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现代食物采集的技术已大大改善，社会中大多数成年男性已不再从事狩猎活动。他们以外出“工作”为补偿。工作虽已代替了狩猎，但却保留了狩猎的许多特点，包括定时从家庭所在地奔赴“狩猎”场。工作主要是男性从事的活动，他们因此有机会进行男性成员之间的交往，从事团体活动。工作需要冒险，需要制定策略。这些假性的狩猎者说，他们是“城市捕猎者”。他们的捕猎行为坚持不懈。据说他们是在“养家糊口”。
在明确的限度之内人们允许这些流血运动，当然并非无人抗议。然而在这个范围之外，对动物的任何残暴行为都被明确禁止，都要受到惩罚。不过历史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数百年前，在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里，常有如何折磨和屠杀“猎物”的表演，以此取悦公众。此后人们认识到，参加此类暴力运动会使人对一切流血形式麻木不仁。由此可见，在我们这个复杂、拥挤的社会里，暴力运动构成了潜在的危险。个人的活动地域狭窄，出头的机会亦受到限制，这种情况可能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所以长期积蓄起来的攻击行为有时宛如山洪暴发，异常猛烈。
考察一下阶级结构就会发现，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比中产阶级更热衷于打猎运动和赌博。只要把这些活动看成是狩猎基本冲动的表现，就会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工作已成为原始狩猎活动的主要替代物，这对中产阶级最为有利。就下层阶级的一般男性而言，他的工作性质很不符合狩猎冲动的要求。他的工作单调、重复、毫无新奇可言，缺乏对狩猎者至关紧要的挑战、运气和冒险因素。正因为如此，下层阶级和（不工作的）上层阶级的男性才比中产阶级的男性表现出更强烈的狩猎冲动。作为狩猎的替代物，中产阶级的工作就比较符合狩猎活动的功能。
迄今为止，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整个进食过程中的前几个步骤及其衍生的各种形式。在狩猎和宰杀以后，我们现在来谈谈进食本身。作为典型的灵长类动物，我们本应小口小口地吃个不停。然而我们并不是纯粹的灵长类动物。在向食肉动物演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改变了整个的进食系统。典型的食肉动物暴饮暴食，进食的间隔时间很长。很显然，我们的饮食习惯符合这种模式，从前狩猎生活的压力也要求这种模式。尽管原始的狩猎生活早已消失，这种倾向还是长期保留下来了。今天，只要愿意，我们回头采用灵长类动物的进食方式是颇为容易的。然而我们都恪守严格的进食时间，仿佛我们还在从事活跃的狩猎活动。生活在今天的千百万裸猿中，极少有人还保持着灵长类动物特有的分散进食的习惯。即使在食物非常丰盛的情况下，我们也很少一日超过三餐，至多也不超过四餐。很多人的进食模式是每天只吃饱一至两餐。有人可能会说，多食少餐仅仅是因为比较方便，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但我们还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论点。今天我们拥有十分复杂的机构供给食物，完全可能设计出一种有效的系统以便让我们一小口一小口地分散进食。一旦文化模式适应这一系统，分散进食而又无损于工作效率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这还可以使我们不必中断其他活动。现行的“正餐”制度必须长时间地中断其他活动。但是，分散进食的模式无法满足我们基本的生物要求，因为人类在古代就是食肉动物。
这种压制有两种例外，这两种猎杀行为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宽恕。一是已经提到的打猎运动，二是观看斗牛。我们每天要宰杀无数的家畜，但公众一般看不见这一场面。斗牛的情况正好相反。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观看，并通过斗牛士去体验猎杀的暴力行为。
乍一看，裸猿的进食行为是一种最为多变、随机性最强、最容易受文化影响的活动。其实在这里，某些基本的生物学原则也在起作用。我们已经仔细考察了裸猿的祖先是如何从采摘果实逐渐转变为合作捕猎的。我们知道，这一演变引起了裸猿进食行为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觅食变得日益复杂，成为精心组织的活动；捕杀猎物的冲动或多或少与进食冲动相分离；食物被带回固定的居所来享用；食物要进行更多的加工；每餐食量增多，间隔时间延长；肉食比例增加；贮备和分享食物成为惯例；食物由家庭里的男性提供；排泄活动逐渐改变并受到控制。
想轻松轻松时，这些假性狩猎者便到禁止女性参加的男性“俱乐部”去。年轻的男性容易结成带有“掠杀性”的帮派。从学术团体、社交联谊会、兄弟会、工会、体育俱乐部、共济会、秘密团体直到青少年团伙，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强烈的男性“兄弟情谊”，他们对团体非常忠诚。他们佩戴徽章，身着制服和其他身份标志。新成员入会必须举行仪式。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团体完全是由男性组成的就误认为他们在搞同性恋。这些团体基本上与性无关，而是与古代男性合作的狩猎群体有关。这些组织在成年男性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说明人类仍然具有祖先的基本冲动。否则，他们进行活动时就不必煞费苦心地排外，也不必举行烦琐的仪式，大多数活动也能在家庭中进行。妇女常常忌恨男人外出去“参加男性的活动”，认为这是对家庭的不忠。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她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悠久的男性集体狩猎倾向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它与裸猿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样，只是基本的生物特征，并和男女关系一样是演化的产物。至少在我们的遗传构成发生新的重大变异之前，它将仍然是人类的特征。
弄清了这一点，我们还需要特别说明口味的另一方面。这就是不可否认的、普遍的“嗜甜癖”。嗜甜癖不是真正的食肉动物的习性，而是典型的灵长类动物的嗜好。灵长类动物吃的食物成熟以后通常很甜。凡是带有这种甜味的食物猴子和猿类都很喜欢。我们也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很难抵制“甜食”的诱惑。尽管我们有强烈的食肉倾向，我们的裸猿祖先却表现出嗜甜的倾向，它们寻找特别甜的东西为食。我们喜欢甜味胜过其他几种基本味道。我们有“甜食店”，却找不到“酸食店”。特别是在丰盛的筵席上，我们常常是在吃完多道菜肴以后，还要吃些甜食。嗜甜癖就这样流传至今。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时要在两餐饭之间吃些零食（这是回到古代灵长类动物分散进食模式的一种行为），而且选用的总是灵长类动物喜欢的那类甜食，如糖果、巧克力、冰淇淋，或放糖的饮料。
狩猎本身是一大赌博，这是狩猎的基本特征之一。难怪今天高度程式化的赌博活动对我们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赌博与原始的狩猎和现代的打猎运动一样，主要是男性喜爱的活动；而且赌博同样有着必须严格遵守的社会规则和仪式。
和典型的灵长类动物一样，自愿吃素的人利用多种植物性食物来维持营养平衡。有些社区之所以流行无肉食谱，那是迫于食物的严重匮乏，而不是出于少数人伦理上的偏爱。随着作物栽培技术的发展和主要粮食作物的集中，一种低等级的效率在有些文化中便愈演愈烈。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使人口得以迅速增长，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依赖仅有的几种基本谷物生活，就会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这样的民族人口会不断地增多，但人们的体质极差。他们能勉强维持生存，但仅仅是维持生存而已。滥用文化进步开发的武器会导致侵略。同理，滥用文化进步开发的进食技术会导致营养不良。如果缺乏基本的食物平衡，社会也可能幸存下来；但如果要在人口的质量上求得进步和发展，社会就必须克服由于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不足而产生的普遍的不良后果。今天，凡是最健康、最富于进取精神的社会都很好地维持了动植物食谱的平衡。尽管获取营养的方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今日之裸猿的食物与他昔日狩猎猿祖先的食物基本上还是相同的。我们又一次看到，裸猿的变化看起来很大，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强烈的嗜甜癖可能使我们陷入困境。食物中有两个因素很有吸引力：一是富有营养，二是味道可口。在自然环境中这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可是在人工食品中这两个因素可能相互分离。由此就可能出现危险。毫无营养价值的食物只需添加大量的代糖剂就可以变得非常诱人。如果它们诉诸我们灵长类古老的嗜甜弱点，尝起来“特别甜”，我们会狼吞虎咽，用甜食塞满肚子，不再吃其他的食物，于是，食谱的平衡就被破坏了。对正在发育的儿童尤其如此。前面有一章曾经提到，最近的研究表明，一到青春期，少年对甜食和果香的偏爱就会很快消退，他们喜爱的味道转变为花香味、油腻味和麝香味。儿童容易沾染偏爱甜食的弱点，事实上正是如此。
成年人则面临另一种危险。成年人的食物一般都味道可口，比自然界里的食物鲜美得多，因而食物的色香味就急剧增加，食欲反应受到过度的刺激。结果，许多人身体过胖，健康受到损害。为了避免上述危害，我们发明了种种离奇的“节食”养生法，劝告“病人”要注意吃这吃那，少吃这少吃那，或者进行各种锻炼。遗憾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少吃。这个办法非常灵验。但是，由于节食者处于美味佳肴的包围之中，他很难坚持很久。身体过胖的人还有另一个并发症。前面我已提到移置活动——精神紧张时缓解情绪的琐碎的、毫不相干的行为。我们看到，移置活动里有一种十分常见的形式就是“替换进食”。紧张时我们会小口小口地啃东西、喝饮料。这有助于我们放松，但也促使我们长肥。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替换进食是“琐屑的”，所以我们常常有意选用甜食。长此以往，就会引起众所周知的“肥胖焦虑症”。我们会看到，熟悉的、滚圆的轮廓在焦虑不安的人身上慢慢地出现了。对于这类人，只有改变他的其他行为，消除产生紧张的原因，减肥活动才能奏效。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口香糖的作用。口香糖似乎完全是替换进食的一种手段。它提供了必要的“专职”要素，能消除紧张情绪，又不会使人吃得过多而影响健康。
既然提出了味道的问题，就应澄清有关我们如何接受味觉信号的一些误解。我们是如何品尝食物味道的？我们的舌面并不光滑，布满了乳突，上面长有味蕾。每个人大约有1万个味蕾。到了老年，味蕾逐渐退化，数量也逐渐减少，所以会出现味觉退化、挑剔食物的现象。奇怪的是，我们只能对四种基本味道做出反应：酸、咸、苦、甜。一旦舌头接触到食物，食物中四种基本味道构成的比例就被记录下来，综合形成食物的基本口味。舌头不同的部位对四种味道的反应也不一样，只对其中的某一种味道反应最强烈。舌尖对甜味和咸味、舌边对酸味、舌根对苦味特别敏感。舌头作为一个整体还能辨别食物的质感和温度。除此之外，舌头就无能为力，没有其他作用了。更细微的种种“味道”实际上不是尝出来的，而是闻出来的。食物的气味扩散到鼻腔内，里面长有鼻膜。我们说某一道菜味道鲜美，实际上是指菜尝起来、闻起来很鲜美。一旦我们患了重感冒，嗅觉就大大降低。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这时会说食物没味。事实上我们的味觉还是同样灵敏，只是嗅觉出了毛病。
今天的工作尽管已取代了大部分的狩猎活动，但仍不能完全消除以更为原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基本冲动。即使狩猎活动已失去了经济意义，它仍然会以各种形式继续下去。捕杀大猎物，猎取牡鹿、狐狸、野兔，用猛禽捕鸟，钓鱼以及儿童的打猎游戏，等等，无一不是原始狩猎冲动在现代社会的表现。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我们的祖先灵长类动物不吃肉也能生活，我们不吃肉也应该能够生存，我们变成食肉动物完全是迫于环境；既然我们已经能按自己的意志精耕细作、控制环境，我们就应该恢复古代灵长类动物的进食模式。这种观点从本质上看是素食者（或像某些信徒自诩的果食主义者）的信条。完全不吃肉是很难办到的。人类食肉的冲动已变得根深蒂固，一旦有了吃肉的机会，我们是不愿放弃这种进食模式的。素食主义者很少只用个人的喜爱来解释选择食物的理由，这一点耐人寻味。相反，他们精心为自己的素食行为搜寻各种理由，其实，许多理由在医学上不准确，在哲学上自相矛盾。
这一切变化都是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形成的。尽管近年来技术飞跃发展，我们仍然坚守这些进食习惯，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诚然，上述习性受到种种时尚的冲击，但是它们似乎并不完全是文化的产物。就我们今天的行为来看，这些习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人类根深蒂固的生物特征。
有人认为，今天人们参加这些活动的动机与其说是要追捕猎物，毋宁说是要击败对手。身陷绝境的困兽犹如我们最仇恨的人，我们希望看到这种陷入绝境的困兽。这一看法无疑有其道理。至少对有些人说来是如此。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待这些活动模式，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只能对现代狩猎活动做出部分解释。“运动型狩猎”的本质是要公平地给猎物以逃跑的机会。（如果猎物只是仇敌的替代物，为什么要给它逃跑的机会？）在打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猎手要给自己制造困难、设置障碍。本来猎手可以舒舒服服地使用机关枪或其他更加致命的武器，然而那就不称其为狩猎“游戏”了。重要的是要有难度挑战，复杂的追踪和巧妙的谋略才能给猎手以报偿。
为什么要加热食物而且还要趁热吃呢？考虑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有利于模仿“猎物的体温”。我们已不再生吃刚刚宰杀的动物，但是我们肉食的温度与食肉动物的食物的温度基本相同。其他食肉动物的食物是温热的，因为它还没有变凉；我们的食物之所以是温热的，则是我们重新加热的缘故。另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我们的牙齿不够锋利强健，只得用烧煮来使肉“变软”。但这仍不能解释我们趁热进食的原因，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加热许多种不需“煮软”的食物。第三种解释认为，提高温度可以改善食物的味道。烹调时我们加上各种各样的作料，使食品的味道更加鲜美。这与我们后来获得的食肉习性无关，而是与我们更古老的灵长类动物的进食习性紧密相连。典型的灵长类动物的食物品种繁多、味道迥异，远比食肉动物的食物爽口。食肉动物在完成追猎、捕杀、准备食物的复杂过程以后，实际的进食十分简单、粗暴。它狼吞虎咽，囫囵吞下。猴子和猿类却不一样，它们对各种味道的食物非常敏感，细嚼慢咽，逐一品尝，细细玩味。我们加热食物，加上作料也许是想回到灵长类动物挑剔食物的本性上去。这也许是我们避免向地道的血腥食肉动物转变的一种方法吧。
现在来看今日裸猿所吃的种种食物。我们的食物种类繁多。一般来说，灵长类动物比食肉动物的食物范围要广泛得多。后者食物专一，前者是食物机会主义者，有啥吃啥。例如，对大量的日本猕猴进行仔细的实地考察后发现：它们所吃的植物多达119种。其形式有花蕾、嫩尖、叶片、果实、块根、树皮。不用说它们还要吃种类繁多的蜘蛛、甲虫、蝴蝶、蚂蚁和虫卵。典型食肉动物的食物虽然更富有营养，但种类却要单调得多。
谈过狩猎以后，我们转向觅食模式里的下一种行为：宰杀猎物。工作、打猎和赌博等替代活动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宰杀行为。打猎运动中的宰杀仍以原始形式出现。然而在工作和赌博中，宰杀已转化为象征性的胜利，缺少暴力行为。所以宰杀猎物的冲动在今天生活中大不如前。不过在男孩的嬉戏（其实并不是那么轻松的）活动中，宰杀冲动会反复出现，其规律性令人吃惊。但是在成年人的生活中，宰杀冲动则受到文化强有力的压制。
人类在以狩猎为生的时候，就已经享受了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精华。我们既增加了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又没有放弃原来灵长类动物的杂食性。在最近几千年中，获取食物的技术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基本状况却依然如故。就我们所知，最早的农业可以粗略地描绘为“混合农业”，养殖业和种植业并行发展。今天，我们已能有效地支配动植物环境。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是两种食物并举。为什么我们没有偏废其一？答案似乎是：人口密度在日益增大，完全依赖肉食会出现数量不足的危险；反之，如果完全依赖农作物则会危及食物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