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6年10月》中，仪表堂堂的准尉切尔涅加对埃韦尔特将军关于免掉犹太人担任医生和经济方面领导职位的命令大声地表示赞许：“把犹太鬼撤掉！他们就像苍蝇粘在炉灶上那样，紧紧粘在非战斗部门。挨枪子不是他们的事。”桑尼亚徒劳地反驳他说，在犹太人中间也有军官，他们当中甚至还有人获得过乔治十字勋章。切尔涅加取笑他的“不开窍”：“只要你收进一个，明天就会来上十个骑在你的脖子上！你没有同他们一起生活过，还有些糊涂。只有我们才不会相互算计，而他们却会。并且权利平等马上就会变成他们专权！”这场谈话发生在窑洞里，在战斗间歇期——这才有高谈阔论的时间和心情，于是切尔涅加补充说道：“犹太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没有缘由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地道的中世纪反犹言论。桑尼亚突然激愤地冲着准尉说道（而且作者明显与他的想法是一致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排斥他、出卖他！你明白吗？任何一个民族！……谁也不能容忍这种事——某个人来了，并且直说他从上帝那儿来，他是上帝的儿子，给我们带来了上帝的意志！这谁能忍受得了？怎么会不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比这更小的事，也常常打死人。人类不能忍受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人类必须长久地爬行，跌跌撞撞，以便从自己的经验中接受启示。”
索尔仁尼琴不同意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后者也曾论述过“这一令人羞愧的、带来的只有灾难且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排他性”，提及“他们（犹太人）身上有不敢反击也没有能力反击的特点”。针对这些话，他强调说（这指的是苏联早期）：“那时候的人应该因为困惑而呆立不动”。要知道有过这样一些犹太人，因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而自诩为本民族的代言人。正像一个严谨的观察者所发现的那样，“对于城市里饥寒交迫的犹太人而言，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了一门像早先的裁缝、经纪人、药剂师这些职业一样的手艺”。但如果对那些具有自我反思精神的犹太政论家们（他们认为“今天奥斯维辛的‘道德资本’已告罄”，并指责自己的同族，说他们眼里只盯着大屠杀事件）说些颂扬的话，则又会彻底抹杀本书的优点。于是，大家来看看，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些在这一切之间平衡摇摆的话语，这些话好像将论争一笔勾销：“如果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评述20世纪的俄国历史时能做到这种名副其实而且宽宏大量的自我批评，该有多好，无论是凶残的革命时期，被恐怖吓得麻木不仁的苏联时期，还是充满了掠夺式的卑劣行径的后苏联时期。”这个“平衡”使得天平重又归于理性和公正。
《红轮》的很多章节都涉及到犹太问题。作家详实地讲述了“俄罗斯争取犹太人平等权利协会”领导者之一马克西姆·维纳威尔，他代表犹太人作为原告出席了1903年戈梅利大屠杀案件的审理（这件事对于俄罗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作为立宪民主党党员，他于1905年11月向权倾一时的维特提出平等对待犹太人的请求。维特答复说，犹太人应该彻底拒绝参与俄罗斯政治。维纳威尔表现得相当谨慎，但其他一些犹太人领导希望和当局一比高低。
对帕尔乌斯“游说”列宁那一幕的描写使作家广受指责，说他是“中世纪”“宗教”反犹势力的主要代表。但这与《同行二百年》出版后引起的批评浪潮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这里仅举两个有代表性的见解。列奥尼德·加奇斯不无讽刺地指出，索尔仁尼琴在写书过程中主要使用了《犹太百科词典》，而这本书就成了“反犹思想的工具”[1]。而格奥尔吉·加切夫则认为这本书是索尔仁尼琴创作的“顶峰之作”，是一部公正的学术著作的典范[2]。
在贝尔纳·皮沃主持的首次电视访谈中，索尔仁尼琴因为其笔下的很多犹太人都是“红色恐怖”和集中营体制的制造者（包括纳夫塔里·佛伦克尔）而受到大家的指责，他宣布，无法找到相关文件来证明这一点。在《同行二百年》里，作者的观点更为偏激：他想猜破这个“整个古拉格群岛邪恶灵魂”之谜，他从来就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土耳其凑够了资金后回到了苏联，被捕后遭到流放，而过了一段时间后成了古拉格群岛的一个最高领导人。“回到苏联，难道他的目的是想成为国家政治保安局和斯大林的傀儡？连他自己都坐了好几年牢——可是却残酷地镇压了被关押的工程师，并消灭了成千上万个‘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富农分子’。驱使他那恶毒的灵魂到底是什么？除了对俄罗斯的极度仇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了。就让他自己解释一下，谁能这样做呢。”索尔仁尼琴是如此回答这个问题的：既有魔鬼，也有圣徒。在集中营里，他遇到过似圣徒的犹太人，我们可以在《古拉格群岛》中找到对他们极为敏锐的刻画。这是很快就命丧集中营的鲍利亚·加梅尔，这是针锋相对的瓦洛佳·格尔舒尼，还有那个拒绝寻找温暖住所的来自埃基拔丝图兹集中营的玛萨梅德。他们的“举止既正确又好，只有最崇高的动机才能驱使犹太人做这些事——诚实地分担共同的命运，而且又不能被两方所理解！那些自我限制与自我牺牲之路在历史上永远都是这么艰难、这样可笑，但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人类。”
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报》记者采访时，作家解释说，早在创作《红轮》时，他研读1914年之前的事件时就碰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实际上，这是对这段历史的高度扩大后的阐述，类似那些写斯托雷平或者尼古拉二世的著述，某种程度上就是为孤陋寡闻的读者写的犹太问题导论，它带有作者看待这一问题的立场。索尔仁尼琴指出，很少有人记得，犹太人曾在1812年给俄罗斯军队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或者按照“越动荡越好”原则做事情的“民意党”却鼓励对犹太人进行迫害？
的确，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公开同意卡尔塔舍夫的观点，而且在书中提到《犹太智者录》的地方也不是很多，他更关心的是俄罗斯人与犹太人之间长期互相敌视的问题。犹太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包括这个问题的仇俄视角），斯大林迫害参与革命的犹太“元老们”（这些人成了他们建立的体制的牺牲品），这才是作者关注的问题。他想看到的就是两者相互关系这一心结能够解开。
我觉得，索尔仁尼琴对杜布诺夫的态度很有趣，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杜布诺夫不希望俄国的犹太人被同化，一直到1922年侨居德国之前，他都呼吁要坚守犹太族群的精神和道德独立性（这一点有别于崩得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参加俄国革命运动的犹太人）。杜布诺夫把自己的思想称作“自治主义”。因此，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杜布诺夫是一个艰难的对话者，因为他在犹太人身上寄予的希望与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人的希望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是在类似的领域里进行着各自的抗争[3]。
[5]关于波格洛夫及其父母是否是犹太教徒，有不少争议。好像只有他的叔叔改信了东正教。
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包括他的《不平等的哲学》这本书）是唤起其创作热情的一个主要源泉。这是一本给想象中的“敌人”们写的书信集，他们对于人、国家和历史只是抽象的认知。他们不理解战争以及人与国家冲突的意义，因为头脑里只有抽象的人及其权利、抽象的国家及其法律以及道德的绝对律令的概念。与蒲鲁东、施本格勒、索列尔一样，别尔嘉耶夫同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是伟大的罪过，但同时也是伟大的救赎。在《论民族》这封信中，他嘲讽地向国际主义者发出了挑战：“你们对犹太人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你们为争取犹太人的权利而斗争。但是，你们感到你们是‘犹太人’了吗，你们搞到犹太民族的灵魂了吗？你们是否曾经深入探讨这些秘密以及这些源于人类远古时期的犹太人的神秘的命运问题？”
第一卷主要以俄文文献为主，这并没有导致叫人伤心的结果，因为索尔仁尼琴引用的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们的著述。但第二卷只援引了侨民期刊，包括慕尼黑出版的《国家与世界》杂志和以色列的《22》杂志。索尔仁尼琴正是从这些出版物中选取证据来揭露“狂热的仇俄行为”或是修正自己的见解。由于缺少其他语种的正规文献，这明显地降低了索尔仁尼琴这部作品的意义。一些主要的研究著作被完全忽略，如列昂·波利亚科夫写的关于20世纪反犹现象的专著《简明仇恨百科》和《反犹史》。因此，难以把《同行二百年》与劳尔·希尔伯格或者扫罗·弗里德兰德写的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反犹行径的著作相提并论。索尔仁尼琴的书成了部分俄国犹太人仇恨俄罗斯人的“简明百科”，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所引借的文献资源非常有限。
这本书的一个观点是：犹太人经常会推翻俄罗斯人给他们的建议。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族群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对当局的提议不理不睬。犹太人村社首领会议、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有犹太革命青年——总而言之，是犹太人破坏了政府的所有努力。索尔仁尼琴过分强调了犹太人这种与生俱来的与世隔绝的本性——可当谈到俄罗斯的贵族以及俄罗斯帝国其他的社会群体时也可以这么说。想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斯托雷平没有获得沙皇的支持，结果被犹太人所暗杀[5]。最后，索尔仁尼琴颂扬的似圣徒的犹太人，是一些冒着生命危险希望摆脱“犹太标签”但又不放弃自己作为犹太人特权的人。作者似乎在写殉难者名册，进入名册的是那些共同遭受布尔什维克体制迫害的无名无姓的受害者，换句话说，这是一些进行自我限制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幸免于难。依照这一思想，索尔仁尼琴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记录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记录员（从两方面来看），并且参照的是自己钟爱的论断，即民族和人们要一样对上帝负责。问题在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并没有像其他族群那样形成民族，所以它的历史不应该与俄罗斯人的历史进行比较。杜布诺夫曾提及这一点，他把犹太人看作是“政治民族中的文化历史族裔”。对那些保有自己精神独立性的民族一向抱有好感的索尔仁尼琴不能因此指责像杜布诺夫这样的犹太人。但与此同时，令人诧异的是，他一再强调说犹太人经常拒绝当局提出的与俄罗斯族同化的建议。杜布诺夫颂扬的那种精神上不被同化，这使索尔仁尼琴无法认同，也使他多少有点羡慕犹太人——要知道他对俄罗斯人的最大希冀就是希望他们成为“精神强大”的民族。
在这本书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摘录了一段索洛维约夫写给杰奥多尔·赫尔采的一封信：“这是上帝的旨意——把大量犹太人同时也是最富裕的犹太人安置在我们国家。”与古拉格群岛进行抗争的斗士完全可以拥护哲学家的观点，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况且，他还指出，索洛维约夫曾迫于政府的压力，1880年拒绝发表一封公开谴责反犹倾向的信，可他此时已收集了一百多个签名，包括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这没有错，但我们需要指出一点，尽管如此，索洛维约夫在1881年还是失去了在大学教书的机会。我们认为，《同行二百年》的作者如此令人诧异地回避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在考察俄罗斯知识分子与政权抗争的过程中，作者发现，犹太青年在其中扮演了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他想还原那个遭到曲解（他认为）的历史事实。但却一直处于一种困境中：他向读者表明，自由的媒体以及西方的媒体经常夸大大屠杀的数据，而且还断定，俄罗斯人从来就没有敌视过犹太人。为了佐证后一点，索尔仁尼琴援引以下的事实：“……一个白俄罗斯小镇的犹太人认为不存在这种（排犹）倾向，在20世纪初期给莫斯科的慈善女商人М. Ф. 莫洛佐娃发了一封电报：‘您接济我们一点钱吧，犹太教会堂被烧了个精光，要知道我们拥有一个上帝。’于是，她就寄来了他们请求的钱数。”他把俄罗斯的犹太人与西欧的犹太人进行对比，提到了爱德华·德留蒙，提到了德列福斯事件，但关于左拉却一个字也没有说。
在与“多元论者”论辩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同样也不得不涉及到犹太问题，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问题有了新的变化：当时的首要问题是犹太人移民权的问题。这成了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纷争的一个起因。索尔仁尼琴只是认为不应该向个别人提供权利。与此同时，这一问题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参议院对此进行了投票表决并专门出台了一条法规。索尔仁尼琴认为，不应把与此有关的问题同道德上对抗体制联系在一起。于是，当2001年《同行二百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这本书及其作者受到了很多人的责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索尔仁尼琴不再触及这个棘手的题目，他写散文诗，着手发表那些先前未获出版的作品（如《爱革命吧》），但他的本性还是一位斗士，他也知道，写俄罗斯历史上的“犹太问题”就意味着要进行论战。这一点并没有吓着他，但从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的出版间隔来看，索尔仁尼琴参照了一些批评意见。他写的类似题材的书能获得出版这一事实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觉。
在自己的这部有关俄罗斯革命的著作中，索尔仁尼琴会经常触及犹太问题。在俄国沙皇统治时期，社会氛围的总体倾向是当局经常拒绝向犹太人提供平等权利。然而，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强调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犹太商人在法律上获得了与俄罗斯商人平等的权利，再考虑到大部分俄罗斯农民（这也就意味着，全体俄罗斯人）都是农奴，这项优惠是非常大的。但是书面的权利、法律是一回事，而具体应用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本国集中营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在那里，所有的自由权利都受斯大林宪法的保障）来讲，对这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
索尔仁尼琴非常喜欢这段申斥，他在自己的著作《同行二百年》中也引用了这段话，以此来强调，只关心与当局斗争的第二杜马甚至都没有讨论过斯托雷平关于扩大犹太人权利的这个草案。斯托雷平想要彻底放开这些现有对权利的限制，但是尼古拉二世不想给大家造成一切都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的印象。以国务秘书科雷扎诺夫斯基的回忆录为基础，精心选取那些引文，《同行二百年》的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二杜马（即便是胎死腹中的第二杜马）没有在日程中提出这一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上文引用的别尔嘉耶夫所说的话：即这些杜马的极端主义者关注的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与当局进行斗争的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只是这场斗争的工具罢了，顺便说，其他许多问题同样如此。
在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历史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即由于波兰被瓜分而进入俄国境内的犹太人，俄罗斯人（农民，没受过教育的阶层）和俄罗斯国家。一直热衷于造谣抹黑的知识分子，是制造混乱的源泉。在这里，索尔仁尼琴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路标”派的传统，后者同样揭露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垄断。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同样继承了这个传统，里面有三篇随笔内容是反对知识分子的，说他们退化成了高谈阔论的人——在这些文章里，索尔仁尼琴宣扬的是他珍藏于心的理念——自我节制和相互宽恕。在两卷本的《同行二百年》里，并没有提到知识分子，因此书中的文化状况所起的作用有限。这很可能是唯一可以指责他的地方，因为犹太问题既包含政治层面的问题，也包括法律层面的问题，但它首先是文化层面和宗教层面的问题（索洛维约夫说过，做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要对别人首先是对那些少数民族的代表要宽宏大量），此外，考虑到犹太人对俄罗斯文化所做的杰出贡献，还包括文学层面和艺术层面。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无论是巴别尔及其饱含残忍的幽默感讲述的有关犹太人生活的短篇小说，无论是曼杰尔斯塔姆及其“犹太似的混沌”（《时代的喧嚣》），还是不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的帕斯捷尔纳克（从《日瓦格医生》中的戈尔东的嘴里说出了这种想法），还是斯鲁茨基和布罗茨基，都没有提及。相反，索尔仁尼琴却不止一次地讲到了用俄语写作的纯犹太文学，特别是扎波京斯基（1880—1930）的创作，后者不赞成同化：“我们就是我们，长得美丑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能成为别人也不想成为别人。”
在这本书的最后，有关这个流离失所的民族的长篇大论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同化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于是，这时“心灵”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概念：“答案并不是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并不是要流血，也不是遗传因素，而是谁受到的伤害更能引起心底的感同身受：是犹太人的还是其生长于斯的那个本地民族的？对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心灵上既成为俄罗斯人又成为犹太人。他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位政论家的话作为答复：“……在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中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并非无缘无故——犹太心灵与斯拉夫心灵的接触……这里面有某种预兆。”
《同行二百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尽管有明显让人诟病的地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没有什么新意。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含有某种教育口吻和嘲讽的基调（这种基调也是作家其他作品共同的特征），但书中流露出的激情和斗志毫不逊色。看起来，缺点是引文过多：引号看得人简直是眼花缭乱。但这本书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索尔仁尼琴，发现他的一些新的观点（尽管其中的很多观点不无争议）。最理想的是，应该在那本有关俄罗斯革命的“不算很成功的”史诗作品视野下来审视它。俄罗斯的悲剧命运贯穿整部作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作家在《红轮》中却没有能够写出来。俄罗斯的犹太人问题是《红轮》这部巨著中贯彻始终的主旋律：对俄罗斯的弥赛亚学说而言，犹太人的卓尔不群和顽强的生命力既是典范，同时又是一个“坏典型”。索尔仁尼琴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斯拉夫主义者，但是由于他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生命力甚至包括肉体方面的存活率的高度关注，使得他对犹太人——这个俄罗斯民族的永恒“对手”——充满了明显的嫉妒和羡慕之情。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思考过，尽管他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
《同行二百年》贯穿着一种思想，即犹太人和俄罗斯人这两个民族处于相互竞争中，并且其中一方是“主人”，而另外一方是“客人”。如果把书名改为《分裂二百年》似乎更为准确。在这两个民族之间，积攒了不少互相指责：一方面，是犹太人过分积极地参与毁坏旧有俄国的进程，而且在斯大林暴政的帮凶当中有大批犹太人；另一方面，则是排犹行径，再往后，就是几乎属于国家层面的反犹行为以及1948—1953年的一连串事件。索尔仁尼琴总结道：对犹太人由于缓慢的同化过程以及对沙皇政府的仇恨而充满了浓浓的反俄情绪，俄罗斯人对之非常不满，这种仇恨后来演变成对仇视一切带有俄罗斯特征和东正教特点的事物；而对于犹太人来说，俄罗斯将一切灾难都算在了犹太人身上或者是归因于所谓的“犹太共济”密谋。“伟大的作家”索尔仁尼琴试图一下子调和这一切：“我呼吁双方，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相互宽容、相互理解，并承认自己的罪过。”
长时间创作《红轮》这部历史著作，使这部史诗带有一定的忧郁基调。这种忧郁基调我们在《同行二百年》这本有关互相曲解、互相侮辱的历史著作中同样能够感觉到。在这本书的结尾，这种基调特别明显。在这里，作者呼吁双方诚实地和解，不去否认做过的不公正的事情，呼吁相互宽恕——但所有这一切只会发生在久远的几乎是不可预见的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束窄窄的末世的余光，和解将发生在时光的尽头。宗教史专家安东·卡尔塔舍夫（索尔仁尼琴曾三次提及他）早在1928年其发表在布拉格杂志《路标》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索尔仁尼琴也引用了卡尔塔舍夫为布尔采夫那本揭露“犹太智者录”的专著写的序言中的话：“……擦亮了无知者被‘犹太智者录’蒙蔽的双眼，用同样的手段再次弄脏人的视力，做出一番样子，好像据此就可以消除犹太问题了，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4]本书作者认识平斯基，并翻译了他的《迂回说与铭记》（1980年作为《句法》杂志的一个专刊出版）。平斯基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有时也分享了自己对古拉格群岛的回忆。显而易见，他并没有尝到最差的待遇，但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索尔仁尼琴对他不是很公正。
至于说尤利·黑森，索尔仁尼琴的书里有三百多处引文引用了他的著作（通常情况下都是为了驳斥流行的传闻或者是更正过高的大屠杀牺牲者人数）。但是，索尔仁尼琴这里使用的手法会遭到质疑。他认为1881年大屠杀的人数有夸大的成分，甚至是过分夸大，这一点并没有错。但与屠杀这一事实相比，准确的数字是否如此重要？索尔仁尼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戳穿有关亚历山大三世暗中同情排犹行为且这些行为源于某个同一中心这一谣言。他在这里引用了黑森提供的事实。据他讲，在俄国宪兵司令普列韦写的关于宽恕大屠杀施行者的报告上，沙皇写有标注：“这是必可饶恕的”。据此就消除了他本人的嫌疑，但这却无法消除整个当局的嫌疑。
[1]Кацис Л. 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орган антисемитской мысли？// Ex Libris（приложение к《Независимой газете》）. 2002. 12 июля.
[3]1933年，杜布诺夫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时他离开了德国，有人邀请他去美国或巴勒斯坦，而他却选择去拉脱维亚。1941年，他死于俄国纳粹占领时期。
索尔仁尼琴写的这本书充斥了对那些一心以暴露揭发为事的犹太（还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犀利嘲讽，这一点同样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首先，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考虑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等伟大作家、思想家对19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犹太人法律上的不平等现象表达的抗议。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出现在全书的关键时刻，即俄国社会“比政府晚了半个世纪”，终于意识到“对于俄国而言犹太人问题的日益重要程度”的时候。这个“迟到半个世纪的事实”简直就是索尔仁尼琴的一个主要思想：当局不止一次地尝试过取消对犹太人种种限制，但恰恰是犹太人千方百计地反对这一点。（如果我们回到50年前，那时正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他确实做了一些尝试，但最后的做法是把犹太人的子女派往世袭兵的营队，这些孩子脱离家庭之后受到的是军事教育并且经常接触东正教。）
除了想使用那些在创作《红轮》期间收集到的资料，索尔仁尼琴还想回复萨哈罗夫（虽然为时已晚，他1989年就去世了）和其他一些关注犹太问题的持不同政见者。然而，《同行二百年》还间接地涉及了俄罗斯弥赛亚和犹太弥赛亚这两种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有的末世论问题。
显而易见，每一部书出版后随之而来的责难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作者收到了读者的指责：为什么在集中营里没有犹太人，他们经历着双重的痛苦——一方面是繁重的集中营劳役生活，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其他犯人的敌视？索尔仁尼琴在四十年后回答了这一问题：因为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通常情况下，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都会安顿好自己——当然也有一些圣徒式受难者。典型的例子就是列奥尼德·平斯基，他是文学研究专家，写过有关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专著，还包括集中营里囚犯写的随笔集《迂回说与铭记》：“在集中营里，他是一个卫生指导员。按照集中营里的评价尺度来讲：这还不错，也就是说，挺吃香。”[4]
[2]Гачев Г. Россия и её приёмный сын（В связи с книгой 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о《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1795—1995）》）// Континент，2002. № 111.
为什么是“二百年”？原因是在第一节波兰（1772年）之前在俄罗斯境内几乎没有犹太人。而在六天战争（1973年）之后，特别是1989年戈尔巴乔夫终于允许苏联犹太人自愿离开苏联（于是他们大批量移民以色列或者走上了彻底同化之路）之后，索尔仁尼琴觉得，犹太人在俄罗斯的发展已近尾声。创作这一敏感题材，必然会触及到痛处，所以才没有谁愿意做这件事，索尔仁尼琴冒着成为众人靶子的风险决心做这件事。“我曾把这本书放了很久，如果不写这本必将带来很多负担的书我会很高兴，但是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所以我不得不着手于这本书的写作。”他坚决反对给他贴上“反犹分子”的标签：“在我们的生活范围里，我们可以用尘世的尺度去评论俄罗斯人，或者是犹太人。上天的评价就留给上帝吧。”他并不是有关俄罗斯犹太问题史的专家，所以借鉴的不是第一手材料：第一卷主要是以革命前布罗克豪斯-艾弗隆出版的《犹太百科辞典》中的词条为基础编写而成。面对那些专业历史学家的责难，索尔仁尼琴表现得就像是一个被告。他引用的资料有：权威的《世界民族犹太史》一书的作者谢苗·杜布诺夫的观点（全书首次以德文出版，1—10卷，柏林，1925—1929年；后来出版了希伯来文版，1923—1938年），亨里希·斯利奥兹伯格（也是《红轮》里的主人公）的观点；特别是尤利·黑森和他的《俄罗斯犹太民族史》（1925—1927年，第二版，增订版）。索尔仁尼琴不仅援引这些著作中的基本信息，而且有时会参照胡佛革命战争和平研究所里的资料与作者们进行辩论。“遗憾的是，对于许多俄罗斯的犹太人史学家们而言，比较典型的情景是：如果说过去抗争和关注的焦点是争取获得某种权利，那么现在由于犹太人已经获得了这种权利，它就被看作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了……对于1835年的情况，当时的犹太人是平静对待的，С. 杜布诺夫也指出了这一点，但到了20世纪末，却被看作是‘无权地位的宪章’。”
索尔仁尼琴这部著作恐怕未必会被称为一部反犹作品——因为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但是，他希望成为双方调解人的想法激怒了很多人，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辩论。作家没有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他的著作成了无数断裂和失望链条中的又一环……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了格列佛在小人国中的境遇：没有能理解他，也不想理解他，甚至还把他抓了起来，五花大绑……当调解人的愿望落空了。
犹太问题以及反犹题材在《红轮》中就出现过。作者收集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后意识到，他掌握了远远要多于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信息。但这不是写作《同行二百年》的唯一的理由。令索尔仁尼琴感到不安的是犹太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敌对情绪，这种情绪在苏联末期得到了激化。吸引他的还有这个问题的末世论层面，尽管他一再尽力避免直接谈及这一点。
索尔仁尼琴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经常与那些故意抹黑俄罗斯历史的人进行论战（这些人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同那些始终站在犹太人立场的知识分子进行论战。索尔仁尼琴不能谅解格里高利·波梅兰茨，后者建议他往《红轮》添加一个“高尚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犹太人形象”。他想平等对待俄罗斯人和犹太人——甚至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而不是泛指所有人。实质上，这也是一场与“多元论者”的论战。有时给人一种感觉，他把一切都引入到与他们之间的毫无结论的争辩，由此削弱了自己创作的意义。与此同时，他的论敌在为犹太人争取出国侨居权利的大后方，却歪曲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到底犹太人是什么样的呢？是俄罗斯文化内部一个无价的酵素还是始终无法融入其中的异物？是很久以来就命中注定要被驱逐的上帝的选民，还是永远“站在其他民族肩膀上”的寄生民族？是否应该把俄罗斯革命的爆发算在犹太人身上？针对最后一个问题，索尔仁尼琴坚决地给予了否定的答复：“我为自己得出了结论，现在可以再重复一遍：不，并不是犹太人发动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它，毫无疑问，是俄罗斯人自己发动的，而且我想，在《红轮》中我已经花了相当的篇幅表现了这一点……的确，在知识分子当中的确有不少犹太人，但还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把革命称作是犹太人的革命。”
在《1917年4月》，我们看到了犹太资本家科尔兹涅尔一家人的沙龙，这个沙龙与莫斯科的文学艺术界联系紧密。1917年4月12日，在那里讨论了执行委员会的未来的问题：莫斯科人希望委员会能在莫斯科一个还没有建成的教堂里办公。一个参加者害怕回到过去，害怕出现新的反犹苗头。另外一个人答复说：“应该客观地谈论过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在俄罗斯站了起来，摆脱了原来的波兰的破落，摆脱了中世纪的面貌。我们的人口数大幅度增加，可以在海外建立许多人口众多的居民点。平均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积攒了大量的财富。在我们中间，犹太的教养得到了普及。我们可以奢侈地拥有三种语言的图书。我们在帝国的意义不断提高。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幸福已经与这个国家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听了他的话后，一位在座的人反驳说，争取犹太人权利问题依然存在——要知道原有的体制不想把这些权利给我们：“当下，再也无法人为地把我们与俄罗斯文化割裂开来，犹太的自我意识与俄罗斯的自我意识终于可以真正地融为一体，犹太特质与俄罗斯特质和谐共处。”这时，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女主人苏珊娜·科尔兹涅尔插话道：“坦白地说，俄罗斯犹太人的命运要比所有这些‘革命的收获’更使我不安。在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要知道我们大家都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所以我们应该表现得特别慎重、特别名副其实。而我们的年轻人，确实，到处东奔西走，到处都冲在前头。在执行委员会里也是这样——我们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太多了……我认为……我怕说出来……将会有一场残酷的国内战争。”
当谈到1937—1938年的“大清洗”时（在这场运动中，死了很多犹太人，他们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精英），索尔仁尼琴的观点非常坚决：他们是受害者，但他们不会因此就不再当刽子手。1930年代担任领导“毒药实验室”并曾在普通人身上实验各种毒药效果的马伊拉诺夫斯基教授，1951年自己也被逮捕。在监狱他给贝利亚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我的手杀死了不少苏联政权的邪恶敌人”。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悲剧性，一切就像是一个缠乱了的线团。“不应该否认一点，即历史使很多苏联犹太人飞黄腾达，成了全体俄罗斯人命运的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