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的记忆渐渐印满了名字，它们按顺序排列，相辅相成，关系越来越密切，就像那些完美的艺术品，没有一个笔触是孤立的，每一部分依次从其他部分接受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把自己的存在强加给它们。
这些贵妇中，没有一个比帕尔马公主先离开。公爵夫人竭力挽留我有两个原因（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一个就是帕尔马公主没有离开。公主殿下不走，别人是不能走的。当德·帕尔马夫人起身告辞时，大家就像如释重负一般。女宾们像请求祝福似的向帕尔马公主行屈膝礼，公主把她们扶起来，祝福似的在她们脸上吻一下，这就是说，她们可以穿大衣和唤奴仆了。于是，门口一片叫喊声，仿佛在朗诵法国历史上最显赫的名字。帕尔马公主怕德·盖尔芒特夫人着凉，不让她送到门厅，公爵乘势说：“行了，奥丽阿娜，既然夫人不让您送，那就别送了，别忘了医生的嘱咐。”
我一心想听德·盖尔芒特先生谈家系，就没有答理大使夫人。他谈的家系并不都很重要。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各种意外的联姻，其中有与低门第的联姻。这种联姻不乏魅力。例如，在七月王朝时期，盖尔芒特公爵和弗桑萨克公爵分别娶了一位著名航海家的两个如花似月、美貌动人的女儿，她们成为公爵夫人后，既有异国平民女子的妩媚，又有路易菲利浦治下法国贵妇的风韵，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妙趣。再如，路易十四亲政时期，有一位诺布瓦娶了莫特马尔公爵的女儿，我本以为诺布瓦这个姓氏问世不久，暗淡无光，谁知在遥远的路易十四时代就受到莫特马尔家族光辉的照耀，被精雕细琢，焕发出一枚纪念章的美。况且，从这种联姻中得到好处的，不只是那个不见经传的姓氏。另一个光华灿烂已经使人习以为常，这种平淡无奇的新姿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看习惯了画家的彩色像，偶尔看到他的黑白画像，反会产生最深的印象。这些名字在我头脑中变换着位置，时上时下，忽左忽右，和另外一些我原以为关系遥远的名字忽然变近了，这现象不完全是我不了解情况才产生的。在爵位和土地紧密相连，跟着土地从一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的时代，名字也经常起伏浮沉。例如，在美丽的纳穆尔公爵领地或谢弗勒丝公爵领地，我可以依次发现蜷缩着吉斯、萨瓦亲王、奥尔良、吕伊纳，就像一只只寄居蟹蜷缩在贝壳中一样。有时候，好几个寄居蟹争夺同一只贝壳：荷兰王族同德·马伊内斯尔争夺奥朗日亲王爵位；夏吕斯男爵同比利时王族争夺布拉邦特公爵爵位；还有其他许多人争夺那不勒斯亲王爵位、帕尔马公爵爵位、勒佐公爵爵位。有时相反，贝壳的主人早已去世，很久以来一直无人居住，因此，我决不会想到，一个城堡的名字在不远的过去曾是一个家族的姓氏。因此，当我听到德·盖尔芒特先生回答德·蒙塞弗耶先生时说“不，我的表姐是狂热的保皇党人，她是费代纳侯爵夫人的女儿，侯爵夫人在朱安党叛乱中曾起过一定作用”，当我看见费代纳这个名字变成了一个家族的名字，而我自从去过巴尔贝克海滩后，一直以为费代纳是一座城堡的名字，没想到会是一个家族的名字，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看见古堡的墙角塔和台阶获得了生命，变成了人，不禁惊讶万状。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即使是家族史，也能使古老的石头获得生命。在巴黎社交界，有些人也和盖尔芒特公爵或拉特雷默伊耶公爵一样出身名门，也在社交界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举止高雅或才华横溢，比后者更受欢迎，可是，如今却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了，因为他们没有后嗣，他们的名字也就销声匿迹，即使有人提到，也只会像一个陌生名字那样不会引起反应，最多作为遥远的城堡或村庄的名字存在下来，我们不会想到去发现哪些人曾用过这个名字。不久之后的一天，一个旅行者可能会来到布尔戈涅偏僻的夏吕斯村，止步参观教堂，如果他是一个不够勤勉或过于匆忙的人，就不会细看教堂的墓碑，也就不会知道这个小村庄的名字曾经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字。关于夏吕斯村的这段思考，使我想起我和德·夏吕斯先生的约会时间快到，我该走了，我只顾听德·盖尔芒特先生谈家系差点把和他弟弟的约会给忘了。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仍在继续。我想，说不定盖尔芒特这个名字有朝一日也会像这样除了地名其他什么也不是，只有偶然在贡布雷作停留的考古学家，才会在坏家伙希尔贝的彩绘大玻璃窗前，耐心聆听戴奥多尔的继承人讲演，或者阅读本堂神甫的手册。但是，一个高贵的名字只要没有熄灭，听这个名字的人就能沐浴它的光辉。毫无疑问，就某方面而言，这正是那些家庭显赫的声名带来的好处：我们可以从今天出发，顺着这些家族的足迹，追根溯源，了解到过去，乃至十四世纪以前发生的事，可以发现德·夏吕斯先生、阿格里让特亲王或帕尔马公主的子孙们撰写的回忆录和书简，他们也许出身在平民家庭，但隔着一层黑幕，谁也看不清楚，如果借助一个名字的光辉，追溯以往，就能发现在这些或那些盖尔芒特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神经质的特点、恶习和放荡行为，是有其深刻的根源和悠久的历史的。从病理学观点看，他们和今天的德·夏吕斯先生、阿格里让特亲王和帕尔马公主可以说没什么两样，世世代代都引起他们通信的人的不安和兴趣，不管是帕拉蒂娜公主和德·莫特维尔夫人以前的还是利尼亲王以后的。
这些贵妇梳妆打扮，拒绝平民进入她们封闭的沙龙，难道就因为有这些聚餐？就为了这些聚餐？如果我不在场，难道也是这样？有那么一会儿，我产生了怀疑，但这样未免太荒唐。理性使我清除了怀疑。况且，要是我不消除怀疑，那么，盖尔芒特这个名字还剩下什么呢？离开贡布雷以来，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降得够低的了。
“我觉得，帕尔马公主和您一起吃饭感到很高兴。”这种客套话我听惯了。公爵穿过客厅，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了这句话，神态殷勤亲切，坚信不疑，就好像在给我颁发毕业证书，或请我吃花式点心。此刻，他似乎感到很高兴，他的脸因此而暂时变得异常温柔，我感到，这对他似乎是一种对人表示关怀的方式，他终身都会像履行轻松而受人尊敬的职务那样履行这些义务，哪怕年老昏聩，也不会放弃。
此外，这些上流社会的贵妇很容易对另一个人，或者很希望使另一个人满意。有几个人我整个晚上才同她们说了两三句话，一想到她们说的话那样愚蠢，我就脸红，但是，她们离开客厅时，非要走到我跟前，对我说认识我非常高兴，想等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会面”后“作一些安排”，向我暗示可能邀请我吃饭，说话时，用漂亮而温柔的眼睛凝视我，挺起胸脯，使得胸前的兰花竖了起来。
头脑简单的伴妇没有发觉公主在生气，别人在乐，因为她不仅没有住口，反而亲切地微笑着对我说（尽管我一再否定我和絮利安·德·拉格拉维埃尔海军上将有亲戚关系）：“况且，下雪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在船上如走平地。龙生龙，凤生凤嘛。”
此外，我对历史的兴趣不如对美学浓厚。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客人外貌毫无光彩，智力不是低下就是平庸，变成了现实中的人，因此，当我登门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踩上门厅前的擦鞋垫的时候，并不觉得来到了美妙的名字世界的门口，反而觉得走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可是，听到德·盖尔芒特先生列举了那么多名字，我又感到这些客人仿佛是脱离现实的人了。就拿阿格里让特亲王来说，当我听到他母亲娘家姓达马，是莫代纳公爵的外孙女，他就立即摆脱不让人认出他真相的外貌和谈吐，就像摆脱一个与他日夜做伴的不稳定的化学物质一样，去和不过有一些爵号的达马家族和莫代纳家族结合，形成一个更有诱惑力的组合体。每个名字，受到了另一个名字的吸引，即使我从没想到它和这个名字有什么联系，它会离开它在我头脑中占据的暗淡无光、一成不变的位置，去和莫特马尔家族、斯迪阿尔家族或波旁家族会合，和它们一起画出有最佳效果和千变万化色彩的系谱图。就连盖尔芒特这个名字也一样，只要听到它和那些曾断了香火，复燃后火苗更旺的显赫名字有联系，我就觉得它又得到一次新的充满诗意的确认。我最多可以看到，在高傲的系谱树干上长出一个花蕾，开出一朵鲜花，那是某个贤明国王（如亨利四世）或杰出公主（如隆格维尔公爵夫人）的面孔。但我觉得，这些面孔和客人们的有所不同，没有受到世俗偏见和平庸社交观念的毒害，仍保留着美丽的图案和闪烁不定的光泽，它们和名字一样，色彩各异，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从盖尔芒特家族系谱树上脱落下来，不会用不熟悉的不透明物质打搅那些不断更迭的、五颜六色的半透明花蕾。这些花蕾在玻璃树两侧开放，正如耶稣的祖先在画有热塞树的古教堂彩绘大玻璃上开放一样。
德·盖尔芒特先生送走帕尔马公主后，拿起我的大衣，对我说：“我帮您套外套。”他在使用这个字眼时，甚至不再微笑了，因为最粗俗的表达方式，就因为其粗俗，就因为盖尔芒特一家人的故作谦卑，已变得高雅无比了。
“奥内桑机智幽默，很像他的母亲，他母亲姓蒙修。奥内桑身体很不好，真可怜。”
有人又一次提到了德·卢森堡先生的名字，土耳其大使夫人乘机叙述说，他那位年轻妻子的祖父（因经营面粉和面制品生意发了大财）邀请他吃饭，他回信拒绝了，并在信封上写了“磨坊主德·某某先生”，祖父回信中写道：“您没能来吃饭，我很遗憾，您要是来了，我亲爱的朋友，我就可以让您好好陪陪我了，因为这是小聚会，饭桌上只有磨坊主、他的儿子和您。”我觉得，这个故事不仅不堪入耳，因为我知道我亲爱的德·纳索先生道德高尚，决不会在给妻子的祖父写信时称呼他“磨坊主”，何况，他知道自己是他的继承人；而且，头几个字就显得愚蠢之极，因为磨坊主这个称呼放的位置太醒目，不会不使人联想到拉封丹寓言的标题。但是，愚蠢统治着圣日耳曼区，居心不良又使愚蠢变本加厉，因此在场的人都觉得祖父的回击“恰如其分”，认为祖父比孙女婿更聪明，因而立即信任地宣布，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夏特勒罗公爵利用这个故事，叙述了我在咖啡馆听到过的关于“大家都上床睡觉”的故事。他刚开了个头，刚讲到德·卢森堡先生要德·盖尔芒特先生当着他妻子的面起床，公爵夫人就打断他的话头，抗议道：“不，他是很可笑，但还没可笑到这个地步。”我深信，有关德·卢森堡先生的传说一概都是谎言，每当那些演员或证人在编故事，我深信总会有人出面辟谣。但我不知道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辟谣是考虑到事实，还是出于自尊。不管怎样，自尊心最后还是向恶意让步了，因为她又笑着说：“不过，我也受到过一次小小污辱。他邀请我下午去吃点心，想让我认识卢森堡大公夫人，他在给他姑妈的信中，就是这样高雅地称呼他的妻子的。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对我不能应邀表示了遗憾，并且说：‘至于你那位打引号的卢森堡大公夫人，请你转告她，如果她要来看我，我每星期四下午五点以后都在家。’后来，我又受到了一次污辱，我在卢森堡的时候，打电话找他，开始说殿下就要进膳，后又说殿下刚进完膳，两小时过去了，他就是不来听电话。于是，我换了个办法。我说：‘请您让纳索伯爵听电话’。这下可触到了他的痛处，他立刻跑来了。”大家都被公爵夫人的故事和其他类似的故事逗得哈哈大笑，也就是说，我确信这些都是谎言，因为卢森堡纳索是我所遇见的最聪明、最善良、最机灵，坦率地说，也是最完美的人。以后的事会证明我是对的。我应当承认，德·盖尔芒特夫人说了那么多话诽谤德·卢森堡先生，但也有一句是中肯的。
幸亏话题转到了奥内桑身上，否则，对德·卢森堡先生枯燥乏味的恶语诽谤还要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德·盖尔芒特公爵解释说，奥内桑的曾祖母是玛丽·德·卡斯蒂利亚·蒙修的姐妹，而玛丽是迪莫莱翁·德·洛林的妻子，因此，也是奥丽阿娜的舅妈。这样，谈话又回到系谱上来了，可那位愚蠢的土耳其大使夫人却在我耳边悄声说：“您好像很受德·盖尔芒特先生重视，可得当心哪！”我要她作解释，她说：“我是说，他这个人可以把女儿托付给他，但不能把儿子托付给他。不用明说，您也会懂的。”然而相反，如果说曾有一个男人对女人怀有狂热的和专一的爱的话，那就是盖尔芒特公爵。但是，大使夫人最相信错误和谎言，这对她好比是生存的空间，离开它们，她就寸步难行。“他的弟弟墨墨对他的恶习很担心。顺便说一句，因为别的理由（他看见她从不打招呼），我对墨墨很反感。他们的姑母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也感到很不安。啊！我崇拜她。她是一位圣人，是旧时代贵族的典范。不仅道德高尚，而且谨慎持重。她和诺布瓦大使天天见面，仍称呼他先生。顺便说一句，德·诺布瓦先生给土耳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他不总是这样，”她说，“他是后来才失去理智，才以为自己是童话故事中的国王的。从前他并不傻，即使在他订婚那会儿，他也总是用一种相当有趣的方式谈起他的婚事，仿佛这对他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幸福：‘这真像童话故事，我应该坐着华丽的四轮马车驶进卢森堡。’他对他的德·奥内桑叔叔说。他叔叔（你们知道，卢森堡很小）回答他：‘我怕你坐华丽的四轮马车进不来。我劝你还是乘山羊车。’纳索听了非但没生气，而且还是他第一个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的，别人还没笑，他就先笑了。”
“我可以向殿下保证，不会再下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激奋只会导致伤感，因为它不是自然产生的。当我终于离开盖尔芒特府，坐在送我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马车上时，我也产生了兴奋的感觉，尽管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产生这种感觉的方式不一样。前两种兴奋力可供我们任意选择。一种发自我们内心，来自我们深刻的印象；另一种来自外部。前者自身就包含着一种快乐，那是生活带给人的快乐。后者试图把别人的兴奋传导给我们，它本身并不伴随快乐，我们可以通过反作用，给它加进一种快乐，得到一种极其虚假的兴奋，但很快就会变成烦闷和忧愁。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上流社会中有那么多人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状态中，甚至可能自杀。然而，当我坐车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路上，正被这第二种兴奋折磨得坐立不安。这种兴奋不是由我们切身感受引起的，和我从前几次坐马车产生的兴奋完全不一样：一次是在贡布雷，我坐在贝斯比埃医生的皮篷式双轮车上，看见马丹维尔教堂的钟楼画在夕阳上；还有一次是在巴尔贝克，我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四轮轻便马车上，看见一条栽有绿树的路，竭力想回忆起这条路使我模糊感觉到的一件往事。可是，在这第三辆马车上，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在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进行的我当时感到无聊透顶的谈话，如德国亲王对德皇，对布达将军和英国军队的议论。刚才，我把它们塞进我内心的立体镜中了，一旦我们不再是自己，一旦我们有了社交界人士的灵魂，只从别人那里接受生命，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这面立体镜，把别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突出出来，使它们变得轮廓分明。喝醉了酒的人会对侍候他的咖啡馆侍者表现出好感，此刻我的心情和喝醉了酒毫无两样，尽管在吃晚饭时，我对那位非常熟悉威廉二世、大讲其轶事趣闻的冯亲王无甚好感，而现在我却为能和他共进晚餐而感到幸福，认为他讲的那些事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想起他讲的关于布达将军的故事，想起他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不禁放声大笑，仿佛这笑声对证实他讲的故事滑稽可笑是必不可少的，就像有时候用双手鼓掌可以增强内心的赞美一样。就连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有些看法（例如她说弗兰茨·哈尔斯的画应该站在电车上看才有意思），当时我感到十分愚蠢，但在这面立体镜后，却变得生气勃勃，深刻透彻。不过，我应该说，即使这种兴奋旋踵即逝，却不能说它绝对荒唐。对于有些人，平时我们也许不屑一顾，但不知哪天，我们会很高兴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有来往，可以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样，他们就变得对我们有用和有趣味了，而这些在以前我们认为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同样，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将来派不上用场。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哈尔斯的画即使从电车上看也十分有趣，这句话是错的，但却包含着部分真理，日后对我很有用处。
同样，她为我引用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应该承认，这是他脱胎换骨以前那个时期的作品，他还在演变中，还没有发表他那别开生面、具有更复杂机件的作品。在这些早期诗作中，维克多·雨果还在思考，而不是像大自然那样，仅仅满足于引人思考。那时候，他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和盖尔芒特公爵对这个词理解的意思几乎一样：德·盖尔芒特先生常在盖尔芒特城堡举办盛大宴会，宾客们在纪念簿上签字后，总要再写一条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感想，他觉得这种做法太陈腐，太唆，就用恳求的语气提醒后来的人：“签上名字，亲爱的朋友，不要写思想！”然而，德·盖尔芒特夫人恰恰喜欢雨果早期诗作中的这些“思想”，这在他的《历代传说》诗集中几乎是没有的，正如在瓦格纳的第二期作品中缺少“乐曲”和“旋律”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这种爱好不是绝无道理的。雨果的思想确实沁人心脾，尽管形式暂时还缺乏力度，但在思想周围，已经汹涌澎湃着无数的词汇和丰富的韵脚，这使它们独具一格，和别人的诗，例如和高乃依的诗迥然不同。别人的诗不时地闪烁着朴素的浪漫主义思想，更能激动人心，但却没有深入生命的物质根源，没有改变思想赖以存在的无意识的可笼统化的机体。因此，我从前那种只读雨果后期诗集的做法是错误的。诚然，德·盖尔芒特夫人只用了雨果前期诗作中的很少几句诗来点缀她的谈话。但是，正因为她孤立地引用一句诗，才使这句诗的吸引力大大增加。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初次听到或再次听到的诗句，使那些琳琅满目地镶嵌着诗句的诗篇也变成了磁铁，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把我的手拉向《东方集》和《暮歌集》。我的心变得焦虑不安，非要在两天之内得到这本书不可。我诅咒弗朗索瓦丝的听差不该把我那本《秋叶集》赠送给他的家乡。我立即叫他去给我买了一本。我把这些诗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只有当我突然发现德·盖尔芒特夫人引用过的、沐浴在她所给予的光辉中的那些诗句时，我才得到安宁。和公爵夫人闲谈，就好比从一个古城堡的藏书室里汲取知识，虽然都是些古书，残缺不全，没有我们喜欢的书，也不能使人增长才智，但有时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资料，甚至能让我们看到一段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文章，以后，每当我们想起多亏那座美丽的城堡，我们才能知道这段文章时，会感到高兴。我们会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巴尔扎克为《巴马修道院》作的序言或未曾发表过的儒贝的书信，而夸大我们在那里度过的那种生活的价值，会由于一个晚上的意外收获，而忘记那是轻薄无聊的生活。
“为什么？”
我正要走，只见帕尔马公主的伴妇又返回客厅，因为她忘记带走公爵夫人送给公主的来自盖尔芒特城堡的奇妙非凡的石竹花了。伴妇满脸绯红，看样子跑得很急，因为尽管公主对谁都很亲切，但当仆人做了蠢事，她就没有耐心了。因此，伴妇端起石竹花就跑，但是，当她从我跟前经过时，为了保持轻松和不顺从的样子，急冲冲对我说：“公主认为我迟到了，她想快点回去，可又要石竹花。真是的！我又不是小鸟，不能同时在好几个地方嘛。”
我好几次都想告退。我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这次聚会由于我在场而变得毫无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却一直把这种聚会想象得无限美好，我想，若是我这个碍手碍脚的旁观者不在场，聚会就会变得有意思了。至少，我一走，就没有旁观者，客人们就可以开秘密会议，举行秘密仪式。他们聚集起来就是为了这个，显然不是为了谈论弗兰茨·哈尔斯，或议论某某人小气，不是为了用资产阶级方式说长道短。他们尽说废话，可能是因为我在场。看到这些美丽的贵妇由于我在场而四分五裂，身在圣日耳曼区独一无二的沙龙，却不能过圣日曼区神秘的生活，我感到非常内疚。我时刻都想告辞，但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都表现出高度的牺牲精神，竭力将我挽留，不让我离开。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好几个穿戴入时、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妇，怀着迫不及待、兴高采烈的心情前来参加聚会，并没因聚会的索然寡味而失望（由于我的过错，这次聚会变得和在圣日耳曼区以外任何地方举行的聚会毫无二致，正如巴尔贝克海滩和我们看惯了的城市毫无不同一样），告辞时，依然兴致勃勃、千遍万遍地感谢德·盖尔芒特夫人让她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好像我不在场的那些晚上，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噢！这一点，殿下尽管放心，”伴妇狡猾地插话，“不会再下雪了。”
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这个贵族沙龙不是我想象中的沙龙，一上来就以它与其他沙龙的共性，而不是以它的特性使我感到震惊，但渐渐地，它的形象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贵族领主几乎是唯一能像农民那样向我们提供知识的人；他们的谈话总点缀着土地、依然如故的城堡和古老的习俗，而对这一切，银行家是一无所知的。即使一个渴望跟上时代的最温和的贵族最终跟上了时代，但只要他回忆起他的童年，他的父母亲、叔伯父或姑姨婆，就会把他同现在无人知道的一种生活联系在一起。今天如果有人死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灵堂上一眼就会看出哪些做法违反了惯例，尽管不会当面指出来。在葬礼上，当她看见有的女人撇开女人们应该参加的仪式，却混在男人中间，就会感到不快。至于罩在灵柩外的黑纱，布洛克可能以为只有丧礼上才能看见，因为丧礼报告上写着引棺索，而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记得小时候，在德·马伊内斯尔先生的婚礼上，看见新郎新娘头上也蒙着黑纱。当圣卢卖掉珍贵的“系谱树”——布永家族的旧画像和路易十三的亲笔信，买回卡里埃的画和新式家具时，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却因为受到一种狭隘的不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热爱的情感驱使，保留了布尔制作的对艺术家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绝妙无双的家具。同样，一个文学家也会兴致勃勃地聆听他们的谈话，会把他们当做活字典看待（饿汉不需要饿汉做伴），那些日益被人遗忘的表达方式，如圣约瑟勋章式绶章啦，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啦等等，只能在那些可爱的甘当历史保管员的人那里找到。一个作家在他们中间比在其他作家中间感受到更大的快乐，但这种快乐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相信，过去的事物具有一种魅力，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中，这样，作品也就成了死产儿，会使人感到厌倦，可他却自我安慰说：“这很美，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这样讲的。”此外，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贵族们都是用纯正的法语交谈，故而具有特殊的魅力。正因为如此，当公爵夫人听到圣卢使用“梵蒂岗的”、“宇宙的”、“特尔斐城的”、“过分卓越的”这些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时，完全有理由哈哈大笑，就像她看见圣卢从宾格家具店买来新式家具时开怀大笑一样。
“不可能再下了，已采取了必要措施：撒过盐了。”
在门厅里，我喊仆人把我的橡胶雪靴拿给我。我怕下雪，就带上了这双靴子，事实上，已飘了几片雪花，地面很快变得泥泞了。看到众人揶揄的微笑，我才知道这双靴子很不雅观，因而感到很难为情；当我看到德·帕尔马夫人尚未离开，正在观看我穿这双美国橡胶雪靴时，我就更加无地自容了。公主向我走来。“唷，想得多周到，”她大声说，“这鞋太实用了！您真聪明。夫人，我们也该买一双。”她对她的伴妇说。于是，仆人们由讥笑转为尊敬，宾客们热情地拥在我身边，问我是从哪里弄到这双绝妙的鞋子的。“有了这鞋，您什么都不用怕了，即使是再下雪，即使是出远门；不管春夏，还是秋冬。”公主对我说。
唉！我想走而没走成的原因，除了不能比殿下先告辞外，还有另外一个：盖尔芒特家的人，无论是腰缠万贯的，还是濒临破产的，不仅善于使他们的朋友们得到物质享受，还善于使他们得到——正如我和罗贝·圣卢在一起时经常体会到的那样——精神享受（这一点古弗瓦西埃家是做不到的），让他们听到娓娓动听的谈话，看到亲切感人的动作，高雅的言谈全靠丰富的内心世界提供。但是丰富的内心世界在无所事事的社交生活中无用武之地，有时就会忘情地抒发，在一种短暂而更加不安的发泄中寻找消遣，如果这种发泄来自德·盖尔芒特夫人，就会被看作是感情的流露。况且，当她忍不住发泄时，她也能体会到这种感情，因为她在和一个朋友的交往中，能得到一种令人陶醉的快乐，这绝不是官能快乐，却和音乐使某些人产生的快乐相似。有时，她会从衣服上取下一朵花或一枚嵌有画像的颈饰，送给一位客人，希望他多呆些时间，但仍感到忧伤，因为延长时间也尽是毫无意义的闲聊，不会使她产生和春天第一次暖流相似的（就给人留下疲倦和愁闷而言）神经质的兴奋和短暂的激动。至于那位朋友，切莫过分相信公爵夫人的诺言。它们比他以往听到的任何诺言更动听，更令人陶醉，然而许诺者因为深深感到某一时刻的美好，便以常人所没有的柔情和庄重，施展出百般妩媚和慈爱，把这一时刻变成一部感人至深的杰作，但是过了这一时候，她就不会再给予施舍。她一时高兴，就抒发感情，但激情一过，感情也就烟消云散。她才智过人，能猜出你想听什么，专挑你爱听的说，可是几天后又会抓住你的笑柄，把你当做笑料，讲给另一个正在和她一起分享这种极其短暂的“音乐时刻”的客人听。
“您怎么会知道，夫人？”善良的帕尔马公主尖刻地发问。只有在她的伴妇说了蠢话时，她才会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