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一件事，你说说你的意见，”罗贝对我说，“我舅舅夏吕斯有事要对你说。我答应他让你明天晚上去他那里。”
这种想象出来的、过去距我们十分遥远的看法，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作家，甚至是大作家，会在莪相那样平庸而故弄玄虚的诗人的作品中发现非凡的美。如果说我们在看到古代抒情诗人具有现代思想时，会大吃一惊的话，那么，当我们在一篇被认为是古老的盖耳语的诗歌中，发现有一个我们认为只有当代人才有的巧妙思想时，就会赞不绝口了。一个有才华的翻译家翻译一位古代诗人的作品时，只要加进几段当代的一位作家在什么地方发表过的诗，虽然不很忠实原著，但却趣味盎然，这就能使这位诗人立刻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魅力，因而能流传百世。这本书如果作为译者的原著发表，那只能算是一部平庸之作；如果作为译作发表，也许就能成为一部杰作。过去不会转瞬即逝，而会留在原地。一场战争开始几个月后，从容地通过的法律条文仍能对它起作用，一个罪行不清不楚十五年后，法官仍能找到澄清罪行的材料；同样，几个世纪后，一个研究某遥远地区的地名和居民习俗的学者，仍然能发现一个早在基督教前就存在的希罗多德时代的传说，这个传说已变得难以理解，甚至已被人遗忘，但它作为一种更浓密、更古远、更稳定的气味，存在于现在，存在于一块岩石的名称或一种宗教仪式中。在德·盖尔芒特先生的举止言谈中，也存在着一种传说，没有上面提到的传说悠久，是宫廷生活散发的气味。过一会儿，当我在客厅里（因为我没有马上去）又遇见他时，我将再一次闻到这个传说的气味，就像闻到一种古老的气味一样。
我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第一次见到公爵和公爵夫人时，我并没有发现他们有旧贵族的特点，正如我第一次观看拉贝玛演出没有发现她和她的同事们有什么差别一样，况且在拉贝玛身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比在上流社会人士身上显示的特征要明显得多，因为她的特征随着观众注意的目标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容易理解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尽管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以致当一个像圣伯夫那样诚实的作家想把德·乔夫兰夫人、雷加米埃和德·布瓦厄夫人的沙龙细腻入微地一一描绘出来时，我们感到这些沙龙几乎如出一辙，毫无二致，我们从作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沙龙生活毫无意义的结论，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然而，根据我对拉贝玛改变看法的原理，既然盖尔芒特一家现在对我已变得无足轻重，他们独特的风格已不再被我的想象力化成雾珠蒸发掉，我就可以把雾珠收集起来，尽管它们轻得没有分量。
那天，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晚会上，公爵夫人没有同我谈起她的丈夫，再说，他们离婚的消息已传得满城风雨，因此我不知道公爵会不会出席他妻子的晚宴。但我很快就清楚了，因为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溜到候见厅，混入伫立在那里的仆人中间，窥视我的到来，准备到门口迎接我，亲自帮我脱大衣。仆人看到公爵对我的态度和从前大不一样，很可能感到纳闷，因为他们一直几乎把我当做细木匠的孩子看待，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比起他们的主人来可能要好一些，但绝不会相信我能在公爵家里受到接待。
“刚才我正要同你说他。不过明晚不行，我要到你盖尔芒特舅妈家去吃晚饭。”
盖尔芒特家族的这种不拘礼节——不是指罗贝身上表现出来的高雅脱俗的不拘礼节，因为祖传的傲慢在罗贝身上只是一件无意识的高雅的外衣，掩盖了真正的高尚的谦虚——可能会露出庸俗的傲气，这一点，我不是在德·夏吕斯先生，而是在德·盖尔芒特公爵身上发现的。德·夏吕斯先生性格上的缺点与贵族的习性相重叠，至今他对我仍是个谜。盖尔芒特公爵尽管从整体上说也很粗俗（从前，我外祖母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遇见他时，对他的粗俗举止甚为反感），但他身上仍有不少旧贵族的特点。对于这一点，我去他家吃晚饭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和圣卢共进晚餐的第二天就有所感觉。
有些上流社会人士对这些“丑恶作品”很是反感，当他们看到埃尔斯蒂尔也像他们那样钦佩夏尔丹、贝罗诺等画家时，甚感吃惊。殊不知埃尔斯蒂尔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像夏尔丹和贝罗诺那样，在真实面前作过努力（当然，他对某些研究显示了特别的兴趣），因此，当他停止为自己创作时，他很欣赏他们有和他相同的企图，他作品的某些细节似乎被他们提前画出来了。但是，上流社会人士绝不会通过想象，把这种能使他们喜爱夏尔丹的画，至少能使他们对他的画看得顺眼的时间观念加到埃尔斯蒂尔的作品中。然而，那些上了年岁的人可能会对自己说，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越来越接近人生的尽头，他们已经看到，在他们认为是安格尔的一幅杰作和一幅永无出头之日的劣作（例如马奈的《奥林匹亚》）之间存在着的不可逾越的距离已经缩小了，在他们看来，那两幅画现在好似一对孪生姐妹。但是，我们不会利用这些教训，因为我们不善于把特殊推广到一般，总认为自己面临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经历。
首先是稳定的情趣，不是指对美的鉴赏，而是指举止风度，这种稳定性能使贵族青年在遇到新情况时，像一个应邀弹一支新乐曲的音乐家那样，产生适应新情况的感觉和意志，使他的技巧和技术尽善尽美地发挥。此外，这种稳定性能使贵族青年的情趣充分发挥作用，不必左右考虑，然而，有多少资产阶级青年因顾虑重重而束缚了手脚，既怕礼节不周当众出丑，又怕显得过分热情让朋友嗤笑。罗贝鄙视礼节，当然，他心里从没感到要鄙视礼节，但由于遗传，这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祖先待人接物也从来不拘礼节，不摆架子，认为这样做只能使对方感到满意和愉悦。还有慷慨大方的崇高品质，这种品质使罗贝从不把物质利益放在眼里（他在这家饭馆一掷千金，这使他成了这里——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最时髦、最受欢迎的顾客，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仆人，而且可以从所有最体面的青年对他大献殷勤的态度上看出来），他像蔑视铺着绛红色软垫的长椅子那样蔑视物质利益，刚才他确实象征性地践踏了几张长椅，它们就像一条华丽的五彩路，只有在使我朋友以更雅的风度和更快的速度走到我身边时，才能博得他的欢心。情趣稳定，慷慨大方，这就是贵族阶级的主要品质，透过他们清晰透明、意味深长的躯体（不像我的躯体那样一片模糊），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些品质，正如透过一件艺术品可以看出艺术家的技艺和能力一样；这些品质使圣卢沿墙表演的快跑动作明白易懂，引人入胜，就像刻在教堂柱子中楣上的骑士奔跑动作那样一目了然，令人陶醉。“唉，”罗贝可能会想，“我何苦把青春浪费在鄙视出身，一味追求正义和精神上呢？除了非交不可的朋友外，何苦还选择一些笨拙的有口才的布衣为伙伴呢？到头来，我表现出来的和给人留下宝贵记忆的形象，不是我的意志努力并且值得我努力去塑造的、和我本人相符的形象，而是一个非我所塑造、甚至同我毫无共同之处的形象，一个我从前一向鄙视并且设法舍弃的形象。我何苦像这样痴心地爱我这位心爱的朋友呢？到头来，他最大的乐趣是在我身上发现一种更加普遍的东西，尽管他嘴上信奉友谊，心里却不可能这样想，他寻找的快乐不是友谊方面的，而是精神的，无私的，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快乐。”这就是我今天所担心的，我怕圣卢会产生这种想法。他这样想就错了。要是他没有像他所做的那样，喜爱比他身体固有的敏捷更高雅的东西，要是他没有像这样长期摆脱贵族的傲慢习气，那么他的敏捷就会显得吃力和笨拙，他的举止就会显得粗俗和不雅。正如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需要严肃的态度才能使她的谈话和回忆录给人以一种轻薄而有才华的印象那样，圣卢为使自己的身躯具有高度的贵族气派，从不考虑怎样显示，而是寻求更高的目标，使贵族气派作为无意识的和高雅的线条溶于他的身体中。因此，对他来说，思想的高贵离不开身体的高雅，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高贵，身体的高雅也就残缺不全。一个艺术家要在作品中反映自己的思想，无需把思想直接表达出来；甚至可以说，对上帝的最高赞扬存在于无神论对上帝的否定中，无神论者认为天地万物已经十全十美了，无需再有一个造物主。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沿墙奔跑、做出和教堂柱子中楣上的骑士一样动作的年轻人，我在他身上所赞赏的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刚才，他为了我而离开了那位年轻的亲王，离开了查理七世的孙女纳瓦尔王后卡特琳娜·德·富瓦克斯的后裔，他在我面前从不炫耀他的高贵出身和巨大财富，他在把骆马毛大衣披在我怕冷的身上时显得那样自信，那样灵活，那样文雅，而这些恰恰是他傲慢、敏捷的祖先传给他的特征；然而，所有这些——富瓦克斯亲王，高贵的出身和巨大的财富，傲慢而敏捷的祖先——难道不是他生活中的比我资格更老的朋友吗？我原以为他这些朋友会把我和圣卢永远隔开，然而相反，圣卢作出了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作出的选择，毫无拘束地为我抛弃了这些朋友，他身体的动作正是他这种自由的写照，完美无缺的友谊就在这自由中实现。
“对，明天奥丽阿娜要举行大酒宴。我没有得到邀请。不过，帕拉墨得斯舅舅不愿意你去。你不能改变主意吗？如果不行，晚宴结束后，你无论如何要到帕拉墨得斯舅舅家去一趟。我相信他很想见你。你看，十一点前你就可以到他家了。十一点，别忘了，我负责通知他。他气量很小。你不去，他会记恨你的。奥丽阿娜的晚宴总是早早就结束的。如果你只在那里吃晚饭，十一点钟一定能赶到我舅舅家。至于我，我本该去见奥丽阿娜的，是为了我在摩洛哥的工作问题，我想换一换。她在这些事上一向很热心，她对德·圣约瑟夫将军很有影响，我这件事归将军管。不过，你不要同她提这件事。我已经给帕尔马公主说过，事情会很顺利的。啊！摩洛哥，太有意思了！有很多事可以讲给你听。那里的人精得很，说他们聪明也可以。”
“德·盖尔芒特夫人一定会感到非常荣幸，”公爵用一种颇有说服力的口吻对我说，“请允许我把您的外套脱掉（他认为讲老百姓语言既显出他脾气随和，也能显得他幽默风趣）。我妻子怕您变卦，尽管您说好今天要来。从早晨起，我们就开始念叨：‘您瞧着吧，他不会来的。’我应该对您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比我看问题准。您不是一个轻易就能结交的人，我还以为您会失约呢。”
老板暂时离开我们，亲自去安排关门和晚餐事宜（他一再坚持要我们吃“肉铺出售的肉类”，因为家禽肉没有名气），回来后他对我们说，富瓦克斯亲王先生很想到紧挨侯爵先生的一张餐桌上来用餐。“可是都坐满了呀。”罗贝看见我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人，回答道。“没关系，只要能让侯爵先生高兴，我可以请他们换个地方，这不费什么事，为了侯爵先生，这是可以做到的！”“这得由你来决定，”圣卢对我说，“富瓦克斯是一个好小伙子，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让你讨厌，他不像许多人那样愚蠢。”我回答罗贝说我肯定会喜欢富瓦克斯亲王的，但我难得一次能和他一起吃饭，我感到无比高兴，所以更喜欢和他单独在一起。“啊！亲王先生的大衣漂亮极了。”我们商量的时候，老板说。“是的，我看见他穿过。”圣卢回答说。我想对罗贝说，德·夏吕斯先生把认识我的事对他嫂子隐瞒了，想问问他这是为什么，但是富瓦克斯先生来了，我只好作罢。他已走到我们跟前，是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接受他的要求。罗贝给我们作了介绍，并坦率地告诉他，他要和我谈话，不希望有人打扰。亲王走了，他在同我告别时，笑着指了指圣卢，好像在为圣卢的简短介绍向我表示歉意似的，想让我知道他原希望能介绍得详细一些。但在这时，罗贝就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同他的伙伴一起走了。临走前对我说：“你坐下别动，先吃，我去去就来。”说完就去小餐厅了。我听见那几个我不认识的优雅公子不怀好意地在议论年轻的卢森堡大公（前纳索伯爵）的荒唐事，心里非常难过。我是在巴尔贝克海滩认识卢森堡大公的。我外祖母患病期间，他向我表示过深切的同情。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卢森堡大公曾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我妻子经过时，我要求大家都起立。”公爵夫人回答说（这不仅不高明，而且不符合事实，因为这位年轻公主的祖母是世界上最正派的女人）：“你妻子经过时，大家应该起立，可你妻子的祖母经过时就不同了，因为她要求男人们都睡觉。”接下来有人说他今年去海滩看望他姑妈卢森堡公主时，下榻在大饭店，他抱怨经理（我的朋友）没有在堤坝上升卢森堡国旗。然而，卢森堡国旗不像英国或意大利国旗那样出名，那样有用，花了好几天才弄到，这使年轻的大公极不满意。我根本不相信有这种事，但我决定，如果我去海滩，一到那里就去问饭店经理，以便确证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我在等圣卢时，请求老板给我送些面包来。“稍等片刻，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回答道，开玩笑地装出神情忧郁的样子。“啊！对不起，伯爵先生！”我没有来得及再次提出抗议（不然，我就可能变成侯爵先生了），因为圣卢如他自己说过的那样，很快就出现在大餐厅门口，手里拿着亲王的骆马毛大衣，这时我才明白，他怕我着凉，特意向亲王要来给我穿的。他老远就做手势让我别动，他向我走过来，但是得再一次挪动我的桌子，要不我就得换一个位子，他才能坐下来。靠墙的一圈放满了红天鹅绒软垫长凳，除我之外，还坐着三四个赛马俱乐部的青年，都是圣卢的熟人，因为小餐厅已经客满，他们就坐到大餐厅里来了。圣卢一进大餐厅，就轻盈地跳上软垫长凳。桌子之间拉着电线，离地有一定高度；圣卢犹如赛马跳障碍似的，敏捷而顺利地从电线上跃过去。他这样做全为了我，免得让我挪位置，因此，我心里感到很不安，但又为我朋友完成这个空中杂技动作的高超表演拍案叫绝。惊叹的不止我一个，因为老板和侍者就像等候在赛马场圈栏外的赛马迷，一个个都被慑服了，当然，这个杂技动作如果是一个地位较低、花钱较吝啬的贵族顾客做的，他们也就不会如此惊叹了。一位伙计似乎惊讶得动弹不得，端着一盘菜呆呆地站着，忘记了一旁还有顾客等他去上菜。当圣卢必须从他朋友们的身后经过时，他爬到椅背上，走得非常平稳，大餐厅的里首响起了一阵审慎的掌声。最后，当圣卢走到我身边时，就像一个值星长官走到君王观礼台前那样，准确无误地一下收住脚步，俯下身体，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将那件骆马毛大衣递给我，接着很快坐到我身边，没要我做一个动作，就把大衣当做轻巧而暖和的披肩披在了我的肩膀上。
据说公爵是一个非常糟糕，甚至是非常粗暴的丈夫，因此，当他用“德·盖尔芒特夫人”称呼他妻子时，人们会感激他，就像感激坏人难得的仁慈一样，因为这个称呼使人感到，他好像向公爵夫人张开了保护的翅膀，同她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盖尔芒特公爵亲热地抓住我的手，准备领我到客厅去。有些日常用语，出自农民之口，会使人耳目一新，只要它们反映出某种地方传统的残余，或某个历史事件的痕迹，即使说话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传统和事件；同样，德·盖尔芒特先生那种彬彬有礼的神态——整个晚上都对我这样——就像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风俗习惯，尤其像十七世纪遗留下来的习俗，使我着迷。旧时代的人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我们总认为他们表达的思想都是表面的，不敢认为他们有深邃的思想；当我们发现荷马史诗中的一个英雄和我们有相近的感情，发现汉尼拔在卡纳埃战役中巧用佯攻战术，引诱敌人攻击侧翼，然后突然包围敌人时，我们会大吃一惊；我们似乎把这位诗人和这位将军想象成动物园中的动物，同我们有天壤之别。甚至在路易十四宫廷中的某些显贵身上，我们也会有意外的发现：当我们阅读他们给一个地位比他们卑微、对他们毫无用处的人写的信时，发现他们用词非常谦恭，我们会不胜惊讶，因为这些词骤然向我们泄露了这些达官显贵内心的一套信仰，他们从不公开说出他们的信仰，但却受其支配，他们尤其相信，出于礼貌，他们必须装出动感情的样子，一丝不苟地发挥礼貌的作用。
他对我大谈友谊、爱好和遗憾，尽管他和所有像他那样的旅行家一样，第二天就要动身，到乡下去住几个月，只是在返回摩洛哥（或另一个地方）之前回巴黎待一两天。但是，那天晚上我感到心头发热，他的话在我心间唤起了甜蜜的梦幻。从此，我们难得的促膝谈心，尤其是这一次，在我记忆中刻下了新的里程碑。这是友谊之夜，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圣卢。但是，我担心，此刻我对他产生的友谊不一定是他所希望唤起的友谊（为此，我感到有点惴惴不安）。我仍然沉浸在他像马儿那样小步奔跑，以优美的动作击中目标带给我的快乐中。我觉得，我所以感到快乐，也许是因为圣卢沿墙在长椅靠背上做的每一个动作能在他本人的个性特点中找到原因，但更因为这些动作与出身和教育传给他的家族特性密切相关。
当我一个人和埃尔斯蒂尔的画促膝对语时，竟完全忘却了开晚饭的时间；就和在巴尔贝克海滩时一样，在我面前又一次展现了有着无与伦比色彩的世界，这个世界仅仅是这位大画家特有看法的投影，而同他说的话毫无关系。墙上挂画的那几个地方，彼此十分协调，犹如幻灯投射出来的灿烂图像，在目前情况下，幻灯好比是画家的脑袋，当我们只是刚认识画家，对他还很不了解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我们刚能看见幻灯头，彩色玻璃还没有装上的时候，我们就想象不出幻灯的奇妙。有几幅画在上流社会人士看来也许是十分可笑的，但在我看来却比其他几张更有意思，因为它们能使我们再次产生幻视，向我们证明，如果不用推理方法，就不可能识别上面画的是什么。我们乘车时，不知多少次发现前面几米远处有一条光亮的长街，其实不过是一堵照得很亮的墙，它使我们产生了长街的幻觉！既然如此，用在瞬间幻觉中看到的完全不同于平时面貌的形象来表现一个物体——不是用象征主义手法，而是真心诚意地回到第一印象上——这不很符合逻辑吗？其实，物体的外表和大小同我们认出这些物体时所回忆起来的它们的名称是不相关的。埃尔斯蒂尔竭力想从感性认识中得到理性认识，常常想把我们叫作“幻视”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印象分析出个头绪来。
在离开前厅时，我对德·盖尔芒特先生说，我很想看看他收藏的埃尔斯蒂尔的画。“愿意为您效劳。这么说，埃尔斯蒂尔先生是您的朋友？我感到很抱歉，一直不知道您对他这样感兴趣。因为我同他有点认识，他很讨人喜欢，用我们父辈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我不知道您喜欢他，否则我可以请他赏光来这里吃晚饭了。今晚有您做伴，他肯定会很高兴的。”当他像这样竭力想发扬旧制度的传统时，他身上反而很少有旧制度的气息，但当他没有这个愿望时，他又成了旧制度的化身。他问我要不要他陪我去看那些画，说完就给我带路了，每经过一道门，他就彬彬有礼地给我让路，当他为了给我带路而不得不走在我前头时，他就说声“对不起”：这出戏，在我们能大饱眼福之前，大概早已被盖尔芒特家族的许多人为其他来宾演出过（自圣西门讲述盖尔芒特家族的一个祖先为履行无谓的绅士职责，一丝不苟地向他大尽地主之谊以来）。我对公爵说，如果我能一个人在埃尔斯蒂尔的画前待一会儿，我将感到很高兴，于是，他识趣地退下了，走时对我说，我只要到客厅去找他就行。
“不会，他们讨厌战争，其实，厌战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德皇是爱好和平的。他们向来要我们相信，他们想打仗是为了迫使我们让步。这可以同扑克牌赌博相比较。德皇威廉二世的密探摩纳哥亲王来同我们密谈，他说如果我们不让步，德国就会对我们不客气。于是我们就让步了。其实，我们不让步，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战争。你只要想一想，在当今这个时代，一场战争将会在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这比《圣经》所说的洪水和世界末日更具有灾难性，只是时间短一些罢了。”
“说到摩洛哥，你不认为德国人会在那里同我们打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