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太平洋战场仍在继续，日本城市被炸成了灰尘和废墟。因为无知，我们对日本的理解并不精确。战争结束时，很少有人会谈起“好德国人”。由盖伊·萨杰所著的《被遗忘的士兵》（The Forgotten Soldier）遭遇了人们不公正的忽视。这本书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名年轻无知的士兵正在对抗苏联的前线参加战斗，随着苏联军队的挺进，他不断地向后撤退，再撤退。当时正值冬季，他身着单薄无用的衣服和靴子，有时一连数日都没有东西可吃。他是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血儿，跟德国人为伍实在是件祸事，他的年轻战友大多都死了。在他就快要结束自己“希特勒的士兵”身份时，盖伊·萨杰（这个名字可以用法语和德语发音）受到一位法国官员的邀请参加了占领区军队，这位法国官员急于拯救这个年纪不过二十岁的饥饿士兵。该书流露出一种黑暗且汹涌的痛苦，一种洞察力——你无法将之称为“抗议”，因为它所栖居的各种经历层次意味更为深远。多年后捧读这本书时，我察觉出了当年在南罗得西亚索尔兹伯里的那些难民朋友所抱持的心境。当然，这种心境也属于我的父亲，他对那场逝去战争的追忆反对他想起这场战争。见他苦恼至极，我母亲把报纸都藏了起来。他气喘吁吁地瞪着眼睛，于脑海中看到炸弹正在落向日本小镇，一个个岛屿上的日本人也都在撤离。“这很好……”他不断地喃喃着，“可这是谁的错呢？发动战争的又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听起来就好像他曾受到了责备似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发动战争？为什么要袭击珍珠港呢？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瞧啊，瞧瞧现在正发生着什么事吧！”每天他都像第一次知道似的不断说起。
有这样一幅场景：在如今看来很普通的一间小卧室里放着一个五斗柜，其中放着十双卷好的袜子，旁边的抽屉里是同样码好的裤子和背心；长方形的抽屉中是三叠花色各异、式样不同的干净衬衫，每一件都放得恰到好处；衣柜里挂着男主人白色和咖啡色的亚麻布和棉布套装，上面看不到一处折痕和一粒灰尘。
我父亲问：“为什么要抛下两个孩子，又生一个呢？”我母亲给出的反应则是言辞激烈的指责。
我释然地笑出了声，这使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怎知心爱的人真心爱我……
“哦，哦，亲爱的，真抱歉。”
多希望知道她是谁……
我想知道谁爱我——
这对夫妻二人住在西波因特的小公寓里俯瞰着海水，距离不远的地方就是我六年前曾跟约翰所住的装饰着彩灯的那家破烂旅馆。我无法不让自己沉浸在那病态的又喜又悲的浓浓情绪里，我知道自己这是被搅乱了心境。
在那间办公室里工作的既有白人，也有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人，而这在南罗得西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份报业的内部层级中，我们的部门地位低下且无足轻重。尽管置身我们上层的都是重要人士，可身为创办人之一的卡瑞娜·鲍德里却会每天都来给我口述一些警告信。这份社会党报被认为是一份颠覆性的在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报纸，可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它的内部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每个成员都对特权阶层有所警觉。简而言之，带有讽刺意味的“革命来临吧”标语如果真的成了现实，那么眼前这个重要的共产主义机构的组成部分就已经准备好了适应统治集团。
彼时的南非共产党是一个合法组织，它在战争期间得到了迅速发展，等到1946年时已经变得踌躇满志。我在那儿时曾经历过一次选举（我想它应该是为了选举镇议会议员），这个组织曾提名了几个候选人。大多数晚上都会有喧闹沸腾的会议，届时民族主义者和（就像奥瑟瓦·布兰德 威格似的）纳粹组织团体都会过去起哄。会场上总会发生扭打和混战事件。这种得意扬扬抑或说是鲁莽的举动流露出了滑稽的自嘲，在诸如“革命来临吧”和“路障那里见”这样的标语中尤其明显。那个时候涉世未深的我还无法理解它，不过现在却已经明白此种氛围当属于民主体制内部的“革命性”团体：它们并未面临紧迫危险，其危险大多来自对当局的嘲笑。倘若置身，另一个压抑或野蛮的政治体制之内，那么没有一个团体将能承担得起这种扬扬得意和暗自陶醉的举动。原因在于它们此时并未对当权派嗤之以鼻，它们所面临的是苦难和死亡。三年后南非共产党遭到了禁止，那些曾与之相伴的人全都消失了，而坚持下来的人们则过得异常艰难。
驱车离开时，雷内会说：“嘿，你怎么了？我可不想看到我的女人拉长着脸。你为什么情绪低落呢？你是觉得我们迟早会分开吗？咳，没事，等回了家，上了孟乔森男爵床，我会让你又高兴起来。”
冷战正在候场，即将走上舞台。
我被安排在了订阅部工作。这个部门的大办公室里摆满了桌子，一些志愿者在伏案给报纸的退订者写信，例如，“我们已得知您并未在该月续订本报，我们相信这只是一时疏忽。要知道，南非的未来都依赖于像您这样的人。致以同志的敬礼”。
我们吸着烟。从对面楼梯上的公寓里映进了光柱，满屋漂浮着的烟雾变得清晰起来。庭院对面的公寓里还传出了舞曲：舞曲和香烟烟雾从来都结伴出现。无论白天黑夜，对面的公寓里总是音乐不断，甚至在凌晨三四点钟都不停歇。真是一段好时光……
这间工作室“不适合”居住，可这也许是藏匿另一个姑娘的借口吧。自他出差回来后，我们俩人一起住进了一座小白房里。这房子从他朋友那儿借来的，附带的花园里种植着树木。我们在这儿没住多久，不过几天而已。（这所以要提到这点是因为别人说我们在这里住有一年。）我们之间的做爱方式很粗野，它的频率很高，持续时间也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笑声不断。我对食物的做法令他感到惊愕，而他也因此怀着做爱时的那般热情教会了我许多菜肴，包括猪排、羊排、南非白人菜系中的香料肉末饼，这最后一道菜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马来人。看到我的体重在增加，他心情很愉快。雷内喜欢怀着孕的我：他会坐在那儿用大手贴着我隆起的肚子，就好像在感知胎儿的动静，接着他又会突然冲到画架前提起笔来开始素描。他与画家雷诺阿很有共鸣，也许雷诺阿也会像他这样着迷于大自然的馈赠吧。在生命的这段时光里，他一定画了不少有关他妻子和我的孕妇图。我愿意相信，彼时我那雷诺阿风格的身体速写如今正挂在某处墙壁上。不过，我却并不希望我的脸部速写也挂在外面。在雷内的画笔下，那些脸孔就只是简单的面颊轮廓，或隐于垂落的头发之后。在他工作的时候，我肯定是在面含着微笑，因他的喜悦而愉快的。不过，这笑容里却流露出了某种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非常讨厌从一个女人身上看到她可能会是一个冷漠旁观者的任何暗示。在不吃饭或做爱的时候，雷内会载着我去履行他口中的“革命责任”。他的特殊责任就在有色人种居住的一间间高大的公寓楼里，因为他同这些人一样都操着南非荷兰语，而且这些人也都爱他。雷内会搭建起一个临时讲台——这是一种刻意的模仿——再爬上去，握着一个喇叭开始讲起话来。那时候，他是个必定要吸引眼球的人物。他个头很高，身材削瘦，留着金黄的长发，穿着宽松的彩色衣服——这些衣服很讨我的喜欢，彼时的南罗得西亚绝对没人会穿它们。说实在的，南非人大多也不会把它们穿在身上。顷刻间，这些公寓的窗口和阳台上就挤满了大声笑嚷着的人。我也得跟着一起笑，尽管我连一句南非荷兰语都听不懂。他就像是梯尔·欧伦施皮格尔和孟乔森男爵，就像一位魔术师一样——在他的世界里，对政府和当局的嘲笑和辱骂是很正常的情况，贫穷不过是个大笑话。南非的共产党和同志们都依仗他来拉选票。
爱我的人儿她是谁，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时期的两个记忆在不断加深。其中之一是俄国人决定在一个类似剧院的公众场合绞死那些犯过战争罪的德国军官。对于此种残暴，各地都在发出抗议。换句话说，即便过去的五年充满了各种残酷，可整个世界却仍会对公众绞刑做出反应，认为它是中世纪和野性的回归。此外，还有一种论调自1941年之后便没有再出现过，因为这段时间里“作为野人的俄国人”一直都处于休眠状态，“俄国人都暴虐成性，漠然无视公众舆论……”放在今天，类似的情景几乎很难被注意到。我们对恐怖习以为常。有谁还会提出抗议呢？在我写作时，这些难以言喻的恐怖正发生在原来的南斯拉夫大地上。没错，我们注意到了那就是恐怖。那么我们是否感到了震惊呢？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我说那当然，
另一个记忆是这样的——在左翼俱乐部，西蒙·派因斯做了一场关于“希特勒垮台和纳粹主义”话题的演讲。他在临近尾声时说道，德国很快就又会变成我们的盟友。当时有两三百人在场，看到他引起了巨大骚动，我们都开玩笑说他没被处以私刑实在算得上幸运。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是，他非常随意地透露说，大家都在害怕俄国，而他对美国更恐惧千万倍。有时，那些关心政治的人会培养出对事态的感知能力。敌视美国的想法实在来得奇怪，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种想法又从何而来？这种想法在左翼分子中会变得更为强大，不过我要说的却是，它在1945年却着实会令人感到吃惊。
“不可否认，”哥特弗莱德带着一贯的语调说，“至少这最后一句讲的是实话。”
尝试了约莫一个月后，我在1945年圣诞节前后怀孕了。这个消息博得了普遍的称赞，更确切地说是同志们的称赞。这群年轻人有的才刚结婚，有的即将结婚，诞生在他们中的第一个孩子将会是幸运的，承载着所有人的希望。哥特弗莱德很开心，他说拥有一个满地乱爬、尿在尿布里的小家伙是一件好事——显然他认为出生的会是个男婴。女人们开玩笑说，希望哥特弗莱德能够承担起换尿布的责任。可见，女权主义并非诞生于六十年代。
我们这些人也成了好时光的代表，也在跟着哼唱……
“迹象显示，你不会这么认为。”我应道。
我经常想要去写一写这种生理上的极致愉悦，借此来掩盖住我心情沮丧的真相。它既非“真正的”沮丧，也不是“瞧，我多么悲伤”这般又喜又悲的情绪。我想象着，恋人的自我个性隐匿于海水的声音里，风从灌木丛上爬过，灯光映照在一个倾斜着的瘦削后背上，白色皮肤上有一串细小的金色雀斑在朝着心脏诉说故事，它比一张饱经蹂躏的脸讲述的更加真实……女人柔滑的肤色健康的膝盖和她娇嫩的手随意搁放在床单之下，床单染上了炉火的烟味。我差点就沉溺于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被发现了的装载着喜悦的宝藏——自恋情绪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年老时方知学有多少。苹果中是否一定会有虫子呢？归根结底，我并不在乎雷内以神气十足的样子对待我，毕竟我很快就会离开——我烦恼而又痛苦，因为我终究还得回去。如果当初情况不同的话，我很可能会留在开普敦，还也许会在几个月之内（无论战后混乱与否）就登上一艘船，动身前往伦敦或巴黎。我自然没有心心念念着要跟这个男人待着一起——此时我尚不知道他即将结婚，也没有觉得自己天生就该为那些出了差错的《卫报》订阅者们写信。
雷内说，是时候来一次钓鱼旅行了。直到后来，我意识到他是想从开普敦离开，因为这里的所有人都反对他在订婚了的情况下还跟别人搞暧昧关系。在那个年月里，海岸边几乎一片荒凉，空无一人。我们驱车沿着海岸边前行，海水汹涌而至，不断地抛洒在岩石和空荡的白色海滩上。我们继续向内陆开进了一些，穿过田野和葡萄园，直到停在了一家有色人种经营的乡村商店。店主人微笑地打量着我，心想，“这姑娘是怎么回事？”雷内租了个只有一间屋的小房（小室），它距离海岸线有一百码。房间里有张老式的大床，油灯，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外面的大树下是一个砖砌的壁炉。岸边的海水在拍打着，呻吟着，咆哮着，连我们脚下的大地似乎都跟着颤抖了起来。低矮的灌木散发出咸咸的味道，我们倏然从其中穿行而过，奔向海岸去找晚饭的吃食。雷内带着一本正经的渔具来到了一堆锋利的石块中间，海水在这处水坑里翻滚着，打着漩涡。在他迈步而过的时候，海水在他的四周喷溅出水花并且跳跃到了一块石头上。他就站在这石头的中间，海水在绕着他的膝盖流转。他欢欣地吼着、笑着、欢呼着，一次次地把钓线抛了出去，直到一条滑溜溜的扭来扭去的鱼跳了出来，被他抛到海边的巨石上。接着，散发出海水味道的他兴奋地拥抱了我，他把我搂在怀里，从含盐灌木直跑出去。到了小屋，他把这条将死之鱼的内脏掏了出来，在这条鱼脱离海水还没到一分钟时就把它放在了烤架上。葡萄酒，咸味面包，哈尼普特葡萄，裹着食糖的干果……我们上了床，把油灯的火焰调低。海水的光影和声音充斥着这个房间。我和他犹如两条光滑的鱼一般做着爱，倾听着水声，在海水的声音里做着爱……他睡了过去，我还在继续听着。海浪隆隆作响，每一个都像在袭击着陆地，继而拖拽着它退回到海里，整夜都未停歇……仿佛这座小房子就坐落在海底。
有一天他会向我而来，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也一样。
哥特弗莱德赞成我出去度假。他这个人向来都很慷慨。比如说，尽管在豪伊-伊利事务所挣着稀薄的薪水，但他却给我买了一个新的打字机。虽然我写的东西都入不了他的眼，但他却在鼓励我写作。哥特弗莱德为我去开普敦的旅行贡献了财力。
他也会载着我去看望朋友们，比如作家杰克·科普和他的妻子莱斯利。这位作家个头很高，有着深色的皮肤和英俊的面孔，他的妻子是一位身材纤细的金发美女。这对夫妇都是党内的成员，他们会把临时讲台带到市集广场上，发表些革命性的演说。这对漂亮的夫妇取得了令人兴奋不已的成功，犹如公主般的莱斯利更是厉害。站在临时讲台上的这对英国中产阶级夫妇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连同他们二人在内，同志们和其他所有人都从这种嘲弄中获得了快乐。
我要尽力让他留下来……
我把这个男人写进了《探寻英国人》。
连同停靠着的船只在内，开普敦的码头让人们想起的再不是潜水艇、鱼雷或护航队，而是自由和逃离。这时候，我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
如今我有些好奇，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从未怀疑过，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或为自己设置了怎样的障碍，我不止可以把它们挨过去，而且也能够应对自如。”（在思忖未来时，我有一种静默无声的固执，欣喜甚至期待。）我认为，这样的想法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当某个年轻人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困难打倒甚至再无法站起来的时候，另一个人竟能够全然自信地突破重重困境呢？
在七十年代的美国，“革命性”团体全都浸染着“嗤之以鼻”的心理。（这是我偶然得知的。）比如说，作为闻名全球的危险恐怖分子，一个年轻女人居然就住在纽约市某个警察局几乎正对面的地方，“尽管海报上画着我的面孔，可你们这些人居然都认不出我。”再比如说，有一个酷似派翠西亚·赫斯特的女人正在公路上高速驾驶车辆。在把她拦下来后，警察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派翠西亚·赫斯特。”哦，这种事多滑稽，多惊险呀！
哈利在地中海炮火的影响下听觉越发变得不灵敏——他正在英格兰一家著名的耳科医院就医。
哥特弗莱德认定自己想在英格兰居住，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也打算住在伦敦。他不会是莱辛家族的第一个英国人——他的一位表亲最近刚成为了一名国会议员，其他富有才华的家族成员也都在英国生活和工作。哥特弗莱德打算在索尔兹伯里耐心等待，直到自己获得英国国籍。事后想来，他似乎并没有必要觉得焦虑：他几乎必定会得到英国国籍，一则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法律联合会里的知名人物。不过，在流亡国外长达十年后，他现在都在以难民的身份，即一名曾遭拒绝的人的身份在感受和思考。再者，多年来都担心着自己会因为参与政治（他本不该参与其中）而被送回拘留营。他并不觉得自己一定能够被接纳为英国公民。他想要我跟他一起等待，直到他成为英国公民之后再跟他离婚。他说，离婚经历会成为一个污点，这也许会使形势对他不利。
如今看来，我们当时所进行的理性和睿智的讨论根本就与此毫无瓜葛——这就像我在1939年先后怀上约翰和简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正是“大自然母亲”在弥补百万条生命的陨落。眼前这个健康可育的年轻女人会做得很好，而且她也想着、渴求着再生一个孩子。
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消息最初是由汉斯·森传出来的。作为一位红十字会代表，他听到了一些谣传，可他却只相信其中的半块内容。他跟哥特弗莱德俩人会一起待在我们的公寓或咖啡厅里沉默不语，或者，他们二人也会跟彼此交流意见，听起来就像是在给自己的血肉注射迷幻剂。他们也许在一切事情上都意见相左，但却有一个双方都尚未意识到的共同点：如若不是在词义上，至少在语气中也透露出对文明主张的讽刺和怀疑。（使欧洲和美国分离的正是这种怀疑态度。）有时候十多个人会围坐在我们的房间里边听新闻边讨论，他们会进行到很晚，甚至还会整夜不眠。
当可爱的火焰熄灭，
哥特弗莱德和我复又回到了我们不幸却友善的婚姻生活中。在那段时光里，我并没有太多可以骄傲的事，不过，之前常常令对方困惑和震惊的我们彼时却表现得很好。
这对母女在派对和舞蹈中捱过了战争，她们的声音引起了我们房间里皇家空军成员们的共鸣。
人们曾经问我，
烟雾迷蒙了我的眼。
他是一个共产党人，可那时候谁又不是呢？这场艳遇的发生只可能是因为我的天真烂漫。如今看来，那位工会会员（他应受斥责，可在爱情中一切都是公平的）的身上有一种令我惊奇的冷酷。彼时在错失过一次良机后，我跟这位艺术家，暂且就叫他雷内，一起开着他的车去了开普敦的高地之上。我们俩人坐在那儿，眼前的云朵不断地涌动过山坡的边缘，就像是倒入盘中的牛奶。我们亲热着，心怀着愉悦，允诺着希望。把我安置到了六区的工作室后，他对我说他要出差四天。我给《卫报》报社打了报告，接着便开始打量起他的这间工作室。我很喜欢这儿，油料和松脂的味道散发出奇妙的味道，墙上挂着他自己的画作和名作复制品，此外还有一叠收藏的旧盘子，对我来说，它们就像是从遥远中国驶来的宝船，涵有着各种可能的故事。这间工作室位于一座老旧的小白房里，进出时都有一丝危险，因为当时被称为“恶少”的一群黑人团伙正在附近一带流窜。实际上，雷内还有别的女人。他用一种嬉笑和肆无忌惮的方式周游在姑娘和妇女之间。他这个人总是不乏女性追求者，因为他对女人抱有欣赏的态度：女人的外貌、味道、触觉和声音，这一切都令他心生喜爱。像这样的男人是让人无从抗拒的，尤其在英格兰那样的地方少之又少。女人们几乎立刻就能认可这样的男人，并且会把他珍视起来——这样的爱情是假装不了的。对于这样的男人，想要在其身上看到忠诚、家庭美德或公民道德都是不切实际的。彼时的雷内心中充满了恋旧和遗憾——他生平第一次遇到的猜测来自我。他一直都在成功地躲避着婚姻，直到四十岁这年他让一个姑娘怀了孩子，为此不得不娶她。他被我迷住了，但无关爱情：这种男人是没有激情的，他们以多愁善感为食。雷内异常沉着：在他那位跟我一样同是孕妇的未婚妻微笑着坐在前座时，他竟然也让我坐上了车。她是一位白人乡村女孩，迷人而又有趣，对他来讲是一个完美的妻子。我是否注意到了这只是他所有女人当中的一个呢？答案是否定的。没过多久，可能在一年之内吧（成熟就是终结），安坐在汽车后座上的我才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侣而且她那时正怀着孕。（你怎么敢！怎么感觉如此迟钝！简直就是一个怪物！）如果当时知道这个真相的话，我是不会跟他有什么瓜葛的。
1946年，开普敦的共产党人表现得就像自己不会有明天一样。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文件柜中有一个文件上面标注着“南罗得西亚共产党”的字样——这个词汇已经不复存在。我对那些热情洋溢的同志们说，这个团体并不存在。他们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的团体并没有成立的基础，很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听。我也曾说，把南非共产党里“秘密”成员的名字都写在文件里的做法实在是愚蠢，因为任何人拉开抽屉就可以看见它们。他们开玩笑说，这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组织里本来就有告密者。这些同志们把我说成是偏执狂：“北部来的小邻居”所展现出来的落后状态正是可以预料到的英国殖民地现况。在索尔兹伯里时的我就像是一条小池里的大鱼，可来到开普敦的我却像是一条小米诺鱼游进了闪光的大鱼队伍——换作在伦敦，它们看起来也会是干瘪的小鱼——这种空间上的移动是很有益处的。
在这些人以及那些（主要由白人和中产阶级构成的）同志所遭遇的悲惨境况之间横亘着深渊。
彼时在开普敦，在我用寥寥数词形容过后，人人都会知道我说的是谁，“南非白人，艺术家，个子很高，性格生动，穿衣打扮和举手投足都像个艺术家，可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有些过了头，有波西米亚风格的模仿迹象”。而现在呢？可能没人会知道吧。
整个战争时期，我一直都在说：“等战争一结束我就离开。”可这不过是无稽之谈。我的少女梦想依然完好无损，戈壁、 喀拉哈里沙漠、其他自由自在的奇特幻想，我漫步在地中海沿岸，那里美酒飘香，玫瑰盛开，夜色温柔。等到战争结束时，人们渐渐意识到世界各处都遭到了可怕的伤害，我那梦想登时也消失了。
原子弹投掷在了广岛和长崎，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比粉碎日本东京和大阪、德国德累斯顿和英国考文垂糟糕到哪儿去。我们都觉得：“谢天谢地，战争终于结束了。”后来我们才了解到，战争是无论如何都会结束的，而且速度还会很快。
可同样麻烦的是，老卡图卢斯常常否认年轻的卡图鲁斯。有好几次，在听到我分享的某段历险经历时，一些老友都说：“你在说什么呀？我可确定自己从来没……”
我在开普敦待了至多一两天时就意识到了自己正在被人“查看”，这就跟我刚到索尔兹伯里时的情况一样，“镇子里新来了一个姑娘。”我决心要在这趟旅行中来场艳遇，因为我觉得这是被欠下的。（可它是由谁，或者是由什么东西所欠下的呢？）在一次犹如狂欢般的选举会议上，我跟一个作为工会会员的南非白人调了情。当夜晚些时候，这个我第一眼就看到的男人把自己展现成了艳遇的完美候选人，其表现方式跟南罗得西亚的完全不同。
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是，身体健康的人内心却可能并不幸福。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孕期已经达到了四个月，健康的体魄涌动着活力。哥特弗莱德很开心我拥有了一段不错的时光，可他有些仓皇失措，这是因为之前离开时的我身形还很正常，可是眼下的我却……哥特弗莱德很体贴我怀孕这事，可他却不是能享受这个过程的男人。他当时跟一名适婚的姑娘有过暧昧关系。鉴于这姑娘如今已成为社会的栋梁，我在这里就不多做透露了。
令雷内为之所苦的有头脑的女人并非只有我一个，他曾经或现下正在跟一个女人搞暧昧关系——这个女人后来成为了哥特弗莱德的第二任妻子。这位名叫伊尔泽的女人是一名德国难民和共产党人，左翼群体里的成员都知道她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谋——而且还非常勇敢：要知道她可是在南非嫁了个印度人。她大胆地反抗着官僚政治和种族歧视的种种迫害，使得人们提起她时都赞叹不已，所用的特殊语调属于那些无法适得其所的人。
我同意了跟他一起等待。我们都觉得这个目标的达成可能得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且也觉得不如在这时候生个孩子。我们以轻松的方式把这事告诉了朋友们：“我们打算添一个孩子，反正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潜藏在我们讨论之下的正是实用性和常识概念。别忘了，我们可从未想过要白头偕老，我们的结合不过是环境所迫。离婚就像结婚一样，二者都只是一套程序而已。离婚后我们会成为朋友，都会对这个孩子负责。再过些时候，我们都将忙到没法“添置”一个孩子。哥特弗莱德为英国工业的某个组成成分充当顾问，而且也知道自己会做得很好。不过，他是如何使自己完好无损的共产主义信仰与顾问身份相协调的呢？事实上他并没有去协调。在离开罗得西亚之前的那些年里，人们会前来向他求教如何做生意、赚钱和投资——这些都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同时他仍然还是“哥特弗莱德同志”。假设他真的留在英格兰并且成为了一个营业顾问，那么情况会变得如何？他是否会变得完全不同，成为像父母一般的自由党人呢？我对此有所怀疑。他是这样一种人——我见过很多——尽管过着循规蹈矩的平民生活，却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框架原封不动地保存在脑海中的某个地方。
庭院对面仍在传来歌声……
该报以各种方式去接触穷人——开普敦当时并没有很多黑人，这里指的是有色人和印度人。我曾有许多次被载往开普敦贫困郊区的工厂，在那儿，穷困潦倒的有色人种姑娘或印度人正制作着廉价品。同样，这里也散发着似曾相识的贫穷、匮乏和绝望的气息。姑娘们穿戴着便宜的衣裙和明亮的珠宝，她们都簇拥在这儿用硬币买报纸。虽然报纸上大多是关于“自由”的激烈言辞，可姑娘们想要知道的却是住房、利益和津贴的事情。“伍德斯托克真的在建一个鞋厂吗？有没有她们可以做的侍佣或保姆工作？”这就像是在索尔兹伯里卖《卫报》的情形一样：我们兜售报纸所用的时间是“福利工作”的三四倍之多，而且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明白，该报对那些人而言就是美好生活的象征。《卫报》的销售人员还在为大家提供建议，“放心，我们会请去医生，可以，我们会给房屋署打电话，没错，的确有一家结核病诊所……不，这个不行，我们无权让你们的老板加工资。”
有些事存在于心，
“咳，”哥特弗莱德拖长了语调说道，“人们说，爱使世界运转。”
哥特弗莱德清了清嗓子，这表明他要开玩笑了：“这可不是个积极的想法啊，同志。”
朋友开始嘲笑我，
我的眼泪藏不住，
与此同时，在尚未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照顾孩子之前，我正打算好好地喘息一下——我当然知道养育孩子意味着什么。我期盼着、渴望着自己能够离开索尔兹伯里去往外面的广阔世界，更何况英国皇家空军过不了多久就会离开。实际上因为船只数量有限，他们是在很久之后才回的故土。我明白地认识到了自己所面对的矛盾，而这恰恰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平生第一次可以随性生活的时候，我却选择了生孩子。
这似乎是一个定律，即人们也许并未注意到，一条作客的米诺鱼也有可能为促成某个局面的形成做出实用的贡献，其原因在于它并非这个公众思维的一部分。想要置身在一个团体或党派的思维影响之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同样，又是一次长达五天的火车旅程。我对车厢里的其他五个人已经没有印象，当时的我只是在向外望着晃过的台地高原和海斯河谷山脉，试着把南非贫瘠而又孤独的独特壮丽牢记在心。在铁路沿线的小车站上，工头的妻孩走到了干燥多尘的小花园的铁丝栅栏旁，向着这辆尖声驶往南部大城市的火车挥手致意。我知道当火车消失在视线里的时候，那些孩子、妇女们以及衣着成熟、为爱烫了发的姑娘们会有怎样的想法和感受。整个战争期间，我的耳边一直都是即将驶离索尔兹伯里的火车所传出的高声道别和哭泣，它载着人们前往了一个又一个远方。对整整一代人甚至更多人而言，非洲南部的火车所发出的哀号就意味着失去、道别，意味着有人被留了下来。这么说吧，与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完全不是一码事。
“可这本来就不需要发生。”父亲用瘦骨嶙峋的手紧握着我的手腕，低声说，“如果他们听了丘吉尔的话……”很快，他又开始讲道：“在战壕里，我们常……”我走了出来，欢快地向着皇家空军营地而去。此时，母亲的追随者们正散坐在通往游廊的石阶上逗母亲养的小狗玩。在受训尚未结束前战争就结束了，因此空军学员们总会觉得自己的青春年华里缺少了真实的生活体验。看到我驾车离开时，他们会跟彼此交流，说我的母亲嫁的是一个德国人，说我正在煽动卡菲尔人造反，等等。要是住在殖民地的话，他们立刻就会遭到同化。
雷内也许喜欢女人，可他却看不得女人身上流露出哪怕一点聪明的迹象。不过呢，他倒挺喜欢听跳跳虎开玩笑。哥特弗莱德从不认为女人愚蠢些更好，而雷内则会说，“啊，见鬼，为什么上帝要让女人有头脑呢？我敢说，这会毁了一切。”鉴于此，跟这两个男人的先后接触至少算件有趣的事情。
哥特弗莱德为我们描绘的画面中有流连聚会的女伯爵、爱意满满的保姆、博学多思的父亲，而且他形容自己妹妹的未婚夫是“一个终身学习者，肯定成就不了任何事情”。不过，哥特弗莱德此时从德国得到的消息却让这幅画面生动了起来。克劳斯和艾琳在战争刚一开始的时候离开了德国，不过后来又返了回去，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因为这是身为共产党人的责任。他们的母亲表现得就像没发生战争一样，听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会被判处死刑，可她却仍在坦然地倾听。（家里人都说她简直是疯了。）尽管家里曾一度被安排成了纳粹党卫军宿舍，可她竟侥幸逃脱了惩罚。艾琳竟然曾把犹太人克劳斯藏在同一个房子里躲避纳粹党人。克劳斯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曾为纳粹要人做过一次流产手术，也借此机会从死亡名单上为儿子除了名。战争快要结束时出现了饥饿，身材瘦小的艾琳每周都会两三次地步行去数英里外的乡下，从农场买一袋土豆背回柏林，以养活全家人。那位终身学习者后来成了东德的一名高官。
那是我爱的男人，
眼下要提及的是作家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困境，即应该写出多少事情、又省略多少实情。可问题在于孩子们、孙辈们、文字的写作者们和教授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家是一个生来就是比方说五十岁的人，他（她）身着真丝衣裙或得体套装，面带微笑地在领取文学奖。“一个面含微笑的六十岁的公众男人”，或者“公众女人”。有个显赫的亲属倒是很不错，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闭口不谈那声名狼藉的青春岁月呢？“哦，天啊，如果在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了卡图卢斯，那他们会怎么说呢？”
《卫报》称，这位来自索尔兹伯里的优秀代表当然可以在这里工作上几个星期。这份报纸由两位干练的英国中产阶级女人创办于战争即将打响之前，这两位创办者都是共产党人，其入党方式跟三十年代的其他人别无二致。在经营理念上，这份共产主义报纸与伦敦的《工人日报》是一样的，即应该让订阅者感觉到自己是“主人翁”，是自己供给了报纸的经费。此外，每期报纸都会将上星期所筹款项的数额公之于众，并且下面还附有训词：“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追求更高标准的报纸。”同《工人日报》一样，《卫报》总在谴责“红金”，即从莫斯科拿钱的行为。我在党内遇到的所有人都在嘲笑“红金”，就像在对待“敌特分子”时的反应一样。实际上，敌特分子确实是存在的，“莫斯科金”也是存在的——我在上星期（再次）读到了《工人日报》从莫斯科获得资助的情况。至于《卫报》是否也得到过资助，我对此不太了解。想到那两位办报的女强人，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整个战争期间，《卫报》曾因苏联的受欢迎度得到了迅猛发展，可目前的销量却正在萎缩。比如说，索尔兹伯里卖出的报纸再未达到过112份，充其量不过只有几十份而已。
欧洲、德国和苏联传出的消息全都关乎破坏、苦难、死亡、集中营、难民和迷失的孩子。从那时起直到这时，在世界的这个或那个角落，人们都在观察和倾听着这些消息。此外，那时候人人都相信，人类不会愚蠢到容许这样的磨难和损耗再发生一次。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质疑心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即人类是一个无法对事情加以掌控的无助群体。朝鲜战争发生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五年，这场可怕的“小规模”战争是一次冲击。当下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迥异于这个国家给欧洲所留下的印象，因而也具有一样的冲击作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人类绝无可能会容忍朝鲜战争。
不能被否认。
只待他一出现，
我又在火车上过了五天，这一次的目的地既非海岸或海洋，亦非自由或爱情。我再次离开了自己笃信的真实未来，火车沿着归途穿过了山峦和台地高原，缓慢地停靠在每一个小的支线处，哀号着从工头的小屋、挥手致意的女人和孩子旁行驶而去，车轮轰隆着发出响动，“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了”——火车里遍布灰尘，我正躺在座位上，跟从前一样感到不快。我正在面对的是盘绕在我本性深处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双螺旋结构”，它既并非“我为什么会蠢到再次怀孕呢，明明这是不需要的啊”这样的问题（麻烦的是“我别无选择，必须怀孕”，我的幼儿期这样告诉我），也并非是“如果当初没有出于革命浪漫主义和不顾后果的原因（这在如今看来很是愚蠢）而选择嫁给哥特弗莱德·莱辛，那么我现在就不必回去，不必远离自己想要接近的一切”这样的问题。“我本应做这事，我本应做那事”，对于这样的话，说来又有何意义呢？关键在于考虑到我的本性和所处环境，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会发生。得益于库尔特和其他拥有复杂词汇的人，我还可以为自己贴上合适的标签甚至绰号。尽管这并非我要的旅途，可还有一个原因让我势必坐在了这辆火车上：我父亲的病情，那漫长的将死过程。
眼前的这种完美令我感到难以置信和绝望。哥特弗莱德瞧了瞧在拉开的抽屉里，色彩纷呈的袜子、胸罩、裤子和运动衫快要满溢出来。我的衣柜中塞满了裙子和裤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了一阵懊丧。“哦，哥特弗莱德，”我叫道，“真抱歉，我一定会试着改变的。”我一下子抱住了他，可他却僵直地站着，冷冷地说：“那就好，不过恕我冒昧，我很怀疑。”他有些恼怒，更糟的是他已经感到了悲哀和气馁。“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较真吧，那些只是衣服啊。”“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他说着转身离开了。接着，我俩各自躺在了床上，凝视着眼前的黑暗。他想要说些什么，我绷紧了自己。一会儿的工夫，他带着诙谐的语气慢慢地、审慎地说道：“这种互不相容的氛围比犯罪还要来得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