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9
让幸福闪光。——画家无法画出现实中天空的那种深邃光亮的色调，不得不把他画景物所使用的色调降得比自然的色调低一些；通过这样的技巧，他重又达到光泽的逼真以及与自然色调相应的那些色调的和谐。同样，无法表现幸福之光泽的诗人和哲学家，也必须懂得补救；他们应当把万物的色彩表现得比实际的色彩暗淡一些，使他们所掌握的光源近乎太阳，肖似美满幸福的光芒。——悲观主义者赋予万物最黑暗最阴郁的颜色，使用的却是火焰和闪电，天国灵光和一切闪射强光、令人眩目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光明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使人感到事物比本来的样子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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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人们。——有人对我说，我们的艺术诉诸现代的贪婪、无餍、任性、怨恨、备受折磨的人们，在他们荒芜的景象之旁，向他们显示一种极乐、高超、出世的景象：从而使他们得以暂时忘忧，舒一口气，也许还可以从这忘忧中恢复避世归本的动力。可怜的艺术家呵，有这样一种公众！怀着这样一种半牧师、半精神病医生的用心！高乃依要幸运得多——"我们伟大的高乃依"，如同塞维涅（Sévìngné）夫人用女人在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面前的声调惊呼的那样；他的听众也要高明得多，他以他自己的骑士的美德、严肃的责任、慷慨的牺牲、英雄的自制的形象能够使他们赏心悦目！他以及他的听众是以多么不同的方式热爱人生，并非出于一种盲目的枯竭的"意志"，因为不能灭绝它便诅咒它，而是视为伟大和人道能够并存的一个场所，在那里，哪怕是惯例的最严格限制，对于君主专制和宗教专制的屈从，也不能压抑住一切个人的骄傲、骑士精神、优雅和智慧，反而令人感到是一种刺激和动力，起而反对天生的荣耀和高贵，反对断承而来的愿望和热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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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希腊极为陌生。——东方或现代，亚洲或欧洲：与希腊相比，它们全都以贪大求多为崇高的表现；相反，倘若人们置身于裴斯顿、庞贝和雅典，面对全部希腊建筑，就会为希腊人善于并且喜欢用多么小的质量来表达某种崇高的东西而惊奇了。——同样，在希腊，人在自己的观念中也是多么单纯！我们在人类知识方面怎样远远超过了他们！但是，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关于心灵的观念怎样显得像迷宫一般！倘若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按照我们的心灵形态造一建筑（于此我们还太怯懦！）——那么，迷宫必是我们的样板！属于我们并且实际上表达我们的音乐已经透露了这一点！（人们在音乐中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误以为，没有人能够透过他们的音乐看出他们的真相。）
美的领域更广阔。——我们在自然中巡游，机敏又快活，为了发现并仿佛当场捕获万物固有的美；我们时而在阳光下，时而在风雨交加时，时而在朦胧微曦中，欲窥见那一段达于完美和极致的，点缀着峭岩、海湾、油橄榄树、伞松的海岸。同样，我们也应如此巡游于人中间，做他们的发现者和侦察者，显示他们的善与恶，以此展列他们固有的美，这美的展现，在一人须在阳光下，在另一人须在暴风雨中，在第三人又须在暗夜和雨天里。难道禁止把恶人当作有其粗犷线条和配光效果的原始风景来欣赏吗？如果恶人装出善良规矩的样子，我们看了岂不像一幅劣作和讽刺画，犹如自然中一个污点令我们苦恼？——是的，这是禁止的，人们至今只知道在道德的善人身上寻找美，——难怪他们所得甚少，总在寻找没有躯体的虚幻的美！——恶人身上肯定有百种幸福为道学家们想所未想，也肯定有百种美，许多尚未被发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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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诞生卷
关于剧场伦理。——谁若以为莎士比亚戏剧有道德作用，看了《马克白斯》就会不可抵抗地放弃野心的恶，他就错了。倘若他还相信莎士比亚本人与他有此同感，他就更错了。真正受强烈野心支配的人会兴高采烈地观看他的这一肖像；而当主角毁于自己的激情时，不啻是在这盆兴高采烈的热汤里加上了最刺激的佐料。诗人自己感觉不同吗？从犯滔天大罪那一刻起，他的这位野心家何等帝王气派地走上他的舞台，绝无一副流氓相！从这时起，他才"魔鬼似地"行动，并吸引相似的天性效仿他——在这里，"魔鬼似地"是指：违背利益和生命，顺从思想和冲动。你们是否以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用两位主人公毁于通奸提供了一个反对通奸的教训？这可是把诗人颠倒了：诗人，尤其象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珍爱自己的激情，同样也珍爱自己准备赴死的心境——他们的心灵之依附于生命，并不比一滴水依附于玻璃杯更执着。他们不把罪恶及其不幸的结局放在心上，莎士比亚是这样，索福克勒斯（在《埃阿斯》、《匪罗克忒忒斯》、《俄狄浦斯》中）也是这样：后者在这些剧中本来可以很容易把罪恶当作全剧的杠杆，但他毫不含糊地避免了。悲剧诗人同样不愿意用他的生命形象来反对生命！他宁肯喊道："这是最大的魅力，这令人兴奋的、变幻的、危险的、阴郁的、常常也阳光普照的人生！生活是一场冒险，——无论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它始终会保持这种性质！"——他的呼喊发自一个动荡不安，力量充沛的时代，发自一个因洋溢的热血和精力而如痴如醉的时代，——发自一个比现代恶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把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意图弄得合宜而公正，即必须将它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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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与音乐。——斗志昂扬的男子，例如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是难于打动的，而一旦同情战胜了他们的刚强，他们便如受一阵眩晕袭击，被"魔鬼的威力"镇住，——他们于是感到不自由，因一种宗教的恐惧而激动。随后他们就对这种状态生出疑虑；只要一日身处其境，他们就品味到神不守舍（das Ausser-sich-sein）和新奇之喜悦，还夹杂着最辛酸的苦痛：这是战士合宜的饮料，一种稀有、危险、又苦又甜的东西，一个人很不容易享受到的。——悲剧就诉诸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诉诸刚强好斗的灵魂，这种灵魂难以制服，无论是以恐惧还是同情，不过同情可使这种灵魂日渐变得柔和。但是，对于那些如帆顺风一样顺从"同情癖好"的人，悲剧又有何干！在柏拉图时代，当雅典人变得更柔和更敏感之时——唉，他们距我们大小城市市民的多愁善感仍然多么遥远！——哲学家们已经在控诉悲剧的害处了。在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里，勇敢和男子气的价值提高了，这样的时代也许会使灵魂又逐渐坚强起来，以致迫切需要悲剧诗人，而悲剧诗人暂时还有点儿多余，——我这是用最温和词来说。——接着，对于音乐来说较好的时代（肯定也是较恶的时代）也许会再度到来，那时艺术家把音乐奉献给特立独行的、内心坚强的、受极其严肃的真正激情支配的人们。可是，对于正在消逝的时代中今日那些过于好动、发育不全、个性残缺、好奇贪婪的渺小灵魂，音乐又有何干！
（周国平译）
商人文化的基本思想。——人们现在一再看到，一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的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一样。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自己真正的个人需要来定价；"谁来消费这个，消费掉多少？"这是他的头等问题。他本能地、不断地应用这样的定价方式：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艺术和科学的成果，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整个时代的成就。他对创造出的一切都只问供应与需求，以便替自己规定一样东西的价值。这成了整个文化的特征，被琢磨得广泛适用却又至为精微，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你们最近几个世纪的人们将会为此自豪，倘若商业阶级的先知有权交给你们这笔财产的话！不过，我不太相信这些先知。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让犹太人阿培拉①去相信吧（CreB dat Zudaeus Apella）。
辩护。——朴实无华的风景是为大画家存在的，而奇特罕见的风景是为小画家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然和人类的伟大事物必为其崇拜者中渺小、平庸、虚荣之辈辩护，——而伟人则为质朴的事物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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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
所谓"本身"。——从前人们问：什么东西可笑？——就好象外界有些事物附有可笑的特征，而人们不过突然发现了它们罢了（一个神学家甚至认为这是"罪恶的天真之处"）。现在人们问：什么是笑？笑如何发生？人们经思索而得出结论：并不存在本身善、美、崇高、恶的东西，而是有种种心境，处在这些心境之中，我们便把上述词汇加到了我们身外身内之物上面。我们重又收回了事物的称谓，或至少想起是我们把称谓借给了事物：——我们且留神，按照这种见解，我们并未失去出借能力，我们既没有变得更富有，也没有变得更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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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依时代转移。——倘若我们的雕刻家、画家、音乐家想要把握住时代意识，他们就必须把美塑造得臃肿、庞大、神经质；正如希腊人立足于当时的公众道德，把美看作并且塑造成贝尔维德尔（Belvedere）的阿波罗。我们本应称之为丑的！可是幼稚的"古典主义者们"使我们丧失了全部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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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死者的人。——虚浮的人们一旦能够对一段过去的时光发生共鸣（特别在勉为其难之时），便更高地估价这段时光，他们甚至要尽可能使它起死回生。但是，虚浮的人总是不计其数的，所以，只要他们来处理一整个时代，历史研究的危险实际上就非同小可：太多的力量虚掷在尽一切可能唤醒死者上了。用这个观点看问题，也许最能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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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与音乐。——爱情的完满幸福在于绝对的信任，这种幸福除了属于深深猜疑的恶人和愠怒者，还会属于别人吗？他们在其中享受自己灵魂的异乎寻常的、难以置信却又颇为可信的例外！有一天，那种浩渺无际的梦幻似的感觉降临他们，衬托出了他们其余一切或暗或明的生活：宛如一个诱人的谜和奇迹，大放金光，超出一切语言和形象。绝对的信任令人无言；是的，在这幸福的相对无言之中甚至有一种痛苦和沉重，所以，这种受幸福压抑的灵魂常常比其他人和善人更感激音乐：因为他们透过音乐犹如透过一片彩霓观看和倾听，他们的爱情仿佛变得更遥远、动人而且轻松了；音乐是他们的唯一手段，使他们得以凝视自己的非常境况，并且借一种疏远和缓解作用达于赏心悦目。每个恋人在听音乐时都这样想："它在说我，它代替我说，它了解一切！"
界限与美。——你在寻找有优美教养的人吗？那你就应当像在寻找优美景物时一样，满足于有限的眼光和视野。——无疑也有全面的人，他们必定像全面的景物一样富有教益，今人惊奇，但是不美。
像艺术家那样支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难免有弱点，不得不承认它们如同法则一样凌驾于我们，那么，我希望每个人至少有足够的技巧，善于用他的弱点反衬他的优点，借他的弱点命名我们渴慕他的优点：大音乐家们是相当擅长此道的。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常常有一种粗暴、强横、急躁的音调；在莫扎特那里有一种老实伙计的和气，必为心灵和智慧所不屑取；在理查·瓦格纳那里有一种强烈的动荡不安，使最有耐心的人也要失去了好脾气，但他在这里恰好回到了他本来的力量。他们全部凭借其弱点使人渴望其优点，十倍敏感地品味每一滴奏鸣着的灵性、奏鸣着的美、奏鸣着的善。
同感。——所谓理解别人，就是在我们心中模仿别人的情感，只不过我们往往要追溯他的某一确定情感的原因，例如追问：他为何忧伤？——以便自己从这原因出发也变得忧伤；但更常见的不是这样，而是按照别人身上发生和显示的效果，在我们心中唤起情感，这时我们在自己身上模仿别人的眼神、声音、步态、姿势（甚或它们在文字、图画、音乐中的写照）的表达方式（至少达到肌肉和神经活动的轻微相似）。于是，由于动作与感觉受到由此及彼和由彼及此的训练，其间有了一种因袭的联想，我们心中便会产生一种相似的情感。在这种理解别人情感的本领方面，我们一生甚有成就，只要我们与人相遇，几乎总在不由自主地练习这种本领：尤其请观察一下女子的面部表情，如何不停地模仿和反映她所感觉到的四周情景，时而颤动，时而闪光。不过，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音乐，我们在迅速而细致地领悟情感和发生同感方面都是音乐大师。倘若音乐是情感的模仿之模仿，那么，尽管那情感遥远而不确定，音乐仍然常常足以使我们分享这种情感，以致我们毫无来由地悲伤起来，完全像个傻瓜，纯粹因为我们听到了音律，这音律以某种方式使人们想起悲伤者的声音和动作，甚或他的习惯的声音和动作。据说有一个丹麦国王，他因一个歌者的音乐而沉浸在战斗的激情中，一跃而起，杀死了他朝廷里的五个宫人。当时并无战争，并无敌人，毋宁说一切都相反，可是由情感回溯原因的力量如此强大，足以胜过了眼前印象和理智。然而，这几乎总是音乐的效果（假如它正在发生作用），而且无需举出如此荒诞的事例便可认识这一点：音乐使我们陷入的那种情感状态，几乎永远与我们对眼前实际境况的印象，与明了这实际境况及其原因的理智相矛盾的。——我们若问，为何我们对别人情感的模仿会变得如此熟练，那么，答案无疑就是：人，一切造物中最怯懦的造物，由于他那细腻而脆弱的天性，他的怯懦便成了教师，教会他发生同感速迅领悟别人（以及动物）的情感。在漫长的数千年间，他在一切陌生的和活泼的事物中看到一种危险；他如此一瞥，就立刻按照面貌和姿势形成一个印象，认定在这面貌和姿势背后隐藏着凶恶的意图。一切动作和线条都蕴含着意图，人甚至把这种看法应用到了无生命事物的本性上——陷入了幻觉，以为根本没有无生命事物。我相信，在观赏天空、草地、岩石、森林、暴风雨、晨辰、海洋、风景、春色之时，我们称作自然情感的一切，其源盖出于此，——若不是在远古时代，人们按照背后的隐义看待这一切，受到了恐惧的训练，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对于自然的快感，正像若没有恐惧这理解之教师，我们也不会有对人和动物的快感。所以，快感、惊喜感以及滑稽感都是同感的晚生子，恐惧的小妹妹。——迅速理解的能力——它因此是以迅速伪装的能力为基础的——在骄傲自负的人和民族身上大为削弱，因为他们较少恐惧；相反，种种理解和自我伪装在怯懦的民族中真是如鱼得水，这里也是模仿的艺术和较高的才智的温床。——当我从我在这里主张的这种同感论出发，思考如今正得宠并且被圣化的神秘过程论，按照此论，凭借一种神秘的过程，同情便把两颗灵魂合为一体，一个人便可以直接理解另一个人；当我想到，像叔本华这样明晰的头脑也爱好这种痴人说梦的、毫无价值的玩意儿，这种爱好又传播到了其他明晰或半明晰的头脑中，我就不胜惊诧和怜悯之至了。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的荒唐多么津津有味！当全人类听从知性的秘密愿望之时，又多么近于是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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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甲：为何这样狐独？——乙：我没有生任何人的气。不过，我觉得独处时看我的朋友，比起与他们共处时更清楚、更美，而当我最爱音乐、最受其感动时，我是远离音乐而生活的。看来，我需要远看，以便更好地思考事物。
诗人与凤凰。——凤凰给诗人看一卷烧焦了的东西。它说："别害怕！这是你的作品！它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反时代精神；因此，它必须被烧掉。不过这是一个好兆头。它具有朝霞的某些特性。"
用新的眼光看。——假定艺术中的美永远是幸福者的肖像（我认为这是真理），是依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自立法则的个人对于幸福者的想象为转移的，那么，现代艺术家的所谓现实主义关于现代幸福的看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无疑是现实主义类型的美，为我们今天最容易理解和欣赏的。因此，我们是否必须相信，我们今天的幸福就在于对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尽量敏锐的感觉和忠实的把握，因而并非在于真实性，而是在于对真实性的知识呢？科学的作用已经如此广泛而深入，以致本世纪的艺术家也不自觉地成为科学的"神圣性"本身的颂扬者了！
①阿培拉，贺拉斯诗中一个轻信的犹太人。
学习。——米开朗基罗在拉斐尔身上看到功力，在自己身上看到自然：在拉斐尔是学习，在他自己是天赋。然而，这是一种迂见，是怀着对大学究的敬畏之心说出来的。天赋，若非从前——不论是我们父辈时，还是更早——的一片段学习、经验、练习、掌握、同化，又是什么呢！而且，学习就是自己使自己有天赋——不过学习并非易事，不能光靠善良的愿望；必须善于学习。在艺术家身上，常有一种猜忌或骄矜，一旦遇到异已的因素，就立刻锋芒毕露，不由自主地从学习状态进入防御状态。拉斐尔和歌德一样，没有这种猜忌或骄矜，所以他们是伟大的学习者，而不仅仅是祖传矿藏的剥削者。拉斐尔是作为一个学习者逝去的，当时他正在把他伟大的对手自称"自然"的东西占为已有：他每天从中搬走一些，这最高贵的窃贼；但是在他把整个米开朗基罗转移到自己身上之前，他就死了——他的最后一批作品，作为一项新的学习计划的开端，不够完美，却仍然相当出色，正是因为这伟大的学习者在他最艰难的作业中被死神打扰，把他所憧憬的本可达到的最终目标一起带走了。
学会沉默。——哦，你们这些世界政治大都市中的油嘴滑舌之徒，你们这些年轻有才、求名心切的家伙，你们觉得对任何事情——总会有点事儿发生的——发表你们的意见乃是你们的义务！你们如此掀起尘嚣，便以为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火车头！你们总在打听，总在寻找插嘴的机会，却丧失了一切真正的创作能力！无论你们多么渴望伟大的作品，孕育的深刻沉默决不会降临你们！日常事务驱赶你们犹如驱赶秕糠，你们却自以为在驱赶日常事务——你们这些油嘴滑舌之徒！——一个人倘若要在舞台上充当主角，就不应该留心合唱，甚至不应该知道怎样合唱。
"自我逃避"。——那种智力痉挛的人，对自己焦躁而阴郁，就象拜伦和阿尔弗雷德·缪塞①一样；他们做任何事，都象脱缰之马，从自己的创作中仅获得一短暂的、几乎使血管崩裂的快乐和热情，接着便是严冬一般的悲凉和忧伤，这种人该如何忍受自己呵！他们渴望上升到一种"外在于自我"（Ausser-sich）的境界；怀此渴望的人，如果是基督徒，则祈求上升到上帝之中，"与上帝合为一体"；如果是莎士比亚，则上升到热情人生的形象中方感满足；如果是拜伦，则渴望行动，因为行动比思想、情感、作品更能把我们从自身引开。那么，行动欲骨子里也许就是自我逃避？——帕斯卡尔会这样问我们。事实也是如此！行动欲的最高典范可以证实这个命题。不妨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公正的考虑一下，——历代最渴望行动的四个人都是癫痫病患者（即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拜伦同样也备尝此种痛苦。
不同的情趣。——我们的胡言乱语与希腊人何干！我们对于他们的艺术知道什么，这种艺术的灵魂是对于男性裸体美的热爱！由此出发，他们才感受到女性美。因此，他们对于女性美有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眼光。他们对女子的爱也是如此：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爱慕，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蔑视。
一切好东西必须变得干燥。——怎么！应当以一部作品所诞生的时代的眼光来理解这部作品吗？然而，倘若不是这样来理解它，会有更多的乐趣，更多的惊奇，学到更多的东西！你们不曾注意到吗，每一部优秀的新作，只要它处在当时潮湿的空气里它的价值就最小，——因为它尚如此严重地沾有市场、敌意、舆论以及今日与明日之间一切过眼烟云的气息？后来，它变干燥了，它的"时间性"消失了——这时它才获得自己内在的光辉和温馨，是的，此后它才有永恒的沉静目光。
艺术家。——德国人想靠艺术家达到一种梦想的激情；意大利人想因之摆脱其实际的激情而得休息；法国人想从之获得证明其判断的机会，借机说说话。那么，我们太低贱了吧！
知识与美。——如果人们像至今仍在做着的那样，把他们的爱慕和幸福感只留给想象和虚构的工作，那么，毫不奇怪，他们遇到与想象和虚构相反的情形，就会感到索然无味了。那种因稳妥有效、循序渐进地认识事物而产生的喜悦，已经从现代科学方法中大量涌现，为许多人所感受到，——这种喜悦暂时还未被所有这些人相信，他们往往只在脱离现实、沉浸于外观之时才感到喜悦。这些人认为，现实是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对哪怕最丑的现实的知识也是美的；他们也不知道，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对于现实的伟大整体的揭示每每使他感到幸福，他根本不会觉得这个整体是丑的。难道有什么"本身美"的东西吗？认识者的幸福增添了世界的美，使一切存在物更加光采照人；知识并非仅仅把自身的美加于事物之上，而是不断渗入事物之中；——但愿未来的人类为这命题提供证据！在这里，我们回想起一件古老的史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天性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在什么是最高幸福的问题上却有一致看法，并非对于他们或对于人类而言的最高幸福，而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对于神和至圣而言的最高幸福；他们发现它在于认识，在于娴熟地从事发现和发明的理解之行为（决非在于"直觉；"，如德国半神学家和全神学家；决非在于幻觉，如神秘论者；同样决非在于创作，如一切实践者）。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也曾作出相似的论断：他们想必怎样品尝过知识！他们的真诚想必面临过怎样的危险——因此变为事物颂扬者的危险！
①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