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注重刻画人物而非讲述故事已成为小说的一种倾向。诚然，塑造人物是很重要的。只有小说中的人物受到渐渐熟悉他们的读者的同情之后，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才会得到读者的关心。然而，弱化人物之间发生的事件而倾尽全力塑造人物，只是小说的一种写法。另一种写法的存在同样是合理的，在这种写法中，小说家只是单纯地讲故事，对人物的塑造简单、粗略。实际上，很多流传于世的好小说就是采用这种写法的，如《吉尔·布拉斯》和《基督山伯爵》等。如果山鲁佐德[1] 不讲述那些神奇的故事，只知道一味地刻画人物，她早就被砍掉脑袋了。
在我的一生中，为了自我提高而阅读了很多谈论小说的著作。总体说来，这些著作的作者都秉持着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相同的观点，认为小说不应被视作一种消遣方式。这些人一致认同，故事并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故事是小说阅读过程中的一种障碍，读者的注意力在阅读故事时会被分散开，那些他们认为的小说中的重要因素便被忽视了。他们并不明白，实际上故事是小说家为了抓住读者的兴趣而扔出的一根救生绳索。在他们眼中，小说的庸俗化便体现为单纯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认为这种观点很奇怪，在人类身上，听故事的欲望是根深蒂固的，正如对财富的欲望一样。一直以来，人们围拢在篝火旁或聚集在市井中听彼此讲故事。人们听故事的欲望一直很强烈，从当今侦探故事的蓬勃发展中便可得到证明。仅仅把小说家视为故事员显然是一种侮辱与轻视，当然，我敢说没有人是这样看待小说家的，但小说家需要讲故事，这仍然是一种事实。他们通过自己所讲述的事件、所选择的人物以及对人物的态度，对生活做出批判。也许这种批判既不深刻也不新颖，但它已经出现在那里了。结果，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小说家成了一个道德家，尽管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与数学不同，道德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道德的标准是持续变化着的，它与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人类的行为往往是多变的、复杂的和虚伪的。
小说家应该关注我们生活着的动乱的世界，哪怕未来这个世界不会得享太平。自由总是处于威胁之中，我们也总是受到恐惧、忧虑和挫折的困扰。某些社会准则在过去看起来不容置疑，现在早已不合时宜。然而，当小说家在作品中探讨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往往会使读者感到乏味与枯燥，这一点小说家心知肚明。例如，在避孕药问世之后，过去的道德标准中那些为保持贞洁而需要遵守的部分便不再适用。由此引发的两性关系变化很快被小说家捕捉到，为了维持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他们让男女主人公在故事中频频上床。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关于性交，切斯特菲尔德爵士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欢娱是短暂的；情景是好笑的；代价是高昂的。如果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寿命够长，活到今天并阅读过现代小说，也许他会做出这样评价：行为是重复的；叙述是冗长的；感受是乏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