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译）
巴雷蒂家族来自皮德蒙特，朱塞佩曾浪漫地吹嘘他的贵族出身。家里想培养他做律师，他在家乡待不住了，于是跑出来见见世面。他曾在米兰、威尼斯和都灵卖文谋生，听差遣写应时的礼仪诗文。然而他的秉性不容易带来成功。他很容易感动，且常常不知分寸，以致某帕拉迪塞太太曾不得不泼茶壶里的滚水喝止他。虎虎的生气和强有力的头脑使他傲慢无礼、咄咄逼人，尽管他的名声还不够大，不足以让人们容忍他的放肆。他认为自己作为年轻作家有责任斥责风行一时的哥尔多尼、阿卡迪亚诗派和意大利素体诗。后来，当考古学红极一时之际，他又宣称古董家应该被通通关进疯人院——他只看到了考古作业学究性的一面，并且，由于想象力的某种缺失，他没有预见到这一学科的前景。在那个年头里，想在写作上获得成功就得小心翼翼。那时和现在一样，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为意大利提供各种读物；因为意大利的每个省份有自己的方言，作家收入十分菲薄，而且他们的文稿要经两位检查官审定。如果一个人的思想使他鄙视纯粹的文雅和学问，而他的脾性又使他克制不住要讲出来，意大利可没有位置留给他。
“难道你认为我下棋会输给一个蛮子吗？”“我知道你是输了。”约翰逊说。这两个彼此相互尊重的男人从此分了手，再没见面。如今，除了他的意大利语词典，英国人已经很少读巴雷蒂的书了，但是他的传记仍值得一读，因为在他身上长处和弱点如此奇特地混为一体；他在许多方面如此真切地代表了18世纪那些卖文为生的人；而科利森·莫里先生又在博斯韦尔和史雷尔太太讲述的老故事中补充了来自意大利的新资料。巴雷蒂的人生是丰富的、生气勃勃的；至于他的作品，他本人曾希望它们每一页都葬于海底。
于是他决定来英格兰碰碰运气。伦敦让他惊愕不已。他往家里写信说，林肯法学院有三个圣马可广场大；“一条横穿城市的通衢大街，悬挂着彩画招幌，牛群、羊群、马车、行人熙熙攘攘喧闹非凡；车轮把墨水般的黑泥巴溅到你身上；‘窈窕美女’和骇人的瘸子比肩而行”。菲尔丁告诉他，这里每年有1000甚至2000人饥寒交迫而死，“但伦敦是这么大，人们对此简直注意不到”；鞭打声和咒骂声组成的喧嚣整日不歇，夜晚更夫粗声粗气地报时，‘跑腿的’在收集信函时摇铃通告；扫街人、送奶妇、牡蛎贩子不停地吆喝。尽管如此，渐渐地，他喜欢伦敦超过了爱任何其他地方。首先，他发现在这里意大利语很时髦，因为去意大利游历一遭乃是必修功课之一；而且意大利歌剧极为走红，观众们靠私人点蜡烛照明读懂唱词的意思。这样他便可以通过授课养活自己——他的学生之一是有名的伦诺克斯太太，后者介绍他认识了约翰逊。由约翰逊统治的那个社交圈子的长处恰好合巴雷蒂的脾胃。他喜欢在坐着的时候伸展开腿，喜欢侃侃而谈，喜欢和各种职业的人往来以及夜晚与同伴在街头漫步，而且那些书商在贪得无厌、不辨高下地搜求文稿，也正好能发挥他的能力。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头脑在掌握知识时能使上劲儿，他既下了决心要学英语，就在运用“那种最不规则的奇怪语言”上进步神速。他甚至能说街头俚语，而且不久后就能写出活泼的英语散文与人论战。这是他的特点——他可以满腔热情地去学习任何活的语言，但死的文字让他心烦。他马不停蹄地编字典、搞翻译、写游记，从印刷商那儿来的催命小鬼就在门口堵着等稿子，到后来他拿笔的手指上被磨出了大茧子。他努力靠自己的头脑生存。在我们看来这种奋斗充满了生动如画的历险活动。他写了篇谈意大利诗人的论文，于是结识了一名穷20年之时光翻译阿里奥斯托的有钱的英国绅士。为了换取巴雷蒂的咨询意见和谈话，那位绅士把庄园里一处房子及其花园送给了巴雷蒂，外加一块价值40英镑的金表和一个妻子。但是这友谊最后不欢而散，有人便说那表不过是借用的。交恶的原因说不准是由于巴雷蒂有南方人的热血，还是由于学者圈子实际就是个粗鲁暴躁的世界。不过，即使在眼下这本薄薄的回忆录中我们无疑也能发现一些内容可资今昔比较。例如，我们就想象不到，那时的作家按钟点进书房或进行工作。他们似乎是通过谈话学习求知，因此友谊无比重要而且对朋友要直言不讳。谈话很劳神费力，至少，伴随这场表演而滋生的种种嫉妒和矛盾使谈话令人兴奋。哥尔德斯密斯认为巴雷蒂“倨傲无礼、咄咄逼人”，而巴雷蒂觉得哥尔德斯密斯是个“缺少教养的人和荒唐透顶的同伴”。伦诺克斯太太曾抱怨巴雷蒂对她的孩子比对她本人更关注，他反驳说：“你的身高像个孩子，理解力也像孩子。”他只要有机会就惹人生气。在一帮聪明人中有俏皮话、嫉妒感和各种激烈情绪周转流传，他们实在非常像一帮小孩子。而沉默和礼节似乎是中年的标记。
一部伟大的书，恰如伟人的秉性，可能对别的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它可能剥夺他人原有的品质而代之以它自身的特点。比如说，凡读过卡莱尔论兰姆的文章，没有谁能完全抹去那些话造成的印象，尽管我们更多地用这些言论评判其作者而不是其非议对象。有些沉积下来的印象会一直伴随我们。如果反思一下，有多少男人女人仅仅由于博斯韦尔记录了他们的言行而活在了我们的心目中，会让人感到奇异。两三行这样的文字竟会有生发的力量；从种子能生长出整个形体。普通的英国读者知道巴雷蒂仅仅是因为约翰逊的缘故。“他对意大利的叙述，”约翰逊说，“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而且，先生，我知道没有人在谈话时比巴雷蒂更心高气盛。他的思想极有力量。的确，他只有那么几个手指头，但是他能用这几个指头有力地抓住东西。”照科利森·莫里先生的说法，这可能是个“很好的概括”，不过巴雷蒂实在太有生气了，他性格不能这样被一言蔽之。而且科利森·莫里先生还另得一层便利，即了解意大利那头的故事。
巴雷蒂的生活还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提醒我们，它存在于咖啡馆和俱乐部之外的粗暴行为。1769年10月，有一天下午他从索霍区去往干草市的奥伦治咖啡馆。回来的路上有个坐在门槛上的女人跳了起来并动手打他。在黑暗中他还了手，于是有3个恶棍围了上来，他沿奥克森登街一路奔逃，一边大喊“杀人啦”。他身后跟上了一大群人，他们把他当作法国人乱骂一通。有一个人伸手揪他的小辫子，巴雷蒂为了自卫拿出银水果刀朝那人捅了两下。巴雷蒂块头大，眼睛近视，路上又尽是泥坑，他别无出路，于是冲进了一家铺子并向警察自首了。哥尔德斯密斯，我们注意到，和他一道去了监狱并把自己钱包中“所有的先令”都给了他。被刀捅伤的人死了，巴雷蒂后来无罪开释，而那把水果刀则常常在餐后用甜点心时被拿出来展示一番。巴雷蒂和史雷尔夫妇间闻名遐迩的友谊也同样以粗鲁为特征，对此科利森·莫里先生有生动的记述。巴雷蒂住在史雷尔家，不是挣工资的常规教师，而是被雇用的清客，他以谈话换取食宿，并偶尔可得到礼物。好脾气的史雷尔太太这么将就了他三年，终于觉得他的派头和傲慢难以忍受，待他“有点冷淡”；于是他在喝茶时把“剩有大半茶水”的杯子往下一撂，当下去“取放在屋角处的帽子和手杖”，连再见也不说就动身去了伦敦。约翰逊为他说情：“原谅他吧，亲爱的夫人，特别因为他的过失而原谅他吧，我怕他是学了我的坏毛病。”无疑，巴雷蒂确实在兜售他和约翰逊博士的某些相像之处，并指望人们会同样宽容；不过他也从后者那里学得了不少十分可敬的东西。1763年他回到意大利，发现他年轻时候奋力抨击的那些弊端仍然甚嚣尘上。他决定以《漫游者》为楷模出一种评论期刊，通过它不受约束地鞭笞阿卡迪亚诗派。他借阿里斯塔克斯这个人物表达自己对意大利文学现状、对素体诗、对哥尔多尼和考古派的看法，并零售了约翰逊的一些独特见解——如认为苏格兰威士忌酒品质略逊、弥尔顿有时枯燥乏味，等等。尽管如此，他的讽刺文弹不虚发，他的论辩引起轩然大波，以致他的《文学之鞭》杂志被查封了。“那时，在意大利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批评文字”，而现在它在意大利人中已经成了经典之一。不过，巴雷蒂“不喜欢自己的国家”。英国向他提供了一个皇家科学院秘书的职务，后来又给他添了一笔年金。因为，虽然他很勤奋，有时也赚得大笔的钱，但是他的钱总是留不住。他天性热烈，又笨得古怪，这使他犹如孩童。比如说，他和约翰逊争论他是否曾下棋输给了奥塔海特人欧麦，还有比这更孩子气的事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