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的上帝，他们定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为了让特丽莎相信他爱她吗？
她回家洗了个澡。躺在热水里，她总是对自己说，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但现在特丽莎意识到，在她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梦，在一个男人的感觉中仅仅是软弱而非坚强的梦，也展示了她对托马斯的伤害，迫使他退却。她的软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变成了一只她怀中的兔子。她无法摆脱那个梦。
她总是隐秘地责怪托马斯爱她爱得不够，把自已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视为对他的一种屈尊恩赐。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
“是不是说，他与当局讲和了？”
她刚刚扣完最后一颗纽扣，托马斯和集体农庄主席，还有一位脸白异常的年轻农工，闯了进来。
“他经常写吗？”
“我以前钦佩信徒，”托马斯继续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你可以说，象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快！”托马斯叫道，”来点烈性酒！”
“请他来吧！”她说。
她从浴盆里站起来，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愉悦快乐。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
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观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自责：他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是在这里，她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病死那阵子，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
托马斯终于成功地换好了轮胎，爬到驾驶座上。人们也开始上车，发动机吼了起来。
“是的，有趣。你该记得，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这样，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后来，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他在信里，称他们是‘永远革命派’。”
“时不时写。”
特丽莎跑出去，取回一瓶思利沃维兹，往一个酒杯里倒出一些。年轻人一口就饮得干干净净。
“他自己。”
现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托马斯在那里是快乐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开！然而她离开了他！确实，那时她自信是宽宏大量地给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宽宏大量不仅仅是个托辞吗？她始终知道托马斯会回家来到自己身边的！她召唤他一步一步随着她下来，象山林女妖把毫无疑心的村民诱入沼泽，把他们抛在那里任其沉没。她还利用那个胃痛之夜骗他迁往农村！她是多么狡诈啊！她召唤他跟随着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测试他，测试他对她的爱；她坚持不懈地召唤他，以至现在他就在这里，疲惫不堪，霜染鬓发，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稳解剖刀了。
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没有告诉过你，”他对特丽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象平行线。”
“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他宣称，要是我们信上帝，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付任何形势，把它们变成他叫作‘人间的天国’的一种东西。他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会。”
“他看起来象我，”托马斯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
“你给他回过信吗？”
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
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大路上有人声。近了，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
“写些什么？”
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感到有点羞愧，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邀请他来看看我们？”
“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他见面，我就怯场。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没干。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始终不想见他。有时候，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很难改变。”
“不要这样孩子气，托马斯！”特丽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帐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来伤害这个孩子？”
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
“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
“你为什么不问他？”
“有趣吗？”
现在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了，还能向哪里去呢？他们不可能再获准出国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种回布拉格的办法了：那里不会有人给他们工作。他们甚至没有理由移居到另一个村庄。
“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