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趋炎附势，借助他与陈立夫姑表兄弟的关系，不久又当上了特务总头目陈立夫的副手。钱壮飞也水涨船高，成为了中统局的机要秘书，任务是扩大组织，发展成员。钱壮飞趁此机会，介绍共产党员李克农加入了组织，公开身份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职员，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不久，又介绍胡底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南京有什么情况，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
1928年夏，钱壮飞经过组织联系，考入了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并逐渐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为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天晚上，顾顺章在蔡孟坚的护送下，来到了南京中山东路，住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楼里。
可是话说过来，此事谈何容易！要知道，营救邓演达，必须亲自向蒋介石求情。求情的事，宋庆龄从来没干过，而且这次求情不是求同志而是自己的敌人。大革命失败后，她曾发表过谴责蒋介石并宣布不与其同流合污的“七一四”声明；孙中山遗体迁回南京时，她又反复重复这个声明，致使蒋介石对其愤愤不平。眼下真的要求情了，还真难为了宋庆龄。
“我们正在设法营救你，希望你好好配合，坚持到底。”说到这里，宋庆龄再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两人挥泪而谈，时而激昂陈词，时而垂泪痛哭，情景极为悲壮。
就在宋庆龄离开狱牢之后，早有人把邓演达与宋庆龄秘密会见一事报到蒋介石处。蒋介石大怒：“娘希屁，这还了得！他胡逸民胆大包天，敢不请示我，问他有几个脑袋？”当下便派侍卫长王世和急急忙忙赶到中央军人监狱，找到胡逸民。
蔡孟坚立功
且说正当蔡孟坚打入共产党之际，共产党员钱壮飞也奉密令，早已打入了国民党的中统局。
“胡狱长，你好大胆啊！”王世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这时，中国共产党尽管势力较小，也不甘示弱。为了迎击敌人的围剿，粉碎蒋介石的围攻，也以牙还牙，成立了“中共特科行动大队”，派员打入敌人内部，做到瓦解敌人、消灭敌人。当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维护着上海的中共机关。国民党打入共产党内的也有不少，最出名的是蔡孟坚。
后来，陈立夫把顾顺章的要求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嗯”了一声，片刻道：“那好，你们不成，我来谈。”
“……”蒋介石的脸上肌肉抽动着，仍默不作声。
“那好。”胡逸民见是国母宋庆龄要求，岂有不准之理。于是他在没有事先请示蒋介石的情况下，便命令左右大开绿灯。
抓捕邓演达是在一个漆黑一团的夜晚。当时邓演达应邀正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的毕业学员讲话。谁知这个消息走漏了，在邓演达正在讲话时，敌人呼啦啦地包围了院子。待邓演达做完报告，走出深院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十几个便衣特务蜂拥而上，将邓演达抓住投进预先准备好的麻袋，扎紧袋口，扔到停在院外的车上，随后又转火车，直奔南京。
“二姐，只要你来政府工作，我一切都听你的。”蒋介石奉上茶水道。
接着，一场横祸降落到胡逸民头上。反过来，宋庆龄与邓演达的会见，使蒋介石感到宋庆龄插手此案，夜长梦多，日后难以收拾。恰在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爱国救亡运动，一浪高于一浪，迫使蒋介石下决心快刀斩乱麻。他立即召来陈立夫，下达密令，先软化，软化不行再“斩决报来”。接着，又派李熙元与邓演达谈判释放条件：“要释放您，好说。”李熙元开口便说。“但要讲个条件。”
“对。请你把邓演达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
“当初，你的告诫我没听进去……”邓演达也痛哭起来，“不过，我也死而无怨啦！”
开始谈判的时候，顾顺章有一个顾虑是，说也杀不说也杀，于是他就坚持了不说不讲为上策。蒋介石看透了这一点，首先向他保证：“不抓不杀。”有了蒋介石这句话作定心丸，顾顺章彻头彻尾地叛变了，如竹筒倒豆子，他都说了出来。
蔡孟坚为了邀功请赏，亲自对顾顺章进行软化，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蔡孟坚不愧为老牌特务，并不生气，他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整天在舞场、妓院里混日子。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给钱壮飞去办。调查科迁到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首先看到这些文电的就是钱壮飞。蒋介石对红色区域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红色区域，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蔡孟坚干得漂亮，接踵而来带人会同租界捕房包围了在汉口法租界的中共长江局机关，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尢崇新。尢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目标。
“国母求见，岂有不见之理！”胡逸民解释道。
“我想见邓演达一面！”宋庆龄道。
最后，宋庆龄一定要见邓演达，蒋便耍一个花招道：“我还不知道此事哟，要找你去问陈立夫，兴许他会知道的。”当宋庆龄找到陈立夫时，陈又推说只知道邓演达关在南京，但具体位置还不太清楚。
邓演达听后哈哈大笑，许久才止住笑声道：“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而是中国人民要我写的！至于要夫人支持你们政府，那是人家的事，管不了，两个条件，我一个也答应不了。要杀要关，随便吧！”邓演达浩气在胸。
“演达，我的好同志。”宋庆龄望着浑身血迹的邓演达，泪流不止。许久许久，才控制住了自己。
“你们先回去，”宋庆龄说：“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再说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原来多数是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的护卫之下。中共中央从钱壮飞那里获知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转移各个地下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从顾顺章口中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数机关已经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转移不及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来到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
这个时候，徐恩曾虽然对钱壮飞越来越信任。可是有一件东西，他却紧紧抓住不放。这东西就像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的时候，总是把它带在身上，藏在贴身衣服口袋里面。原来这是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话用的密码本。钱壮飞知道，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就搞不到。他虽然早就想搞到这个密码本，可是却一直没有机会。李克农和钱壮飞分析了徐恩曾的致命弱点是腐化堕落，好色喜嫖，于是设下一计。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他们趁机一起向徐恩曾宣传，哪儿哪儿有漂亮姑娘。徐恩曾一听便动了花心，马上要去。李克农却故意说：“你不能去，你带这么个东西去怎么存？”徐恩曾马上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他们随后马上复制收藏起来。
一下车，便由孙中山侍卫副官马湘和范良陪同，直奔位于郊外的中央军人监狱。该监狱长名叫胡逸民，在北伐战争时，与邓演达私交颇深，十分敬佩邓的为人和才华。听了宋庆龄的口述，十分同情邓的不幸：“夫人此行，有什么要求？”
因为顾顺章是共产党的要员，陈立夫对他寄托着厚望。顾顺章还没到南京的时候，陈立夫就把电话打过去了，要徐恩曾做好接站的准备。陈立夫还说，如果能抽出时间，他也亲自出马迎接。
“夫人，想不到还能见到你！”战友相见，邓演达喊道。
“那好那好。”
蔡孟坚见此状，知道现在多说也无益，不如让顾顺章放松放松，好好考虑，一切等回南京请示陈立夫之后，再想办法。于是他又对顾顺章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
宋庆龄愤然离开总统府。 杀害邓演达，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
接见是在南京总统府内，这是蒋介石的刻意安排。宋庆龄来到总统府会客厅，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蒋介石示意宋庆龄坐下，与以往接待客人的情形不一样的是蒋介石亲自端茶奉水，一口一个“二姐”叫得好甜好亲。
且说这一非常时刻，蒋介石任命心腹陈立夫为间谍机构的总头目，不能不说是对陈立夫的信任和重用。陈与心腹徐恩曾密谋一番，决定派人打入共产党内部，以此取得突破口，扩大战果。派谁去呢？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认为有一个人可以担当此重任，他就是蔡孟坚。
“工作之事暂且不谈，这次来主要是为邓演达的事。”宋庆龄道，“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好不好？”
街头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再往前行，不远处的大隅首，有一广场，广场上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一位艺人武术表演。那艺人年方二十多岁，红光满面，天庭饱满，他头裹三尺红绫，脚穿黑色圆口布鞋，手拿哨棒，行走如风。在众人的喝彩下，舞起哨棒。那哨棒像是一条龙，在他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腾飞起来，顿时满场风涛，拔地而起。人们不得不赶紧后退几步，把场地扩大。只见他功架扎实有力，动作轻盈舒展，如急风暴雨，似电闪雷鸣。忽而是“金鸡抖翎”，忽而是“天边挂月”，忽而是“大鹏展翅”，忽而是“吴刚献酒”，观众们都是眼睛瞪得滚圆，嘴半张着……
“你保证不写反蒋文章，再奉劝宋庆龄支持党国工作。”
“什么条件？”邓演达问。
此人是湖北人，是特工行动队的业务尖子，同时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陈、徐达成共识后，由徐恩曾面授机宜，作为特派员派往武汉，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活动。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临行前陈立夫又亲自谈话，亲自鼓劲。蔡孟坚也不负陈望，到武汉后，很快就打进了中共湖北省委内部，做了省委书记的特勤，并里应外合地将省委书记和其妻逮捕杀害。
这是1931年5月的一天。
“啊，原来，二姐是为这事而来呀？”蒋介石好扫兴。
“夫人，演达被捕了！”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报到陈立夫那里，陈立夫又报到蒋介石那里，正在南昌坐地“围剿”红军的蒋介石闻听后大喜道：“先投进监狱，让他尝尝我的厉害！等我完成剿匪后再来处置！”
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日本频频向中国挑衅，蒋介石政权也加紧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频频围剿。日本叫嚣三个月亡华，蒋介石叫嚣七日灭红（军）。围绕这一纲领，蒋介石要求他的特务机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入共产党内部，获得情报，配合围剿，做到尽快灭共。
“你们那里很僻静，腾出一个房间，好好打扫一下。”
顾顺章被捕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徐恩曾十分高兴，当即把消息报告给蒋介石，并且下达指令，命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蔡孟坚亲自押顾来京。 钱壮飞建功
“啊——”宋庆龄大吃一惊，“快坐下，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谈谈！”
为营救邓演达，宋庆龄于11月25日又登上了去南京的列车。这时，她经过多方打探，才得知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已受尽了酷刑。
……
俩中年摇摇头说：“不清楚。”
蒋介石和顾顺章的谈话是在一个落霞的傍晚，他们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从时间上看，这个没被陈立夫、徐恩曾攻破的堡垒，被蒋介石一下攻破了。
钱壮飞进了徐恩曾的无线电训练班以后，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又善于交际，加上是徐恩曾的同乡，深得徐恩曾的信任。不久徐恩曾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刚刚毕业的钱壮飞就被任命为无线电管理局秘书。1929年春天，陈立夫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要钱壮飞帮忙，并且在浙江省教育厅给他挂了一个秘书的职衔。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把这次博览会搞得格外精彩，颇得社会人士和国民党官僚们的好评，连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都亲自去看过。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博览会一结束，就当上了徐恩曾的私人秘书。
宋庆龄终止了写信。她脑海里反复浮现着邓演达的形象……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曾做过多次振奋人心的演讲；流亡苏联时，他们一同总结经验教训，一同又扯起了革命的旗帜，他是位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好同志；在流亡柏林时，为研究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他又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往往在沉闷中又偶出妙语，幽默含蓄；回国后，他又积极地投身到反蒋的洪流中，尽管她不赞成他的第三政党的观念，毕竟他是一个革命坚决的好同志；他创办的《革命行动》报，言辞之激烈，无疑是投向蒋政权心腹的一柄利剑……这一切，都在促使着宋庆龄下决心要营救邓演达。
接着，那艺人又扔掉手中的哨棒，徒手打起了少林红拳，颇有点儿梁山遗风。你看他拳来脚去，如流星似闪电，宛如攀树登枝的猴子。他的表演身手灵活，进退自如，起伏转折，节奏分明，得心应手。年轻人那干净利落的腾、挪、躲、闪，变化多端的攻防技法，刚柔相济的动作节奏，严谨典雅的架式规范，使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
会见是在胡逸民的办公室里，胡逸民安排宋庆龄坐下，奉上茶水。接着又传邓演达过来。这在宋庆龄看来已经是最高的礼遇了。
顾顺章仍是一言不发。
“……”蒋介石默不作声。
“没错，我就下手抓了？”
“啾啾”一阵叫声，伴着一群山雀从广场边的树林里飞出，向广场中心飞来，在飞越艺人头顶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艺人弓身捡起一块石子儿，向鸟儿投去。“啪”的一声，山雀儿一头栽落到场子中央。人们顿时沸腾了。“神功！神功！”人们呼喊起来。惊得有人向空中扔起了帽子，有人打起了嘟嘟的口哨声。年轻人表演完毕，拱起双手，微启双唇，连连说道：“今年水大，颗粒绝收，国民党又叫刮民党，千方百计围剿共产党不说，又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闹得神州大地鸡狗不安。我们也两天没吃饭了。有钱的帮个钱场，无钱的帮个人场。”没容得那艺人说完，那铜钱像雨点、似雪花般地撒在年轻人脚下。就在年轻人弯腰捡钱时，被尤崇新认了出来，马上对蔡孟坚小声说：“他就是中共中央保卫局长顾顺章！”
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活动就更加便利了。每次李克农来南京，就在中央饭店四楼住下，三个人在这里一起商谈工作。国民党特务搜集来的共产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就完事了。当时国民党要什么情报，钱壮飞就给他们编造。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后，蒋介石要搞张学良的情报。因为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举足轻重是谁都知道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搞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招牌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共产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为了应付国民党，钱壮飞回到上海，同李克农一起，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上一些材料，写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以后，徐恩曾连声称赞“了不起”，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立即给予了嘉奖。因为有了这些，不但徐恩曾能够以此邀功，陈立夫也可以在蒋介石面前炫耀。 顾顺章叛变
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宋庆龄住宅。
话说第二天早8点，陈立夫准时来到顾顺章住处，令陈立夫失望的是，顾顺章守口如瓶，一问三不知。更使陈立夫生气的是，顾顺章小看了陈立夫，说什么蒋介石为什么不来？我要当面见你们的委员长蒋介石。
那是一个傍晚，宋庆龄吃了晚饭，送走了两位来拜访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望了望西天的云霞，然后回到书斋里，动手给友人写信。可是她的心无法静下来，一封信足足写了一个小时，还感到语言颠三倒四的，表达不尽如人意。倏然间，有人敲门。宋庆龄上前开门，来人是江西起义干训班的两个中年同志。
蒋介石闻听宋庆龄求见，心里一怔，他对宋庆龄的印象是出污泥而不染，失败面前不低头，为笼络她使他绞尽脑汁，包括中山陵工程的修建，并没有感化宋庆龄。如今宋庆龄自己找上门来，他还以为她受了感化，才降服于他呢！
党务调查科由徐恩曾建议迁移到南京中山东路五号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独门独院。徐恩曾是这里的甩手总掌柜，钱壮飞是这里的大管家。据李西岳、苏学文撰文道：
“你真糊涂啊，”王世和道，“我看你已经干到头了。”
“让顾住在哪儿？”徐恩曾请示道。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陈立夫临走时甩下了一句话。
“事情是这样的！”俩中年一五一十地道出了邓演达被捕的经过，最后，他们断定：“一定是有叛徒告密！”
宋庆龄经过一段痛苦的斗争后，革命情、同志情、战友情终于占了上风。于是，她从上海出发，乘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开始营救邓演达的行动。尽管事情复杂，她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蔡孟坚说完向身后的特务使了一个眼色，接着上前对顾顺章道：“顾顺章，你被捕了！”蔡孟坚话音落地，一帮便衣一拥而上，将顾顺章抓获。
“现在演达在哪里？”宋庆龄又问。
由于国民党的需要，设立了公开情报机构，在南京丹凤街设立“民智通讯社”，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五号设立“长城通讯社”，而把这套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负责。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然而，积极筹建这些机构，正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进一步取得徐恩曾信任的方式之一。
这里不但建立起了秘密电台，还开始制造便于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因此就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这个神秘机关的掩护。徐恩曾的秘密电台也设立在这里，以后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都同这里的电台通报。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首先经过钱壮飞，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全部机密。
宋庆龄又道：“如果你觉得这里谈不方便的话，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咱们三人再谈？”
9月的南京，天高气爽，风和日丽。但只要稍稍留心，就不难看出其恐怖的气氛来。宋庆龄以其特殊身份，终于见到了蒋介石。
蔡孟坚有些恼怒了，但他不表露出来，只是又提醒顾顺章一句：“你我为人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顾顺章毫无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