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我在夜里醒来，发现自己被一阵毛骨悚然的沙沙声包围了。我支着胳膊坐起来，透过白色的蚊帐向外看。沙沙声盖住了心脏跳动的声音。方形的窗口发出亮光，一次，两次。等等，难道有一辆汽车开到山坡上来了？那亮光就是它的前灯发出的……不对啊，父母的房间是黑着的，他们没有起床，显然这么晚也不可能有车子来。听起来，整座房屋都像是在轻声细语。山丘下的水塘里有青蛙和蛤蟆，它们的叫声充满了我的耳际。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外面应该是在下雨。我听到的声音是干燥的茅屋被雨水打湿、向外膨胀发出的声音，是青蛙在雨中欢跃着的声音。在我看来，我身边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是恰逢其时的：茅屋顶棚被从天而降的雨水浸湿；蛙声大得好像它们就在山下，可实际却有几英里之遥；雨水舒缓地飘落在大地和叶子上；闪电呢，离这儿还有很远的距离。紧接着，顺应雨夜的惯例，雷声突然间就炸响了。我心满意足地躺回到了蚊帐下，一边聆听着外面的声音，一边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梦里是敲打着的雨声。
米歇尔太太离开后，又来了一个泰勒太太。她是丹麦人，虽然没有报酬，可她依然好心地帮助我们。因为有自己的生活，她并没有搬进我们的房子，只是偶尔待上几天，去去回回的。很快，我们就走出了米歇尔太太带来的那场噩梦。泰勒太太容貌美丽，身形高大，处事冷静，深得父亲的喜爱。父亲喜欢跟女人打交道，女人们也喜欢他。父亲温柔儒雅，待人接物也得体周到，而他语气中隐约透露出的遗憾和渴望却不是一个小孩子所能明白的。我只知道，女人——邻居的妻子或是外地的访客——总是出现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父亲会坐下来跟她聊天，他们就像身处在另一个时空，那里比日常的生活更加广袤和温柔，而他们之间自有一种欢快和喜悦的气氛，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泰勒太太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她应该是搬去了别的地方。那时候，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总在搬来搬去的，从这个农场搬到那个农场，从一个镇子搬到另一个镇子，要么动身去北方（指尼亚萨兰或北罗得西亚），要么踏上英格兰的返乡路——因为人们觉得生活很令他们失望。“你要知道，没人能受得了这种生活。”事实上，女人们尤其忍受不了这种生活。
我简直不敢想象，父亲在那一年是怎么度过的。妻子“心脏不好”，这自然成了她不用下床的理由；家里没什么钱，可每当妻子病情加重时，还要从锡诺亚请来医生。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不到六岁，小的只有四岁，正是需要细心呵护的时候，可家里迎来的却是米歇尔太太和她的恶霸儿子。父亲自己奋力地清除地里的根株，处理灌木，开垦田地。他必须一天到晚地在山下的田地里忙活，因为只有田地开垦好了，才能种植庄稼。与此同时，家里欠的土地银行债务也增多了。
有位医生经常从锡诺亚来我们家。在那个年代，医生们对焦虑症的了解还不是很多。诊断后，那位医生嘱咐母亲要卧床休息。母亲的主治医生哈金斯看到母亲的求助信后回复说，既然已经有别的医生告诉她怎么做了，为什么还要来问他呢？那位哈金斯医生——后来的哈金斯勋爵——性情暴躁，他认为同情和关怀的态度毫无用处。这种想法在他从政以后也没有改变——不久后他当上了总理。
有段时间，母亲打算在农场办一个小学校，因为附近农场有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至于接送学生——今天已经变得轻而易举，因为路已经修得很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每天需要跋涉好几英里，怎么办才好呢？另外，母亲虽然拥有教导孩子的本领，但并没有教育行业的从业资格。因这种种原因，母亲的打算最终只能作罢。
就我的体验来说，这位太太是个残酷的人，她的儿子也是个小恶霸。米歇尔太太酗酒，在她离开后——她只在这里待了几个星期——我们发现灌木下、碗柜里堆放着许多空酒瓶。她的身上总是散发着酒精的味道。真实的米歇尔太太到底是怎样的呢？说她既要当保姆，又要为一个生病的主妇管家，自己还有个到了上学年纪的儿子，想来她生活一定很艰辛。她是寡妇吗？是被抛弃的？又或许，她是因为丈夫太过残暴，所以才离家出走的？当时，全球经济还没有出现大萧条，女人们会在丈夫失业后出去找工作。无论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她们都会去做。
接着，米歇尔太太带着她儿子来了，她是来“帮助”母亲的。弟弟跟父母同住一个房间，我跟米歇尔太太住一起，她的儿子则住在最尽头的那间屋子里。
与此同时，她也已经做到了自己的极致——高效、巧妙、强有力地利用了自己在灌木区和农场上发现的一切。
母亲也因为自己的近邻不是来自英国中产阶级而有些闷闷不乐。对于母亲选择邻里的偏好，父亲一定是有所察觉的。既然这样，他又为什么会选择定居在这样一个距离“有教养的人们”数英里之远的地方呢？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母亲来说有多重要；又或者，他将全部气力都用在了寻找土地上。随后，他不得不重新开辟一个农场，开始一段和想象不同的务农生活。父亲一直都梦想着做一名农场主，但他记得的一直都是孩童时看到的英国务农方式。
“那孩子在瞧什么？”
我很害怕米歇尔太太的儿子，只要是他在的地方，我就不敢靠近。他大概十二岁，可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健壮。他会折磨和戏弄黑人仆佣的小孩（piccanin），追赶、作弄那些猫和狗。他不仅用弹弓来打鸟，一有黑人经过，他还会用弹弓瞄向人家裸露的脚踝。
“多丽丝，你在干什么？那样盯着别人看可是很不礼貌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母亲那时候为什么会生病。那一年，她正在经历内心的重构，这种情况大多数人一生中至少要经历一次——完全放弃自己想象中的生活。以前母亲的床放在前屋，因为那儿有窗，能望见山峦，但那儿不仅有她的父亲约翰·威廉的严密注视，还有那位冷冰冰的、安守本分的继母对她的看守。她曾认为拥有体面的生活不仅是她的权利，同时也是她的未来。围绕在她身边的一切也都曾预示着这样的生活：银质茶盘、英国水彩画、波斯地毯、红色皮革的名著、自由百货的窗帘。可她如今却住在一个泥屋里，从高床上望向外面，她所能见到的只是非洲灌木，还有小山坡上聚集的农场。
我们一遍遍背诵乘法表，还从一些小书上认识了英国的花和树木，其中有一本书叫《法国没有眼泪》（French Without Tears）。后来，从索尔兹伯里来了一些检查员来看望农场的孩子们。他们赞扬说：“不错，学得很棒。”的确，我和弟弟已经走在了同龄孩子的前面。尽管这样，我们也必须去学校上学，这是法律的规定。再说，孩子们也需要学着成为一个社会人。
这座坐落在山顶上的房子和当初移民们建造的房子差不多。移民到达殖民地时常常很贫苦，房子通常是砖石或瓦楞状的铁棚房，里面分隔着一两个小房间。早些年，一个非洲家庭往往拥有一片棚屋群落，每一间都有不同的功用，是当时最惹人注目的房子。移民的群落中常建有六个由茅屋、砖石或立柱和泥土搭建的房子，有时会用长满金色叶子花的藤架连接在一起。地板是由砖块或红水泥铺就的，但通常是捣碎的粪便和泥浆混合成的。非洲人的棚屋没有窗子，而白人住的房子总会留一部分，有的是落地窗的样式，装上薄纱后看上去就像鸟笼。地板上铺的是芦苇席或动物皮，床是由条纹状的牛皮覆在枝干上搭建而成的。家具店远在好几英里之外的索尔兹伯里，家具的运送都是通过拉货车进行的。但即便有火车代劳，从车站将桌椅运到各个农场也是一段艰辛的路程。经常会有农场主破产，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举办农场售卖活动，将各农场的家具加以回收利用。倘若某个黑人男子看中一块粗木，那么家具的材料就从这棵木头下手，加上废弃的汽油桶或石蜡箱子，就可以进行简单制作了——把这些四加仑容量的罐子两两装入一个桶，就成了长沙发。或将两个或四个桶倒置过来，横上一条木板，再放上桶，这就成了餐具柜、写字台、梳妆台。由面粉袋改装成的帘子为这些空余时间完成的手工劳作增添了一份情趣。运送到农场来的面粉是用白色厚袋子装着的，这些面粉袋洗过之后就会软化，而且易于染色。当然，有的帘子是由绣花麻布做成的。
我立马转身跑开了，跑到山下的一株灌木底下坐下来。我抬手从灌木上扯下了一片叶子，瞧见了上面的脉络和小孔。我把它撕开，结果却没有气味强烈的东西喷到我的脸上和手上。不过，我倒是在灌木上看到了一只变色龙。它缓慢地摇摆着身体，正在顺着一个枝杈向上爬，突然间，它……我一路尖叫着跑回山顶找母亲，我在她的椅子里坐下来，父亲也在我旁边。我紧张地向外望着那片灌木。“这是怎么啦？”“妈妈，妈妈……”“到底怎么啦？”“有一只变色龙！”我害怕极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只变色龙……”“变色龙怎么啦？”“它病了，它的肠子都出来了。”我再次跑下山，后面跟着母亲和弟弟。那只变色龙已经爬到了枝杈靠上一点的地方，此刻它正静静地停在那儿，只有眼睛在来回转动着。
人类从未丢失过发明创造和即兴发挥的才能。即便房子的主人是“支票簿农场主”（1988年，我听说人们曾出于嫉妒心理而这样称呼一个黑人农场主，即便这位农场主并没有支票簿），房子里也会装饰着麻布，或是染色后的面粉袋帘子。也有可能是红、橙、蓝三色羊毛线刺绣的、几何贴花图案（几何图案在“爵士时代”正当潮流）的帘布。我曾亲眼见过一个放满了古董的农舍——里面的古董都是真正的英国货和苏格兰货，卧室的窗户上挂着磨光印花棉布，睡床周围是棉布的帷幔,或是绣花麻布制成的防火帘，四面墙壁处堆满了由上过漆的汽油桶做成的书柜。
大人们的世界无序又混乱，到处都是秘密，让人摸不清头脑。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两个小孩子在努力地让一切都各安其位……
除了这些，我们的房子没有其他特别之处了。每天早上，我们需要为油灯添油，因为那时的农场还没有通电。茅屋下的水车带有两个并排放置的木桶，水龙头绝不能漏水，因为每一滴水都是来之不易的。沉重的水桶都是牛从山下费力拉上来的，每周三四次。山下20码处的厕所像是一个钻了孔洞的包装箱，因为下方是二十英尺深的坑，整个小屋就坐落在那儿，门前掩着一户茅草屏。铁丝网围成的双层墙里堆满了木炭，上方的容器里不断有水缓慢地留下来，加之纱橱里不断有风通过，因此里面的食物能够得到冷藏。要是有一个农舍接上了电、用上了活水或者安置了室内厕所，邻居们都会被邀请来参观，所有人都在分享着这份成功的喜悦。
母亲认为自己的心脏不好，她从一开始就认为因为心脏的问题，自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不过，母亲去世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而且是死于中风，并非心脏病。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心脏不好的人是有心理优势的，我相信母亲谎称生病是为了博取同情。我还相信，我的父亲并没有被蒙骗过去。
我的母亲应该是猛然间意识到了，她所期待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发生。
有时在被放到床上后，我们会听到尽头的房间里传出大人们的说话声和母亲弹钢琴的声音。我和弟弟聊天时总要小心翼翼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本该是睡觉的时间。我给他讲着母亲说过的睡前故事，故事中既有灌木丛里的动物，也有储藏室里的老鼠。我突然起了坏心思，想要吓吓弟弟，所以就讲起了圣乔治屠龙的故事，结果却把自己吓着了。“恶龙盘旋在茅屋顶上，身体遮挡住了整个天空，它伸出了利爪，嘴里在向外喷火。”我当然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龙，可我还是很害怕。同样，在我认为房间角落里有两个邪恶精灵的时候，我也知道这都是自己虚构出来的。总之，母亲听到我喊她时，总会过来轻声安慰我：“这儿没有龙，窗帘后面也没有精灵。”可我却听得很没耐心，因为这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我本来以为母亲会责怪我不让弟弟好好睡觉，会责怪我“胡说八道”。
我们躲到了树丛的一边，望着房后的屋檐下，母亲正让毕蒂学着将染了血的布浸到汽油罐子里。母亲摆出一副保密局特工的样子，声音也放得很低。毕蒂装出一副软弱无力的样子，似乎每一下动作都很难受。我们知道，“男孩子”都不准看罐子里的东西。等她们两个走后，我们就爬上了罐子，瞧着里面的东西，我们心想：毕蒂一定是划伤了手或脚，才流了这么些血。那么为什么妈妈不想让男孩们知道呢？大家都会不小心划伤自己，或是碰伤自己的呀，甚至有时候，那些“男孩子”还会替我们清洗血迹。可是她们俩为什么会这样……
毕蒂·哈洛伦的皮肤是金色的，可在她身着棉布连衣裙时，从她V形领口露出来的皮肤却微微泛着红色。我们靠近了看，发现那是一块红色和奶油色的混合物。于是我们两个小孩严肃地讨论起来，为什么红色果冻和奶油会跑到毕蒂的肉里面。“是从一个孔里灌进去，然后扩散开的。”我们找借口去靠近她，又因为紧盯着她而被训斥。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终于发现了那个“孔”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毕蒂一定是将果冻抹在了身上，然后渗到了皮肤下。“妈妈，红果冻和奶油怎么就跑到了毕蒂的皮肤里呀？”“什么红果冻？瞎说！”这个秘密被我们拿来严肃地分析和讨论起来，当时我们正坐在屋檐下，身边还待着猫和狗。“也许不是果冻，而是烤牛肉滴下的血！”“那白色的硬币又是什么呀？”
我无能为力，任凭记忆如何哄骗、劝诱我，我也只能想起这个事实——没有一件事情糟糕到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这个女人会如此恐惧。或许本来就没有什么虐待或殴打行为，有的不过是愤怒的话语，还有这名厌恶黑人的女士发出的高分贝的谩骂声。
家里每个人都感染过两次疟疾，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种。农场的土地已经清理干净，农场必需品也已经安置妥当。房子盖好后，我们搬了进去。毕蒂·哈洛伦的离开对我们和她自己而言都算得上是一种解脱。母亲因为体力不支，卧床休养了好几个月。米歇尔太太带着她那性情残暴的十二岁儿子来到我们家，但后来又离开了。我学会了阅读，因而总是兴致勃勃地一头扎进文字的世界中，开始是阅读印刷在烟盒和食品包装上的文字、报纸顶端的大号字、陆海空百货商店的目录，以及图片下方的注释性文字……接下来就是阅读书籍。我和弟弟在政府为农场孩子们组织的函授课堂上学习。这就是事件发生的轨迹，但与我的记忆——我的童年记忆——关系不大。
1992年，我站在班基特的一棵玛伏提大树旁，几星期前这儿刚下过一场雨。玛伏提树是非常庄重的一种树，树叶呈深绿色，树干粗壮又结实。同时，它也是非常安分守己的一种树。但是，它的根部长着一种类似海洋生物的赘生物，如同珊瑚鞘似的伸出柔软却光亮的新叶，看上去就像一片绿色的天鹅绒。你绝对想不到，它们会跟上方那些素色的叶子有什么共同点。猛然间，我想起自己曾冲到房子里，尖声喊着有一个怪物正在攻击那棵树，而被我当成怪物的，是一只猫一般大小的甲虫。
早期的移民房子曾被加高过，后来又遭到了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标榜着成功的、有天花板的实心砖房屋。作为主要的农户住宅，里面有很多房间。
与此同时，我和弟弟并没有间断学习。老实说，我不得不佩服我们的自律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在当时来说是很需要的。我们要么站在母亲的床前，要么坐在床上（“别烦你妈妈……别倚着她……别……”）学习乘法表、做儿童算术题。相比之下，阅读课相对简单得多，母亲还会给我们讲故事、读故事。
在1925年1月至1926年9月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母亲终于下床了，也是时候下床了。她说头发压得她脑袋都疼了，于是剪掉了长发，露出了光光的脖子，留了一个“墙面板式短发”。看着眼前的母亲，弟弟哭了，我也哭了。我们坐在一大堆蓬松的棕色碎发中，一边将它们扒拉到自己身旁，一边放声哭着。母亲坐在边上，好笑地看着我们。她朝我们说：“对！就那么做！”然后把那些头发都包进了纸里，扔进了垃圾坑。
我们家的房子跟这些早期房屋只在外形上有所不同：它是长形的房子，被隔成了多个房间。在一张拍摄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照片上，有一家医院跟我们家的房子很像。那家医院先是由帕特里克修女院长打理的，后来则由护士们经营的医院——多米尼加的修女们是最早踏足这块殖民地的女人。那家医院前面是一个个的游廊和门廊，别的房间通过一段藤架被接到房子上。至于内部装饰，我家的房子则要优于绝大多数房子——我们在客厅里摆放了一个由灌木加工而成的餐桌，这样就可以边吃饭边欣赏山丘下的风景；浅灰色泥墙没有再进行粉刷，因为它和自由百货里买来的窗帘非常搭配；其他椅子、书柜和一把长靠椅都是从农场售卖活动上购置的；写字台是上了色的汽油桶。透过房间里的蚊帐，约翰·威廉·麦克维格和他的第二任妻子（持有异议牧师的女儿）可以望见游廊,以及成排的装着天竺葵的绿漆汽油罐子和石蜡罐子。隔壁是我父母的房间，里面有优质的床垫、床上用品、自由百货窗帘和波斯地毯；汽油桶做的架子上放着铜质脸盆和水罐。旁边的房间最初是我和弟弟一起住的，后来成了我的房间。房间的地板上铺着芦苇席，床单是染成橘色的面粉袋子，脸盆架和衣柜漆成了橙色。尽头的小房间里也有芦苇席、汽油桶改制的洗脸台和衣柜。毕蒂·哈洛伦曾在那间屋子住过一年，她用靓丽夺目的丝绸给面粉袋窗帘都绣上了花，这些丝绸的颜色二十年后依然鲜艳。
父亲一直都跟其他女人维持着一种温柔的、柏拉图式的友谊（这种友谊在当时看来可能习以为常，如今却需要解释清楚）。母亲也有自己的仰慕者，他们知道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母亲所具有的非凡才能实在是浪费了。这些仰慕者中有一个叫乔治·劳斯的男人，他是劳斯小姐的兄弟，而这位劳斯小姐是锡诺亚的一名老师，还是我父亲的一个表亲。劳斯先生拥有一份木材租约，位置就在那片两河之间的政府土地上。正是这位劳斯先生为母亲制作了一个装置，让她在病床上也可以读书。他还打造了一个床支架、钢琴凳，还有碎木原料的沙发和椅子。除了这些，几个“临时桌”也是出自他之手。这些桌子异常沉重，即使上面没有堆满书报和杂志，要挪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母亲每天都要把我和弟弟召唤到她床边几次，夸张地说：“妈妈生病了，瞧妈妈多可怜呀！”我现在想起这话，才发觉当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是极端痛苦的，因为“可怜妈妈”的形象并不是她一贯的风格。可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而弟弟呢，他总会在母亲想要拥抱的时候抱一抱她。当然，我也会给母亲一个温暖的拥抱，可我马上又会怨恨起来，继而否认这种情绪。很快，等母亲再唤我过去时，我都会拒绝去她的床边。“妈妈病了。”父亲开导我。可我会怒气冲冲地说：“不，她才没生病呢！”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对母亲生病这件事怀有抵触情绪。
有时，我们也会若有所思地盯着大人的手指甲看好久，不太明白粉色的指甲里为什么会有一小块是白色的。“妈妈，为什么上帝把你的指甲做了一半？”“做了一半，什么意思？”“你看，上面有个洞。”“在哪儿？这根本不是洞啊！”我们还看到，长在大人胳膊上的毛每一根都是金色的，但是它的一端却扎在棕色皮肤里。哦，还有气味。毕蒂的身上有一股强烈的酸臭味，让人闻起来很不舒服。母亲的气味是充满活力的，闻起来会有点咸。父亲呢，他散发着男性的气味，还有浓烈的烟味。
我们站在山丘底下的那一大片原野上，随处可见蚂蚱和蝴蝶。毕蒂·哈洛伦靠在父亲的折叠座手杖上。她刚动完阑尾手术。此时，她正在跟我弟弟说，如果他不把嘴巴合上，就会有蚂蚱跳到他的阑尾里去，用钩子抓破他的肚子再钻出去。听了这话，弟弟吓得大哭。晚上临睡前，看到弟弟还在呜咽，母亲高声地说道：“这当然不是真的啦！”多年后，弟弟告诉我说，他对蚂蚱这种动物总会没来由地感到恐惧。于是我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你是说原因就这么简单？”他问。这缘由虽然让他忍不住发笑，不过也令他震惊。因为，对自己影响如此之久的事情，原因居然会是这么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函授课程的学习仍在进行。母亲开始琢磨，明明她自己可以教得更好，为什么还要掏钱让孩子学？于是，她开始教我们地理知识。她把水倒进泥坑里，然后用泥土塑造出大陆、地峡、河口和岛屿的样子，不过，这种认识方式太过平面，容易让孩子以为地球是平的。后来，母亲从索尔兹伯里订购了一个小地球仪，由火车运送了过来。跟随着这个地球仪，我们走进了哥白尼的世界。在屋外的陡坡上，母亲让父亲坐在他的折叠椅里，接着又叫来了厨师和厨师的小孩。父亲充当太阳，两个仆人代表木星和土星，两块大石头代表冥王星和火星，我是水星，弟弟是金星。我们俩都绕着父亲跑起来。母亲代表地球，所以她走得很慢。“想象一下，各个星体都在运动，虽然速度不同，但是一切都在运动，一刻不停地运动。”接着，她不耐烦地挥手停止了这个宇宙系统。这一次，父亲变成了地球，弟弟和我轮流当上了月球。“继续想象……”
就在不久前，我收到了一份尚未出版的个人回忆录，里面讲到一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带着孩子来到老罗得西亚的灌木地区。她没有田地，房子也还没盖起来，更重要的是她没有钱，所以不得不艰难度日，勇敢面对蛇和其他野兽，以及丛林火。她不得不学会在蚁丘里做面包，在废弃的汽油罐子上烤蛋糕。她讨厌待在这里的每一秒，对黑人总怀有一种恐惧和反感，所有的事情都让她觉得难以应付。读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拿她跟我的母亲比较了一番。我的母亲没能如愿开辟菜园，因为可能会被上涨的河水淹没；她既不会见了蛇就跑开，也从不因为一场暴风雨就情绪失控。还有一份来自肯尼亚的传记手稿，主题大致相同：自怨自艾。主人公对每件事都表现得无能为力，好像蓄意而为似的。这两个回忆录都让我回想起母亲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很难相信，面对荒野和其他重重考验，这两位作者的头脑里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否还属于中产阶级，是否还是‘有教养的人’？”
我也记得自己曾站在山丘的最底部（平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身旁是一棵多节的古树，就像《彼得·潘在肯辛顿花园》里的那种，我想象着自己很快就能够见到精灵们。我把圣诞耳厥作为窗帘放进蚁丘里。还有蜘蛛兰。我创造了一个安静的世界。我知道，只要出其不意地急速转头，我就能看到小精灵。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相信它们的存在，就像我对“牙仙”的存在也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我不相信有圣诞老人，可我还是期待麋鹿的到来。我也会跟弟弟解释说，虽然家里没有烟囱，但麋鹿会从窗子飞进来。每当房间里的光线被调暗而投下阴影时，我和弟弟就放低声音，热切地长谈起来。我们会讨论麋鹿们需要飞得多么快，才能在圣诞节的时候从英格兰赶到这里；我们也会猜想，如果必须降落下来补充食物，那么这些喜欢吃苔藓的麋鹿们会觉得树林和草地的味道怎么样呢？后来，弟弟跟母亲说起我，说我相信在圣诞节时麋鹿会来，还说它们会吃穆萨沙树叶和玛伏提树叶。母亲皱起了眉头，她显然是在思索，有些幻想虽然是有益的、必要的，但是怎样才能协调它们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呢？看见母亲这样，我急忙开口说：“我才不相信会有什么圣诞麋鹿！”
整个童年生活中，父母一直在跟我和弟弟说，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寒酸、多么贫穷，我们的权利被剥夺得多么彻底。我相信了这些话。可是后来在学校，我却遇见了真正出身贫寒的孩子们。在南罗得西亚生活着这样一群白人：他们勉强能填饱肚子，常常欠债、躲债主，吞噬他们的是酒精和生活的残酷无情。最近，达芙妮·安德森出版了童年纪事《讨厌鬼》（Toe-rags），书中的小女孩生活就非常贫困，照顾她的常常只有黑人奴仆；而且，虽然我们年龄刚好一样，可是跟她相比，我的童年生活实在算得上平和安宁、衣食无忧。无论怎样，津巴布韦的黑人们都不太可能会阅读这本书，因为那里的人们仍然愿意相信，从过去到现在，每一个白人都是富人。此外，已经有事实证明，白人们也不太愿意去捧读这本书，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想，在南罗得西亚这块英国殖民地上，白人们曾经生活得如此卑微和不堪。在这本书中，“白人至上论”所构筑起来的瑰丽神话显得悲凉又凄惨。不过，漂亮的作者二十几岁就嫁人了，而且嫁得很好（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生活很幸福。我希望在津巴布韦的历史课阅读清单中，这本书能够找到它的一席之地。
就算手头确实很紧，有一件物品是必须购置的——以木材为燃料的卡伦多佛炉子，几乎所有的农户都有这么一个炉子。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移民可能会在一座泥屋里住上一段时间，在波纹铁棚下的厨房里，他可以用这样的炉子生火。
如今，我发现童年和成年的记忆很难调和。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已在英格兰，正在力图通过对记忆的严密把控来梳理人生，但我发现自己丢失了一整段时间内的记忆，就像出现了一个深渊，一个黑洞。年复一年，它似乎没有发生变化，然而我对外部事件的记忆却十分清楚。1925年1月，我们全家在里尔福迪亚。1925年1月至1927年7月，我在斯科特夫人那里。这期间，我还在卢姆巴福帕克公园学校上了一学期的课。要把这些模糊而冗长的记忆全都塞入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初我很轻易地就放弃了尝试，不过后来却只能努力地去回忆，回忆过去……我只得承认，从我踩着泥水（用作家里建房时的泥灰）到后来去学校上学，这两件事的时间跨度不到两年。直到现在我还在疑惑，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事实的确如此。
米歇尔太太跟她的儿子总是对黑人仆佣们大吼大叫。父亲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时，她嚷嚷着说我父亲对这国家情况根本一无所知。她对我父亲说（这或许是我第一次听到白人的陈腐看法）：“你不明白我们面临的问题，对这样的人只能动粗，他们就是一群野蛮人，是刚刚从树上爬下来的，你得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让他们老实点！”（就像特鲁比·金博士训导的那些婴孩。）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小孩子也开始常常跟着父亲去山下。后来，我家的马儿死了，因为这片土地不太适宜马儿的生存，它们都得了病。不过在另一端的沙质草地上，马儿们却茁壮成长着，那里的人们爱好赛马。我们买了两头驴，父亲骑着其中的一头，我和弟弟则被安顿在另一头上。后来我们又有了一辆车，是辆越野车，是个“三手”或者“四手”货。我们小孩子，还有两条欢乐的杂交狗（它们叫“狮子”和“老虎”）都跟着父亲一起下了山，一路上还带着盛装冷茶的瓶子和商店里买来的饼干。我们在灌木丛里玩耍的时候，母亲就躺在家里的床上养病，米歇尔太太在旁边照顾她。
米歇尔太太是从极度贫困的生活中走出来的。她当时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没有超过一个学期，甚至还不到一个假期。尽管如此，我还是忍受了无穷的痛苦和恐惧。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我躺在一顶蚊帐下，米歇尔太太睡在另一顶蚊帐里。我听到声响，判断出她正在喝酒，一会儿，酒瓶滑落到了床边和蚊帐之间，又“咚”地一声掉在了席子上。接着，她打起了呼噜，在床上来回翻着身。隔壁的房间里，她的儿子在睡梦中喊叫起来。有一次，米歇尔太太跟她儿子大声争吵起来，母亲听到声响后过来制止。米歇尔太太出现在门口，手拿一支蜡烛，接着，蜡烛从她手里落下来，烛油溅起来，烛火也变长了，在蚊帐上烧出了一二英寸的洞。
我的父母多年来一直坚信，好的机遇能带来成功。母亲也许没能立刻就预测到，跛腿的丈夫不可能成为灌木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也永远无法像博览会夸口的那样发笔大财。但她确实预见到了，曾经的夜宴派对、音乐晚会、茶话会和野餐活动从此将一去不复返。也就是说，她察觉到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受到了扼制。远赴波斯的时候，她将所有中产阶级的生活必需品都带了过去。现在来到非洲，她又带来了出行拜访和“应酬”时穿的衣服，还有名片、手套、围巾、帽子和羽毛扇。她的晚礼服每一件都精致又优雅，哪怕是去政府大厦那样的地方也绝对不会逊色。也许，她的确暗想过自己会有那么一天。即便她曾经违抗过她的父亲去做了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护士，她也从没想过要放弃家族赋予她的中产阶级地位。她的孩子们将会实现她的抱负，甚至做得更好。说起到达非洲的第一年，在仔细对周遭的环境和邻居们进行了一番观察之后，她只是决定要晚些时候实现自己的抱负：农场不久就会成功，然后她就可以回到英格兰，把孩子们送去好学校上学，那时候真正的生活才要开始。
有那么几个月，父亲给自己添了一个助理，是一名荷兰人，他家里孩子众多。我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叫《第二个小屋》（The Second Hut），内容就取材于这一年的记忆。
我非常震惊，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场梦。我刚刚看到了变色龙的肠子露了出来，现在……这件事居然再次发生了，我立马放声尖叫了起来。“嘘……”母亲将我抱紧，轻声对我说，“不要紧，它只是在抓苍蝇，你没有看见吗？”我还在因为厌恶和恐惧而颤抖着，不过也确实有那么一点好奇。此刻的我被母亲紧实地搂在怀里，正踏实地站在地上。“等等，快看！”母亲说道，只见变色龙猛地吐出了棍棒似的舌头（一个厚厚的肉质根），但很快又收了回去。“这下看见了吧？”母亲说，“这只是它捕食的方式。”我崩溃地呜咽着，母亲将我带回了山顶。不过，我如今已经学会以成人的视角看待事情。每当看到一只变色龙，我所习得的知识就告诉我说，变色龙会吐出一个又大又厚的舌头，只可惜我再没能像第一次那样见上一回。
我躺在床上读着瓦尔特·德拉·梅尔的《三只忠心的猴子》（The Three Royal Monkeys），里面讲到其中的一只猴子吃了一个橘子，它觉得橘子很容易分瓣送进嘴里。我不明白，它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我在读书时也吃橘子，但总觉得橘子瓣大得放不进嘴里，可是我显然比小猴子要大得多呀。那些小猴子总在山丘下的丛林里蹦跶着，偶尔也会跑到我们的房子里来转一圈，接着又跑回山下去。那么书里这只猴子吃的橘子，难道是指我吃的那种橘子汁小球吗？就是那种每颗都包裹在小袋子里，一咬开就喷溅到舌头上、四溢出味道的小球？但这也不可能，因为小球不是分瓣的。我躺在床上想啊想，一边读着一边思考着……这三只猴子肯定要比我见过的丛林小猴大得多；把橘子皮剥开的时候，它们身上的毛挡住了喷洒出来的汁液——我也读到了，橘子皮的小孔能“喷东西”。后来，一看到家里访客的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毛孔很粗糙，我总会偷偷地盯着那些积聚了“水”的毛孔。我猜想，要是把它剥开，那层皮肤会不会也喷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