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太熟悉一样东西时，往往会对它视而不见。”我说。此时我们坐了下来，欣赏风景，完全不会对它视而不见。不远的几码处是一个细长的风能驱鸟器。我们决定把它照搬到黑岩城的沙漠里，作为一种原始主义的雕塑。但是圈圈没有带相机，我带了笔记本，却没有钢笔或铅笔，我们努力想靠记忆力重建它的构造。它的组成……不幸的是我们不记得它是怎么做的，不用说在黑岩城我们没有造成它——或是和它相似的任何东西。考查完驱鸟器后，我们有时间去沉思散步途中学到的一些基本知识。
我们坐在山妍露台度假村漫溢的池塘里，我的眼前所见让我想起我记忆中的场景——考安西瀑布——想到它，我便意识到有一样事情其实是那么显而易见：无边的池塘是人工的，一种模仿瀑布效果的建筑，正如考安西瀑布（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格里高）的效果。
几个月后我们到山妍露台度假村时，我的后背完全好了。我恢复了阳刚之气，不再感觉自己是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或是后背受伤的老年神。我和格里高发明了一个游戏。我们站在池塘边，来回扔一个网球，我们站在有水漫过的池边，要轮流接住球。这是一种新游戏，让竞争变成了某种合作。最重要的是，不要丢球，不要脱手，不要打空。假如你扔过去而对方没有接住的话，你们都输了。你们要么都赢要么都输。这意味着扔球的人要非常准确。假如扔球人扔的球太容易接住，接球者又会感到无趣。接球者想接住了不起的球。我们把球扔来扔去，难度越来越大，有时候直接扔到他的脸上或者到了他能接住的极限。你接球的时候要确保不要向后倒去，尤其是当你在无边的边界时。我们悄无声息地做这个游戏，别的度假者或是游泳者就不会抱怨。事实上，我觉得他们很喜欢看我们。他们的头像温布尔登网球赛的观众一样左右转动。我们成了风景的一部分。当然，圈圈在看我们。她的男人不是一个后背受伤的老人，他是一个喜欢卖弄的男子汉，他的后背上有一块不吉利的扭伤的肌肉，但他镇定自若。
(4) 约翰尼·哈里戴（Johnny Hallyday，1943— ），法国摇滚教父。
“我看见了风景，”我说，“我观看了风景，但我并不能投入到观看这个行为当中。”
(8)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
从这个无边的边界上，我们能看见下面池中的人们，躺在岩石上的，游泳的，很多人并没有发现上面有人。有一个人发现了，他就是那个扎雷鬼辫的以色列人，我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吃力地爬进下面的那个山洞。他从我们左边的几块岩石里又冒了出来，用他的凉鞋带把他自己吊到上一层。仿佛上面有一个神。只是我们知道有人爬到了上一层，十之八九正在从另一个更高的无边的边界看着我们。关于奥林匹斯山的神，你会忍不住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神。尽管他们全知全能，但他们肯定也会感觉到在奥林匹斯山之上还高耸着一层超高地带，他们的来来往往被诙谐地施虐式地冷眼旁观；他们也不过是玩物，是宇宙的网球，被拍来挡去。而且，神们也输了乒乓球比赛，他们在关键的比分上激动地哽咽，后背疼痛难耐，还被成千上万种病痛折磨——拉伤的肌肉，扭伤的脚踝，感冒——都是人所难免的。
很多年前在加勒比海，我和几个朋友乘船从安圭拉岛到宽边帽岛，是海中央的一块大岩石岛。这个岩石岛上除了鸟粪和灯塔以外什么也没有，每隔两周会有一条船带着供给和灯塔的新值班员——也许正确的词应该是“全体船员”或“小组”——驶到这里。我们到宽边帽岛之后，走了半里路就走到岛的另一头，那里有一个小水湾。海水通过一条十英尺左右的窄缝进入到这个小水湾。然后拓展为一个圆圈，能称得上是池塘了。你可以从悬崖上跳下去——像市政湖高处跳水板那么高——跳进深水里。游过岩石里的小缝，你就会进入到一片深蓝。水域有鲨鱼出没，虽然我担心鲨鱼，但我很开心能从岩石跳进池塘。一开始，我们小心翼翼，一寸寸向边缘试探着。后来我们开始大力起跳，双人跳，手拉着手，我们的腿和手在空中摇摆，像马术表演中的牛仔一样兴奋地大叫。我喜欢从岩石上跳下去，我也喜欢潜水，一边看着人们猛地扎进蓝色水面，激起一片白色水花。我在岩石中的那条窄缝游进游出了好几次，游向那深邃的世界。四面望去，唯见蓝色的海水。海水美极了，但是你感觉到它深不见底，让你不由得害怕。我们在海里，海里有鲨鱼。我一想到有鲨鱼，就向深处接着游去，因为它如此美，我又游了出来。我又向深处游去，看着其他人都从岩石上跳了下来，我重新爬上去，独自一人跳了下来。
如果没有前些天的一场乒乓球赛，我们的考安西瀑布之旅就解释不清。那是我在琅勃拉邦的第二场比赛，我们在我对手的热带花园里打了很久。空气如此潮湿，一分钟后我就被汗水打湿了。最终我以21比19的比分战胜了对手，这场七局的赛事充满了不同球风的碰撞（英式进攻对东方式的兵不厌诈）。我知道我后背的一块肌肉拉伤了（很可能是因为我的T恤湿透了），但我坚持打下去。第二天我的后背痛得厉害，不得不去找盲人按摩师，他把手指深深地插进我的后背，就像马上要从深处拽出一块血淋淋的肿瘤似的。总之，我的背更痛了。我们向瀑布蹒跚而行的每一步都扯动着我的后背。
(1) 乌布（Uuud），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上的一个小镇，岛上的艺术文化中心之一。
噢，乌布(1)，可爱的、乏味的乌布！它那么可爱，只是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太久，实在是太久了，我们被太多的空闲时间弄得有些意志消沉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姆拿度假酒店里消磨掉的，它地处小镇中心的西部，在乒乓球上我击败了酒店的每一位员工。酒店的员工——八个十几岁的少年——白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晚上则挤在电视机边观看节目。我大步流星地走进前台，做出打乒乓球的手势——咧嘴乐，模拟反手和正手击球——他们马上就行动起来，推出乒乓球桌，轮流被他们最喜爱的客人打败，而他（除了他的女朋友之外）正是他们唯一的客人。是的，我打败了他们所有人。除了马迪，酒店老板。我和他在“姆拿公开赛”的决赛中相遇了。局势并不明朗，但我因为求胜心切最终败北了。我时而过于谨慎地防守，时而过于疯狂地大举进攻。我可以信赖的（矮子中拔将军）正手抽杀狠狠地辜负了我，我只有在稍微领先，有自信心，或是五六分领先稳操胜券的时候，才能轻松自如地发起进攻。然而这局比赛我开场失利，稍微落后，五六分落后，可谓稳操负券。我丢了这一局，这时我就知道我肯定要输了，因为我求胜心切，尽管仅凭我纯粹的意志力甚至以2比2打平过。圈圈在旁边观战，这让我越发求胜心切，我越想赢，我就离最终的败局越近了。第一局开始我的正手进攻就变形了，一切都不对劲，我马上感觉到无形的压力。偶尔我会打出惊人的漂亮的一球，但更多的时候我的球要么下网要么出界，渐渐地，我们的比分拉开了，于是我只求回球能安全过网不出界，并寄希望于马迪失误——他极少失误，局势让他足够自信，他用随心所欲的扣球来惩罚我越来越胆小的球风。
瀑布顶上的风景是我毕生从未见过的。天空是高海拔的蓝色，山峦被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所覆盖。从池塘里可以看见这些——在更高层的瀑布口——它又是下一层瀑布的源头，我们就是从下一层爬上来的。距离感消失了：每样东西都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我没有认真读过海德格尔(8)，但格里高说我们正在体验——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对思想的定义的东西：“距离上的无限接近”，我相信格里高所言。景致在此点上聚集交汇，又从此点上无限延伸。它就像是世界的透明眼球。我们坐在那广阔漫溢的池塘里，眺望那无边的边界。风景既广大又微小。我们坐在池塘里，但我们不是在观赏风景；我们就是我们看见的万物的一分子。
“树木的存在感完全在于生长。”有一次散步时，圈圈这样说道。
(3) 原文为法语。
“在早期，水稻的绿嫩芽按照镜子里自己的样子生长，”我说，“实际上，它们都有被照顾得很细致的一块天空。”
这些乒乓球赛让我们的乌布之行有了某种意义，否则不知道为什么要待在那里。它是迷人的小镇，但它的旅游业被过度开发，虽然我们到达时游客屈指可数。印度尼西亚其他地方的政局动荡意味着：即使在旅游黄金期，酒店也是门庭冷落，客人可以狠狠地杀价，不啻为一种经济制裁。乌布是世界上小型精品酒店最集中的地区，然而就算是大多数小酒店都空着，仍有更多的小酒店正在建设中。（“他们还是在建！”圈圈吃惊而又佩服地说。）这些小酒店和兜售纱笼及“坐车”的小贩让你寸步难行。我们每次外出都被十几个兜售住宿、纱笼和“坐车”的人围困了。这是买方市场，根本没有人买东西。有些游客被“坐车？”这个无处不在的提问激怒了——更被它所提供的低级服务所激怒——那么让我们重新看一看它吧。他们一边说着“坐车？”一边抬拳至胸，拳头上下轻轻转动，好像握着一个看不见的方向盘，我们觉得这是巴厘岛人打招呼的方式，“嗨，你好吗？”——用卖东西的形式问好。
“在风中摇动树叶。给小鸟提供栖枝，让天空包裹住它。让人去攀爬。这些都是树木存在感的方方面面。”
稻田是这样地绿意盎然。不仅仅是田地本身：包括周围的植被——树叶是如此浓密交错，分不清是长在哪棵树上——组成了一种单一颜色的彩虹：绿色。一望无际的碧绿，点缀着红色的芙蓉花和飘过的白鹭，那白鹭如此洁白而巨大，就像晾在户外的床单突然展翅飞翔。所有别的颜色——即便是紫色和黑色——都不过是绿色的阴影。阳光与阴影是绿色的不同色度。绿色，在这里，不再是颜色，而是一种扩张的脉动。每样东西或者已经染成了绿色——比如说蛇，像镜面一样闪亮，悄然滑过小径——或者正在染成绿色。佛像长满苔藓，穿着绿衣。石头变成了植物，没有生命的物体变成了有机物。“毁灭所有的生物/化为绿色阴影下的绿色思绪？”(2)不，思绪本身也已经被毁灭了。它是纯粹感官上的绿，不可能更无法想象能产生任何思绪。
我们注意到的就是这绿：那绿意，那万物生长的迷人力量，万物是多么迫切地想要生长，全心全意地生长，纯粹是为了生长本身的乐趣。
我们很少需要坐车，我们更喜欢在各种精品小酒店、客栈、民居边上的稻田里散步，我们在美丽的乏味的乌布消磨掉的那些漫长时光，就是住在这些地方。
“很有趣。”
“是啊，”我说，“最好就是看看，欣赏风景。”
我们走在稻田里，进行这番交谈，我们相互较劲，又想帮助对方。风景充满勃勃生机，仿佛野蛮生长，但它全然不是野生的——有人在精心照料它。田边貌似无序的树木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没有任何一种是纯装饰性的，但那极度铺张的装饰感——像树木本身一样巨大的树叶——在我们看来，模糊了它们的本色。风景不可避免会给人如此的印象。多么和谐，好像是自然生长的。几何形状的梯田整齐排列，景色仿佛正在自主地绘制地图。
(9)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句，节选自《赞美节致埃里卡》一诗。原文为德语。
“你刚才说的根本不是这样的话。”
“抱歉，我刚才没有听。”
“我也是。”
“风景，严格地说，是闲暇与劳动分离后的产物。”我说。我不知道自己的表述是否准确——它是我即兴的思考——不管怎样，我还是说下去。“所以，风景，实际上是因为风景之中有辛苦劳作的人，努力建造和保持风景的人——而变得更像风景——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风景。就像《恋恋山城》(5)或是《甘泉玛侬》(6)里的场景，杰拉尔·德帕迪约(7)问一个农民他是否喜欢那片风景。这个农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有当你是这景色的陌生人时，你才会把它当成风景来看。风景的概念——或者说前景——曾是一小撮统治精英的特权，后来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权利；如今旅行已经很广泛了，每个人都可以看风景——除了那些被雇用来保持风景的人。”
在考安西瀑布跳水比在宽边帽岛需要更大的胆量，因为它的下面有一块突出的六英尺长的岩石，要跳得尽量远才能绕开它。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很微小，危险是很微小的，但真实存在。假如你撞上了那块岩石，麻烦就大了。但是绕过那块岩石，跳进池塘的深水里是相对容易的，池水漫过了无边的边界，形成了瀑布，落入下面一层的池塘，而我们才从那个池塘里爬上来。光头的澳大利亚人和格里高都跳了，但我没有。格里高甚至做了一个更大胆的跳跃，从池边一棵摇摇欲坠的泰山树上跳下，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根本没有跳：我浑身酸痛地向池塘深处滑动。他们比我年轻，格里高和那个光头澳大利亚人，比我年轻二十岁，是我的一半岁数，也差不多是我在宽边帽岛跳进蓝色水面的那个年纪，那个下午。二十年后，我感觉到自己不是本身的年纪，我感觉到两倍的衰老，我感觉像一个老人。你要想感觉像个男人，某种阳刚气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能表演特技。你要能在你的女人面前卖弄，做一些危险的她不让你做的事。我爱跳水，我爱卖弄，但我不能跳，打乒乓时我拉伤了后背的一块肌肉，我更爱打乒乓。我渴望跳水，但我不能跳，我和圈圈沿着黏滑的岩石挪动，我们坐在冰冷的池塘里，被一片风景包住，它让人相信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世界仍可能是一块蛮荒之地，广大，无法绘制，充满奇迹：一个伊甸园，它的广袤确保了不会有人被逐出伊甸园。
无论附属植被有多么绿，最明亮的绿色还是来自稻田。水稻要想长大成熟，必须被最茂密最葱绿的植物所环绕，稻田也就必须要达到那种极度的绿，当然这也只有它才能达到。只可能有一个王者。相对而言，只有稻田是那种真正的绿。只有稻田在绿意中吟唱。
“‘树木’，”她说，“‘总是在中间，被……环绕……’(3)猜猜是谁说的？”
(5) 法国导演克洛德·贝里1985年作品，根据小说《山泉》改编，影片原名为《弗洛莱特的若望》，由伊夫·蒙当、德帕迪约、达尼艾尔·奥德耶主演，获恺撒奖最佳男演员奖，片长122分钟。影片通过描写法国南部山村农民的生活表现出人对自然及人本身的一种抗争。
“但我打算选里尔克。”我高兴地发现她露出了落败了的钦佩之情。
“我在看其他景色时也有同感，”我说，“比如在远眺大峡谷时。”
他的背后是峡谷，那无边的边界。网球像黄色的星球一样在蓝色的天空上来回旋转。我们在扔球与接球中陷入迷狂。这个游戏不可能永远玩下去，但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在每一个瞬间，它都是永恒的。
我们交往的过程中，我时常告诉圈圈我喜欢从很高的地方跳进深水里，现在我就在瀑布边上，我有机会跳水了，但我不能冒这个险，撞击力加上冷水无疑会将我的肌肉送入更深的痉挛，很容易导致神经痛或是椎间盘突出。
“我不同意。”
(7) 法国国宝级演员，代表作有《大鼻子情圣》等。
“‘变成了它本身理想的化身。’正是如此。”
“也许分离是更本质的，”圈圈说，“都市人——至少包括你吧——从大自然隔离后的异化。”
“被观赏。为旅游业尽一点本分。”我看着圈圈。我想我已经说完了。我才意识到她还留了一手——但我没想到那是句法语。
为了消除观景者与风景的分离，尝试过很多努力。最好的例子便是漫溢的池塘，它已经成为巴厘岛高级度假村的标志，比如山妍露台度假村，我们从中途流产的罗威那海滩之旅回到乌布后，曾住过这里。罗威那海滩之旅是我们和一位来自慕尼黑的朋友格里高一起去的，我们是在离老挝琅勃拉邦不远的考安西瀑布认识他的。池水漫过池边，流进环绕的水渠，从那里又被注回到主池塘。你跳进池里，水漫了出来，越过了边界。你在池中浮游，水流倾泻，似乎没有什么能把你和峡谷、河谷以及稻田组成的风景分离了。距离，空间，都被消解了。
我一有机会就会单手接球，再把它使劲扔回去。我是想让对方差一点接不住球，差一点就摔倒在无边的边界上。格里高的背后是峡谷，他大叫着把球扔回给我。它啪地落在了我的右手。球像这样稳稳地落在手掌，让人感到极大的快意。我用左手拼命地把球扔回去。格里高在他眼前直直地把球接住。他把球扔回来，我用力向上才接住——刚好——落在我的左手。格里高肯定知道我是偏爱喜欢引用里尔克的人，他说：“待在外面的鸽子，在鸽棚之外，/又转着圈子回到家里，使昼夜得以和谐，/它知道秘密的事情，当最陌生的惊惶/之吸入偎依于，被感觉的飞翔。”(9)
“否则，”她接着说，“他们怎么会随处乱丢垃圾呢？乱丢垃圾和欣赏风景是互相排斥的呀。”
“我在波德莱尔和约翰尼·哈里戴(4)之间摇摆不定。”
(6) 《恋恋山城》的续集，法国导演克洛德·贝里1986年作品。
没有路标，在稻田里是很难行走的。我们很难确定什么时候散步会变成“擅自进入他人领地”，观赏会变成入侵。回到帕德玛英达酒店（我们从姆拿度假酒店搬出后就住进了这家），我回想起我们散步时，注意力全都在脚下的路，所以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多少风景。
“我说，‘昆虫不断地冒泡或是上岸，水汪汪的稻田看起来像是被雨水打成了筛子。即使是在晴天。这造成了一种感觉，镜子的反射功能产生了很大的滞后；要么就是——反正最后是同样的结果——一种相应的预言能力。镜子最终消失了，但那时水稻——’”
(2) 诗句出自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的诗歌《花园》。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1621—1678），英国玄学派诗人。
坐在这个瀑布边挺好：值得一去，然而我们的评价本也就到此为止了。然后我们听说上面还有一层，涌向我们的水流就是从上面流下来的。我们沿着通向瀑布一边的艰难小路爬着，瀑布浓重的影子被金黄的阳光打上了斑点，我们手脚并用，紧紧地抓住树根。路上撞见了一位剃了光头的澳大利亚人和格里高（他也剃了光头），后来我们和格里高成了朋友。这是一次困难的攀登，但我当然穿着我那可靠的Tevas。我的Tevas担当了大任。几个月以来我天天都穿着它们。我和我的Tevas已经鞋人合一了。
从下面望去，瀑布从悬崖上翻腾滚落，水势湍急，震耳欲聋，但你可以安全地坐在瀑布口，四溅的水花温柔地落在边上，你绝对不会被水流带走。我们曾经去过一些瀑布——可怜的小便一样的细流——所以我们去考安西瀑布时，是有些心不在焉的。水流涌入绿松石色的池塘。垂直的水流背后有一片岩石，黏滑的山洞可以坐人，你像原始人一样坐在里面，透过水墙眺望高度进化的现代人。这些人中的一位，留着多发辫雷鬼头的以色列人，爬进了一个山洞，然后就不见了。透过水帘，我们看见他穿着Teva鞋的脚在山洞边上黏滑的岩石上攀爬。我们盼着再见到他，但是没有。
我们在巴厘岛和龙目岛看了很多这样的风景。最简陋的乡村茅舍（不是说我们搬进姆拿酒店前一晚住的哇卡迪乌酒店条件简陋：圈圈十分聪明地把我们的房间从标准间升级到了豪华别墅）也被这样的风景补偿和升华了。任何一个房主都知道游客想要什么：“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决定在哇卡迪乌度过一个奢靡之夜之前，决定搬进姆拿那乒乓球的神殿之前，我们考察过各种住所。掀开百叶窗，一片耀眼的绿色闯进眼帘，房主会微笑着说，“多好的风景。”不过它给人的感觉总是一种外来的概念，是与游客打交道后才熟悉起来的某种东西。圈圈说，他们知道这个词，但是他们无法分享这个词背后的精神向度，这种向度让我们——圈圈，我，还有大批已经结队离开的其他游客——得以从“风景”的角度去思考。
“还有别的，我觉得。”
瀑布引发的关于存在之链的思考，另一种角度也说得通。尼采说世上可能并没有神；假如有神的话，尼采怎么能忍受自己不是那个神。然而在无边的边界，我想，你可以是一个神，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同；你甚至都不知道你是神。
“这就是稻田的立约，”圈圈说，“你没有为它劳动，分离就是你付出的代价。”
“已经吸收了天空反射的水——”
“只有在我嗑了药的时候，”我说，“才能感觉到自己是风景的一部分，只有当我像一只鸟或一棵树一样看风景，才能欣赏风景——当然，在那个特定的时刻，风景不再是风景了。”
“说到这里，”圈圈说，“你看风景的这个地方经常会限制你正在看的那些人正在看的风景。”
我们向后靠去，欣赏风景。姑且这么说吧。坐着看了几分钟后，我又和圈圈聊了几句，不妨转述我对圈圈说的话，这样会更准确。
“不过，”圈圈（之前的一次散步中，她滑倒在一个排水沟里，轻微地崴伤了脚）说，“在田里散步总比在田里干活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