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航器和船体的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二元论学说认为，人类都是有两面性的。他观察到我们身上存在着截然相反的属性。我们既自由又受禁锢，既相信道德又相信科学，既（希望）不朽又（希望）平凡。这就像盒子里关着一种动物，既能飞又不能飞，既有牙又没牙。打开盒子一看，发现是一只鹰和一条鲨鱼被订在了一起。也许人的矛盾性就像鹰鲨一样，不过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订在一起罢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诺斯替主义，他们认为身体是囚禁灵魂的坟墓，只不过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我们是由“思维”和“肉体”组成的。这就像把飞鹰和游鲨订在一起一样，自由的思维和迟钝的肉体也被捆绑在了一起。
要想更好地理解，不如从反面看这个问题。假设有位哲学家叫Q，他认为存在与否和家庭矛盾没有关系，和隔壁邻居没有关系，和我面对它的态度也没有关系，事物存在与否只与科学有关。如果你不信或是理解不了，那就是傻，就是在自欺欺人。要是从这个角度看，只有最新的物理学理论认定的实体才是存在的。根据Q的理论，他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意义也是不存在的，好与坏也是不存在的。世界上只有量子场是存在的。那你说谁是对的呢？是我还是Q呢？
这并不是思维与大脑的混合体，这就是人类的大脑。
因此，“圣诞老人存不存在”的问题，其实就是“你愿不愿意将现在的大脑替换成相信圣诞老人存在的大脑”。
在纽拉特的概念中，我们既是导航器又是船体，但凑近看很难找到二者的分界线。如果你对生活有目标，船体就会选择哪些信仰是真的，这时二者就合为一体。但如果既要船体选择什么是真的，还要选择什么是重要的，重要性还在随着时间和地点变化，那么船就会迷失方向。如果以目标论成败，成败论存在，那我们只能自己决定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了。
[4]诺斯替主义（gnostics），古希腊语，音译，意为灵知派。
除非我们还有更明确的目的。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政治诉求、宗教目的和美学目标宁愿挨饿至死，因为他们的目标比肉体痛苦更为重要。在他们眼中，航行顺利的标准和别人不同，船算不算好的标准也和别人不同。中世纪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我们的身体就是魔鬼设下的陷阱，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没有科学信仰。同样地，如果你不在乎死活，我们很难说服你相信天花病毒。如果你并不看重效用最大化，更重视圣诞节的氛围，重视礼物，我们也就很难阻止你相信圣诞老人。
证明完毕。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反过来想想吧。假如你不存在，就不需要了解科学，也不需要辨明存在与否，连你自己都不存在了。我们只有量子场，量子场是不用考虑存在问题的，它们还有自己的事要做，比如保持波动什么的。如果其他人不存在，就不用在意他们说了什么，也用不着告诉他们你的想法。如果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存在，就不用去了解科学，再深的科学洞见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至少有三件事是存在的：你、我以及悬而未决的状况，比如尚未解决的问题和还需完成的工作。
难道我们都是鹰鲨？这想法太奇怪了。平时也看不出我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搅在一起了啊。就我所见到的来看，思维不会疼，只有头会疼。饥饿感代表着对食物的渴望，笛卡尔认为这种关系是随机的，但他说的并不正确：如果硬要将饥饿感和饱腹联系在一起是说不通的。即便我能感觉到分裂，比如生气的同时又想保持冷静，或是正在节食却想吃冰激凌，再或者是困得不行还想把书读完，虽说这些都是分裂，但都不是纯肉体与纯精神之间的分裂。无论是情感、情绪还是生活习惯，这些都介于精神与肉体之间，单靠哪一样都不行。
我认为某种事物存在，是因为它在生活中有参照物，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稀里糊涂地接受一些很扯的东西，比如种族歧视什么的。生活中很多东西都在自我批判和变化。如果你认为个体和整体文化都应当戒掉圣诞老人，就不必非要接受他是存在的，因为人和文化都是在变化的。换个角度看，如果你认为某种事物是存在的，但又看不太清它位于船的什么位置，想拆也拆不下来，那么它就是存在的。
纽拉特认为我们生活中的行为和信仰是一个方程式中的两个变量。哪种信仰更有可能带来成功，我们就会选哪种。方程式中还有另外两样东西：我们要去哪儿，以及我们是谁。生活并不仅仅是探索未知，我们本身就是未知数。船上的水手并非一成不变，他们也在变化。我们在宽广的海洋中寻找答案，我们信什么、要什么、是什么也随着航行在不断改变。
[3]相信事物有好有坏，与相信利益有什么区别吗？哲学家认为有区别，而且有很大的区别。那些相信事物有好有坏的人被称作唯名主义者，而相信利益的人则被称为现实主义者。但我从没分清二者有什么区别。
如果没人能证明你是错的，那也不代表你没错。即便是在辩论中获胜，也不能证明你就是对的。精神病专家威廉·詹姆斯有一则很出名的逸事：他曾经有个妄想症病人总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专家就问他：“死人会流血吗？”病人回答不会，于是专家拿手术刀在他手臂上划了一个小口子。看到血滴滑落时，病人非常震惊，说：“我真是罪孽深重，死了还会流血！”自闭的人会有选择地看待其他事物，除了治疗没有其他康复的办法。唯我论者称自己是唯一的存在，当然这是错的。虽然我没法证明，但我确实是存在的！如果唯我论者一直这么招人讨厌，搞不好我真会杀掉他。但即便是到了这一步，他也不会相信我是存在的，再之后呢，他就死了，也没法在一旁证明我是对的（半死不活的时候就不知道了）。我没办法说服他世界上还有别人存在。但无论是我、你还是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存在的，这个我能打包票！
在地球之外，很难想象出我们还能航行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地球就是存在的。在这艘信仰之船航行的时候，很难想象能扔掉某块板子，那么根据纽拉特的观点，科学认定的实体是存在的，而人是认定的主体，所以人也是存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的工作不论是好是坏，也是存在的。如果把这些板子都拆走，船就航行不下去了。如果把相信“某物比某物要好”的板子拆掉，人就会死掉，真的，因为他不会相信吃饭比挨饿要好。
我认为要判断存在与否，取决于你想如何度过一生，意识到这一点，问题就好解决了。“判断是否存在”和“决定要去做什么”看似是两件事，实际就是一件事，那就是度过一生，它只与我们看问题的抽离程度相关。比如我回家晚了，太太会吼我，我也会吼回去，说她老是吼人。退一步看，我会问自己：“为了这种事值得和太太吵架吗？”再抽离一点看：说她老是吼人公平吗？是不是太“损”了呢？再抽离一点看：“公平”或“损”存在吗？我能感到太太的怒气正在往我脖子上喷，这时如果我一边打着架，一边还思考公平问题，那就是说我在生活的同时也在评判生活。
那么一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吗？不可能，那些未解决的问题和还需完成的工作有时需要我们改变自己的存在观。曾经有人认为天花女神是存在的，但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和不信女神的人相比，信女神也没能让孩子远离疾病。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是20世纪初的哲学家，他创造了一种世界通用的象征语言，提出了一个认知形象——纽拉特的船。根据他的理论，人类就像是在广阔海域上航行的水手，造船使用的不是木头甲板而是信仰。在航行中我们没法靠岸，所以没法将不喜欢的信仰全都替换成新的，但可以改造。比如，我们对信仰女神这件事很不爽，她保护不了我们的孩子，朝拜又需要花很多钱，那就可以把这块甲板卸下来，把相信是病毒引起天花的新甲板装上去。
在我看来人生充满了各种矛盾，我们已经了解了逻辑、神秘主义和幽默这几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其中幽默是最好用的。幽默能对不同的部分进行整合，在人与人之间达成谅解。它能为我们带来欢乐，少些死板，多些活力。对于人生中无可避免的矛盾，幽默能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对一部分人来说，圣诞老人就是这样的矛盾。要想知道圣诞老人究竟存不存在，我们就要带着幽默感来看这个世界。
即便有了这些条件，又怎么能以好不好笑判断存不存在呢？这种问题不应该是很沉重的吗？我说的沉重不是指字面意思，轻如枕头也是存在的。那么幽默是怎样运作的呢？
但是圣诞老人究竟存不存在呢？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判断存不存在和好不好笑联系起来，这是讲得通的。一开始我只是想知道怎样把塔米、塔米的儿子还有我儿子联系起来，之后开始思考圣诞老人的问题，进而开始考虑要用什么方法解决矛盾，最后又评判起好不好笑的问题。我就是这样与矛盾搏斗的，这就是例子，或多或少我都会抽离出来看问题。
解决了鹰鲨这只怪物，我们再返回来看看纽拉特的这艘船。
但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们要怎样回答呢？
但这不就是归谬法吗？一个人存不存在怎么能由幽默说了算呢？
首先，并不是所有幽默都能解答存在的问题。幽默有的残酷，有的轻浮麻木，有的带有种族色彩。我们需要的是那些好的幽默。其次，要判断存在与否，幽默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我们还有其他方法，比如敬畏、关怀，甚至是“跳舞”。只是好的幽默确实有这种能力。
[1]在我看来，在规避带有种族色彩的幽默上，做得最好的是芬兰人。
[2]这就是我在写作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我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学教授大卫·萨尔兹保（David Saltzberg）写了封邮件，他是《生活大爆炸》的科学顾问。我问他，物理学认为什么是存在，他回答说，他认为是量子场。什么是量子场？我怎么会知道呢！估计是宇宙中某种奇怪的波吧，或者是某种翻腾的虚粒子，我搞不清。
如果按照纽拉特的这条路，我们最终都会选择去相信病毒，不信天花女神。既然你不想死，就要承认危险是存在的，要对因果、时间、空间这些因素多加留意。如果你想要玩具，就要知道它们都是由工资低廉的中国工人生产出来的，不是圣诞精灵从北极运过来的。如此说来，圣诞老人不存在。
首先，Q的理论很难反驳。如果你舍弃节操投入Q的门下，他会教给你一套辩论的方法，让你永远不会败在他人嘴下。首先，你需要问问科学家最新的理论是什么。别担心，根本不用搞明白，只要会复述出来就行了。假设他的回答是量子场。现在有个人来问了：x存不存在？如果x是量子场，就说存在，反之则不存在。又有个人来问了：“你存在吗？”可以回答：“不，我只是量子场。”如果对方问：“你想了解存在与否的这种愿望存在吗？”可以回答：“不过是量子场。”“那我们之间的谈话呢？”“是量子场。”“你关心这个干吗？”“因为是量子场。”其实根本不用听对方说了什么，答案都已经准备好了。但这样回答照样会出问题。
当然，所见并不一定为真，就算我们的直觉是错的，思维和肉体就是粘在一起的两种东西，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打开这本书，精神上的欲望会促使你的肉体翻动书页。光子从书页上反弹到你的眼中，这是一种物理变化，但会引起你的思维变化。鲨鱼和老鹰是怎么粘在一起的呢？被订上的，毕竟它们是两个实际存在的物体。但你要怎么把精神这种没有实体的东西和肉体这种有实体的东西粘在一起呢？如果有一种胶水能将实体和非实体粘在一起，那么它本身必须既是实体又是非实体。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为什么不说我们就是这种胶水做的呢？虽然笛卡尔提出了“松果腺理论”，但大家都认为这样说不通。
让我们来检查一下。
那么做母亲是肉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事呢？在过去，无论是不是亲生的，做母亲在肉体层面都会受到影响。如今人们可以选择体外受精、代孕和领养等方式，做母亲更像是一种自我定义，是一个精神层面的过程。但如果有人领养了孩子，却拒绝将自己定义为母亲，我们可以说她的情感已经转变成了实体行动，为的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克服这一问题。假设我们有这样一种科技，可以选择有几条腿几个头，选择长卵巢还是睾丸，还能改变眼睛接收电磁波的频谱范围，这些都能通过一套电脑程序实现，我们只要简单地按几个按钮就好，这时肉体器官才是由精神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