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基尔伯恩的一家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电影名字叫“多可爱的战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荒谬进行了讽刺。观影结束后，我们正要向街上走去，却在出口那里看到了一位机敏有加、精神矍铄的妇人。她紧紧盯着每一个人的脸，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在电影的片末，两个女人跌跌撞撞地穿行在绵延数英里的战后坟墓中，男人们都埋葬在坟墓里，而女人们再没有可以结婚的另一半，也没有一起生育孩子的伴侣。毫无疑问，出现在眼前的这位老妇人正是她们当中的一个，而她也想让我们知道这一点。从她的举动中我们明白，这部电影的确表达了她的感情。
当时，乔治·詹姆斯和妻子伊莱扎·弥勒住在3号屋，他们有四个孩子。三十五岁那年，伊莱扎成了寡妇，之后她做了驳船主，还收起了学徒。操持这个行当的女性并不多见，但一众驳船夫和船工也没有横加阻拦，可想当时的宗族关系也算和乐友善。伊莱扎让儿子爱德华当了学徒，爱德华后来接替母亲，做了一名驳船夫，经营着驳船生意。伊莱扎的孩子们个个都很有出息，她自己则挣着养老金，在舒适的寓所里安度了晚年。几个孩子里，艾米丽排行最小，1883年，她跟约翰·威廉·麦克维格结了婚。
1851年的普查信息显示，我的曾祖父詹姆斯·泰勒先生是东伯格霍尔特的一位农场主，他有130英亩土地和5名雇佣劳力。对忧郁和哲理性诗篇的爱好，也许是他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的原因所在。他的妻子叫玛蒂尔达·柯尼什。泰勒家族成员中大多是农场主，当然也有银行从业员、公务员和少数文学家，他们都在萨福克和诺福克郡一带。19世纪时，他们随着人口迁移去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现今很多人依然生活在那里。
要说给他人留下的印象如何，我的祖母卡洛琳和艾米丽相差无几。要说跟祖母有关的愉快记忆，我父亲唯一记得的是，她做的固体食物总能赢得比顿太太的夸赞。不过有一件事，父亲总是一讲再讲，母亲也是津津乐道——他们订婚不久，因为都得了重病，在皇家自由医院就诊。祖母竟然找去医院跟我的父亲说，如果他要娶这位凶悍的麦克维格护士为妻，那就等着悔恨终生吧。不过我猜，如果有人问，那么卡洛琳·梅兴许会为自己说些什么。说她跟画家康斯特布尔不无关系，我倒也愿意这么认为。
弗劳尔家族曾生活在弗劳尔排屋一带，即波普拉区，不远处就是如今的金丝雀码头，但排屋现在已经拆毁了。
跟其他人不同，我的祖父阿尔弗雷德并不想成为农场主。他是科尔切斯特的一名银行职员，妻子叫卡洛琳·梅·巴特利。这便是我父亲反感至极的女人——他的亲生母亲。
“弗劳尔家族的信息获得渠道包括出生证、结婚证、死亡证、教区记录、户口清册、学徒记录、驳船主记录、船夫与船工记录、地方志以及遗嘱材料。”研究员说道。
父亲曾说，自打离开父母独立之后，他的生活就非常美好，每分钟都充满了喜悦，绝对没有人过得比他幸福。这样的时光持续了整整十年。战争爆发那年，他28岁。父亲说自己走过两次大运——第一次是因为急性阑尾炎而被送出战壕，因而错过了索姆河战役，而那场战役中，他的战友们无一生还；第二次是他被炮弹击中腿，而历史居然重演，数周后的帕森达勒战役吞噬了他的所有战友。
这些人啊，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天真可欺的人——他们竟然相信这是一场为了终结战争而发起的战争。在伦敦时，我父亲口中的可怕妇人们将一片白色羽毛赠给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装上了木质的假肢，而“炮弹休克”让他怀疑自己活下去的价值又在哪里。父亲念念不忘那片白羽毛，他称之为又一个征兆，象征着世界将进入无望的愚顽之中，既避无可避，又不能根除。
（女王陛下的）第四轻龙骑兵团——凯尔。上个星期五，即21号，伦敦塔御用侍从卫士团的前军士长约翰·麦克维格获赠了一枚钱袋。钱袋由其在任时的数名军团士官所赠，袋内装有20枚几内亚币、一方雕刻精美的银质鼻烟盒，借以感谢他以往的贡献。
总之，他们最后来到科曼莎这个商业古镇，在一间巨大的石屋里安定了下来。石屋起于一处高地之上，周围是峰峦积雪的山脉。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古镇受损严重，多处遭到轰炸成为尘土。
狄更斯时代的英国就这样应声浮现出来。
先是许下承诺，而后又背叛承诺，对于这样的祖国，父亲到死都不肯原谅。而像父亲一样选择永不原谅的战士，远远不止一个——在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士兵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兵们一直都心有怨恨，直到辞世。
战争造就了我们，也扭曲了我们，但我们似乎都将战争遗忘了。
父亲当时病得很重，不仅截掉了一条腿，还患上了炮弹休克症。他心情压抑至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身处一个冰冷阴暗的房间，而房间没有出口，不仅他自己出不来，想帮他的人也进不去。后来他被送去就医，那个好心的男医生说这种病没有药物可以治疗，但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住，因为痛苦终将会过去。那时候，父亲脑海中有一些“可怕的事情”挥散不去，但这并非像他以为的那样罕见——要知道，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这样的事情，战争不过是将其放大了。仅此而已。父亲记得，当然也会时常说起，但凡患上炮弹休克、无法跳出泥坑去迎击敌人的士兵们，都可能会因临场怯懦而被射杀。“我也差点成为了其中的一个，”父亲这一辈子都耿耿于怀，“不过是因为一时幸运，才能够死里逃生。”
军士长约翰·麦克维格离开部队后，曾去过柯丽奇。几个月前，他返回这里，在部队服役长达二十四年之后，接受了新的任命。他的选择实属难得，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像他这样。非现役人员和士兵们将一套精美的茶具赠送于他，上书题字：“赠予医务军士长约翰·麦克维格，向您的慷慨友爱表示敬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军士长同自己的部队并肩作战，照顾伤病员，一步都未曾离开。他贡献卓著，获得了一枚勋章、20英镑年金、一枚土耳其、一枚克里米亚四扣勋章。
“一战”对我的影响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实际情况刚好相反。1990年开始写作此书时，我在法属里维耶拉南侧的丘陵地区，流连于那里的小镇和村庄。它们几个世纪前就曾是山地堡垒，如今每个村镇都有一座战争纪念碑。纪念碑的一侧记录着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男青年名单，上面有十几、二十个名字。可是即便到了现在，每个小村庄的居民也不过50人。通常情况下，一个村庄的所有男青年都难逃厄运。在遍布欧洲的每座城市、每个小镇、每户村庄里，都有这样一个战争纪念碑，上面记录着“一战”死亡人员名单。柱身或方尖碑的另一面，则记录着两三个牺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者名字。至1918年，欧洲所有健康的青年男子都失去了生命。1990年，我去了爱丁堡。那儿有一座寒冷的灰色城堡，里面一排排的书籍都记录着自1914至1918年间苏格兰所有被杀害的青年名单，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名字。在格拉斯哥是这样，在利物浦也一样。“一战”的屠杀记录一桩又一件，其中蒙难的还有未出世的婴孩。“一战”对欧洲的破坏如此巨大，其影响波及至今，可我们竟然彻底将其忘记了。也许，如果当初“欧洲的花朵们”（过去的惯称）没有死亡，如果那些儿孙们都得以出生，我们如今在欧洲的生活就不会低人一等，我们就不会一片混乱且无所适从。
1919年10月22日，我出生了。
不过，尽管没有着了中产阶级的魔，但母亲和她的哥哥约翰都变得自命不凡起来。三个孩子中，只有穆里尔嫁到了工人阶级家庭。母亲跟穆里尔偶有联系，跟父亲却没有任何往来，仆人们于是说她“简直跟她的妈妈一个样子”。
后来，一位研究员受邀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她带来的诸多资料很适合构思一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让特罗洛普来执笔是个不错的选择。而有关艾米丽·弗劳尔的那一章——《这个女人错在哪里？》，虽然篇幅很短，却最能让人泫然欲泣。
年轻时候，母亲受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影响很大，活脱脱一副现代年轻女性的做派。她喜欢上学，功课也很棒。父亲则不同，他非常厌学，而且他的童年颇具乡村乐趣，除上学时间外，他都跟科尔切斯特周边农场的孩子们玩在一起。
“漂亮又可人，却满脑子都是赛马和舞蹈。”
约翰·麦克维格出生于葡萄牙，父亲是一名军人。约翰·麦克维格曾在克里米亚和东土耳其服役，后担任第四轻龙骑兵团的医务军士长，并于1861年退伍。事实的确如此，其他普通士兵即便提出请求，也没有机会加入第四轻龙骑兵团。士兵们为何都愿意献身于这样的屠戮呢？作为军人，约翰·麦克维格可谓典范。在轻骑兵团时，他骑行的马中了弹，他去照顾它，自己也因此挂了彩。他获颁勋章无数。1862年3月1日刊登的《联合服务公报》上，有这样一则报道：
约翰·麦克维格的妻子名叫玛莎·斯诺因，是一名鞋匠的女儿，出生在肯特郡。在丈夫接手士兵招募的工作后，她曾随同在各地旅行。这就是关于她的全部信息。妻子去世后，女儿玛莎负责照顾他的起居。他的女儿衣食无忧，但默默无闻。
我在后面会讲到母亲的这段往事，而这段历史是令人伤感的。随着年岁渐长，我便愈多地看到了母亲生活的悲伤面。母亲不爱自己的父母，同样，我的父亲也不爱自己的父母。我用了许多年才明白这个事实。父亲曾说，在他可以离家的那一刻，他毫不犹豫地起身就走了，还去卢顿做了银行职员，因为那里离父母足够远。而我当时还以为父亲只是说笑罢了。
母亲从未提起过她的祖父，也就是约翰·威廉的父亲。约翰·威廉先生无论是说起自己的父亲，还是妻子艾米丽，也都只是只言片语。
后来，母亲成了一名护士。她挣着微薄的薪水，常常会饿肚子，买不起手套和手帕，也买不起一件像样的衬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的父亲因伤情严重被送进了病房，病房的负责人正是我的母亲——麦克维格护士。父亲在医院住了一年多。母亲当时与一位医生相爱着，可后来医生所乘的船只不幸被鱼雷击中，医生葬身海底，这让她伤心欲绝。
我的母亲说起她的继母来，语气中难掩反感，说她是个“名副其实的继母，安守本分、举止得当，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母亲还说，她的继母根本不疼爱三个孩子，甚至连喜欢都谈不上。孩子们因而更喜欢跟仆人在一起。
约翰·麦克维格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我的外祖父约翰·威廉是他最小的儿子。外祖父最初是气象部门的职员，1881年成了银行职员。后来，他升任了巴金路的银行经理，最终在布莱克西斯离世。他在世时生活过得不错，房子一座又一座。这位普通士兵的儿子，后来在汉诺威广场举行了婚礼，迎娶了第二任妻子。与我想象中不同，母亲的这位继母虽然拥有瘦削精致的脸庞，但不是犹太人。她叫玛丽亚· 马汀，来自一个中产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位持有异议的牧师，后来成了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
牧师和银行经理这两种身份，在双方的家谱中确实都有记载。
如果说母亲的青春时光是萧伯纳笔下的安·维罗妮卡或其他新女性，那么父亲的回忆录就好比是劳伦斯笔下的《儿子与情人》或《白孔雀》，在这些作品中，年轻人都自愿自发地与文学结缘，在交谈和分享阅读的过程中升华自己。
他必须离开英国，因为英国已让他不能承受。于是，他所在的银行将他派往科曼莎的波斯帝国银行工作。现在，我会将它称作“某某帝国银行”，而得到的反应常常先是质疑，然后是大笑。那个时代的许多东西如今都被我们拿来轻易取笑，可同样地，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在将来孩子们的眼里，也会一样可笑吧。
“一战”中，很多士兵在战场负伤，父亲就是其中一个。此外，很多人都没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因为他们正常的生活都被这场战争搅乱了——母亲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母亲在童年和少女时期，每做一件事都精益求精，这是因为她的父亲非常严厉，而她又必须让父亲满意。她不仅学业优异，曲棍球、网球、袋棍球也都玩得很棒，骑脚踏车更是不在话下。她还会去剧院听剧，去音乐厅看晚会。她的精力简直异于常人。除此之外，她还博览了进步书籍，也因此暗下决心，绝不让自己的孩子也接受冷漠无趣的教育。她研习蒙特梭利和罗斯金的著作，也阅读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作品，还研读了《琼和彼得》——这部小说讽刺了教育失当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母亲说，跟她同时代的人都读过这部小说，大家都暗下决心要当称职的父母。奇怪的是，这些曾经颇具影响力的书籍，如今都不见了。母亲读吉卜林的《黑羊咩咩》时，联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因而掉下泪来。
母亲生我时难产，所以接受了产钳助产。出生后连续数日，我的脸上都带着伤痕，还泛有紫色。至于这样的出生是否伤害了我，或者说，是否对我的本性造成了创伤，谁又知道呢？不过我倒是知道，当半个欧洲都成为墓地，当全世界数以百万的人口正在消亡，出生于1919年这件事就变得很重要。这又怎么可能不重要呢？除非有人认为，每一个幼小生命的心灵都殊异于普通大众的人性。不过，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后来，他被送到了伦敦东部的皇家自由医院，就住在我母亲负责的病房里。当时，我母亲因为心上人的溺亡非常悲伤。父亲都看在眼里，他也知道，圣乔治医院邀请了她担任护士长，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在那所著名的医学院里，护士长一职通常是由更为年长的女性来担任的。无论怎样，他们决定结婚。对于这个婚事，父亲没什么可纠结的，而我母亲却不是，这也是我后来听她说的。父亲常常说，他很感激母亲的通情达理，也很感谢她所做的一切，要是没有母亲的精心护理，他不可能挨过伤痛。他还补充说：“有感情的婚姻才是最好的婚姻。” 而对我母亲来说，当时的她正享受着工作的高效与成功，她也知道在那所顶级的医学院里，自己一定能出色地完成护士长的使命。不过，她渴望拥有孩子，渴望在孩子的身上弥补自己童年的遗憾。所有这些话，都是母亲亲口说的。
没错，一定是这样。
母亲当时几近崩溃，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她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究竟选择结婚还是选择自己进展顺利的事业——还因为她痛失的爱人——她从来没忘记的一个人。令她几近崩溃的原因还在于，她在战时工作中消耗太多，并亲眼看到了许多人的死亡。1919年，2900万人死于流感，但由于某种原因，这段历史居然被遗忘了。“一战”共造成100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死于壕沟战，如今每年11月11日这天，我们都将这一数字念念于心。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彼时曾有2900万人死于一场被称为“西班牙女郎”的流感？
跟现在相比，那时的人们工作起来的确都更加拼命，玩乐时也更加尽兴。父亲喜爱各种运动，也曾代表郡里参加板球和台球比赛。他会骑车、会跳舞，为了参加其他村庄和镇子的舞会，他不惜徒步数英里。
当时虽然已经度过心情最为压抑的时期，但父亲同样身处情绪崩溃之中。医生们曾就此提出建议，让他们以后再做生孩子的打算，后来还开玩笑，说我母亲一定是在新婚初夜就怀上了孩子。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年代的人们的确会等到新婚之夜才有夫妻之实。说到这儿，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提一下。1919年，我母亲已经35岁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年纪才要孩子已经有些迟了。而且身为一名护士，母亲当然知道晚育的危险。或许，连她自己都还未意识到，那时她已经暗下心愿，要在新婚之夜便成功受孕。
我的母亲是在怎样的房子里长大的呢？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所房子“又高又窄，既黑暗又阴冷，很是令人压抑”。那么，母亲又是怎样形容自己父亲的呢？她的父亲“是一个教条式的人，一个严肃认真到让人心生恐惧的人，一个随时准备进行道德劝诫的人”。
一旦厌倦了有关战争话题的无休止讨论，我就会开玩笑说是战争赐予了我生命，以此来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并非一句玩笑话。我曾经觉得，似乎有一片暗灰色的云像是毒气一样笼罩着我早期的童年生活。后来我发现，有这种体会的并非我一人。也许，正是那场战争让我第一次萌生了逃离的想法，而我居然会极度反感自己刚刚站过的地方，就好像那里会有什么东西炸裂开来，或是猛然抓住我的脚后跟，将我拖拽下去。
提起我的祖父阿尔弗雷德·泰勒，父亲说他是一个异想天开、胸无大志的男人，因为他把闲暇时间都拿去乡村教会演奏乐器，令野心勃勃的妻子失望透顶。可在父亲说这话时，我分明看到他也成了一个异想天开、胸无大志的男人，他可怜的妻子同样失望透顶。彼时的真实情况是，祖父阿尔弗雷德最终成了亨廷顿地区的伦敦郡威斯敏斯特银行的经理，至于他是否为地方教会演奏乐器，我就不得而知了。妻子卡洛琳·梅死后，祖父很快再婚，同年迎娶了玛丽亚安·沃尔弗。那时祖父已经七十四岁，而这位妻子比他年轻很多，才三十七岁，也是一位牧师的女儿。
那次，我游历了法国、苏格兰以及英格兰的多个村镇，而在游历的过程中，曾伴随我童年的愤怒情绪又一次苏醒了——那是我父母的抗议，那是他们的痛苦。后来，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愤怒的情绪怎么就苏醒了呢？美国内战结束才不过半个世纪，并且已经证明了新型武器的屠杀威力，但我们却未曾有所领悟。这或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给我们最为糟糕的遗产——试想，如果人类这一族群不具备吸取教训的能力，那么后果将会如何？如果愚蠢至此，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在那次游历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原始而压抑的恐惧与痛苦——父亲的情绪如强大的气流一般不断冲荡着，它并非微乎其微，而是承载着成年人的全部苦痛。我在想，战争毁坏了许多家庭，而成长于这样的家庭之中，又有多少孩子像我一样，在学会说话之前，这种苦痛就已经根植于心。
每每提起童年，母亲总要说上这么一句。多年后我才恍然，她说的是自己的母亲。不过，她翻来覆去也就这么一句，而且这句话最早并非出自她之口，其实她连自己母亲的样子都忘记了。这句话，她是从仆人那里听来的：她的母亲总是下意识地摆出一副刻板的面孔，嘴角带着谴责的调调，而且时常流露出蔑视的神情。这又让我联想到，仆人们的世界也很奇妙，说不定他们早就发掘出了食人族和异教徒的故事。
“这一家族的信息，”研究员继续说道，“采集于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神职人员目录、公共档案馆、军队档案、轻骑兵的相关书籍、普查报告、遗嘱及当地名簿。在可查记录中，约翰·麦克维格先生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军队档案中出生和职业信息之所以频繁有误，是因为士兵在应征入伍时出于个人原因而提供了错误信息。此外，想要查实1837年之前的注册信息也并不容易，毕竟，征兵点并不在少数。”
战争不会因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彻底结束。1919年，在欧洲大陆，乃至整个地球都坟墓遍地，瘴气环绕，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这是因为流感的肆虐造成了近3000万人的死亡。
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富裕的工人阶级过着美好的生活。远足、赛马、聚会、庆典等活动可谓层出不穷。对他们而言，生活就是一场盛筵。弗劳尔排屋并不会沉郁冰冷，左邻右舍也都很友好。艾米丽就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宗族里长大的，后来投进了约翰·威廉·麦克维格的温情臂膀。这个臂膀的主人一定是深爱她的，所以才会向她求婚。不过在这场婚姻中，这个男人期待着艾米丽能够和自己的野心相匹配，在他企图脱离工人阶级的时候，期待着艾米丽能够迎合自己这可怕的势利行为。我可以想象出，如果能回到过去，艾米丽一定是迫不及待的、欢呼雀跃的，想要回到自己的平凡之家去，回到有舞会和赛马的美好时光里去。在丈夫家里，她时时忍受着大家的不满，那些不满的声音，如同冰冷的细雨，逐渐打湿了她的心。或许正因为如此，艾米丽才会在三十二岁便香消玉殒。
1827年,亨利·弗劳尔先生还是一名水手，而在1851年人口调查时，他的身份是一名供粮者。他出生在萨默塞特郡，妻子艾莉诺是莱姆豪斯人，儿子乔治·詹姆斯·弗劳尔——艾米丽那个不称职的父亲——曾做过约翰·弗劳尔的学徒，这位约翰先生大约是家里的某个远亲。弗劳尔家拥有驳船，艾米丽的出生证明显示，她的父亲是一位驳船夫。
因此，外祖父对女儿们都很失望。他希望我的母亲能读大学，然而母亲却决定成为一名护士，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母亲有所成绩后，他们的父女关系也断裂了，要修复已经太晚。说到我的外祖父，母亲从未有过一丝深情，不过，她确实对他怀着尊重和感激之情。因为他，孩子们生活无虞，拥有了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应该享有的一切。因为他，母亲去了一所好学校，在接受音乐教育后，母亲的表现如此优异，考官们甚至告诉她，她有望成为一名钢琴家，在音乐会的现场演奏。
祖父母相信孩子是不打不成器的，因此少不了要教训他。直到去世前，父亲才坦白自己对星期天的畏惧心理。而他之所以心有畏惧，是因为那时一到星期天，他不仅要做两次礼拜，还要去主日学校学习。每个星期，他都害怕着星期天的来临，甚至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都对教堂敬而远之。父亲说，巴特勒的小说《众生之路》就是对他童年的写照，不过他还算幸运，总是能逃到田地里去。他一直都想做一名农场主，但是离校事件疏远了他跟父母的关系。后来，父亲进了银行，虽然他不喜欢那里，但工作还是很卖力的。
外祖母艾米丽·麦克维格是得腹膜炎去世的，当时还怀着第三个孩子，而她最大的孩子——我的母亲——刚刚三岁。之后，孩子们便由仆人和女佣照顾。外祖母一张留影都没有，她无足轻重，无人惦念，连外祖父约翰·威廉·麦克维格也不曾提起这第一任妻子。我不禁好奇，外祖母是否哪里做错了，才会招致这样的结果？毕竟，举止轻率不是罪。最后我突然想到，或许是因为外祖母起了“艾米丽·弗劳尔”这么个平淡无奇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