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玉的声音从录音带上听起来非常衰弱，夹杂着时断时续的、不均匀的喘息声。很有些像一个人在一间空旷的大屋子里自言自语。
现在想，男人可能不把这些事情牢记在心里，但是女人不一样，尤其她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要面子的人。
我同意了，但是这种同意让我和她都非常难过。自从她说过那一次之后，几乎每天都在跟我说这个。我知道她是实在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去法院办手续，是因为她想求快，法院判决三天就可以有结果，协议就要慢一些。所有的事情都是她一个人去办的，包括找律师写诉状。本来这种事情应该是男的出头，但是我实在是不愿意，甚至于我连每一步都不要去想。我根本就不明白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处理，而且我也不想明白。……她去找了律师……我记得写完诉状，她说："文玉，对不起。我把你当成了被告，我是原告。"临到法院那个门口，她求我："法院问我们离婚的原因的时候，千万不要提起那天晚上的事。"我全都答应了。法院写的离婚原因是夫妻感情不合。
——那种受欺骗的感觉
不说了，离婚吧。离婚不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总觉得是由于我对工作太在乎以致于忽视了她，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就这样，第二天我送她到她的二姐家。那天她妈和她姐姐都哭了，哭着劝她不要跟我离婚。她的一家人都对我非常好，尽管当年有过那件事，他们曾经一度记恨我，但是我们俩真正在一起之后，他们就逐渐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所以听到她跟那个男孩的事情之后，她父母一致跟我说："是我们管教不严，对不起你。"在她姐姐家见到她妈，我不知道叫她什么，就没有叫，她妈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很抱歉又很惋惜，那样一种复杂的眼光，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跟那个男孩。她没有办法，回到了她原来那个工厂，靠的是她父亲的关系。她家已经不跟她来往了，而且她家里拒绝接纳她现在的丈夫。他们收入不高，过得很拮据。她曾经来跟我要她冬天的衣服，我没有给，可能就是我狭隘吧。我总是想着十九岁那年她刚刚做完宫外孕手术、见到我就扑到我怀里，她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满眼里只有我，那时候我就发誓要一辈子对她好，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
我不知道该对文玉讲些什么，采访的艰难、写作的辛苦以及周围的各式各样的嘲讽，都不可能告诉他。甚至久而久之我已经在享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感觉，好的、坏的，都使我的生命和内心世界变得饱满，饱满到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岔开了话题，问到他前妻的近况。文玉又有些黯然。
从她姐姐家出来，她说想跟我走一走。我们就去了团结湖公园。围着公园走了一圈，她一直在说过去，我只说了一些祝愿的话。我告诉她，好好复习功课，需要用钱的时候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她已经没有工作了，因为出了那样的事，她觉得在工厂里呆不下去。那天我觉得她对我也很留恋。她说让我不要来找她、给她打电话，给她一段自己的时间。我都答应了。离婚分财产的时候，我把我们的全部积蓄一共三万块钱都给了她，因为我觉得她比我难，一人在外，有这些钱，或者找工作或者学习，都好办一些。
文玉停下来，一下接一下地、长长地呼吸。他低垂着头，我觉得就连他浓密的黑头发里都散发出抑郁的气息。他显然是努力试图让自己平静，但是徒劳。他的身体比刚刚坐下的时候抖得更加剧烈。我听见非常低沉的一声"对不起"。
在沉默中我们相持了大约有五、六分钟。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抬起头看着我："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说话，所有的事情都涌到我脑子里，我有点儿乱。本来找都想放弃这次见面了，但是我实在是想听听像您这样的陌生人怎么说……"
办公室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见面之前我们通过好几次电话，彼此已经交待了各自的基本情况，照理说我们不再需要相互适应就可以顺利地进入采访。于是我安置好采访机、给他沏上一杯茶，只等他说话。
录音带里又是一段空白。我不得不赶快请文玉喝茶，帮他分散注意力。
性别：男
文玉在他的回忆之中颠沛流离，我的心情也随着他的起伏时而收紧，时而放松。
年龄：28岁
然而他始终沉默。双手平放在腿上，身体明显地发抖。我联想到他在电话中一再地问我："您是不是就像一个心理医生？我特别希望我的痛苦能有一个人来倾听。我只是想有一个人聊天。"那几次电话中弥漫着叹息和焦虑。曾经有一次，是在元旦的下午，我的回答很让他失望，那是他在以后的通话中告诉我的。当时我说我特别忙，希望他不会仅仅是要告诉我一个重复过多少次的情感故事，希望他能有思考、有令人信服的细节，如果就是要认识一个人、聊天，那么我暂时分不出时间。我说的是真话。甚至有的时候，我很害怕那种聊天，全部是自我的感受，我听不明白事情的因果，但是对方用一种无助的眼光凝视着我，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每每在这样的时候，我都会感到原来我也是那么无助，无助到没有办法面对一个"伤心着自己的伤心"的人。
文玉终于又说"对不起"。他忍了几次的眼泪终于滚下来，几乎泣不成声。我递纸巾给他，他捂住眼睛，轻薄的纸巾立即湿透了。接下来他用左手紧紧抓住右手，他的有手不住地颤抖。他说他一激动就会手麻。我让他平静一会儿，他痛苦地摇头。我给他换椅子、加热水，做一些不相干的事，他始终一言不发。此后整理文玉的录音带的时候，我发现这一段只有我一个人在"表演"。
采访时间：1998年1月10日9：10AM
我当时就有一个念头："我走。"好像我已经转过头来，她也站起来了。她问："你怎么回来了？"我告诉他我是开车回来看看她。然后她也没说什么。我走出来，也没人拦我，她也没在后面叫我。我把车停在院子外面，这时候我就坐在车里，往院子里面看。他们没有出来。那时候我很爱她，不想让她下不来台，而且我一直都很信任她。我在车里等着。过了一个多小时，谁也没有出来。我很希望她出来找我，哪怕就是出来看我一眼，因为每次开车回来她都会让我带着她出去玩儿……但是没有。又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那男的出来走了，她还是没有出来。那是96年的11月或者12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冬天，一个冬天都没有下过雪，就是那个晚上我在车里的时候开始下雪，那种小雪渣。当时我想走吧，可就是没走成，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出了这件事之后，我没有责怪她一点儿，我还在想从此以后我要多改变一些，多顾顾家。也许我想得挺好的，我们搬回到石景山我父母家，也是我们当年的新房。我特意休息了半个月陪她。我这人确实有缺点，不会做饭，不是特别会照顾人。那是过完了春节，都是我做菜。我只会做一样。我记得她爱吃蘑菇、蒜苔加西红柿炒在一起，我恨不能天天给她做这个吃。假期满了，我又上班了，晚上七八点才回来，还是做这个菜给她吃，不管多晚。这段时间我们过得挺好的。但是我一上班，发现她又有变化了。我觉得我对她一直挺宽容的，也可以说是理解吧，但毕竟发生过那样的事，对她的某一种眼光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她的心还是不在我这儿。我仍然要求自己多做一些。但是后来她跟我说："文玉，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也是要面子的人。出了这件事，我还敢面对你吗？每当我面对你的时候，哪怕你对我特别好，我也会马上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来。一想起那天晚上，我就不想活。"以我这个人的性格，有这种事，我不会没有反应的。但是对那个男孩，那天晚上之后我没跟他见过面，更没说过一句话，没动他一下。为什么？就因为她当时抱着我说她不想看到我们俩打架，不想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受到伤害。如果我当时真的想失去她、真的想离婚不要她，那么我肯定会去找那个男孩狠狠地揍他，我想即使我把他打坏了，公安局对这种事情都不会有什么处理的。可是，我不想失去她。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做。她说："有了这件事，如果你待我不好，或者你打我两下，我反而会觉得好受一点儿。我怕你对我好。"可是从我内心来讲，我不想去责怪她。然后她说她想参加自学高考，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她说："咱们离婚吧。"
文玉突兀地抬了一下头，马上又迅速地垂下。音量明显地高了一些。
文玉的声音变得有些尖细，他的眼泪流在脸上，顾不得擦。
后来，97年春节前的一天，也是一个我不应该回家的日子。那时候我晚上有课，但是我总是变着法儿地回家，我想多陪陪她。而且虽说我有车本儿，但是真正开车的机会并不多，我的技术也不是太好。那天好不容易开车回家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在家门口，我又看见了跟那天一样的灯光，我的脑子就又懵住了……
这时恰好有一个找我的电话，文玉也正好可以好好地清理一下思路。
其实那时候完全是自欺欺人，因为已经肯定是这样了，但是我还是在安慰自己，不会的、不会的，真的不会的……听见敲门，耽误了一会儿，门开了，我全都看见了。我这个人看着是挺安静的，其实有时候我的脾气也大。我打了她一个嘴巴……
到西安，已经是晚上快九点了。在去男孩家的路上，我碰到他们，正手拉手地走，她穿的是我给她买的一套裙子。当时我坐在人力车上，一下就跳下来，拎着给她带来的樱桃。我一把就拽住她，她又像那天晚上一样抱住我。这次那个男孩没害怕，因为这里毕竟是他的家。她说："文玉我不能跟你走，你忘了我吧！"我一直拽着她，拖出二十多采，坐在一个台阶上。我拽她的时候，樱桃洒了，红红的樱桃一粒一粒地滚了满地，我们俩个人一起弯下腰来捡。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洒了满地……那种破碎、一片一片正在裂开……就像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没有了，心和思想，都没有了。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办公室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双诚恳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我一直觉得受过伤害的人比一直顺利的人更懂得贡献，因为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获得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更明白应该怎样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比那些幸福的人做得更好。
我不想说我们的全过程，因为在我知道真相之前的记忆都是很美好的，我不愿意去破坏那种印象，而且那些对于我，每一步都是一种刺痛。我只想从我看见他们那一天开始讲起。
文玉在讲述他的经历过程中总是一个坐姿——双手平放腿上、身体直立、目光低垂，仿佛全身都和自己较劲。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找她。还是带着那一饭盒樱桃，我坐火车又到了西安。也许我还想问问她，离婚的时候说过的话是不是真的。我是从北京找到那个男孩在西安的地址。一天一夜，我只喝了一听啤酒。出租车司机看着我那样都害怕，说："兄弟你喝一口我这儿的浓茶，别上火。"在火车上，我又开始设身处地为她想，也许她只是想换个环境放松一下，不一定就会怎么样。
我记得第一次发觉他们有事情是在一个我不应该回来的晚上。那天我从单位把一辆红叶面包车开回家，大概是8点多。那时候我们住在她家的一间平房里，那是一个部队大院，她父亲在那儿工作，她现在也在那儿工作，她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的。那天本来说了我不回来……我推开门，看见他们俩……当时的灯也就是四、五瓦的荧光灯，他们没有插上门。男的坐在沙发上，她坐在床沿上，他们离得很近。挺尴尬的。我看到那种情况愣住了，虽然他们没做什么，但是我真的悟了。
四月份她考完试了。我一直一个人住在我父母那边，老人问我，我就说她是在姐姐家复习功课。我瞒着没告诉他们我们已经离婚了。每次这么说我心里都很别扭。所有的事情我都没有让我父母知道。
我又是稀里糊涂地买票、回北京。其实支撑我回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父母。因为那个男孩给我父母打电话说我在西安出事了。我父亲当时就晕倒了。接下来他好了一点儿马上就打车到西客站准备来西安。我就是为了老人，才能够有力气返回北京。我在西安火车站给家里打电话，让人把我父亲追回来。而且我也马上呼了我爸。
这件事过去之后，她跟我提出我们俩不合适，想离婚。我当时非常非常爱她，而且就是为了让她过得好一点，我特别努力工作。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对这个家太忽略了？我跟她说，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调整一下，把家的位置放得再重一点儿。她也没有再说什么。她解释说她和那个男孩没有什么，我相信她。但是不能不承认，阴影就这么留下了。
文玉把双手交握在一起，握得发出轻微的响声。
文玉忽然冷冷地笑了一声。
五月十几号，我姥爷带来一些草毒给她。她在我们家是一个很懂事的媳妇，亲戚们也都喜欢她，而且我是独子。我妈让我给她送去。我不知道怎么办。前一段时间她姐姐呼我。让我把放在她家的衣服拿走，告诉我她去承德她舅舅家了。到了6月初，樱桃下来了，我妈知道她喜欢吃，买了好多，又让我给她送去。说实话我也很想她。我把樱桃装了一饭盒，平放在书包里，从北京站坐火车去承德找她。那天路上我的心情好极了，少有的愉快，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她了。我带着两千多块钱，是那段时间的积蓄，我想给她。我甚至都在想象她见到我的表情，一定是很轻松，我们可以一起游离宫……
她一直跟我在车站。她说她和那个男孩住在一间房子里，分分合合，生活很困难，男孩没有工作，她的收入也不多。我没有什么感觉，对她的一切话我已经不相信了。分手的时候我什么动作也没有，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了，眼前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就是那么一种陌生的感觉。
还是不说了吧……我当时失去控制，她一直抱着我，现在我觉得她是怕我一冲动真的把那个男的打坏了。这时候外面已经开始有人了。
我在外面坐了很久。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在党委工作，遇到这种事情，我想还是应该找他们单位，他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我也不知道怎么敲的他们单位书记家的门。那时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他们书记听了大吃一惊，说谁他都可以信，唯独说她是跟这个男孩不可能。其实那个男的我认识，跟我挺熟的，我帮他修理录像机，他也常来我们家，而且她说这是她认的一个弟弟，我甚至还替她给这个男孩买过生日礼物。我从来就没往别处想过。他们书记劝我半天。这时候那个男孩呼我，我没回电话。……我又回到了车上。当时我也不明白想什么呢，但是现在我知道，其实我还是想等她出来看看我、跟我说什么事都没有。结果，她没有。后来那个男孩又呼我，我回了，他说他向我保证他们俩没有什么。我说我始终都相信他。
我真的不想回忆。……她把我抱住了。那个男孩过来想跟我解释，我顺手抄起一个这男孩送给她的八音盒就砸过去，她抱着我，没砸到他。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跟我走。"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里面没穿什么。我只是说让她跟我走。她转过身，什么也不说……
在我知道真相之前的记忆都是很美好的——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里面没穿什么。我只是说让她跟我走。她转过身，什么也不说——男人可能不把这些事情牢记在心里，但是女人不一样——有人说离婚是一种解脱，可对我来说，心里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我把我们的全部积蓄一共三万块钱都给了她，因为我觉得她比我难——那种受欺骗的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心被抓在手里揉来揉去的感觉——所有幸福美满的我都不愿意看见，甚至于忆恨——痛苦和伤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有体会，这样的人才能在一起沟通和相互理解
文玉离开报社的时候，犹豫再三，终于给我留下一个呼机号。他说："如果我的口述发表了，有人与我有同感，愿意跟我联系，你就告诉他这个呼机号，我非常希望能帮你做些什么，能帮别人做些什么。人在被需要的时候才会有幸福感。"
文玉默默地坐着。从一开口，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其重感情也极其敏感的人，他时时表露着惆怅的情绪，他的感事伤怀无处不在。办公室里的空气也因此变得郁郁不开。
文玉已经在传达室门外等了我半个多小时。他是一大早从石景山赶来的，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早了很多。他个子不高，一张娃娃脸，眼镜显得有些大，使他看上去还没有摆脱书生气，但是比他告诉我的实际年龄——28岁——要显得年轻。他是一个区级机关的公务员。
现在我坐在这儿，好像已经平静下来了，其实我自己知道还没有。这种阴影一旦留下就很难抹掉。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有一天把我们这些人组织起来，或者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成立一个什么协会，我们互相帮助，因为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讲，我知道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可是现在并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破坏性有多大。而且，我自己就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才产生今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的破坏性经过正确的引导是可以转变成一种同样大的建设性。我真的希望你能做这件事。
说真的我实在不希望把这些都登载在报纸上，她和她的一家都住在这个大院里，环境很小，一下于就会被人认出是她，她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工作，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我对她谈不上恨，原来可能有一些气愤，但是现在我说不清楚，反正恨是谈不上。所以我还是不说这些了，让她看到了可能对她是一种伤害。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她。
走出法院的时候，我想我人生的这一页就这么轻轻易易地翻过去了。……其实那时候是3月份，立春很长时间了，但是没有春天的感觉，说灰暗吧，好像也不是，就是那么一种让人不舒服的黄色……有人说离婚是一种解脱，可对我来说，心里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非常非常难受。我老是觉得我们俩不应该那样。离婚那天她没有走，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结婚的那间房子里。俩人说得挺好的。实际上那天晚上我们还有夫妻生活，她正在来月经，我很不愿意，而且主要是我根本没有那个心情。但是她要求。……我记不清楚了，是当天夜里还是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说她有点儿后悔。我当时听了特别特别心动。因为法院要三天以后才领判决书，我想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要离婚了。她什么也没再说。她有几件事让我挺感动的。一个是她说的后悔的话。还有，离婚协议书是一人一份，她不要，她说："都放在你这儿吧。"我当时就有一种念头，她还会回来。我就把我家的钥匙留给她，谁会把钥匙给陌生人呢？她是春天离开的，冬天穿的厚衣服她一件也没拿。她说："也许我过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等我心里平静了，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再回来。"我告诉她我会一直等着她回来。这都是我们说过的原话。她还保证说她绝对不会去找别人，她心里已经容不下那么多东西，已经玩儿不起这种感情游戏了，她说即使她再婚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送他到楼梯口，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后说："你一定想办法别让人看出她是谁。"
回到北京以后，我什么都不想做。回想发生的这一切，我几乎觉得我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回来以后的第一个月，正好赶上捐款，我只给我自己留下几十块钱，我觉得够活了。就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受欺骗、受伤害、被愚弄……还要面对周围不知真情的人们，我都要一个人来扛着。凭什么？我是爱她，可是离婚不是我的错呀！
我们坐下，她说她没有办法，在北京没地方可以容她，只有来找这个人。我问她离婚的时候说过的话，她不开口。而且她说："咱俩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时候男孩的叔叔来了，劝我走，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以前你们没离婚，你有这个权利，但是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你没有理由勉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她说的所有的话不过就是为了今天的一个铺垫。那种受欺骗的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心被抓在手里揉来揉去的感觉，一切都不是真的，一切都不值得。我这些年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全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最重要的是我的一片心被撕碎了。我转身就走。就在那一刹那，我眼睛里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听见我身边很急很急的刹车声和司机的骂声。我没有任何感觉，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1998年1月10日，天气非常不好，似乎正是北京最冷的日子。早晨大约9点过10分，我匆匆走上台阶，这时有一个我已经在若干次电话中熟悉的声音不自然地响起来："是安顿吗？"
面对文玉的热切，沉默的是我。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受访者，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我仅仅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记者，我深感自己的力不从心。我不可能告诉文玉，像他这样的一大批人，几乎永远没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主要部分，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迫切地希冀或者说乞求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没有受到过伤害的人永远认为受伤者的痛苦是不正常的，所以我才会听到有人说："安顿采访的人都是有病的人。"甚至也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女人。我从无从解释到现在终于不屑于去解释，同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文玉讲出这一切。我的眼泪聚合在眼里，心理充满了委屈。也许在采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感受太过于女性，在我，这是第一次。我们对视了很久，我告诉文玉，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会坚持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会一直做下去，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做。
我在石景山工作，家住在海淀，早晨上班天不亮就走，往返路上要四个小时，特别辛苦，所以有时候我就不回家，住在石景山那边。可能我的确是关心她太少了，礼拜六、礼拜天都有课，不能陪她。所以我说，也不能都怪她，她太寂寞了。……我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我过去对她说过，我们俩结婚，只有她对不起我、没有我对不起她，后来她说，这回我们扯平了。我说不存在什么平与不平。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我们十八、九岁的时候，她为我有过一次宫外孕，差一点儿死了。那时候我年龄小、害怕、不敢面对这些、不敢承担责任，我没有去看她、也没有去找她。她指责我"躲得远远的"，我的确欠她的，欠的太多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让她过得好、过得幸福。
北京某职业学校毕业，现为国家公务员。
说真话我不希望她跟那个男孩，他们不合适，他承担不了她的生活。可是我记得在西安她跟我说："文玉，我不跟他我跟谁呀？谁还会要我？"
姓名：文玉
我的屋子里还跟从前我们没曼离婚的时候一样，家具、照片、随手用的东西，都没有变。也许有一天我会改变，但是不是现在。
刚刚离婚的时候，我还有个盼头，可是从西安回来之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孤独。我举一个例子。我很怕过节，任何节日，只要是放假的，我就害怕，就连星期六和星期日，因为那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也不想看到电视上有两个人亲亲热热的镜头，也不想见同学和朋友，所有幸福美满的我都不愿意看见，甚至于憎恨。所以我稳定下来之后，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类人是很危险的，自己受到伤害、心理负担重还不说，时间长了就变成特别有报复心。我就有过。那段时间我甚至想过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当一次第三者，让别人也尝尝我这个滋味儿。而且我还想过到一个人多的广场去搞一次爆炸，那种阴谋、破坏我全想到过。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不安定的人群。我们自己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一旦承担不了怎么办？幸福与快乐可以和别人分享，但是痛苦和伤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有体会，这样的人才能在一起沟通和相互理解。也许这样我们还可以更快地走出来。
文玉再一次停下。他慢慢闭上眼睛。我等着。过了有两、三分钟，他睁开眼睛，一张脸抽搐着，表情十分痛苦。
我不敢往下想。我甚至不希望我是已经真的站在家门口了。……我看着那种灯光，把车停在外面。然后我去了那个男孩的家，他不在。我的那种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我又去了他们单位，单位连一点灯光都没有。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家里了。……但是我还是告诉我自己不可能。
我是清晨到的，到她舅舅家才7点钟。我怕太早吵醒他们，就在外面等到8点多了才进去。她舅舅特别吃惊，说她没来。当时我的感觉很不好。我还是坐在外面，一个石凳，冰凉冰凉的，她在承德所有的亲戚都说没见到她，那种凉气从身体底下一直升到我心里，我想她可能是在骗我。在承德碰到了她表妹，小女孩叫我"三姐夫"，我难过，但是还是答应了。我不想让她的亲戚知道在我们之间有变故，我还是在维护她。
反正就是那么一写吧，她自己也说，我们从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不可能存在什么感情不合。法院也没问什么，双方都愿意离就判离。而且法院即使问我真正的原因我也不会说的。……就这样，离婚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就回到了北京。我在一个邮电所里给她姐姐打电话，她一听说我去了承德就哭了，她说："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她在我这儿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去了西安，跟那个男孩一起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