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摇了摇头。“你为什么这么做？”
“什么意思？”
“你给我吸的是什么？”
“我不想待在你的城市。我想待在我的城市。我的城市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不能待在我的城市？”
“我要打一个电话。”她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有几个理由：要想找到电话，她需要走进酒吧，很可能要问一问酒保电话在哪里。接电话的朋友会被她说话的方式吓一跳，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而且她还和一位刚刚认识的危险的英国知识分子在一起。这位朋友会要求与酒保通话，我们会陷入麻烦——可是我要确保我们两人都不会有麻烦。
“哈维。”她说。
她走了，有几分钟我感到解脱了。然后我开始担忧，她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一想到这个，我就坚信司机会绑架、强奸或杀害她。我完全可以想象车里发生的事，好像我就在现场，好像她能从反光镜中看到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注视着她，她僵硬地坐着，脸色苍白，抓着她的包，车子穿行在失去了方向的陌生的城市里。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几天内布劳涅森林里会发现——她的尸体——衣不蔽体，如他们所言。我多么愚蠢，竟然没有查看司机的驾驶牌照。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想找到一个僻静之处悄悄爽一下。在一个小公园里有太多的母亲和小孩，他们会把我们当成吸毒者；在另一个公园里有太多的年轻人，我们又觉得他们是吸毒者。到处都是窗户和眼睛。最终我们发现了圣马丁运河边的一张椅子。这里显然是嗑药的好地方；旁边的椅子上有一对情侣正在吸大麻。我装满烟斗时，玛丽又说了一遍，她以前试着抽过几次大麻，但大麻对她不起任何作用。
“不。不可能。”
“哦好吧，希望这次可以。”我说。虽然我们头一天晚上才认识，但我和她在一起非常放松，或许是因为我对她没有性欲。部分是因为她抽烟，部分是因为我在英国有一个女朋友（当然我不会和她提到这个）。我不知道她对我是不是有性欲。也许没有——很久以前我就对哈维在这方面的意见不以为然了——不过我觉得她对我是好奇的，因为我和任何一个巴黎男人都迥然不同。这是她与一个四十岁的知识分子度过的第一个下午，这位知识分子并没有任何真知灼见可以分享——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对夜店和毒品。我点燃了烟斗，吸了两口，递给她。尽管她烟不离手，对大麻却束手无策。
“啊，他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
“我需要打一个电话。”她说。我意识到她并不像她昨晚表现的那样，并不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自由灵魂。她说这句话时，她说她想打一个电话时，我发现她是晚上花很多时间煲电话粥的那种人，在电话里与那些有男朋友又住得很远的女友聊天。我能感觉到那种孤独，那种臭麻式的孤独，正在淹没她。同时，她也看到我身上的某种东西。
“是的。臭麻。非常强效的大麻。你只吸了一点点，不必担心。”我挽着她的胳膊微笑，很像是一对般配的巴黎情侣在散步。如果我们能顺利度过下面几分钟，我相信我们会找到乐趣。我们走了没有多久，玛丽就说她想坐一会儿。路边有一个咖啡馆，我们小心地过了马路，坐在外面的一张桌子边。
“爽到爆。”我说。
“你看这样如何？”我说，“你坐在这里，我去给米米打电话。她认识我们两个人。她会安抚你。”玛丽摇了摇头。她主意已定，站了起来，去打电话。我左右摇摆，既想直接拦住她——这会让她更加恐慌，很可能会引发混乱——又想……
“午饭后给我打电话。”我们吻别时，她说道。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并不是为 工作，是不是？”
“谁说我是知识分子？”我说。
“做什么？”
“它能让人进入‘奇异地区’。”我说，“你知道，这个城市的梦幻空间。”
(2) 尤金·阿杰特（Eugène Atget，1857—1927），法国著名摄影师。
“巴黎。在一家咖啡馆。一家很不错的咖啡馆。”我说，“一家巴黎式的咖啡馆，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走路分散了玛丽的注意力，让她没有意识到她的感觉有多么怪异。她坐下以后，就没有什么可以分散她的了。
“我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她准时出现了，下身穿黑色迷彩裤，上身穿一件浅色T恤，前胸写有日语。我们喝了一杯咖啡（这是那一天中我的第四杯）之后，她问我想做什么。我说如果我们嗑药的话，那会有助于我的研究。玛丽很高兴一试，尽管大麻对她不起任何作用。
“我写的当然是。”
“你昨天写在这里的。”我说，她似乎没有注意到已经干了的血迹，我松了一口气。她从包里拿出一支圆珠笔——就是昨天晚上用的那支——试图勾掉她的名字和号码。不幸的是圆珠笔没有油了，她把它当成凿子，把连同她的下面三四个号码一起切掉了。这是一种自我毁灭，无异于自杀。看见这些电话号码，她又有了一个主意。
“为什么我的号码在这里？”
我回到桌前，记下了她说过的一些话，万一有一天我需要把今天发生的事写在书里。我能清晰地看见车里的她，看见司机的眼睛，看见车加速驶过时窗外的霓虹灯。车已经行驶了一段时间，但是她的公寓仍在远处。她不知道她在哪个区。每个地方都像别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像任何地方。我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在那里她的名字和电话被划掉了。看见那褐色的血迹，我想起滴在运动鞋上的鲜血。我低头看了看我的鞋，它们太脏了，模糊不清的血迹只有法医才能鉴定出来。我特意用英语问了问侍者我们在哪里，现在是几点。我让他在我的巴黎地图上指出我们的所在地。我确保他能记得我。我的嘴干得冒火。
我们又向前走了一会儿，不太知道我们身处何处，吸食臭麻后，人会完全失去方向感，甚至会引起心理的恐慌。我能看见每样东西，但我看见一样东西后，马上就看见另一样，也就是说每样东西其实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离开了运河，走在一条车流汹涌的马路上，车子停下，行驶，即使是移动的车也是静止的。阴郁的天空稍稍放晴了一些。我走进一家商店，玛丽等在门口——我们渴极了——我去买了几瓶依云水。
“你给我吸的是什么？”
“不是，但我——”
(1) 原文Skunk，臭鼬的意思，俚语中指一种非常强效的大麻。
“不必担心。好好享受。”
“是什么感觉？”
“请听我说，”我说，“相信我。我知道你无法相信我，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保证你不会有事情。”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没有缩回去。我握着她的手，就像握着一个受伤之人或垂死之人的手，一点也不像握着巴黎咖啡馆里一个年轻女人的手，而我差点还想追求她。我说话的时候，她似乎在听，但我一停下，她又恍惚起来。
“这是你说的对白，”我说，“你一边揪起某人的西服领子，把他往垃圾乱扔的小巷的墙上按去。这是一句应该用呵斥语气说出的对白，你的脸贴着你呵斥的对象。‘谁派你来的？谁派你来的？’”她对我这简短的发言没有什么反应，我又假笑着加了一句，“是 派我来的。”
“他们是我在巴黎认识的人，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见见的一些人。”
“我们在哪儿？”她又说。
“你很邪恶。”她说。臭麻是这样的：它呈现出普通吸毒者的疑惧，又把它提升到一种令人眩晕的表现主义的洞见。你能清楚地感觉到那种疑惧，即使是在没有威胁或危险的环境里，臭麻也会让你有这种体验，一种纯粹的原始的体验——一般来说是恐惧——不需要和外部现实有什么联系的恐惧。至少我以前是这么想的。从此我不再抽臭麻，因为它让我又疑又惧。
离开之前我给米米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她说她会给玛丽的公寓打电话。我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就接着研究我的人行道。我沿着波平考特街（我以前在那里住过）和巴斯福瓦街走到夏朗尼街，很奇怪，街上没有什么人。街角上的那座建筑自从阿杰特(2)的时代就没有翻新过，像是被鬼魂占领了。记住瓦尔特·本雅明(3)对阿杰特的评价——他拍摄的巴黎像是犯罪现场——我沿着凯勒街走到罗格特街。已是黄昏时分。路人行色匆匆，有的走在回家的路上，有的刚刚出门，有的只是闲逛。酒吧和咖啡馆的前廊坐满了抽烟喝酒的巴黎人，街道也熙熙攘攘。我很高兴回到人群，加入到人流之中，我看着商店橱窗，向巴士底狱的方向走去。
“你写的根本不是什么指南。”她说，绿眼睛里有一种茫然的领悟。
1999(1)年4月我在巴黎住了几天，为《Time Out城市指南：巴黎人行道》这本书做“人行道”的研究。我研究的人行道在第十一区，九十年代早期我在这里断断续续住过一段时间，不过这次我和朋友哈维及米米住在第八区，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正对着总统府。我到的那天晚上他们为我接风，哈维说，他邀请了一位新朋友，一位名叫玛丽·罗伊的年轻美女。
米米打开一瓶红酒。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和她说了更多的细节。我强调这件事里滑稽的一面，让她注意到我的行为是多么正确。总之，我把它轻描淡写了。米米坐在沙发上。她的脚指甲涂了一层可爱的淡绿色指甲油。我脱掉鞋子——因为种种原因，我一天都在长途跋涉——我把脚伸到对面的咖啡桌上。从这个低的角度望去，我能看见一轮新月挂在总统府的上空，仿佛是伊斯兰共和国宣布独立了(4)。米米站起身，放起一个老男人唱的阿拉伯语歌的唱片，加深了我的这个感觉——那是一曲牧羊人的挽歌，我想。她狠狠地擦干头发，把毛巾挂在浴室里，又坐回到沙发上，两条腿缠绕。她的头发还是湿的。我又倒了一些酒。我看了看时钟——快到深夜十二点半了——这时电话铃响起。
“有感觉了吗？”我问。水太凉了，我的牙一阵刺痛。
“大麻。只是大麻。”我说，不过这是不是真的还有待商榷。很多人认为臭麻是转基因产品，因此会抵制它。
“听我说，它只是大麻。不管你现在感觉有多么奇怪，它对你的身体是没有副作用的。假如我给你的是一片药，你开始感觉异常，我就会担心它有没有副作用。但这只是大麻啊。它对身体是无害的。它只是进入了你的脑子。你只要放松，随它去，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的笔记本放在桌上。她拿起来，开始翻看笔记本上潦草的记录，是我为《Time Out城市指南：巴黎人行道》一书做的准备工作。我的字迹很乱，没人能认出来——有时候我自己也认不出来——但是她专注地盯着每一页看。
玛丽到了，她不是米米的那种美，但是非常迷人。她个子很高（有六英尺），一双宁静的绿眼睛，一头黑发，以我那经常去廉价剃头匠（五十卢比，在果阿）店里的眼光来看，她的发型应该很昂贵。她打扮成太空站加油处的工作人员——裤子面料是一种防热耐冷的高合成纤维，上面全是口袋——她是典型的巴黎人，喜欢激烈的辩论。吃饭的时候，我宣布自己“完全支持北约，百分之百支持轰炸塞尔维亚”，她发现“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竟然会说出那样愚蠢的话——更不要说真是这么想的——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不知道。什么街……”我环顾四周，看不到一个标志。
“我当然是为它工作的。”
“你把我写进小说里了，是不是？”她说，每翻看一页都进一步证实了她的怀疑。我在心里假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她也摇了摇头，翻到最后一页，上面有电话号码。
“给我吸那玩意。”
“是的。”我说，然而它也可能是警察打来的，事情很严重。
“为什么？”
九点钟，我去“保罗家”餐厅和一个朋友吃饭，然后坐地铁回到第八区。我进入香榭丽舍大街，一个宪兵拦住我问我去哪里。这是常事，因为这里离总统府很近。我镇定地解释说我和朋友住在一起，就在20号，他挥了挥手放我过去了。
米米穿着白色浴袍打开了门。她才洗完头，用一条厚毛巾裹住头。我真希望玛丽这时候已经打过电话了，但是她没有回复米米给她的留言。我建议再打一次电话，米米说不要担心，玛丽早上可能会打电话过来，可能会有点尴尬，但是完全不会有什么事情。
“你对我做了什么？”
“因为我昨天遇见了你，而且我觉得你很酷。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研究我的人行道。我觉得会很开心。”她摇了摇头，这是一个公道的回应。很显然，她不开心。一点也不。她不知道她在哪里。不知道她是谁。臭麻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最初的二十分钟，会带来极大的混乱。这就是为什么喜欢它的人们——像我这样的人——会喜欢它。
(4) 伊斯兰共和国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毛里塔尼亚四个伊斯兰国家国号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国旗上都有新月的符号。
“就是大麻。”
“你想喝点什么？”我说。
无论如何，一切都晚了。她正走进门。我看见她消失在咖啡馆的后面，没有与酒保有一句交谈，我松了一口气。她走了，我才意识到我费了多大的努力想表现得正常和有理性。我能感觉到那种保持镇定的努力简直是物理性的，极度紧绷的，就在我的脑子里。我想表现正确——做正确的事——另一个我却感到有点恼火，因为下午的研究就要泡汤了。
她抽烟很凶，比烟鬼哈维和米米抽得还凶，但是这不妨碍我喜欢她。晚餐之后，我喝多了，把酒杯摔在了地上。我们收拾玻璃碎片时，玛丽割伤了手指，几滴血落在了我脚上那双已经磨坏了的运动鞋上。她在卫生间里用冷水洗完手后，我把邦迪缠绕在她细长的手指上——一种暗示了婚姻的可能的动作，虽然它是一种医学上的动作。我们之间的气场变了，变柔和了，我们约好明天见面，一起研究我的“人行道”。她把电话号码写在我的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留下了模糊的血迹。她的笔迹醒目而清晰。
“我们在哪儿？”她说。
“这是我喜欢的城市版本。”
“你不舒服？”
“谁派你来的？”她很突兀地说，带着强烈的语气，听上去像是惊悚片里的一句对白。
(3)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重要作品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
“吸进去。”我边咳边说，“尽可能地深吸一口。”她试了一下，把烟斗还给我，一边把烟喷了出去。我大大地吸了一口，又把烟斗递给她。一艘驳船正穿过运河上的一个水闸。要想顺利通过这些水闸，需要耗费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运河旅游的乐趣完全被剥夺了。我很高兴我刚嗑过药，坐在这里观看，而不用加入到那个没完没了的痛苦的水闸之旅，但是我宁愿自己没有看到它。我很快就兴奋起来了，这真让我吃惊。
“怎么了？”
“我觉得奇怪。”
第二天下午，哈维要离开巴黎去马赛看一个朋友。在他去里昂火车站的路上，我们在十一区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之前的一上午我都在这里研究我的人行道。哈维坚称玛丽渴望与我上床——他对所有他介绍给我的女人都是这样的评价。我坚称——我总是这么坚称——他是错的，还有，在所有他介绍给我的女人当中，我只想与其中一个上床，那就是米米。和他分手以后我就给玛丽打电话，约好在奥贝康夫大街上的“煤炭”咖啡馆见面。
“在所有的巴黎人当中，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会有这些号码？”
“我觉得会很开心。对我的工作也有用。”
侍者走了过来。臭麻让我很兴奋，再加上我今天喝了太多咖啡，已经躁动不已，但我还是点了两杯咖啡。侍者走了，脸色看上去十分苍白的玛丽问我：“为什么是我？”
“很难形容。就是嗑药的感觉。和别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走了几分钟，在一家咖啡馆门口停下，他们刚打扫过地面。空气中充满氨水的气味。我点了一天中的第六杯咖啡，我去了卫生间，我不敢抬头看对面的镜子。我的阴茎急剧地萎缩了，当我紧张的时候，当我嗑药的时候，当我喝过量咖啡的时候，就会这样（今天是三毒俱全）：只剩下皱成一团的包皮，撒尿很困难。撒完之后，又淅淅沥沥很难止住。我应该和她一起上车。我的脑海里不断地重放那个瞬间，在那个瞬间我本可以有另外的做法，但结果总是一样的。
她摇了摇头。侍者端着咖啡走了过来，我们两个都不想喝。他看了看玛丽，我觉得他看出了什么。我已经灵魂出窍，但是我强打精神想表现得正常，说正常的话，做正常的事，努力去安慰她。
“没有。你呢？”
几分钟以后玛丽回来了。她出来时，也是一天里太阳头一回出来。她没有打电话，她什么电话号码也不记得。很好，我想。小小的福音，感谢上帝。既然坐着不会让她好受，不如接着我们之前的散步。我在桌上留下四十法郎和没有碰过的咖啡，我们站起身。不幸的是，散步又遇到了新问题。她眼角的余光总能看到一些东西——一只没有尾巴的黑狗，肉店里挂满了粉红色的鲜肉，一家希腊餐厅正在烤的羊肉串——都是她不喜欢的东西，都是让她害怕的东西。其中一件东西就是我。我猜，这就是她为什么说她要叫的士。这比她想打电话时我面临的两难更难了。她可能吓坏了，但在我的监护下，即使她很难受，也不会真出什么事。不管她多么难受，她最好在我的保护下。我脑子里想着这些，她已经招来了一辆的士。的士停下。她打开车门，钻了进去。我本应该把她从车里拉出来，或者也进到车里，但是她就在车里，我就站在路边，我什么也没做。我弯下身，看了看司机。她把车门拉上，他们开走了。一分钟前的士还在那里，一分钟后那里已经空了，只有浸了油渍的马路和对面的商店。
“你感觉到什么了吗？”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