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陈其美不解地问。
“这里来的最多，其余的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台湾，还有的到了新加坡。”
前由潘君月樵介绍，沪江战事得蒙足下仗义疏财，接济维持，已呈请岑大元帅注册存案矣。金陵之役，同志血战三星期，复为张贼夺去，非人谋之不臧，实天助袁逆、张贼也。可恨至极！吾辈抱定宗旨，百折不回，现已由沪江同志议决，以一半往长崎赴会，联合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根据，从闽、浙进行。复遣同志多人，大连联络胡党英杰，勾结宗社党人，在北方定期起事。江浙方面概归鄙人主持一切，将来仍请阁下召集洪门同志共举义旗，直捣金陵，先诛张贼，后讨袁逆，以雪前耻，扫除专制恶毒，重立共和政体，呈党幸甚！再者，以后往来信札，总宜秘密，因邮局中人查检甚严，恐有泄露，故此次特派心腹前来，与阁下当面接洽，如蒙允准，即望将回件交来人带回。迩来南北侦探遍地，吾辈浍切宜缜密，凡军火文件皆存在日人行（李）中。遵处属地，尤须谨防。倘再有疏虞，则一番心血又成现饼。铁君来常，事竣尚须往苏、杭一行。倘有需款，即乞尊处付可也。
“都逃到哪儿去了？”
陈其美还说：二次革命时，就是没有听从孙先生的意见，及早发难，致使失败如此之速。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以失败告终，南京独立取消，革命处在低谷；袁世凯当局在国内大搞恐怖活动：赏洋10万，缉拿孙中山；赏洋五万，缉拿陈其美。孙中山的追随者、革命者人人自危。国内无有立足之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大本营东渡日本，在东京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陈其美百折不挠。据有关资料披露，他在此期间还拟定了第三次革命计划。他在致洪门大佬杨志平的一封信中说：
总之，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并没有达到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成为健全有力的革命党。同时在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的时候，又没有建立和掌握忠实可靠的武力。这样，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决定于地方军阀的拥护或反对了。
“在讨袁前的全国22省中，国民党有八个都督，在国会中国民党系第一大党，各省议会也占优势，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一败涂地呢？我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说完，他把严厉的目光投向黄兴，然后逐一批评说：“还有英士、展堂，你们都是犹疑观望，一误再误。癸丑之役，终成强弩之末，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
陈其美得知后，痛心疾首，见图浙不成，又拟改变方针，从长计议，图划第三次革命。并决定联络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新根据地，从闽、浙两省着手活动。同时他又派遣革命党人赴大连联络胡党与宗社党人，在北方起事。这些计划在实行中也因力量不济而被迫中断。
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不德如弟，欲图挽救，转受毁伤，尚有何说！必宕将来，既感且佩。恐人不我与，犹含沙蹑其后。请拭目以观，必有所悟也。
夜深了，人静了，孙中山伏在案头，在做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周密计划……
胡汉民抢着说：“克强兄所言甚是，立誓约、盖指模的做法，与会党无异，先生不一定过分拘于形式……”
二、孙中山和黄兴，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例如：孙中山本不愿意让位于袁世凯，而黄兴是主张退让的。（汪精卫是主张让位最卖力的人，他曾说：“先生如果不让，人家要说先生争地位权利呢！”）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问罪，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孙中山要组织革命党讨袁，黄兴又认为不可师出无名，等袁做了皇帝，再行讨伐不迟。这样，孙、黄就无法合作了。黄兴恐同志之间矛盾加深，离开日本，远游欧美。而跟黄兴有关系和同一见解的人都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这就形成了孙、黄分家，出现了所谓“孙文派”与“黄兴派”。如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等，在国内都是有军队和政治影响的。他们的离开，当然是一个损失。譬如，洪宪讨袁之役，中华革命党人曾在广东、山东、江苏等地起义，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而云南起义，原国民党军人参加的虽也不少，但领导者却为蔡锷，在政治声势上中华革命军比护国军已略逊一筹了。
1913年10月7日，陈其美偕戴季陶、陆惠生、山田纯三郎进见孙中山，田桐随后亦到。陈其美经与孙中山交谈后，两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认识。陈其美说：“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百，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据地省，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致也。”陈其美还指出：“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其原因皆由诸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后之进行，须鉴前车。欲革命党能达目的，非此不可。”
6月16日，孙中山在民国杂志社召集中华革命党成立预备会议，到会者200余人，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当天，还初步决定了各部部长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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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从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首先，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入党的人要立誓，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和“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几句话。誓约要自己亲笔照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然后站立在主盟人孙中山面前，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交给主盟人，握手而退。有些人主张删去“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两句，认为这会损害个人的自由。黄兴等不少人反对打手模，认为有辱人格，并且说：“革命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还相信不过吗？”因而不肯入盟。
（陈其美）回想这一年多的经过事实，觉得许多地方，中山先生都能事先见到、想到，因各同志见识学力不及中山先生，以致处处牵制中山先生的主张，不能服从其命令，因此有这样重大的失败，自己非常的追悔。遂决心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助其组织中华革命党，以严格地训练党员。
东京筑地精养轩。
孙中山感觉到了这点，他也转向黄兴问：“克强，还持不同意见吗？”
一、同盟会的会员中，有多半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弟，他们是基于民族意识和反清而革命，所以清帝退位，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到了国民党时代，又混进大批官僚政客，成分更为复杂。他们对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和激进的革命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因此，当年流传一种说法——“先生是理想家”，甚至有人把孙中山称为“孙大炮”。简单一句话，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经落伍于时代了。
此次失败，非袁世凯力强，乃党人自己太弱。非因人少，实以无团结力，各自为谋所致。今当奋发精神，期以二年，必能复举。二年之后，当再与家人团聚也。
冬去春来，时间到了1914年的春天，杨柳飞絮，桃花盛开。
“你是什么时候来日的？”孙中山关切地问。
3月底，他已把写完的初稿，散发给党内核心人物，逐条加以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接着便召集陈其美、胡汉民、居正、廖仲恺、许崇智等，持续了两个月，进行了17次集思广益的讨论，陈其美参加了11次。
入盟的党员不过七八百人，其中比较多的是留日学生，其次为各省议员和中、下级军官。他们多比较年轻，虽然有些干劲，但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很薄弱。最显著的一个例子：1915 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所谓“乱党自首条例”，规定自首者不但不办罪，还优予录用。江西党员魏调元即偷回南昌自首，以出卖人格换到一个县长。对于这个叛徒，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又有些党员在日本无法维持生活，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谋出路，也就一走了事。所以有人说：“先生和洪秀全一样的仁慈。”
我们同志目下虽流亡于日本，但追慕母国之念，一时也未离开脑际。将来如何使我民国得屹立于世界，此乃与诸君共谋之大事。……总之，务望我同志共进退，各自审慎行事，绝不可轻举妄动。再者，近日看到有关革命党人之种种报道，均为谗诬中伤之流言，无一事实。望诸君纵知晓此事，亦不可为此类流言所惑。
“湖口起义的人员都怎么样？”中山又问。
陈其美还很后悔以往自己不能很好地听从孙中山的命令，邵元冲写道：
“我是刚刚到的，特来向先生报到。”
这时，陈其美却幡然醒悟，站到了孙中山的一边，一下子加重了孙的天平。
黄兴以巨大的抑制力克制住自己。他默默地，感情复杂地望着孙中山。
至于中华革命党内部，开始时，情形也不见佳。
不过，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悄悄注视着黄兴。
宽敞明亮的房间中，200余名流亡的革命党人席地而坐。其中有黄兴、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还有李烈钧、张继、陈炯明、邓铿等。
孙中山强硬地说：“不，前者有训。关于这一点我绝不让步！”想了一想，又加重语气说：“我不是一个专制的人，但还是要重申‘三次革命’由我自己负完全责任，愿意服从者必须纯然听从我的命令。克强如有异议，也只得悉听尊便！”
也许是因为这次不愉快的经历，陈其美此后即“力排众议，主亟进”。陈其美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做文章加以人身攻击。陈其美还抓住黄兴在东京建造简易住房一事大肆攻击。对于革命同志的相互倾轧，黄兴感到愤懑和难过。他在致刘承烈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悲观，他说：
事实表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恐怖统治，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有限。陈其美见事无可为，便决定应孙中山之召，潜赴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陈其美在赴日前，曾于9月26日晚，秘密回到上海海宁路10号与家人告别。陈其美很乐观地对家人说：
在一切筹备妥当后，7月8日下午，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党员约有205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号召大家做好第三次革命的准备。孙中山在演讲中说：
黄兴答道：“是的，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二次革命前，我党确实松懈涣散，但立誓约、盖指模服从个人，能否严明纪律，振奋精神？况且，也有悖于民主准则。……革命并非经商的公司、会社，一切全由最大的股东决策！”
突然有人敲门，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湖口起义的陈其美。
会后，大家各负其责，分头行动了。
与会者开始窃窃私语，不少人都用目光望着黄兴。
黄兴等人沉默。
陈其美说：二次革命失败，大家都是目击者，我们的失败就是没用孙先生的武力解决，而采用克强的议会之路，这是铁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孙中山也同样望着他……
……
这期间，陈其美还委派姚勇忱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宣传民众，发动民众，“分头举事”；安排雷铁生、方继英、沈凤祥等，在上海英租界收集炸弹武器；拟推举雷铁生为浙江都督，组成浙江讨袁军，在浙江发动起义。
（上海）奋勇军失败后，死者之抚恤，伤者之治疗，生者之遣散，均成问题。……办理善后最感困难的是经济问题。我除把英士先生给我的学费用尽，及向蒋（介石）先生领得少数经费之外，只好和多方借贷，陆续清理，逐一遣散。直到民国三年五月间，才把这件事完全清结。
“嘿，甭提了！杀的杀，逃的逃，各奔他乡。”
5月29日，黄兴致函孙中山，对陈其美等人的指责有所申辩。当天，孙中山最后表示：
孙中山逃亡东京后，开始理智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教训是什么呢？人心不齐，组织涣散，犹如一盘散沙。如此怎能对付凶恶的敌人？怎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国民党较之同盟会已经褪色不少，关键是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使他大伤脑筋。二次革命失败，有许多革命党人流血牺牲；有许多革命党人被通缉，无家可归；但也有投敌变节的，成了袁世凯的无耻的政客；也有革命理想破灭，痛不欲生的；也有逃避现实，出家为僧的。面对现实，孙中山任重而道远。
应该看到，陈其美在恐怖气氛下，并不甘心上海义举的失败，他除办理善后事宜外，还在秘密地与一部分留在国内的革命党人谋划在自己的家乡湖州、宁波建立反袁根据地，再举义旗。
更有甚者，还有对中华革命党行骗的。江西人刘平，在上海穷得没办法，写信给东京本部，说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几千人起义，就骗到了一个司令官衔和一笔款子。而上海交通站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却拿不到一文钱，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推陈劭先去东京见中山先生，大胆陈述意见。先生回答说：“要知道，空喊革命有什么用，100人中有99个骗我，只要一个人不骗我，就可以把革命空气激动起来。”
过了一会儿，孙中山愤慨地说：“失败惨重，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
1913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八号楼，窗帘低垂。一个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
孙中山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一系列问题，便谢绝宾客，关门写作，两个月后，《革命方略》已脱稿。《革命方略》共分六篇，其中对革命军的目的、服制、勋记、饷项；军政府的组织、军律、军法；举义前后之要义，攻取响应之要点，都作了具体规定。
孙中山1913年冬着手筹备，次年7月8日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可是中华革命党虽然建立了，但内部却由此引起了分裂。
6月21日下午，在民国杂志社召开了中华革命党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党员约有四十七八人。会上，陈其美代表孙中山，对《中华革命党总章》逐条详细做了说明，并向大家介绍了初选中当选的各部部长。陈其美还提请大会注意：今后各位的报告，要交给有关的专任部长。
这时，孙中山也激动地站起身来，责备黄兴说：在南北方议和时期，我曾主张宁可开战，也不议和，但克强支持；关于民国建都地址，应该在南京，要袁来南京就职，克强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民愤可用，以武讨袁，克强先生又是阻止其行；再者，我本来想赴日本求援，克强又是不同意，让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后来我想亲赴南京誓师讨袁，克强又自告奋勇，阻其前往，招致失败，全局瓦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纪律应该加强了。必须要服从我。
上海义举失败后，陈其美并没有立刻出国，而潜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在恐怖气氛下，陈其美冒着生命的危险，从事着“二次革命”的善后事宜。当时陈果夫是帮助叔叔处理善后事宜的得力助手。陈果夫回忆说：
听到这里，黄兴不同意陈的说辞，反唇相讥：国民党改组后，事权不一，癸丑之役失利，我黄克强何能独负其责？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这难道也要我黄克强负责吗？
5月16日，由孙中山指定，成立了15人的中华革命党筹备会。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陈其美、柏文蔚、周应时、刘承烈、邓家彦、胡汉民、杨庶堪、居正、侯度生、张肇基、凌成、文群、陈杨栋、张百麟、田桐。
陈其美与戴季陶、田桐、范光启等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在中华革命党的入党号是第七号。
陈其美并没有被袁世凯的恐怖镇压而吓倒，在家乡又收到孙先生的召电。于是他离开湖州赴日本去了。 关键时刻革命党内部又出现了分裂
孙中山环视一周道：“我党人心涣散，达于极点。遯初被刺，我返沪主张立即起兵讨袁，党内又是众说纷纭，无复统一，克强坚持法律解决……”
从举事起以至办理善后，我受英士先生之派，向各方筹款，如朱葆三、王一亭、杨信之、沈缦云、叶琢堂、叶惠钧等，均有相当往来。这些人中间，沈与朱比较最好，并没有因为我们失败了，而加以冷眼。叶琢堂君不时以消息供给我。在我们危难的时候，常常加以协助，其豪侠好义，尤能给人以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七月到九月三个月中间，英士先生尚在上海，因为大部分同志不是变节，便是畏缩不敢再举，乃嘱我每日前往协助，并担任交通。因此，日里我是料理自己的分内事，夜间则随英士先生工作，每晚非到十一时后不能返寓。这时袁世凯的侦探，对我极注意，所以我的行动亦不能不特别审慎。有一次，给我发觉有陆中同学任侦探者尾随，乃设计跳上电车，一刹那又跳下来，得以脱身。在英士先生东渡之前，一直承办事项幸未误事；唯有其日奉派一信给王一亭先生，中途遗失，自认为生平一大憾事。
陈其美因目标太大，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孙中山又道：“二次革命，非仅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我已决心对之负全责。现在成立中华革命党，希望大家能绝对服从我，并且要盖指模，立誓约！”
陈其美因为善后事宜相托，直到9月初，他偕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湖州，在那里开辟新战场，“拟以宁波为根据地”。
尽管意见不一，但孙中山毕竟不为失败所气馁，百折不挠，面对现实，又迈出了坚定的革命步伐。 孙中山的第一副手
隐居在上海租界的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汪精卫、刘艺舟、胡经武等十余人，商议斗争策略。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决定设立三部：实行部、继续部、暗杀部。三部之间互相配合，开展活动。具体分工是，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负责湖州、宁波各处；由戴季陶、刘艺舟赴大连组织机关部，在奉、吉两省展开活动；林虎等潜入湖南，联合该省青、洪帮，并运动军队，谋三次独立。会议从早开到晚上。
孙中山继而强调指出：“我看袁世凯不出五年就要做皇帝，我们要赶快组织新党，起来革命，叫他做不成皇帝；如果等他做了皇帝，再去推翻他，那就更不容易了。”
再说陈其美、蒋介石、王金发等潜入宁波后，他们发现因袁世凯的恐怖威胁，浙江都督朱瑞态度有变，但是他们照常活动。这期间，雷铁生派炸弹队长方济青，用车船运十余枚炸弹至董家渡，但途中被郑汝成部发觉，结果所运炸弹被扣，秘密机关被查，损失严重。雷铁生当场被捕入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