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是的。”她回答。
他们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告诉他，她一直在等着他．
“一切都好吗？”他问。
她对自己说：他们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他是强壮的，她是虚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说一个句子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说：“对不起，卡列宁，看来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
“打了一个电话。”
第五天，托马斯突然回来了，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这一刻，他们还来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然后，他们就象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相互靠近。
“你去过杂志社啦？”
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现在房门口之前，教堂的钟正敲六点。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下班也是六点。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条黄色的凳子上，也听到钟楼里的钟正敲六点。
她希望做点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马斯那儿去，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这是晕眩，一种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没有什么事干，我在等着。”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
“是吗？”
可一到布拉格，她发现自己不得不花些时间处置各种现实问题，只得推迟离去的日子。
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刻了。托马斯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
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出布拉格，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回到托马斯的声音曾经引诱过她的小镇去。
她挤进火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来，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腿蹲着。这时，她老想着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那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背后侮辱她，不厌其烦地当着每一个人的面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去睡觉。想起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厌恶的典型。可现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视着他，对他说：“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行，我在这里呢。”
特丽莎很快也醒了（俄国飞机在布拉格盘旋，噪音使人无法安眠）。她首先想到他是因为她而回来的，因为她，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他再也不要对她负责了，而她要对他负责。她感到，她似乎还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来胜任地肩负这种责任。
特丽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烦意乱，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软弱质，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不，这不是什么迷信，是一种美感，治疗着她的沈郁，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新的意志。机缘之鸟再一次飞落肩头闪闪发光。她眼含泪花，倾听着身边的呼吸声，感到说不出的抉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