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同意了，把蜡烛放到桌上。
我赶紧趁机从床上一跃而起，打开门飞奔出去，穿过长长的走廊，顺着楼梯一路跑进酒店员工办公室大喊：“这个女人疯了！”“护士”紧跟着追来，6个酒店员工一起扑向她才把她制服。医生下的诊断结果让我不安，我发电报给母亲，母亲从巴黎赶了过来。我将这段经历说给她听，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决定离开维也纳。
第二天早上我开始游览柏林。我一直憧憬的就是希腊和希腊艺术，所以一下子就被柏林的建筑吸引了。
但是当我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二者并不等同。这是日耳曼人印象中的希腊，柱子并非高耸入云的多利安柱，而是德国式的，带有书生气、迂腐的气息。然后我就回到了酒店要了一杯啤酒。
到了柏林，我住进了布里斯托尔酒店。我在豪华套房里找到了路伊·福勒，她身边围着十几个美丽的女孩子，不停轻抚并吻她的手。我成长经历简单，虽然母亲很爱我们，但很少爱抚我们，所以当时我完全惊呆了，感到无所适从。
到慕尼黑之后，我们又想转去维也纳。但钱不够用了，而且现在也没法再筹钱了。于是我自告奋勇去美国领事馆求助。最终我说服了领事，用领事馆提供给我们的资助成功到达维也纳。尽管没有随身带什么行李，我们还是被安排在维也纳布里斯托尔酒店的豪华套房。这次，尽管对路伊·福勒的艺术充满崇拜，我还是内心不安：我怎么能够把母亲单独留在巴黎，而自己混迹于这群美丽但疯狂的女子中呢？跟着这群人，我不过是个情不自禁的观众而已。
啊，布达佩斯！正值阳春四月。首演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格罗斯请我去一个小饭馆吃晚饭。饭馆里演奏的是吉卜赛音乐。啊，吉卜赛音乐，这令我情窦初开的美妙声响！世上还有哪一种声响，能比得上这根植于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呢？多年以后，我对约翰·瓦纳梅提及此事。我们在他商店的留声机部试听留声机发出的美妙音乐，我对他说：“发明家发明的所有这些构造精美的机器所发出的声响，没有一个比得上匈牙利农民在泥土上演绎的吉卜赛音乐。一个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家抵得上世界上所有的留声机。”
路伊·福勒十分慷慨，她按动电铃，点了一桌极为丰盛的晚餐，一定价格不菲。她晚上在冬季公园里有演出，我怀疑她是否能去得了，因为她那晚背脊疼得厉害。身边的女孩子不时拿来冰袋给她敷在背上。“亲爱的，再来一个冰袋，”她说，“这冰袋好像真能止疼。”
这是我第一次在剧院为观众献舞，我犹豫了：“我以前只跳舞给名流看，不知道普通观众会不会欢迎？”格罗斯打消了我的顾虑：“艺术家是最挑剔的观众，能过了他们那一关，普通观众一定会更加喜欢的。”
她时而像水，时而像光，最后幻化成螺旋状的火焰，四散到永恒的时空中去。
我被他说服并跟他签约了。他果然没有说错，我在乌拉尼亚剧院第一晚演出就大获成功，在那儿演出的一个月场场爆满。
一天晚上，她带路伊·福勒来到我的工作室。当然，我为路伊·福勒表演了我的舞蹈，并阐明了我的理论。对待来我这里的任何人我都会这样做，即使来的是一个管道工人，我也毫不例外。路伊·福勒很热情，她告诉我她明天将去往柏林，还建议我也去那里。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还担任萨达·雅各的经纪人。我同样喜欢雅各的艺术，她建议我可以跟雅各一道去德国各地举办音乐会。我很乐意接受，随后便安排前往柏林与路伊·福勒会合。
当我在维也纳跟路伊·福勒一起的那段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天我在艺术家剧院为艺术家献舞，当时有一个匈牙利经理人过来找我，他叫亚历山大·格罗斯，许诺说如果我想有个好前程，可以去布达佩斯找他。
记得在莱比锡，有一天夜里两点我被说话声吵醒，声音很模糊，但我还是听出了是那个被称为“护士”的红发女孩，每当有人头疼，她总是乐于看护照顾。我听到她打算回柏林向某人筹措资金，为我们去慕尼黑做准备金。之后，红发女孩靠近我给我深情的吻，还激动地说她就要离开了。只是几小时的路程，我不能理解她为何如此激动，如此不舍。很快，她就回来了，并带来了我们去慕尼黑的经费。
“这简直就是希腊啊！”我喊道。
在柏林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跟着路伊·福勒的团队去了莱比锡。离开时，所有的行李都被扣下了，连我从巴黎带去的那点儿不值钱的行李也没能幸免。我很不理解像这样成功的艺术家，怎么会遭遇这种事。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路伊·福勒是雅各的经纪人，雅各演出失败了，路伊·福勒已经入不敷出。
那天晚上，我们在包厢里欣赏路伊·福勒的表演。我简直不能将台上那光鲜亮丽的形象跟刚才那个遭受疾病折磨的病人联系起来。我们面前的她绚烂夺目，时而如波浪起伏，时而如花瓣层叠，有如魔术一般，各种体态，变幻无穷。她的天赋和才华，任何一个模仿者都难以企及。她是最早将灯光色彩和丝带变换运用到舞蹈中的人，她在舞台上变幻出千种意象，万般颜色，我看得入了迷，完全被她征服，昏昏沉沉地就回了住处。
而今，在遭遇了这些之后，我和母亲决定离开维也纳之际，我自然就想到了格罗斯先生的邀约。于是，我们去了布达佩斯，找到格罗斯，我和他签订了一份合约，合约上规定我要在乌拉尼亚剧院演出独舞一个月。
临行前，安德鲁·伯尼尔前来送行。我们最后一次去游览巴黎圣母院，之后他把我送到了火车站，以他惯有的方式吻我的手与我道别，而我从他的镜片后看到了浓郁的愁绪。
西方的南丁格尔曾对我说，“莎拉·伯恩哈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可惜她人品不佳。还好有路伊·福勒，她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人很纯洁，从未有过丑闻。”
我听说，面对一个疯子时，千万不能跟他做对。尽管十分害怕，我还是强作镇定，回答道：“没问题，但是请允许我先做祷告。”
在莱比锡，我每晚去包厢看路伊·福勒演出，愈发迷恋于她妙不可言的艺术。
当时我和红头发的“护士”被安排在一间房间。有一天凌晨4点，她突然起身将蜡烛点燃，来到我床边说，“上帝要我来掐死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