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日本人也因这些事件而对宗教产生了免疫。或许应该说是对那些在行为上超出容许范围的宗教产生了免疫。基督教徒就很乖巧，所以在信长在世的时候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果他们一开始就用在其他国家传教的方式在日本传教，想来会遭到信长的清剿。更何况这支在日本传教的主力耶稣会，是一支在欧洲也遭到不少国家驱赶的“臭名昭著”的战斗集团。
这不是爱情的表白还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信长也没有犹豫，默许了秀吉的恳求，自己策马扬鞭绝尘而去。非常清楚在那种情况下做殿后意味着什么的信长，看着跪在地上仰望着他的秀吉的脸，说不定还有过一瞬间的深情对视。但是信长应该不会表现出感激涕零。而对秀吉而言，“主公注视过我一瞬”就足矣。即使那时候战死，秀吉应该也会带着一脸爽朗的表情吧。尽管秀吉丑得像只猴子，信长自然还是会觉得他是个可爱的家伙。
（1534—1582）
织田信长的清剿特色，除了彻底，我觉得还有一个，它不是狂热信徒之间的杀戮。下定决心杀无赦的信长，心中并无大志。当然杀人的确切理由还是有的，只不过谈不上冠冕堂皇而已。记述火烧比睿山的《信长公记》里有一句话“年来胸中之霾终得散也”，用大白话说大概是“总算去掉了一个心病”。信长仅仅凭着这个想法便大开杀戒。但是我认为这个行动为日后带来了良性的结果。
《织田信长画像》，狩野元秀绘，爱知县长兴寺收藏不过，在我看来，经济与政治有相似的部分，但更多还是不同。有些事情在做之前以为日后会有所获益，但实际结果和预期目标差之千里，甚至因此遭众人诟病，成为众矢之的。但在50年后，这件事的结果却为社会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再过400年，它说不定已变成不可或缺的存在。所谓政治，不就是这样的吗？那些经济学上不可饶恕的暴行，在政治范畴内是被允许的。如果仅以经济人的哲学评判功过，政治功能的弱化就不可避免。
我认为由织田信长带来的宗教免疫性，对宗教人士也产生了良性的结果。一个世纪前，再次登陆日本的耶稣会，在政教分离已变成传统的现代日本，创建了以上智大学为首的诸多高品质的教育机构，这对于我们和他们都是一大幸事，因为这是他们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所带来的结果。在日本，无论是佛教或其他宗教，如果插手政治，事情反而会变得很不自然。
女性希望自己的神是男性，男性也希望自己的神是男性。但女人绝不会为了认可、提拔自己的知己者去死，更不会在根本不知道400年后是否出现成效的情况下，仅仅为了消除一己之虑而去屠杀众生。
不可思议的是，非宗教国家的日本，比其他的宗教性国家更有效地实践了耶稣基督的教导。
对那些深信“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人而言，不管是敌人还是什么，但凡站在对立面的都是恶魔，杀戮因此也有了正当理由。不过，如果对手同样相信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话，问题就会变得错综复杂，没有比因冲突的双方都是以信奉的上帝为后盾而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的了。
织田信长给日本人最大的馈赠，就是诸如火烧比睿山，对决长岛、越前一向宗、攻打石山本愿寺等清剿狂热信徒之举。
曾经是一亿劳动大军的日本人，如今却给人一种突然变身为一亿企业经营家的印象，感觉很有意思。大清早电视里就报道着纽约市场的美元对日元汇率的动态，那些经济人士的哲学，似乎要支配和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世界的人的人生哲学，给众人一种如果不懂经济，就没有资格生活在日本的感觉。
如果织田信长心怀深远高尚的理想，会变得怎样？如果也像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欧洲人那样，坚信上帝与我们同在而大开杀戒的话，又会是何种场面呢？
士为知己者死。对这个“知己者”，其合理的解释通常是“认可自己的能力并能重用此番能力的人”。但仅此而已吗？它真的是可以如此理性解释的吗？
从获悉本能寺兵变到讨伐明智光秀的山崎会战，秀吉的动作宛如风驰电掣，无法想象这是他冷静思考后做出的决定。向杀害自己深爱的人的凶手的复仇，难道不正是这股激情推动秀吉做出了那一连串惊人的行动吗？人在遭遇意外的悲剧时，会忘我地反抗，当陷入忘我境界之时，凡人会突变成天才。
将草鞋放在怀里捂暖这一举动，完全超越了仆人对主人的侍奉关系。而信长穿着这双带着体温的草鞋，在脚底感到温暖的同时，应该也感受到了来自藤吉郎的爱情。如果这时的信长，对着从怀中掏出草鞋排放整齐跪趴在地上的仆人说一句感谢的话，那就前功尽弃了。不，应该说他就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奉献了。所以，对于藤吉郎的侍奉，大他两岁的主公始终默默地接受。
不过，对于秀吉，似乎可以有更多一些的想象，这里就来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当然，如果不这么概括，人们往往会将之形容为“领袖气质”。那么，领袖气质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把它换成爱情也不错，甚至感觉带有官能性的感情。毕竟，能够推动男性集团的原动力，正是包含了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同时，这也是纯女性团体没有凝聚力的原因。
将一个人的生命看得比地球还重，这就是合理性上近乎完美的女性伦理观。
秀吉从藤吉郎时代就崇拜织田信长，与其说崇拜，或许说爱着信长更为合适。说起信长的同性恋倾向，往往被谈及的是森兰丸以及和他相同类型的美少年，这点常常令我感到不满。这是极大的误解。两个大男人之间同样可以产生像异性之间那样的相爱关系。我近来甚至认为，成年男子之间的爱情，才是男性关系中最具支配性的关系。
由于我没有详细了解织田信长与他麾下的武将们的关系，故无法说得很肯定，但是有一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我认为这句话也可能适用于信长军团。
有关火烧比睿山，就连《信长公记》里都有“灵佛、灵社、僧人、经卷一字不留，犹如烧灭害虫一般，将此地化为一片灰烬”的记载，又有“尸横遍野”“不堪入目”等描述，可见信长下达的这道灭绝令被贯彻得多么彻底。而有关一向宗徒的剿灭，同样是《信长公记》里所记载的，在长岛“男女信徒近两万，被多重栅栏围住”“从四面被放火烧死”，在越前“被活捉后处死的人数，大概合计也有三四万”，执行的彻底程度丝毫不亚于火烧比睿山。
而信长不仅没有什么“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理念，而且竟然把自己化身为第六天魔王，这一点很是有趣。比睿山的众僧也好，一向宗门徒也罢，他们越是较真就越是义愤难平。如果双方不是站在同一层面的精神基础上，那么只有靠武力来一决高下。信长以物理的方式抹杀了对方的存在，而对方也无法再期盼卷土重来。从未宣扬代表神灵、正义的信长，只有他自己消亡，这一切才会终结。
“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或许也要归功于400年前进行宗教大扫除的织田信长。如此一来，被杀戮的一方学会了冷静地审时度势，而杀戮的一方也对宗教从敬畏转变成具有免疫性。从而在后来的400年间，哪怕是出于无意识，这个观念也一直没有动摇过。这400年来能维持政教分离传统的国家，除了巧妙地走自己道路的英国之外，别无一例。如果知道欧美诸国时至今日仍然在为此类问题所困扰，日本人应该会为自己拥有如此大幸而惊叹吧。一些良心的知识分子会感叹在没有神的日本不会出现通奸题材的小说杰作。少一两篇杰作又如何？彼此守护着各自的底线互不越界，才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对方的存在。
说到默默，当信长遭遇朝仓的暗算而惶然出逃时，面对恳请主公委任自己作为殿后的秀吉，我觉得他在那一刻也是沉默的。败退时作为殿后几乎就是意味着死。所以秀吉等于是在说“请让我为你而死”。
仅以经济人士的视角来观察和判断事物的另一个缺点是，容易忽略掉一些不理性的因素。织田信长是管理手下的名人，而且掌控的方式非常合理和现代化。也就是说，他是可以发现部下的优点并巧妙地让他们最大化地发挥自身长处的用人高手。
当然，就算是我也了解经济的重要性。纽约市场的美元行情之所以在日本清早播报，主要原因是时差关系，这点我也是懂得的。然而，日本人对于经济的关注，不是用“热心”之类的词语可以形容的，它仿佛成了人们身体的一部分，处于非常自然的状态。所以，连信长这般人物，都能被视为经济人士。
山崎会战以后，我就对秀吉没有兴趣了。尽管太阁秀吉有太多的是非功过，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对他提不起兴趣。但是，请缨担当败军殿后部队的秀吉我很喜欢，说不定这也是秀吉一生中唯一让我喜欢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