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的素描进步神速，几个月下来，他描摹了卢浮宫里所有的希腊花瓶，后来都出版了，其中有些貌似人物画像的画作，其实是我裸体跳舞时的侧影。
“我宁愿留在这儿。”我高兴地喊道。
一个阴翳的午后，工作室外有人敲门，是一个优雅大方的女人。她的出现犹如瓦格纳音乐一般，预示着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确实，她的来临以及伴随的不幸让我难以忘怀。
除了卢浮宫和国家图书馆让我乐不思蜀外，我又发现了第三个快乐之源，那就是迷人的歌剧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对我的研究很热心，凡是跟舞蹈及希腊艺术和剧院有关的书籍，他统统给我找来作参考。我阅读所有从古代至今的舞蹈艺术文献，并一一做了笔记。博览群书后，我惊讶地发现，我崇拜的艺术家，只有让-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虽然外界一直传说她很冷漠且缺乏同情心，但我相信她不是这样的。
她面容漂亮，只是下颚过于凸出，显得过于严肃，就像罗马皇帝的脸，冷酷和矜持将她五官掩了一分色去，她的声音也很粗犷沙哑，如同铁质一般，像她这样的人会发出这种声音很是奇怪。后来我想她这种冷酷的表情及沙哑的嗓音或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涩。我向她谈了我的艺术和理想，她立刻提议在自己家里举办演出，她会画画，还会演奏钢琴和风琴。当她看到我们的穷困处境时，深感同情，辞别时羞涩地放了一个信封在我们桌子上，里面装了2000法郎。
这种理论貌似很难诉诸言语。但哪怕是最小的学生，我也会尽量去解释，让她们理解，这种启蒙是进入舞蹈的第一步。就连最小的学生也能理解，理解之后，她们的动作、舞姿甚至走路的姿态都会散发一种发自内心的优雅。这并非与生俱来的。所以我的学生，在特罗卡迪广场和大都会剧院表演时，总是能够吸引众多的观众。但是当她们长大后，往往受物质因素的影响，失去了小时候的那种灵动。
我感到失望和困惑，追上他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我。他只是一言不发，把我送到了工作室门口。
春去夏至，我们迎来了1900年万国博览会。一个早上，哈雷出现在我面前，令我狂喜，雷蒙德却相当恼火。哈雷是来参观博览会的，之后我和他便形影不离。他真是一个绝佳的向导，白天我们游历博览会，晚上就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用餐。他相当体贴，总是在我累的时候让我坐旋转升降椅。我觉得博览会的展出品比不上卢浮宫的作品，所以总是感到疲倦，但是我很高兴，因为在我所景仰的巴黎，有我仰慕的哈雷陪着我。
意外的是，他只说了句“我们不能留在这儿”，就站起身来沿着那条叫“不朽”的笔直大道远去。
雷蒙德没有追求那个女店员，而是整天陪我。我们常常早上5点钟就起床，这就是我们初到巴黎时的热情。我们先从卢森堡公园里跳舞开始，我们还跑遍巴黎，步行数公里，去卢浮宫里消磨时间。雷蒙德在那里描摹希腊花瓶，而我则凭着自身对艺术的理解，在卢浮宫里翩翩起舞，我们每天在那里流连忘返。在巴黎，我们没有钱，也没有朋友，但是那些都不重要。
那么，这种清教徒主义不同于法国的感官主义，是因为美国土地粗犷、风霜摧残呢，还是受无所不在的林肯精神的影响？也许有人认为美国的教育使得美国人将这种情欲降到了最低。真正的美国人，既不是狂热的淘金者，也不是传说中的拜金者，他们是理想主义和神秘主义者。我并不是标榜美国人没有欲望。恰恰相反，广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有凯尔特血统的美国人，真正到了紧要关头，恐怕比意大利人还要热烈，比法国人还要性感，比俄国人还要彪悍。只是早年的习惯令他们将这种性情很好地封存了起来。只有当生活中发生非同寻常的事情时，这种性情才会喷薄而出。他们是所有民族中的性情中人。我知道有些人，睡觉时准备两套睡衣，一套丝质亲肤的贴身穿着，一套羊毛制的穿外面用于保暖，旁边放着报纸或杂志，口含香烟，忽然就可能为性欲而发狂，连希腊人也甘拜下风，那种喷涌而出的热情，连意大利人也难以望其项背。
“我是波利尼王妃，是格弗瑞伯爵夫人的朋友，我看过你的舞蹈，很喜欢，特别是我的丈夫，他是个作曲家。”
童年和青年的成长环境使我内心的这种力量保持完整，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我都成功地抵抗了外界因素的影响，在这种力量的召唤下成长。所以，当我想获得世俗之爱并以失败告终后，又重新回到了这种力量中。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她家，还见到了波利尼王子，一个极具天赋的音乐家。他身材瘦削、面容精致俊美，总是戴一顶黑绒帽，彬彬有礼。我穿上舞衣起舞，他特别高兴，赞美我是个迷人的孩子，还亲自为我伴奏。我羞涩地回答：“我也喜欢你，真希望伴着你作的曲子在你面前起舞。”
演出之夜来临，那群观众都友好而热情，为我叹服。舞蹈还未结束他们就争着夸赞我。第一曲结束，一个眼神矍铄的瘦高个男子，过来拥抱我。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小的时候人们都叫我洛丽塔，他接着亲吻了我的眼睛、脸颊和嘴唇，这时圣马索夫人过来牵着我的手说：“这就是伟大的沙多。”
卢浮宫就是我们的乐园。我们的衣着打扮令一些人诧异，我们的言行举止令一些人怀疑，但我们丝毫不改初衷，勇敢地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卢浮宫关门时，我们才步行回家，就算只吃白豆、色拉，喝红酒，我们也心满意足。
话说回来，那一次在王子工作室的演出大获成功，因为工作室主人慷慨地将其对外开放了，因此观众不只限于他的朋友，还来了更多的人。之后，我们还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进行了慈善演出，每次都有二三十人到场。波利尼王子夫妇每次都来。还记得有一次，王子兴奋异常，以至于摘下他的黑绒帽在空中挥舞道：“伊莎朵拉万岁！”
虽然总是入不敷出，但这一时期我们的生活还算安宁。可这种安宁令雷蒙德坐立不安。他离开伦敦去了巴黎，春天的时候他多次发电报恳求我们也去巴黎，于是有一天母亲和我就收拾了行李，搭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客船。
伯爵夫人的客厅里有一个小舞台，舞台以格子框架为背景，每个格子里放一朵玫瑰，这种布置和我的舞蹈精神极不协调。虽然我也读过伯爵夫人所崇拜的那些艺术作品及读物，但丝毫未受其中描写的肉体欢娱的影响。这表明文学审查制度根本没有必要。没有亲自体验过的事情，譬如情爱，即使印在书本上，也无法令人豁然开朗。
我们约定了以后合作。只是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些事情不尽如人意。跟王子的合作机会对我何其珍贵，但是随着王子的不幸离世，我的希望也化作幻影。
“爱情。”他低声回答。
穿越了伦敦的大雾，我们在一个春日的早上到达了法国瑟堡。对我们而言，法国就像一座花园，从瑟堡到巴黎，一路上我们都探出头看风景。雷蒙德在车站接我们。他把头发留长了，一直垂到耳际，穿一件翻领衫，打着领结。对他的打扮，我们多少有些吃惊，他解释说这是他所在的拉丁地区最时髦的打扮。他带我们回他的住处，不想撞到一个小小的女店员跑下楼来。他请我们喝了据他称价值30美分一瓶的红酒，之后我们就出去找工作室了。雷蒙德只会两个法语单词，我们就沿着街找“Chercher atelier”。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个词在法国不仅仅指工作室，还泛指任何一种店铺。最后天色将晚，我们才在郊区找到一间带家具的工作室，月租金只要50法郎。我们惊喜得很，预付了一个月租金。起初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住进去当晚，才知道什么状况。原来这间屋子位于一家印刷厂的正上方，而这家印刷厂是夜间开工，所以一到晚上楼下就像地震一样，震得我们的工作室地动山摇。所以这间工作室如此便宜。这多少让我们有些丧气，但50法郎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已经算是一大笔钱了，所以我宽慰大家说，就想象我们是在海边随着大海的波浪摇动。门房提供餐饮，午餐25分，晚餐1法郎，包含红酒。女门房常常端来色拉，礼貌地提醒我们要搅拌一下。
我在梅德琳夫人的工作室里度过的某个晚上更为开心。那次，我随着《俄尔普斯》起舞，并第一次见到了有“法国萨福”之称的诺瓦耶女伯爵。让·罗兰也去了，并将我的演出评论发表在报纸上。
这是我年轻时在爱情路上的第一次大胆冒险，并带给我极大的震撼。这两个爱我的人竟然能够抗拒如此的诱惑，令我向往已久的爱情大门对我紧闭。我把这种力量倾注到艺术中，爱情不能给予我的，我将从艺术中去找寻。
后来，安德鲁内疚地出现时，我总能一连数小时跟他谈论舞蹈艺术及一些新观点，而他从未表现出厌烦，一直用最大的耐心和同情聆听我所发现的每一个动作。我的探索引起了格弗瑞伯爵夫人的注意，她是社交圈的皇后，邀请我去她家里演出，那里集聚了巴黎社会各界名流。伯爵夫人说我是希腊艺术的复兴者，那时她崇拜的是皮埃尔·路易的《阿佛洛狄忒》和《比利蒂斯之歌》，而我所演绎的，是大英博物馆冷寂的灯光下的雕刻柱和希腊帕提农神庙的庙顶。
秋天快到了，万博会也即将结束。哈雷该回伦敦了，走之前，他把我托付给了他的侄儿查尔斯·努夫拉尔。努夫拉尔是个25岁的年轻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但他学识丰富，对美术、音乐、建筑均有涉猎，使我得以接触到完整的法国艺术教育。他把我照顾得很周到，通过他，我还认识了雅克·比格尼斯和安德鲁·伯尼尔。他们很快成了我家的常客。他们还把我介绍给其他的朋友。那时候我正致力于研究肖邦的前奏曲、华尔兹舞及玛祖卡舞，母亲的伴奏饱含深情，坚定有力。雅克·比格尼斯的父亲是知名的雕塑家，母亲圣马索夫人举办的沙龙是全巴黎最艺术、最时髦的沙龙之一。雅克想到了一个主意，就是邀请我去他母亲的沙龙，并为其宾客演出。我们先进行了一次彩排，一位颇有天赋的男人为我伴奏，我的表演很快吸引了他。
“伊莎朵拉为了表现人的情感，从希腊艺术中找到了最好的原型。她对那些美丽的浮雕形象赞叹不已，从中取得了灵感。但是，富于创新本能的她却以此返回自然，从而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产生了她的所有舞蹈。她的成功就在于，相信能够复活希腊舞蹈的同时，还找到了自己的表现方式。她思考的是希腊艺术，表现的却是自己的东西。她的愿望就是要忘记时间，追求幸福。
或许因为骨子里流着富有开拓精神的先辈的血液，我仍然笃信清教徒思想。我相信多数美国艺术家也是如此，尽管其作品中也不乏情爱肉欲的描述，但那都是浪漫的英雄主义使然。比如惠特曼，尽管他的作品一度因为描写情爱欢娱而遭到封杀，但他有一颗清教徒的心。许多的美国艺术家也是如此。
在以后的一年里，我也想过办法来吸引伯尼尔的注意，期待友情转化为爱情，但以失败告终。对此，我深受打击，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不爱我。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我开始赌气地与三人中间最英俊的那位示好。与安德鲁的保守作风不同，他是单刀直入派。然而这次经历也以失败告终。一天晚上，我们用过晚餐并喝下一些香槟后，他带我去一个旅馆开房。我兴奋地颤抖着，就要体尝到爱的滋味。我倒在他的怀里，在他炽热的爱抚攻势下，心醉神迷。可他突然停下来，跪在床边，开始向我哭喊，“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你是圣洁的天使，谁也不能碰你！快把衣服穿上！”
每逢周日，我们就坐车去郊外，在凡尔赛花园或者圣杰曼森林里游逛。在森林里，我跳舞，他画素描。就这样过了一个夏天。但是雷蒙德却并不快乐。
事实上，我在这里结识了不少社会名流，他们也在这里欣赏到了我别开生面、令人心旷神怡的舞蹈，我的三位朋友很开心地送我回家，在他们看来，我的演出非常成功。三人中间，我最中意的不是善解人意的努夫拉尔，也不是一表人才的比格尼斯，而是个子矮小、面色苍白，圆脸上戴副眼镜的安德鲁·伯尼尔。他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抑扬顿挫的朗诵使我了解了法兰西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们经常乘坐塞纳河上的公共马车到城岛去，凝视着月光下肃穆凝重的巴黎圣母院。圣母院是法国哥特式教堂的第一代元老，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混合的奇特产物。伯尼尔熟识这个建筑物正面的所有雕像，他向我讲述每一块石头的来历。有时候对于伯尼尔神经质的举动，我一点也捉摸不透。他总是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几十分钟默然不动，却也从未主动挽过我的手臂；他会在我额上久久亲吻，却不肯触碰我的嘴唇。有一天，我们坐在墨登树林里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有四条交叉的路。伯尼尔为它们一一命名。右边那条叫“成功”，左边那条叫“安宁”，笔直向前的那条叫“不朽”。
他全然不理我的抽泣，只是给我披上外套，匆匆把我送上了车。一路上他都在自责，看他这样我害怕极了。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便是游览罗丹馆。那里陈列着这位雕刻家的所有作品，多数都是首次公开展出。当时我还不知道罗丹，只是在他的作品面前肃然起敬，他的作品仿佛带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每次去那里，听到有人指着雕塑的头议论“雕塑的头呢”、“胳膊呢”的时候，我就会转身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体，而是一种象征，是人类对理想的渴盼和呼唤。
除了卢浮宫，我们还到其他的博物馆去参观，比如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雷博物馆、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其他的博物馆。我特别喜欢歌剧院和凯旋门前的雕刻作品，面对这些我们一直以来苦苦追寻的伟大的作品，我们全部驻足景仰，年轻的心灵为之振奋。
“伊莎朵拉的舞蹈不再像传统意义上的舞蹈，而是一种个人感情的抒发，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它无比丰富，激励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把自己关进了工作室里，潜心探索一种崭新的舞蹈。传统的舞蹈理论将一切舞蹈动作的中心弹簧界定在人体后背的中心脊椎的下端，胳膊、腿和躯干的活动都必须受制于这个中心。这种方法从纯生理角度出发，而不顾人的心理因素。它产生的动作是人工的、机械的，像医生教导病人做的一样。我常常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地站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盖住心窝。我想通过身体劳累的极限体验，寻找到原始动力的火山口。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渐入佳境，可以随心所欲表现任何情感和思想。只要一站在舞蹈的边缘，精神的泉流就通过身体的各个渠道，涌遍全身。这种舞蹈，绝不是简单的手足挥舞，也不仅仅是大脑的召唤，而是心灵的检阅，一个内在灵魂的自我觉醒，它展现的是生活原型，是自然的原初样貌。我往往想把这种理论解释给艺术家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在《我的艺术人生》中提到过我的理论。
因此，当我那晚在物欲横流的格弗瑞伯爵夫人家里演出时，并不开心。我觉得这简直是完全的失败。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伯爵夫人慷慨的支付凭证，她感谢我的表演，并让我去门房那里领钱。对于钱，我分外敏感，也不喜欢被叫到门房那里，但这笔钱能够让我支付房租。
大画家卡里埃一家也来看我的演出了。有一次他发表了一段演讲来称赞我的舞蹈，我受宠若惊。他说：
“太可爱了，”他大叫着，“太迷人了！”他把我揽入怀里，以法国人特有的方式亲吻了我。他就是著名的作曲家梅萨热。
“那么我们坐着的这条呢？”我问。
不过万博会上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日本悲剧舞蹈家佐贺洋子的舞蹈。那时候我们每天去欣赏她的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