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右脑走的不是这个流程。对右脑来说，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对它来说没有一句话是永远真实的。左脑将语言视为一种可替代的密码，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可以说“养孩子真费劲”，或是直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既然这句话就在书上印着，那么当然可以通过给“孩子”和“费劲”下定义的方式考量真假了。看起来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真的是这样吗？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能用语言将它写下来，保存住，用来用去，所以它才变得有意义了。假如说我这一天特别累，沮丧地叹着气，注视着妻子的眼睛，以一种特定的声调和肢体语言（跌坐在椅子里）说：“养孩子真费劲。”我不仅是在表达对孩子的某种态度，更是在传递比字面意思更多的信息。“养孩子真费劲”是在某种特定的语调、表情、肢体语言和语境下表达出来的。但它和在另一种表情、肢体语言、语境下表达出来的“养孩子真有意思”并不冲突。如果用字面表达，“养孩子真费劲”和“养孩子真有意思”是截然相反的。但在口语语境下，完全可以是同一个意思。左脑的终极目的是将世界以科学严谨的语言表达出来，视角客观，完全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它希望能设计出一套规则，与世间万物一一对应，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适用。但对右脑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这些表达的变数非常大，不同的说话语气、身体语言、情感力量、渲染方式都会对此产生影响，想要精确衡量是很困难的。在左脑看来，从具体语言上升到抽象语言是一个由模糊走向清晰的过程，但对右脑来说，我们离真相和意义越来越远。
右脑半球不会承认有神，它会换种说法，就像我在泰国的和尚朋友査洛·科萨得哈姆（Chalor Kosadhammo）说的那样：“他们有存在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要找来一群不同的人，问问他们有什么感受。大脑之间会有区别吗？根据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人类的大脑差别迥异。优势半球（hemispheric dominance）就是标准之一。悖论和矛盾使我们的信仰数量翻倍，这种翻倍并不是为了吹牛，它已经镶嵌在我们的身体中，成为我们的大脑结构。我们有两只眼、两个肾、两个睾丸或卵巢，以及两个脑半球。它们一左一右，由一群名为胼胝体的组织连接着。中风病人的例子告诉我们，两个脑半球的功能截然不同。吉尔·博尔特·泰勒（Jill Bolte Taylor）曾是一名脑科学家，一场凶险的中风摧毁了她左脑半球中的一大片区域。但凡事有利也有弊，虽然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但就像威廉·詹姆斯的笑气之旅那样，她从此能够感受到无尽的平静、美好和善良。一切事物都融合成了一体。如果有一天她的左脑恢复了健康，至少可以去TED上这样讲：
左右脑不仅给出的答案不同，看待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如果只用左脑判断存在与否，就要给每个概念下好定义。比如问：“圣诞老人存在吗？”回答它需要先说明“圣诞老人存在”是什么意思，然后看看它在不同情况下是否都能讲得通。一旦确认了它在不同情况下都能讲得通，剩下的就是对此有什么感受，以及如何去做的问题了。
右脑半球：黎明前总会有黑暗。
也许错就错在不该只造一个艾迪。想要了解存在问题，我们得造出很多不同的大脑来。大脑的种类要尽可能地不同：有图像思维的大脑，有数据思维的大脑，有极端平均主义的大脑，有活得一丝不苟、特别势利的大脑，还有猿类的大脑、熊的大脑和电脑，让大家在一起讨论。如果时间足够长，我们可以造出一个包含了所有圣诞老人、上帝和人生价值的新大脑来。我们也可以向所有人征集观点，虽然花销很大，但我愿意站在超市门口为这个项目筹集签名，毕竟它能够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
左脑半球会说：“你瞧，我不大擅长这种东西。我有太多的情感局限。虽然我本身不太理解为什么圣诞老人是存在的，但我相信右脑半球。它在派对上特别罩着我，挺好的一个人。”或者左脑半球会说：“他不存在。”你可以反驳说：“这不是你擅长的事，这是很情绪化的东西。”或者可以说：“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好，只会让我们窝里斗。”再或者说：“左脑啊，你先出去吧，我们正准备和孩子一起过圣诞节呢，你在这儿帮不上忙。”之后你和右脑半球就可以全身心地相信圣诞老人了。
这样就能证明圣诞老人存在了吗？不能，因为这个变聪明的按钮还自带着疯狂的属性。可能就像我妈妈说的那样，人最好不要太聪明。我在想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有人去找艾迪谈话，回来之后说：“没错，他已经进化到人类的更高阶段了，我们都应该朝拜他。”如果这真的发生了，你肯定会想：“真的吗？他是不是被收买了呢？是不是建立艾迪王朝之后他能成为宠臣呢？”
那这个最佳结合点究竟是什么呢？在《主人与大臣》一书中，精神病专家伊恩·麦吉尔克里斯特（Iain McGilchrist）将右脑半球比喻为君主，将左脑半球比喻成为君主服务的大臣。右脑半球会派左脑半球去完成任务，而左脑是很擅长完成任务的：它会将事物分成若干容易掌控的小块，分别给它们下好定义，忽略掉隐含的背景含义，以规则来控制它们。在麦吉尔克里斯特看来，这就是最佳结合点，但在西方历史发展中曾起过变化，作为大臣的左脑半球误以为自己才是主人。斯克鲁奇因为无法为之提出一个功利的理由，所以不相信慈善机构；而狄更斯和他创造出来的圣诞鬼魂则是在点醒这些人，让他们回顾合作、宽恕、慷慨这些正确之事的重要性，以及圣诞季的特殊性——这都是由左脑半球驱使的。
但是做得到吗？数据会不会太多了？我们会不会回到圣诞老人／圣诞蝠鲼／圣诞胃药的泥沼里呢？我们能做到给脑部分工，但这个主意真的好吗？
你打算聘用谁？如果这场面试就是逻辑讨论，那明显就是为左脑半球设计的，他肯定会赢，因为右脑半球肯定“说得不太好”。
但这不正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吗？现在我们面临着宗教战争，面临着和平的资源采集者与掠夺地球资源的资本家的战争，面临着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的战争，面临着使用滴漏、电子钟还是根本不用钟之间的战争。
最终可能会爆发战争，超级聪明的艾迪和他的宠臣与全世界的人对抗。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又输了（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是不是艾迪相信的东西就真的存在呢？假如他相信圣诞老人存在，又打赢了这场战争，就能证明圣诞老人存在了？如果在最后一刻我们放手反击，获得了胜利，那圣诞老人就是将将存在到最后一刻，然后突然就不存在了？真是太诡异了。如果艾迪就是个疯子，打赢了地球上的所有人，还逼着我们相信一些很诡异的事，大概没什么会比这更糟了。首先，我们得受疯子的辖制；其次，他逼着我们相信一些很诡异的事。这并不能说明圣诞老人是存在的。
那么这两个脑半球和圣诞老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左脑半球认为存在与不存在只能二选一，既然我们都没见过圣诞老人，那么他肯定是不存在的。右脑半球怎么看呢？它肯定不会说“圣诞老人存在”或“圣诞老人不存在”，只有左脑半球才会这么干。它可能会跟着哼圣诞老人的歌，会参加相关的节日仪式。右脑半球不会对存在下定论，这就像我们做梦时不会怀疑梦的东西存不存在，不过是梦见了而已。另一个与右脑相关的例子是D．W.温尼科特（D．W．Winnicott）提出了“过渡性客体”的概念，比如小孩子的泰迪熊。孩子不会去想熊是真的还是玩具，他们并不形而上。他们会和泰迪熊说话，会和它玩，会想念它。二者相处甚好，也谈不上存不存在的问题。
左脑半球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论据：
但如果你看着二者的眼睛来判断究竟该相信谁呢？
听起来和《奥义书》的内容完全相同，只不过她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神秘主义的。看来神秘主义者都关闭了自己的左脑，光用了右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支持逻辑的人就是关闭了右脑，光用了左脑，擅用幽默的人则是两个脑半球结合使用。当我们指责神秘主义者愚昧专制，控诉支持逻辑者冷漠僵化时，就是在对两个脑半球的不同功能进行评估。因此，如果你想知道圣诞老人究竟存不存在，要做的就是：首先，平衡好两个脑半球的关系，找出最佳结合点，看看在这种脑部状态下的人究竟相不相信圣诞老人。
[2]如果真的发生了，而某个特别聪明的超人又读到了这里，我得说明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那么右脑半球肯定会赢，因为你会感受到情感上的联系。（实际上，成功的心理治疗和治疗的理论没有太大关系，和洞见力也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于治疗师和患者的右脑半球之间能不能建立起正面的联系。）如果你是在面试他们两个，很可能会在情感上和右脑半球产生共鸣，但在智力层面被左脑半球说服。
[1]这是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话。
这样讲得通吗？我们来做个类比，假如你是个离了婚的单身母亲，将要和另一个单身父亲组成新家庭，你希望大家能好好相处。这时候就需要做些事了：你可以来场谈话，也可以围坐在火炉边敲鼓；可以来场辩论，也可以做一手好饭；可以一起玩传球游戏，也可以一起去徒步旅行。你们还可以一起度过一些艰难的时光，这里不是指智力层面的艰难，而是指情感层面的艰难。等经历完这些之后，你们就会相互信任了。如果你想让左右脑好好相处，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让他们经历挑战、分享喜悦、共同承担——与另一个人类在情感和智力层面进行沟通，比如，你可以唱唱歌，弹弹琴，或是在痛苦的时候依然保持幽默。经历完这些之后，两个脑半球就可以共事了，他们相互欣赏，相互信任，这时你可以提出问题了：“圣诞老人存在吗？”
你的任务是要选出一位为你工作，并看看他们都能做些什么。左脑半球能够对现实做出逻辑推断，右脑半球能与他人产生联系，能够感受当下。
右脑半球颇具诗情画意地说：
假设你的团队建设做得不错，大家抱成了一团，那么可以预想到以下的对话。
右脑半球掌控着现在，就是此时此刻，这个半球通过画面来思考，通过肢体动作来学习。信息会以能量的形式流经所有的感官系统，将当下的形态、气息、味道、感受和声音汇聚成一幅巨大的拼图。右脑半球能将我和周边的一切能量连为一体，也能将每个个体联合成一整个人类大家庭。就在此时此刻，我们都是这颗星球上的兄弟姐妹，我们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就在此刻，我们是完美的。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如此美好。
要解决圣诞老人的存在问题，我们要怎样安排脑部分工呢？想象一下自己坐在桌前，两边坐着两个脑半球，他们都是来应聘工作的。
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用科学来回答。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的实验。经过了数年、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的脑科学研究，科学家宣布：我们把大脑研究透了。很好，这个理论能告诉我们脑内的不同区域都能干什么，还能给我们一种神秘的、操纵它们的力量。现在把大脑和用户界面连接起来，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变聪明，按下另一个按钮就能更专注，再按一个又能陷入爱河。转动旋钮，可以让人变得特别想运动；往另一边转，可以让人不再关注为什么纽约尼克斯队这一赛季赢不了。这时来了一个实验对象。我们把按钮装在他头上，将聪明值调到最大，这时他突然说：“圣诞老人是存在的。顺便说一句，你们都应当臣服于我，向佐尔塔（Zoltar）下跪吧！”——假设他的名字是佐尔塔。如果他叫艾迪，可以说：“向艾迪下跪吧！”
对两个脑半球来说，理论推导和实践推导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左脑能拿出一整套方案，却卡在执行上，不知道该如何“按道理执行”。对右脑来说，所有的语言表达和思考都已经是当下生活的一部分了。说话就像猫舔人一样，有时会让人觉得舒服，有时又会刺挠得难受。在不同的情景、语境和表达下，语言既可能起到帮助作用，也可能会适得其反。无论是理论推导还是实践推导，都是从当下的行为和生活中抽取出来的。
左脑半球：你看，如果考虑得不仔细，你是会死的。但你又不想死，所以应该听我的。
要不要让他们打一架，看看最后谁能获胜呢？既然都是没有实体的超级大脑，要怎么算输赢呢？要辩论？还是给他们安排一些怪物躯体，扔到外星去打个你死我活？果真要这样做，会不会有大脑认为用怪物的躯体来争斗很没道德、很没品呢？
说到这里都很好，但在这个故事里你是谁呢？我们没有第三个脑半球，没办法坐在中间判定谁对谁错。那么谁能让这两个脑半球好好相处呢？脑科学研究得再深入，这都是逃不掉的问题。如果泰勒的学说是错的，那么二十五年来的科学不是在研究两个脑半球，而是在研究九颗葡萄、两个椰子、一根香蕉。我们可以说：“给这碗水果排序的人在哪儿呢？”但在安排脑部分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置身其外呢？
给他们安排一份工作怎么样？既然我们都要面对宇宙会终结的问题，要不要让这些超级大脑想想办法呢？但即便是这个时候（尤其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会面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有的超级大脑会说：没办法，到时候整个宇宙会重启；有的大脑会说：我们的所有思想都是另一个宇宙中的拟态；有的大脑会说：这确实就是终结，但有过程就好；还有的会说：这确实就是终结，而且是一个很残酷的玩笑。聪明并不意味着不会自欺欺人，也不意味着不会简单地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