始小声嘀咕起来。很多人发出的愤怒的声音都可以听得到。他们认为审判过程、判决还有那些为听宣读判决结果而来的人都被汉娜嘲弄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少数人向汉娜又喊又叫，清楚地说出他们认为汉娜是什么东西，直到审判人员步人大厅，审判长愤怒地看着汉娜宣布判决结果时人们才安静下来。汉娜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地听着。当宣读判决原因时，她坐了下来。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汉娜的头和后颈。
审判长知道我们这个小组，愿意在下次开庭后与我谈一次。我敲了敲门，然后被请了进去。他问候我之后请我坐在写字台前面的一把椅子上。他只穿了个衬衫，坐在写字台的后面。他的法官长袍挂在椅背和椅子的扶手上。他朝长袍坐下去，然后又让长袍滑落在地上。他看上去很轻松，像一个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并对此感到很满意的人。脸上没有在法庭审理期间那种烦躁易怒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和蔼可亲、充满智慧、心地善良的政府官员的面部表情，原来他在法庭上用假面具把自己掩饰了起来。他无拘无束地与我聊天，向我问这问那，譬如，我们这个小组对法庭审理程序是怎样想的，我们的教授对法庭备忘录将如何处理，我们是几年级的学生，我上了几个学期了，我为什么要学法律，我想何时参加考试等等。还说，报名参加考试无论如何不应该太晚。
他们不能排除，他们怎么能排除！看到其他被告明显地更年老，更疲倦，更胆小和更痛苦，他们也不想排除这种可能性。相比之下，汉娜就是个头头。除此之外，有个头头存在也减轻了村民们的负担。他们在一伙严厉的、有领导的女人面前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总比在一帮不知所措的女人面前而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要好得多。
"你以后可以随时来。"父亲看着我说。
但是，这对她来说真的值得吗？她从这种虚伪的、束缚她的、令其丧失活力的、使其无法施展才能的自我价值中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把用于掩饰真实谎言的精力用于学习，她早就能学会读和写了。
"那是您吧？是您坐在墙上的隔板上，还……"
我想对汉娜的罪行既给予理解，同时也予以谴责，但是，这样做太可怕了。当我努力去理解时，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即我觉得本来属于该谴责的罪行变得不再那么该谴责了。当我像该谴责的那样去谴责时，就没有理解的余地了。但是，在谴责她的同时我还是想理解她，不理解她就意味着对她的再次背叛。我现在还没到不行的时候。两者我都想要：理解和谴责。但是，两者都行不通。
第16节
如果我能做什么的话，我也只能做一件事。我可以去找审判长，对他说汉娜是个文盲，她并非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是个主角并负有主要责任。她在法庭上的言谈举止并不能说明她特别固执己见、不理智或者厚颜无耻，而只能说明她对其控告词和那本书事前缺乏了解和认识，也是由于她缺乏战略战术意识的结果。这对她为自己辩护极为不利。她虽然负有责任，但是她所负的责任并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样重大。
第二天又是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搭车很容易，我在几个小时内就到了家。我徒步穿过城里，好像我离开了很长时间，街道、房屋和那里的人都令我感到陌生。但是，我对陌生的集中营世界却没有因此而更熟悉。我在斯特鲁特俱夫所得到的印象与我头脑中固有的奥斯威辛、比肯瑙和贝尔根一贝尔森的极少的情景交织混合在一起，也与它们僵化在一起。
第13节
我向空旷的停车场走去，请一个稍大一点的男孩告诉我去火车站的路怎么走。我们一起乘车的那伙人在休庭之后马上就赶了回去，我只好坐火车回去。这是一辆慢行的班车，每站都停，人们上上下下。我靠窗坐着，被其他旅客的谈笑声和他们身上所发出的气味所环绕。外面的一座座房子、一条条街道、一辆辆汽车、一棵棵树木从窗外掠过，远处看得见山脉、城堡和采石场。我能看见一切，但对什么都毫无感觉。我不再为汉娜的弃我而去、为她对我的欺骗和利用感到伤心，我不必再对她施加什么影响了。在参加法庭的审理的过程中，对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我感到麻木木仁。现在我注意到，这种麻木不仁在过去的几周里对我的感觉和思想产生了影响。如果说我完全解脱了的话，那么未免有些言过其词了，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才有可能让我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中去，并在这种生活中继续生活下去。
也许我的话不能令审判长信服，但是，我会促使他去思考，去调查研究。最终结果将证明我是对的。汉娜尽管将受到惩罚，但是她的罪责将会减轻。她尽管要坐牢，但是会早些时候被放出来，会早些时候重获自由。她的争辩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些吗？
集中营没开放。我只好在周围的雪地里走来走去，鞋都湿透了。我可以看清楚集中营的全貌。这使我想起，我第一次参观它时是怎样从已经被拆除的木板房的墙基与墙基间的台阶上走下来的。这也使我想起了当时在一间木板房里展出的火化炉及另外的曾用做单人牢房的木板房。也使我回忆起，当时我是怎样徒劳地想象过一个关满囚犯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囚犯和警卫队都是什么样子，具体地想象过痛苦是什么滋味。我的确努力想象过，我曾望着一间木板房，闭上眼睛，思想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我仔细地测量了一间木板房，从测量中算出它占用情况并想象它的拥挤程度。我听说，木板房之间的台阶同时也是集合点名的地点，点名时，从下面向上面的集中营尽头望去，看到的是一排排的后背。但是，我的这一切想象都是徒劳的。我有一种可怜的、羞耻的失败感。在回去的路上，在远离山坡的地方，在一家饭店的对面，我发现了一间被用做毒气室的小房子。它被粉刷成白色，门窗用石头围砌起来。它看上去像个粮仓，或者像个仓库，或是用人住的陋室。这个房子也不开放。我记不得了是否我当时进过里面。我没有下车，坐在车里让发动机开着，看了一会儿就开走了。
随后，天黑了下来。我无可奈何地等了一个小时，才搭上一辆小型敞篷货车，坐在了放货物的位子上，去了下一座村子。我只好放弃了当天搭车赶回家去的希望，在村子里找了一家便宜的客栈住了下来，并在其餐厅里吃了一块薄薄的煎猪排，配菜是炸薯条和豌豆。
我知道，那些幻想已经落入微不足道的俗套，它对我所熟悉、所认识的汉娜来说不公平。不过它还是很有威力的，它破坏了我心目中的汉娜形象，使我总是联想起汉娜在集中营的情景。
六月，法官们去了以色列，为期两周。那里的听证用不了几天，但是法官和律师们把公务和游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内盖夫及红海结合了起来。这是一次公私兼顾的度假，费用自然也不会有问题。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不正常。
"但是…"
"感觉不错吗？"我父亲试探着问。
我点点头，耸耸肩。
我的父亲看着我说："你这样喜欢哲学吗？"
在回家的路上，起初我对在阿尔萨斯地区的村子里绕来绕去地去找一家饭店吃午饭有所顾忌。但是，我的顾忌并不是产生于一种真正的感受，而是产生于一种思考，一种参观一所集中营之后人们所具有的思考。我自己意识到了这点，我耸耸肩。我在福戈森的山坡旁的村子里找到了一家名为"到小花园"的饭店。从我的座位上可以看到那个平原。在那里，汉娜叫过我"小家伙"。
我不知道是否汉娜自己也清楚她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也许她愿意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她穿了一套黑色套装，配一件白衬衫。那套装的式样和衬衫的领带使她看上去就好像穿了一套制服。我从未见过为纳粹党卫军工作的女人们所穿的制服，但是我认为——所有其他的听众也都这样认为，我们眼前的这个制服就是纳粹党卫军的女式制服，这个女人就是穿着这样的制服为纳粹党卫军工作的，汉娜的所作所为就是她被控告的原因。
我忍不住跳了起来冲向了邻桌："住手！"我气得手直打哆嗦。这时候，那个老头一瘸一拐地蹦了过来，笨拙地用手摆弄着他的腿，突然那条木制假腿就握在他的双手中了。他用假腿"啪"的一声敲在桌子上，上面的杯子和烟灰缸都滚动着摔到空椅子上。与此同时，他那没牙的嘴发出了尖笑，其他人也和他一起狂笑，但那是一种耍酒风的狂笑，"住手！"他们一边笑一边指着我说，"住手户
现在我很愿意回想和父亲的那次谈话。我已经把它忘记了，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开始在沉睡的记忆中寻找我与他的美好会面和美好的经历及美好的感受。当我找到它时，我惊奇不已地思考着它，它使我非常幸福。当时，父亲把抽象的东西和形象逼真的事情混合在一起，这使我最初感到很困惑，但是，我最终还是按他所说的去做了，我不必去找审判长谈话，我根本不允许自己找他谈话。我感到如释重负。
第14节
和汉娜谈？我该和她说什么呢？说我识破了她的生活谎言？说她正在为这个愚蠢的谎言而牺牲她的整个一生？说为了这个谎言而牺牲不值得？说她应该争取尽量减少蹲监狱的年限，以便在出狱之后能开始更多的生活？到底该说什么呢？说到什么程度？她应该怎样重新开始她的生活呢？我不为她展示一个生活远景就能让她抛弃她的生活谎言吗？我不知道什么是她的生活远景，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面对她和该说什么，说她在做了那些事情后，她生活的近期和中期远景就是该坐牢？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也不知道到底该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她。
我不相信他的话，可我还是点点头。
除了这个情景之外，我又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个在厨房里穿长统袜的汉娜，那个在浴缸旁拿着浴巾的汉娜，那个骑着自行车、裙子随风飘舞的汉娜，那个在我父亲书房里的汉娜，那个在镜子前跳舞的汉娜，那个在游泳池向我这边张望着的汉娜，那个听我朗读、与我交谈、喜欢我、爱我的汉娜。当这些情景杂乱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最为糟糕。汉娜的形象还有：那个长着薄薄的嘴唇的、爱我的和那个目光冷酷的汉娜，那个默不作声听我朗读的和那个在朗读结束时用手敲击墙壁的汉娜，那个与我交谈和那个问我做鬼脸的汉娜。最糟糕透顶的是那些梦，梦境中，那个冷酷无情、专横跋扈、粗暴残酷的汉娜竟然引起了我的性欲。我带着渴望、羞愧和愤恨从梦中醒来，我忐忑不安，不知自己是何许人。
我决定和我父亲谈谈，不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我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既不能把他的感情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又不能接收我们带给他的感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猜想在这种互不通气的行为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没有发掘的宝藏。但是后来我怀疑那儿是否真的有什么东西。也许他年轻时有过丰富的感情，但是没有表达出来，天长日久这种感情就变得枯萎，就自消自灭了。
那天夜里，房子周围狂风呼啸。我并没有感到冷，窗前的狂风怒吼、树木的嘎嘎作响以及偶尔传来的商店的关门声都没有大到让我睡不着觉的程度，但是，我心里感到越来越不安，直到我的整个身体也开始颤抖起来。我害怕，不过，不是怕发生什么坏事。我的害怕只是一种身体状态。我躺在那儿，听着狂风的呼啸。当风势减弱、风声变小时，我才感到轻松些。但是，我又害怕风势再起，我不知道第二天能否爬得起来，能否赶得回去，不知道我将如何继续我的学业，如何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他把车停下了，脸色苍白，太阳穴上的股清在乱跳。"滚下去！"
当我现在回想当年的情景时，我发现，能让人具体地想象集中营生活和谋杀情景的直观形象是多么少。我们知道奥斯威辛刻有铭文的大门、多层的木板床及成堆的头发、眼镜和稻子。我们知道比肯瑙集中营带燎望塔的大门、侧廊和火车通道。我们知道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由盟军在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发现并拍摄下来的尸山图片。我们知道为数不多的几篇由囚犯写的报道，但是，许多报道是战后不久出版的。这之后，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又有这类报道出版发行。战后到八十年代这期间，这类报道不属出版社的出版发行项目。今天有这么多的书和电影存在，这样，集中营的世界就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想象的世界的一部分，集中营的世界使我们共同拥有的现实世界变得完整起来。世界充满想象。自从电视系列片《大屠杀》和电影故事片如《索菲姬的抉择》，尤其是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上映以来，想象力开始在世界上活跃起来，想象不仅仅限于现实，而且还给它添枝加叶。这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几乎是静止的，人们认为在集中营里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孽不适于活跃的想象力。从盟军拍摄的照片和囚犯们写的报道中，人们联想到一些情景，这些情景反过来又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僵化。
我决定去奥斯威辛看看。假使我今天做了决定明天就可以动身去的话，那我也就去了。但是，得到签证需要几周的时间。这样一来我就去了阿尔萨斯地区的斯特鲁特侯夫。那是最近的一个集中营。我从未看过任何一个集中营。我要用真实驱逐脑中的先人之见。
当他讲话时，他先把话题拉得很远。他教导我如何对待人、自由和尊严；他教导我把人当做主体对待，不允许把人当做客体来对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妈妈教你学好时你是如何大发雷霆的吗？把孩子放任到什么程度，这的的确确是个问题。这是个哲学问题，但是哲学不探讨孩子问题，哲学把孩子们交给了教育学，可孩子们在教育学那儿也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哲学把孩子们遗忘了。"他看着我笑着，"把他们永远忘记了，不是偶尔把他们忘记了，就像我偶尔把你们忘记了一样。"
如果我们这些孩子想和父亲谈话的话，他像对待他的学生一样与我们预约时间。他在家里工作，只是在有他的讲座和研讨课时才去大学。想要和他谈话的同事和学生都到家里来。我还记得学生们排着长队靠在走廊的墙上等着，有的阅读点什么，有的观赏挂在走廊里的城市风景图，也有的同学呆呆地东张西望。他们都沉默不语，直到我们这些孩子打着招呼穿过走廊时才回以一个尴尬的问候。我们与父亲约谈当然不必在走廊里等候，但是，我们也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去谈，敲门后让进去时才能进去。
他怀疑地看着我，我自己也知道这个问题已经离题了。这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而是我必须做出决定的问题。
是的，她是为此而抗争的，但是她不愿为了获得成功而暴露出自己是个文盲，她不想为此付出代价。她也不会愿意我为了她在监狱里少呆几年而出卖她。她可以自己讨价还价，但她没有那样做，说明她不想那样做。对她来说，为了她的自我价值蹲几年监狱也值得。
他摇着头说："我们谈论的不是幸福而是尊严和自由。当你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已经知道它们的区别了。你妈妈总有理，这并没有让你从中得到安慰。"
窗户敞开着，我听得见停车场上的关门声和一辆车发动马达的声音。我听着那辆车开出去，直到它的声音被喧嚣的交通淹没为止。之后，我听得见孩子们在空旷的停车场上的玩耍吵闹声，时而非常清楚地听得见一个名字、一句骂人话或一声喊叫。
我不想再点头了，他所说的没错，但是他说话的口气不对。
我被激怒了，但又束手无策。我在搜索一个词，或一句话，一句能让他哑口无言的话。
我问我父亲："如果人们不能跟他交谈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我又点点头："但是…、··"
我第一次参观集中营时在里面转来转去，一直转到它关门为止。之后我坐在了位于集中营上方的纪念碑下，俯瞰下面的集中营。我的心里空虚极了，就好像我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内心世界寻找着直觉，而我内心又空空如也。
"我无法帮助你。"我父亲说着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不，你不必走，我只是背痛。"他弯曲地站着，双手压着腰。"我不能说，不能帮助你，我感到遗憾，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把我作为哲学家向我求教时。作为一名父亲，我不能帮助自己的孩子，这简直令我无法忍受。"
"如果他们后来对此感到很幸福的话，这样做也不行吗？"
汉娜继续抗争着，对的她就承认，错的她就反驳。她的反驳越来越困惑，越来越暴躁，她的声音不大，但其厉害程度令法庭感到惊讶。
我看见汉娜站在熊熊燃烧的教堂旁，表情僵硬，身着黑色制服，手执马鞭。她用马鞭在雪地里画着小圆圈，然后用长统靴一脚踢开。我看见她怎样让人为她朗读，她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提问题，不做评论。当朗读的时间结束时，她便告诉她的朗读者，明天她将被送往奥斯威辛。那位瘦弱的、头上长出黑色头巷、眼睛近视的宠儿开始哭泣起来。汉娜用手敲敲墙壁，随后进来两位也穿着有条纹衣服的女囚犯，她们便把那位朗读者生拉硬拖出去。我看见汉娜沿着集中营的路走着，进了囚犯们住的临时搭建起来的木板房，监督她们干活。她带着同样僵硬的表情、冷酷的目光、微薄的嘴唇做着这一切。囚犯们突然低下头，弯腰屈背地干活，躲避到墙边，躲进墙里，恨不得消失在墙壁里。有时候囚犯被集合起来，来回跑步，或练习列队行走。汉娜站在她们中间，喊着口令。她喊叫口令时的表情丑陋难看，手中的马鞭令其更难看。我看见教堂的塔顶坍塌到教堂的房顶上，火光冲天。我听见女人们绝望的呼救声。我看见第二天早上被烧毁的教堂。
当我告诉了司机我要去的具体地方时，他不说话了。我瞧了他一眼，但是从他的脸上我看不出来他为什么从生动活泼的交谈中突然默不作声了。他中等年纪，细长的脸，右边的太阳穴上有块深红色的胎痣或烙印，一架黑发整齐的流向两边。他看上去好像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道路上。
他看着我说："没有但是吗？您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可以这样无所谓。您连这个都没学过吗？没学过要一致顾脸面？顾人的尊严？生命算什么？"
我也感到厌倦了，但是我却不能把事情置于脑后。对我来说，审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起初，我是一名听众，突然之间我变成了参与者、一同游戏的人和共同决策者。我并没有去寻找和选择这一新的角色，但是我却得到了它，不管我愿意与否，不管我是采取了主动还是被动。
"您说得有道理，不存在战争和憎恨的理由，刽子手恨不恨他要处死的人，都要处死他。因为他这样做是按命令行事？您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吗？您认为我现在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命令吗？在谈论集中营的警卫队得到命令和他们必须要服从命令吗？他鄙视地笑了起来，"不，我不是在谈论命令和服从命令。刽子手没有遵循任何命令。他在完成他的工作，他处死的不是他憎恨的人，他不是在向他们报仇雪恨。杀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挡了他的路或者对他进行了威胁和进攻。他们对他来说完全无所谓的，他们对他来说如此地无所谓，以致他杀不杀他们都一样。"
我下了车，他调转车头的方式使我不得不急忙躲闪。直到下几个拐弯处，我仍能听见他。然后一切才平静下来。
由于汉娜承认那篇报告是她写的，其他被告就可以轻松地出牌了。她们说，凡汉娜一个人处理不了的事情，她就逼迫、威胁和强迫其他被告一起做。她把指挥棒揽在自己手里。她既执笔又代言，她总是做最后决定。
六月底，宣布了审判结果。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审判长站起来与我告别，他说如果我还有什么问题尽管再来找他，如果需要学业上的咨询也可找他。还说我们小组对审判程序的分析评估结果应该让他知道。
我见过父亲的两个书房。第一个书房，也就是汉娜用手指巡摸书脊的那间，它的窗户面向街道，对面有房屋。第二个书房的窗户面向莱茵平原。我们六十年代初搬进的那座房子坐落在山坡上面，面向城市。当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我的父母仍旧住在那儿。这处房子的窗户和那处房子的窗户一样不是外凸式的，而是内凸式的，仿佛是挂在房间里的一幅画。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书籍、纸张、思想、烟斗和香烟冒出的烟相互交织在一起，足使外来的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压抑感。我对它们既熟悉又陌生。
沉默之后，他又开口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参观斯特鲁特俱夫。我向他讲述了审讯过程和我对直观形象的匮乏。
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之后我听他给我讲述了他的学习和考试的情况。他把一切都做得很好，他及时地以优异的成绩修满了各科学分，最后又及时地参加了毕业考试。他喜欢做法学家和法官，如果让他重新做一遍的话，他仍旧会如此去做。
"不，你的问题不会有愉快的解决办法。当然了，如果你所描述的情况是一种责任重大的情况的话，人们就必须要采取行动。如果一个人知道怎样做对其他人有好处，但他却闭上了眼睛，视而不见，这时，人们就必须努力让他睁开眼睛，正视此事。人们必须让他本人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人们必须和他谈，和他本人谈，而不是在他背后和其他什么人谈。"
第11节
第12节
第17节
当时，我曾试着与朋友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你设想一下，有人想毁掉自己，故意毁掉自己，你就是能挽救他，可你将挽救他吗？你设想一个手术，病人服用了连麻药都无法相比的毒品，但他又耻于向麻醉师开口讲他服用了毒品，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告诉麻醉师真相吗？你设想一次法庭审理案，有一名被告将会受到惩罚，他是个左撇子，但是他为此感到羞耻。如果他不讲出自己是一个左撇子，因而不能完成一个用右手实施的行为，你能对法庭说明此事吗？你设想一下，某人是一名同性恋者，作为同性恋他不会于某种行为，可是他又耻于做一名同性恋者而不说明真相。这不是人们是否应该耻于做一名左撇子或做一名同性恋者的问题，您想一想，这是被告为自己感到羞耻的问题。
最后，她放弃了争辩，只是在被问到对她才说话。她的回答简短扼要，有时候甚至漫不经心。好像为了让人更明显地看出她已经放弃了，她现在说话时也不站起来。审判长也惊讶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法庭审理刚开始时，审判长曾多次对她说过不必站起来，她可以坐着讲话。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法庭在审理接近尾声时已经厌战了，想尽早把事情了结，大家都已经心不在焉，都想在经过几周对过去的审理后再回到现实中来。
第15节
我点点头。
我父亲让我把问题全盘兜出，包括抽象描述和举例说明。"与法庭审判有关，对吗？"但是他摇着头向我示意，他并不期待得到回答，也不想逼迫我和不想知道我自己不想说出的事情。这之后，他坐着沉思起来，头侧向一边，两手扶着椅子的扶手。他没有看着我，我却仔细地打量着他，他的满头银发，他的总是刮得很糟糕的胡腮以及他那从鼻梁延伸到嘴角和两眼之间的清晰的皱纹。我等着。
我到底还是去找了审判长。去找汉娜我做不到，但是，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我也做不到。
我不久前又去了那儿一次。那是一个晴朗又寒冷的冬日。过了舍尔麦克，森林披上了银装，大地被皑皑白雪覆盖。集中营是一块狭长的场地，地处下斜的山坡梯地上，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一片白茫茫。从那儿可眺望到远处的福戈森山谷。二层或三层的监视塔上面的和一层的木板房上面的被漆成蓝灰色的木头与皑皑白雪形成了一个和谐的对照。当然了，那里少不了有用铁丝网围成的大门，门上面挂着"斯特鲁特侯夫一纳茨瓦勒集中营"的牌子，也有围绕集中营四周的双层铁丝网。在残留下来的木板房之间，原来都是木板房，一间挨着一间地排列着，非常稠密，可现在，地面被皑皑白雪覆盖着，什么也辨认不出来。它看起来像是为孩子们准备的滑雪橇的斜坡。好像孩子们正在带有舒适方格窗户的、可爱的木板房里度寒假，好像他们随时都会被喊进去吃蛋糕和热巧克力。
"有一次，"他接着说，"我看到一张枪杀俄国犹太人的照片。犹太人一丝不挂地排着长队在等着，有几位站在一个坑的边上，他们身后是手持步枪向他们颈部开枪射击的士兵。这事发生在一座采石场。在犹太人和土兵的上方，有位军官坐在墙上的隔板上，跷着二郎腿，吸着一支香烟。他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也许枪杀进行得还不够快。但是，他还是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甚至轻松愉快，也许因为白天的活总算要干完了，而且很快就要下班了。他不恨犹太人，他本是……"
"啊，您想弄明白，人们为什么能做出那么恐怖的事情。"他的话听上去有点嘲讽的口吻，但是，这也许仅仅是声音和语言上的地方色彩。没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您到底想弄明白什么呢？人们之所以杀人有时是出于狂热，有时是出于爱，或者出于恨，或为了名誉，或为了复仇，您明白吗？"
那么，为什么我连袖手旁观也做不到呢？我心想，我一定要阻止一场错误的判决。我一定要主持公道，一种不计较汉娜的生活谎言的绝对公道，它或许对汉娜有利，也可能对她不利，但是，对我来说，这的确不是公道不公道的问题。我不能让汉娜想怎样就怎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必须要对她施加影响，如果不能直接地，就间接地。
"但是，那些在集中营被杀死的人对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并没做过什么，对吗？您想说这个吗？您想说不存在憎恨和战争的理由吗？"
我走在上坡的路上，没有来往的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我听得见鸟鸣和树木的风声，有时还有涓涓的溪水声。我松了口气。一刻钟之后，我到了集中营。
"好吧，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