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仅上述内容，还不至于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关键是我根本不相信美国有一手构建自由主义诸国战略的能力。
让军人搞政治，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们进入了一个与他们熟知的领域完全不同的世界。
丘吉尔对与希特勒同样是极权主义者的墨索里尼评价不错，称这个意大利独裁者失败的唯一原因，就是跑到了德国的阵营，否则能颐养天年。当他看见墨索里尼被抵抗组织杀死后尸体被倒挂在米兰广场的照片时，感叹说：“我深为震惊，但至少世界上少了一个意大利的纽伦堡。”
聆听布热津斯基的讲话，让我不禁想起16世纪初的一件趣事。时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官员的马基雅维利，因外交谈判，前往法国拜见路易十二。在与安布瓦兹枢机主教会面时，这位主教对日后《君主论》的作者说：“你们意大利人不懂战争。”马基雅维利正值年轻气盛，毫不迟疑地反驳：“你们法国人不懂政治。”
佛法关系姑且不谈，这件事情说明政治和军事能力兼优的大国的稀缺性。唯一的例外，大概是强盛时期的古罗马帝国。
如果太平洋时代要创建“文明”的话，那它应该是超越现实的另一种形象的东西。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一本相当有趣的历史文学著作。通常，领导力与文字表达力无法兼得，但丘吉尔深受上天眷顾，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其他领袖的回忆录，读者如果不是对现场证人的证言有兴趣的话，很难读下去，但丘吉尔的作品，能够让读者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一并感到满足。《马尔伯勒传》是他失意年代的作品，虽然当初著文的目的是赚钱，但足以证明他完全有以文为生的功力。尤其是他对一些小事的描写，极其生动。
然而，阅读这本回忆“二战”的巨著，直到最后也没有让我完全释怀。如果从联军的角度，准确地说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丘吉尔的所作所为可以理解。事实上，如果要问当时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大概也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我对他书中论及的不少事情很有共鸣，不由地点头称是。可以说，丘吉尔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
如今的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大国就必须承担起援助他国的义务。以目前日本国民的心态，军事上的要求实属困难，所以，日本希望能在经济方面有所贡献。军事援助，由我们（美国）负责。但日本属于自由主义阵营，就算经济援助，也必须遵从自由主义诸国的战略。
温斯顿·丘吉尔，大概属于最后的欧洲人。无论他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却依然保持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即英语中说的“style”。
如果墨索里尼没有被共产党枪毙，而是作为战犯在意大利受审的话，战胜国一方会以什么罪名审判这个做了20年意大利总理的人呢？至少屠杀犹太人和虐待俘虏的罪名是不成立的。直到20世纪的今天，意大利依然是一个不懂战争的民族，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懂种族差别和残虐的民族。他们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从来不认为自己属于高人一等的民族。除了最后几年之外，执政期间一直受到意大利人民支持的墨索里尼，仅因为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就会被处以死刑吗？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这个唯一的侵略行为，不是与英法共谋的结果吗？
这讲的不正是他自己吗？正因为具有那种精神，所以他在处理德国、波兰以及原子弹等问题时，才能够那样毫不留情。在我这个非欧洲人看来，为了物质利益而发动的战争，反倒能做出合理的终战判断，最终是减少了伤害。
这种观点，与公元三、四世纪时期在莱茵河畔筑起要塞，面对大河彼岸的日耳曼民族既轻蔑又恐惧的罗马人颇为相似。
不过，丘吉尔在书中指出：“现代文明的道德标准似乎规定，战败国的领袖应当被战胜国的人民处死。罗马人遵守着相反的原则。他们的胜利归功于他们的勇敢，也几乎同样归功于他们的仁慈。”
其实，对他演讲的内容我并不反对，只是对其奇妙的思路感到无语。归纳布热津斯基的讲话，大意如下：
近年来，“太平洋时代”一词不绝于耳。言下之意，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时代及其之后的大西洋时代已经结束，接下来是太平洋的时代，美国和日本将成为主角。开启一个新时代非常好，但太平洋世界必须创造出相应的文明。没有独特的文明，岂有资格称为“世界”？
我不反对日本履行经济援助的义务，对于自家的钱如何使用必须根据美国战略而定的论调，也能勉强同意。可是听美国的意思，日本经济援助的范围似乎要延伸至中南美洲，这多少还是让我感到有些困惑。
当时的法国是欧洲第一军事大国，而意大利则是经济强国。在意大利诸国中，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军事力量最弱小，因此由法国提供军事保护，佛罗伦萨则向对方支付保护费。马基雅维利前往法国交涉的目的之一，就是降低保护费。
丘吉尔是为数不多的精通政治的人物。所以，他才能做着不光彩的事情，同时享有崇高的声誉。
前年夏天，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我旁听了卡特总统的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一场演讲，听得我不寒而栗。想到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这些男人手中，大热天里竟然冒出一身冷汗。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
那么，“现代文明的道德标准”比2000年前的罗马文明究竟进步了多少呢？所谓的“现代文明的道德标准”不正是丘吉尔等人所建立的吗？
那么，为什么我还是不能释怀呢？我想也许原因在于丘吉尔是最后的欧洲人，即最后的英国人。他曾经这样评价同胞：
一面干着脏活，一面保持着高洁的形象，这句话原本并不是用来评价丘吉尔的，它讲的是约翰·勒卡雷间谍小说中的一个英国间谍。大英帝国在赢得“二战”胜利之后，那些曾经的间谍似乎都不曾有机会进入领导层，只能在情报部门度过余生。而在其他国家，这40年来领导我们民众的，似乎是一批不用干脏话也没能保持住高洁形象的人物。
受他的行事风格伤害最大的就是日本。相信在他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时，一定大叫：“太好了！”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并没有如此露骨的描述，但他写道：“这下事情简单了。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当夜，我怀着对上帝的感激安稳地睡去。”对丘吉尔的这番坦言，我没有特别反感，换作是我，也会想方设法地拉罗斯福参战。至于日本，应该懂得不光彩的事情可以做，但有必要维持清白的形象。最终结果肯定是有利的。
话说回来。即使美国不算一个政治、军事兼优的大国，但布热津斯基这位波兰出生或者是波兰移民后裔的总统助理，与同样来自欧洲的德国裔的基辛格，还是相差甚远。基辛格有着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同时又以强大的美国作为后盾，可是在布热津斯基身上，完全感觉不到类似的灵巧性和通透性。想来是因为他身上流着备受欺凌的波兰民族的血液。而出现过俾斯麦、梅特涅等大政治家的德意志民族，气质多少是不同的。看来要求波兰血统的人有政治天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望着演讲台上盛气凌人的布热津斯基，我竟然生出了几分怜悯。如果丘吉尔在场，他会怎样痛击布热津斯基呢？光是想象一下那个场面，便令人愉快不已。
做着不名誉的事情，却享有崇高的声誉，国际政坛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了。
丘吉尔像，美国图片库我对大西洋时代不甚了解，知识范围仅限于地中海世界，所以实在无法想象太平洋世界将会孕育出怎样的文明。但有一件事情是我确信无疑的。迄今为止，出现过各式各样的政治形态，唯一没有出现过的，就是没有领导者的政体。想来，太平洋世界也逃脱不了这一点。太平洋世界的领袖们，究竟会是怎样的人物呢？
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说法，自由世界的军事权是由美利坚合众国主导，那么，所谓自由主义诸国的战略，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战略。
英国人不时会出现圣战热情的高潮。世上很少有像英国人那样，明知从战争中不能获得任何实际利益，却为了某种宗旨或某种主义而奋勇战斗的人。
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丘吉尔称它是“阴暗而野蛮的愤怒国家，充满残酷和矛盾的不幸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