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多了，可能会发展同性恋趋向。”
（他想给日内瓦的萨宾娜打电话吗？或者想与他在苏黎世几个月内遇到的其他女人打电话联系吗？不，一点儿也不。也许他感到，任何女人都会使他痛苦不堪地回忆起特丽莎。）
太奇怪了，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们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宁是例外，决心与特丽莎相好。托马斯为此而感谢它，总是敲敲那小狗的头：“干得好，卡列宁！我当初要你就为了这个。我不能安顿好她，你可一定得帮我。”
“为什么不能？”
因为特丽莎的缘故，托马斯想也没想便谢绝了瑞士那位院长的邀请。他估计她不会愿意离开这儿。在占领的头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种类似快乐的状态之中，带着照相机在街上转游，然后把一些胶卷交给外国记者们，事实上是记者们抢着要。有一次，她做得太过火，竟然给一位俄国军官来了一个近镜头：冲着一群老百姓举起左轮手枪。她被捕了，在占领军指挥部里过了一夜。他们还威胁着要枪毙她。可他们刚一放走她，她又带着照相机回到了大街上。
随后，他们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来时腋下夹着那本书，建议让狗名叫“托尔斯秦”。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星期六第一次发现他独自在苏黎世的街上溜达，呼吸着令人心醉的自由气息。每一个角落里都隐伏着新的风险，未来将又是一个谜。他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叫卡列宁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吗？”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我为什么要去？”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他们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他对特丽莎的爱是美丽的，但也是令人厌倦的；他总是向她瞒着什么，哄劝，掩饰，讲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静，向她表白感情，说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梦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责，他辩解，他道歉……好，这一切令人厌倦的东西现在终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我为什么要去？”
他给病人诊治，却总在病人身上看见特丽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对自己说，我是患了同情症啦。其实她的出走和我们不再相见，这都很好，尽管我想摆脱的不是特丽莎面是那种病——同情。这种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正因为如此，占领后的第十天，托马斯对她的回答感到惊讶。当时她说：“你为什么不想去瑞士？”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他付了账，离开餐馆开始逛街。他心中的忧郁变得越来越美丽。他和特丽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现在他认识到了，对这些岁月的回忆远比它们本身更有魅力。
奇异而忧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续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变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丽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写告别信；感到她的手在颤抖；看见她一只手提着重箱子，另一只手引着卡列宁的皮带。他想象她打开他们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门时怎样痛苦地忍受那扑面面来的满房弃物的气息。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宁的帮助，托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是几年之后，大约在俄国坦克攻占他的祖国后的第十天。这是1968中8月，托马斯接到白天从苏黎世一所医院打来的电话。对方是一位院长，一位内科大夫，在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上曾与托马斯结下了友谊。他为托马斯担心，坚持让他去那儿工作。
七年了，他与她系在一起过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如果能够，她也许还会把铁球穿在他的脚踝上。突然间，他的脚步轻去许多，他飞起来了，来到了巴门尼德神奇的领地：他正亭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两天美好而忧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灵感应的祸根子）度假闲置，如同一个煤矿上紧张劳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为星期一的上班积蓄气力。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为什么不能？”
一天，特丽莎未经邀请来到了他身边，一天，她又同样地离他而去。她带着沉重的箱子前来，又带着沉重的箱子离别。
“它不能叫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个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脸，它太象卡列宁，对，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经常想象中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