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南京有那种私家侦探，我想北京要是有可能我也会让人帮我找到他，找到他也不意味着要打扰他的生活，只是想对我过去的生活有一个交代，是对当年那个不圆满的结局的一个了结。当年是我太任性了。我觉得我不可能到北京来，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家庭差异很大，他的家庭要比我的优越，就是门第悬殊，而且我也有自卑感，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人呢，应当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可能我想的多了，别人也说过我的思想和年龄不相符。所以我没有呼应他。但是有很多事情我至今也非常怀恋。那时候我们的接触不算少。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哈尔滨有个中山宾馆，就在南岗的马家沟河边上，从他上学的学校后门出来就是那条小河，那是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
东北人，大专学历，曾在哈尔滨市某学校任教师，结婚后调入北京，在某公司做财务工作。
这么说吧，吵架他是肯定吵不过我，东北人嘴上都是厉害的……前些日子我知道北京有一个反家庭暴力协会，我就想，难道像我这样的命运的女人就只有忍着吗？……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办公室
我不是追求什么特殊的生活，跟着他也是挺不容易的。首先这个工作的辛苦就不是谁都能承受的。外地人在北京干什么都不容易，单位能接受我已经够好了。我记得就是你们的报纸，有一次对"北京人"和"北京的人"的探讨。我自己就很有体会。我的同乡很羡慕我，但是他们不知道我的感觉。在我们那边的人眼睛里我已经成为北京人了，可是在北京人当中呢，认为我是外地来的，就是那种"北京的人"，我在这个公司工作快10年了，我的同事说起来我还是一个外地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人始终没有被接受，走到哪儿都还是外地人。说实在的，他自己那时候找对象也挺困难的，北京人也不会嫁给他，不找我这样的他就只能回他农村老家去找。所以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实际情况下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有一天我洗澡，街坊的小孩看几了问我身上的那块伤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说是跟他打架打的；女孩子说："他这么对你，你还跟他过呀？"我说她还小呢，很多事情跟她说她也不明白，结婚不是两个小孩做游戏，打起来了就谁也不理谁了，结婚不一样，既然选择了家庭，就还是要尽量过下去。我原来相信环境可以改变人，我希望他有所改变，结果被改变的人是我自己，现在我反而要适应池，只有顺着他才能把日子过下去。所以我能做的我就多做一点儿、能不吵的时候就尽量不去惹他。可是我又觉得很不甘心，这样我不是就没有我自己了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把很多事情都看做是需要。他对我也有过性要求，但是我没同意。可能是我太传统，我一直认为，无论男人怎么想，女人自己必须自重。没有安全感的时候绝对不能付出那么多。如果我就那么轻易地给他，我觉得他就会以为我是一个轻浮的女人，即使他得到了也还是会看不起我。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就不保留什么了。我是通过结婚的方式进的北京。我哥哥和嫂子都在北京。10年前不像现在这样有什么人才流动，必须得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我嫂子说在北京给我介绍一个对象，那样我就可以调进北京。当时是88年，我也可以说是做了一个选择吧，是靠这种介绍的方式找一个丈夫进北京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给感情找一个归宿，终归我还是克服了自己那种浪漫想法，我说："嫂子你看着合适就给我介绍，如果我能接受我就会接受。"所以后来我嫂子就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丈夫，当然他也不是我到北京以后见的第一个人。
我现在就想，浪漫的爱情是爱情，过日于还是过日子，过日子只能是这样。他从来不甘我会怎么样，有时候抡起椅子来打，根本不管打在我哪儿，他说："反正我得先出气！"
我们结婚之前有人跟他说过，像我这样的人没准儿进了北京就会把他甩了。他也跟我说过，我当时跟他保证不会的。过了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当时他怎么想的。那天他跟我说："你知道吗？那时候你要是来了北京不跟我过，我就把你侄子弄死。"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当中就只有我哥有这么一个男孩，北方人说是"千倾地一棵苗"。我听了这个之后，特别害怕。这是个什么人啊？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我没想离开他，他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也没想跟他离婚，他怎么能这么恶呢？
左秋的样子好像是在思考还有什么需要讲出来。一个问题索绕在我的脑子里，是什么使她对人性如此失望？从她的经历来看，她几乎没有过什么特别的情感经历，而且初恋至今还留下一个如此美好的印象，那么，是什么使她坚信她没有可能再获得一份至少能舒服一些的情感或者婚姻？在左秋几乎已经准备结束谈话的时候，我问她，一个这么不如意的婚姻持续了这么多年，就没有过一个男人给过她希望或者说令她心动吗？她重新在椅子里坐下。大约想了一分钟，然后很深地叹了一口气。
左秋的话让我想到了很多受访音对我说的类似的话，他们的这种带有认同意味的话中也间接地反应出大多数人对记者这个人群的认识，曾经有受访音说过，在他们眼中，相当一部分记者足非常功利也非常没有同情心的，当我自己还不是一名记者的时候，也曾经对一些记者的倨傲与霸气作常厌烦，因此，我也非常庆幸，作为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群中的一分子，能够有机会被像左秋一样的人接纳、有机会倾听他们讲述自己鲜为人知的隐秘，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情。
采访时间：1997年12月12日9：00AM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没有工作，每天特别盼着他回来，他回家了，我就觉得可有一个人说说话了，可是他没有什么可以跟我说，我的失落感就特别强烈。他有时候说话的方式特别让人不能接受。比如我刚刚生完小孩的时候，每天特别累，整个人就朦朦胧胧的，我家住的地方离单位特别远，早晨5或钟起床、5点半出发、7点半到单位，路上很辛苦，每天早晨起来急急忙忙地出门。那天我骑车太快了，和迎面的一辆吉普车擦肩而过，吉普车上的灰尘都蹭在我的身上了，真是挺危险的，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晚上回家我跟他说这件事。一般的丈夫哪怕说"你小心点儿啊"之类的责怪也能让人接受。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怎么不撞死你呢？傻乎乎的！"我当时就奇怪他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如果还认为我是他的妻子、他孩子的妈，他就不能这么说。我们又不是仇人！我就不知道他这种表达是什么意思。再比如，有时候说起什么事情，女人的语言比较细腻也比较琐碎，他就说："你们知识分子心多烂肺，哪儿有那么多想法呀？！"这就让我有一种伤心的感觉，不是说一把刀一下子把人扎死，是慢慢地让你难受。但是衡量各个方面，这个家还要维持下去，日子还得过。
——生活是一把伤人的慢刀
也许这是一个在婚的女人很难直言不讳的话题，左秋讲得很吃力，显然她是在一边挑选情节一边说。我一再地告诉她，没有完整的呈现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然而我明白，这么说也无济干事。
我们最大的矛盾就是这种不能交流。他可能也觉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是特别现实，他觉得我进北京还得是靠他。但是当时他也是选择了我，要是瞧不起我是外地人，可以不跟我结婚呀！
左秋重回她的初恋中，人多少放松了一些。
我一直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能够实现我到北京这种梦想，我来北京是借助于他的，我有一种报恩的思想，人不能没有良心，不能来了以后就把人家甩了；另一方面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又有很多不如意。
我们是一起离开的，一边走一边聊天儿。我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北京人。在没有成为北京人之前对北京人是很羡慕的，我就跟他说我哥哥和嫂子也在北京，我也去过北京。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我觉得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信。是他写来的。他说他也是偶然走到那儿，他说"如果没有你站出来我可能就会袖手旁观"，"确实是你的善良感染了我"。当时他把"袖"字写成了"神"，可能就是一，点儿笔误，我在信上给他描了一下。
左秋的再一次沉默告诉我，这个话题结束。她的目光有一些迷离，整个人看上去显得神不守舍。
采访结束以后，我和左秋真的成了朋友，我们常常通电话，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改变她的生活状态，但是我希望我是一个能让她暂时感到快乐的朋友。
我曾经想过如果他也喜欢我，我愿意为他放弃现在这个家庭。但是这对于我是一种两难的境地。我觉得男人非常的挑剔，如果我要儿子，他就不可能再有他自己的孩子，同时他也认为我带着一个累赘；如果我不要我儿子，他也不会要我，因为他觉得一个女人能舍得亲生骨肉，这个女人一定特别狠心。而且，他觉得自己虽然年近50岁了，但是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有几十万块钱、有房子，他希望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给他生个儿子。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就明白他是不会娶我的。但是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善解人意和温顺。
别人问我，都打成这样了为什么还不离婚？我就这么说，我不想离婚，有孩子是一个方面，我在北京没有亲人，离了婚我连个去处都没有。人家打工妹自己闯北京，可是我没有那个勇气。而且我儿子怎么办呢？我毕竟生了他，总不能让他没有妈。
这些年也不断地听到"情人"这个词，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个词特别美好，就是被那些不美好的人和事儿给歪曲了，变成了非常俗气的不正当关系的代名词。在我自己的婚姻使我非常苦闷的时候，我也想把这个人当成情人、我自己也给他做情人，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发现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而且对于我这种很看重情感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伤害，找情人和做情人的苦都没地方去说。
我不知道怎样安慰这个胳膊上还有伤、正在哭泣的女人，也无法想象当地拨通了心理咨询电活时，咨询员能对她说些什么。心理指导的前提是在外界条件尚好而自身付出现难于克服的障碍的情况下，改善接受指导方的心理环境，使之能够正常生活。但是在外界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心理指寺绝对不意味着教人逆来顺受，某种意义上讲，那样是在助长作恶。左秋的态度非常明确，她已经下决心要逆来顺受、要维持这个婚姻，人管她为了什么，是软弱还是出于母性，她都已经作出了选择，那么对于一个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心理指导的必要、又从何指导起呢？
有些事情是很伤人的，可是你要是说这个人有多坏，他也不是个坏人。打完人从来不道歉，嘴上不道歉，但是行动上也会有表示。每次我们俩发展到动手的时候，我都没有思想准备，就没有想到他会动手。他说："找抽是不是？"要再往下说话就是动手了。有时候一句话不合适他抬手就打过来。人的感受不能老是压抑着，我在外面已经挺难的了，回到家里来想有个人说说，他就老说："谁让你傻呢？"家的含义是什么？是可以放松的地方，我有了委屈可以回到家里来说。他是我丈夫啊。如果一个女人跟另一个男人倒苦水的话，那就说明这两个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朋友感情。我希望得到的是他的安慰，可是他给我的是什么呢？他连平静地听我说下去都不可能。
左秋把袖子往上推了推，让我看她的伤。
原来我觉得我的身体挺健康的，没有现在这么多毛病，腰疼啊之类的。我曾经到医院看过，因为我觉得特别疼，每次在一起一点儿分泌物都没有，皮肤都擦破了。医生检查了之后也没发现有什么病变，年龄也没有问题，医生说我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建议我去做心理调试，我曾经打过心理咨询热线电话，现在为了能减轻一些痛苦，就用一点儿润滑剂……我特别怕我们家那张床。生完孩子大概第30天，他就要在一起……后来我发现所有能接触到的皮肤都擦破了，特别疼……当时我的伤口还没有长好……我看过这方面的书，说两个人怎么怎么好，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第一次跟他在一起，触摸到那种很光滑的异性的皮肤，也觉得很激动……但是我生完小孩之后就没有过那样的幸福的感觉……我每天很累，可是他才不管这些。他就好像是那样一种人，只要他有这种需要就必须把这种紧张发泄出来，如果没有让他达到目的，他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种方式能让他对我和孩子好一点儿。每次我都是眼睛一闭，什么都不想。他是快活了，可是他不知道我有多难受，上厕所的时候我疼极了。我的身体素质也不如从前好了。我特别盼他回老家，他一走，我就觉得我可解放了。有时候我已经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就发现他在行动。他这种要求特别多。
年龄：35岁
左秋的声音听起来非常衰弱，这种感觉在后来听录音带的时候尤为强烈。她的眼中有一片幽幽的神往，使整张脸都显得格外有光泽。我想，再平庸的女人在回忆青春的时候也有几分美丽动人。我问："他是不是你的初恋？"她眯起眼睛，目光变得有些朦胧，然后点头。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男人，就是在96年，非常偶然。他比我大十几岁，70年代就离婚了，没有孩子，他是一家很大的报社的记者，资历很深。我跟我丈夫没有什么交流，同事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不可能对我怎么样，所以我对有文化的人特别敬重。但是到最后我们谈得很彻底、真正分手，我才明白，他也不是我希望中的那种人。
在河边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单位经常有出差的机会，我毕业回北京工作，出差到哈尔滨来的时候就住在这儿。"我说哈尔滨的宾馆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里？他说："这条河边是咱们常走的地方啊。"后来我不知道他实践了这个诺言没有，但是我只要一到哈尔滨，肯定会到中山宾馆去，到那个河边走走。同事都觉得挺怪的，但是就是因为当年有他这么一句话。我想找到他，问问他对那一段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但是我也知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所以我每次想假如他已经变得很淡漠了，我也不会大失望。我只是对我自己的过去情怀的一种交代，现在好比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没有结局，我就是想找到这样一个结局。
我觉得有时候死甚至是一种解脱，我死了，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谁怎么生活也跟我没关系了。而且我不想离婚也有另一个原因，谁能保证再找一个人就一定能过得好？也许还不如这个呢。
姓名：左秋
大约10点的时候，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你是安顿吗？"一个个子不高、微胖、脸色通红的女人已经走进来、站在门边上。她说她就是左秋。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通过电话里的声音，我猜想她一定很瘦削、脸色苍白，因为那种声音通过电话线是那么虚弱和颓唐。眼前这个左秋的脸上没有一丝不愉快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印迹，她实在是非常普通，从形象上看没有丝毫个性特点。她的红羽绒服、白羊毛衫以及梳成马尾巴的直发和描成细柳叶的眉毛，与走在北京大街上的任何一个7岁孩子的母亲没有任何不同。
而且，到了今天，我的更多的冲动，都是在心里。
我现在在部队的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35岁。现在的工作、家庭可以说都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老是有那么一种感觉，亲人和朋友都不在身边，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有一种孤独感。在这么一个大都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但是能够跟你说一些心里话的人非常少。何况在今天这种商品经济的环境里人们也不太相信这种交流的方式，所以我的孤独的感觉就比较深。我的知心朋友特别少，所以我就特别怀念过去的一些朋友。我来北京快10年了，我特别想找到两个人，我知道他们就在北京，但是联系不上。我来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写一些东西，如果他们看到了，可能就会跟我联系上。这两个人都非常特殊。
左秋的眼泪终于汹涌而出。她哽咽着不能讲话，脸也被痛苦扭曲得表现怪异。
如果不是你问，我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本来我只是想跟你说我想找到初恋的那个人，可是也许是我压抑得太长时间了，一坐下来，我就不知不觉地都说出来了。十年，我心里压的石头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左秋还是那样一种倘佯于回忆之中的浪漫表情，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听出来。她是非常清楚他们之间的一切的，她自己陶醉其中，但是她在心里陶醉着，似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于是我问她："这样听起来你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他又怎么会是你的初恋呢？"左秋的解释非常迫切。
所以我还是想说，我特别想找到在哈尔滨认识的那个人。我曾经设想，如果我再见到这个人，他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有没有可能重续前缘？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他不可能不成家，就算他没有家，我也未必能割舍我儿子。所以我找这个人更多的是想找一个精神寄托。虽然咱们都知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是不现实的，但是我觉得我的本意是把他当作一个好朋友，可以说说话。我面对的难题就是我怎样把握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也问我自己，是不是想把他当作一个情人？我觉得我不是，我只是很珍惜我那一段经历，也想给现在的精神寄托找到一个载体，我很清楚我不会像现在的那些新潮的小姑娘那样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
左秋因为还要赶到单位上班，没有跟我一起吃中午饭，她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饭时间，是下午两点多了。她执意不要我送她出门，我们在楼梯口告别。她说："你一定别写那个记者在什么报社，我们现在已经一点儿联系都没有了。其实我也个是想让你为我做什么，就是聊聊天儿．想和你交个明反我相信我的直觉，刚一看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很好接触，而且你穿的衣服也挺一般的，跟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儿。你要是那种特别傲慢的人，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么多。"
左秋的声调提高了很多。
午秋抽噎着。
1997年12月12日上午9：00，我按照约定在办公室等左秋。但是她迟迟没有出现，给她的单位打电话，一个极不耐烦的男声说"不在"之后立即挂断。我想也许她改变主意了。
那时候我在外地有工作和城镇户口，也有学历。开始介绍了几个人都是水平相当的，条件也比较好，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怕我调不进来。最后介绍的这个人所在的单位有很多北京的户口指标，可以把家属调进来来。这样我们88年10月结婚，89年的4月我就正式调进来了。正因为是这样，我对今天的生活总是一种矛盾的心态。当时我选择他的最大因素就是能进北京，我毫不否认，我在条件好的人中间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没有什么学历，家在南方但是当初我只是要求人老实、本分、诚实可靠就够了。要把自己的终生托付给他，肯定不能"剜到篮里就是菜"。那时候我觉得他的品质还可以，相貌也比我要好得多，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说。就是现在我们俩在一起，他也是显得比我年轻，这是无法改变的自然条件。
实际上左秋直到结束我们的谈话也没有讲明白第二个人的情况，那是一个曾经送给她一个漂亮笔记本的女孩子，姓张。从这一点也可以猜测，她首先更希望找到的是她讲述的第一个人。
左秋又叹了一口气。
我发现这样的女人也挺多的。不愿意离婚，日子又过不好。我们俩打架可不是一般的动手，我们同事都知道。前几天我这个胳膊这儿还乌青乌青的。
在哈尔滨的时候他送给过我一张贺卡，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精心选一张贺卡给他，但是都是寄不出去的。我很想写一篇东西叫做《无法寄出的贺卡》，也是对友人的一种思念。
我们在一间空办公室里开始谈话。跟每次与受访者谈话不同的是，左秋对她的叙述有很明显的设计，讲什么、不讲什么，她都很有分寸。其间有两次她都是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我的提问和有些像穷追不舍似的提示留下来，开始一个新的话题或者说她的生命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左秋的"口述实录"成了第一个以连载的形式出现的访谈录，而且我使用了一个总的标题，叫做《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三个瞬间》。
那就是一种很纯洁、很纯洁的关系。如果能够找到这个人，我很想知道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而且也很想了解分手以后他的生活。当然就算找到他之后我也没有想影响他的生活。你说我这种寻找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
我没有回答左秋的问题，我说她现在的这种不能释怀其实说明了她对那个人有一种别样的、近乎于爱情的感情，虽然最终并没有一个结果。她在我的追问里承认她自己"格外依恋这个人"。
其实左秋的本意只是讲述她的"第一个瞬间"。
左秋说她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谈话的，这显然和她在电话里表达的对于现有婚姻的不满有很大差别。也许她不愿意讲，也许她认为即使讲出来也无济于事，不能对她的生活有更多的实质性的改变。但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她的丈夫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他是否有什么看法。我的目的在于把左秋的丈夫自然地带入我们的谈话中。她想了想，没有拒绝。
我认识这个人还是很戏剧性的。85年的国庆节之后，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进修。那是个星期天，天已经冷了，我到哈尔滨城里去买电褥子。当时还不是很适应学校的环境，对周围也不熟悉，我是一个人上的街。等我买完东西从秋林公司出来，走到南岗（左秋把这个字念作：杠。）体育场的时候，看见好多人在看热闹。我也好奇，过去一看是一个女孩子坐在地上，头上在流血，裤脚也撕开了，地上有一些碎了的罐头瓶。第一感觉就是这儿打了一场架。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就有那种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女孩子给打成这样挺可怜的。我就过去说，我可以送她回家。我想把她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她的个头要比我大，我觉得很吃力，跟围着的人说："谁能帮一把呀？"后来就是这个小伙子站出来帮我把她扶起来，我们送她到省医院门诊，看了急诊，我记得医生态度特别不好，以为是家庭纠纷，说"打完了还送医院干什么"。后来她的男朋友来了，让我们去作证。我说我没有看见打架，我不能作证。那个小伙子也不同意去作证。女孩子的男朋友就有点责怪我们，说我们是怕被报复。我当时觉得从良心上讲，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就不能作证。结果我们帮了别人还落了一身不是。
在没有成为北京人之前对北京人是很羡慕的——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见相像的身影，都要过去看看，也都不是他——我的这种婚姻跟自由恋爱的不一样，这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我一直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我有一种伤心的感觉，不是说一把刀一下子把人扎死，是慢慢地让你难受——我没想离开他，他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也设想跟他离婚——我不想离婚也有另一个原因，谁能保证再找一个人就一定能过得好？也许还不如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把很多事情都看作是需要——对于我这种很看重情感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伤害，找情人和做情人的苦都没地方去说
我调进来以后就找工作上班了。我的这种婚姻跟自由恋爱的不一样，这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在选择的时候就已经限定了条件，就好像挑了一样东西是要用的一样。我觉得这个人除了文化水平不高以外还是可以共同生活的，而且我一直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我们真正生活在一起我才发现，我们在生活习惯上差距非常大，他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我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首先在饮食习惯上就完全不一样，不过现在我已经跟他一样了。再有就是我心里有一种压抑感，我们两个人无法沟通。我觉得不同的生活环境所造就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思想意识之类的都不一样，沟通就非常困难。比如我要是在他面前说一些唐诗、宋词或者贝多芬，他不感兴趣也不知道。他感兴趣的是他身边的人怎么样了，这些人我不认识也不想了解。我不敢说我多么现代，但是他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而且由于这个人的文化水平有限，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就显得很不明智。
性别：女
87年的时候我们都毕业了，当时我们闹了一点小矛盾，谁也没留地址。这些年我觉得很歉疚，如果找到他呢，也不失为一个好朋友。那时候他跟我说过他家住在空军的一个大院里，我到了北京以后，也找不到他，那个大院也很难进去。而且已经过了十年了，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也不知道人家的个人状况，贸然地去找也不太合适，容易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这些年他也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就是找不到。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见相像的身影，都要过去看看，也都不是他。
我和这个人是在哈尔滨认识的，他是北京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第二学位。当时他说他所属的单位是航天部，在当时是个保密单位。所以后来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他的详细的工作单位，我还收到过他寄来的没写工作单位的信。这样我到北京来之后问过所有跟航天部有关系的人，别人都说不知道有这么个人。现在很多东西的保密程度已经不像原来那么严格了，过去的很多秘密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我打听这个人还是打听不到。
左秋忽然紧紧地盯了我一眼。
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能忍耐的人，再说又有孩子，但是有些事情是没法忍耐的我觉得我活得没意思，我感觉不到情爱，有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对他来说可能能感觉列快乐，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快乐可言。用他的话说就是"你是我老婆，我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他觉得从任何意义上来说这都是他的权力，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特别痛苦。
左秋的话题突兀地到了这里，把我吓了一跳。同时我发现其实现在才刚刚说到她最想找我说的话。她的眼睛里有了很浅的泪光，脸色也突然红了起来，声音也更加尖细。
她说她非常抱歉，因为迟到了。我说交通不好，反正我也要看一些来稿，等一会儿也没关系。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在想，要不别去了……走到报社门口我还想着要不就回去吧。不过跟你说好了……而且我也确实想找个人说说。"
这里又是一个两难，像他这样的人都很要面子，我拒绝他，他就认为我对他没有真心。其实我真的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除了性之外还有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而且我的婚姻生活也弄得我对性没有什么兴趣。所以，直到我们分手，我一直没有答应他做那些，我希望找的是一个精神寄托。
出于礼貌我给他回信。我还特意把那个错字给他指出来，我说我是做教师的，对这种错字特别敏感。我们后来的第一次见面是哈尔滨搞一个演讲比赛，那时候演讲特别多。我记得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关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当时哈尔滨有个学府路，就跟北京的学院路似的。我在一个辩论赛场碰见他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球看起来很大，其实还是很小的，咱们又碰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