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终于接受了她的女性气质，除非她长得特别难看。而且，在完全安心地去生活以前，她往往幸运地没有付出代价就享受到生活所提供的快乐和胜利喜悦。她还没有受任何义务的束缚，无须负什么责任，她自由自在，然而并不认为现在是空虚的或欺骗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阶段。盛装打扮和卖弄风情似乎仍然只是一场游戏，她对未来的梦想掩饰了未来的无用。弗吉尼亚·沃尔芙在《海浪》中，就是这样记录了年轻娇气的吉尼，在大学一次谈话中表达的这种想法：
她跳舞时仔细倾听一个又一个舞伴说的话，试图根据他们的意愿来回答他们，变成了一个应声虫；她激动，她来者不拒。《含糊的回答》中的女主人公朱迪恩同样是迷人的。她没有放弃童年的快活：她喜欢夜晚裸着身体到她花园旁边的小河里去洗澡，她热爱自然、书籍和生活；
这就是她心里充满怨恨的原因：她既不可以希望改造世界，也不可以希望超越世界；她知道，或者至少是相信，她是受束缚的——也许她甚至可能希望如此；她只能破坏。在她的愤怒中存在着绝望。她气急败坏，摔杯子，砸玻璃，扔花瓶——这不一定是为了征服命运，而只是为了象征性地进行抗议。女孩子由于现在的无能而反抗未来的奴役。她的徒劳的发作，远没有使她所受到的束缚放松，往往只能使这种束缚变得更紧。
深度的不真诚使正常少女与这些神经症类型相联系。狂躁症、痉挛、阴谋解以及行为反常——我们发现，她的许多神经病症状是由于我谨慎指出的欲望与恐惧的矛盾引起的。例如，她离家出走十分常见。她出走可能是漫无目的的，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逛上两三天，自己又回来了。毫无疑问，这不是真正的出走，不是真的要和她的家庭断绝关系。这只是一出逃走的喜剧，如果有人想当真带她离开，女孩子的心绪则往往会十分烦乱：她想离开，又不想离开。
在找不到爱情时，她可以发现诗一般的境界。由于不能行动，她观察，她感受，她记录。
她能够给她对世界的反抗以重视，她能够避开过于严肃和循规蹈矩设下的陷阱。伙伴们故意捏造的谎言会受到她的讥讽，被她所看穿。她每天都会感受到她地位的暧昧性：她能超出无效的抗议，勇敢地对公认的乐观主义、陈旧的价值。虚伪和快乐的道德观念提出质疑。《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玛吉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她身上，乔治·艾略特体现了自己在青年时代对维多利亚英国的怀疑和勇敢的反抗。男主人公们——特别是玛吉的哥哥汤姆，顽固地坚持公认的原则，把道德观念凝固成正式惯例。但玛吉想让它们有生活气息，她推翻了它们。她超然于僵化的男性世界之外而走到了孤独的极限，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行为形式中，少女不想超越自然与社会的秩序，她既不打算扩大可能性的范围，也不打算重新评估价值。她满足于在其疆界与法则都维持不变的世界范围内，表现她的反抗。这种态度常被认为是“邪恶的”，它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掩饰：承认善是为了蔑视它，树立法则是为了破坏它，尊重神圣是为了能进一步亵渎它。少女的这种态度主要应由这一事实来解释：在不真诚的痛苦阴影笼罩下，她对世界和她的命运既否认又接受。
当家里的气氛变得太可怕，安伯的神经紧张到极点时，她就要悄悄地溜出家门，走到北面的森林去……在她看来，多默是根据法律生活的，而森林却在根据冲动生活。她逐渐意识到自然美，进而认识到她所特有的美。她开始觉察出两者的相似之处。对她来说，大自然不是美的事物的集合，而是一种和谐，一首凝重质朴的诗……那里表现出来的美，那里发出来的光，不是来自花朵或星辰。一种震颤，神秘而又令人激动，仿佛和那光一起穿过……飒飒作响的森林……所以，她踏上这绿色的世界，是为了举行重要的宗教仪式。6月初的一个宁静的早晨……她终于来到了北面的森林，立刻被美紧紧抱住。在和自然交谈时，对她来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较量，好像有一种心情在说：“我不会放你走的，除非你为我祝福”……
许多不同的女人，如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娜·德·诺阿耶，在她们青年时代都经历过这种激情——并保留了终生。
今天，她自己掌握着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委托给男人，这正在逐渐变得可能。如果她专心于学习、运动、职业训练，或某种社会政治活动，就不会整天想着男人，对自己的感情或对性冲突的关注，也会小得多。然而，在把自我实现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方面，她仍会面临比年轻男人更多的困难。如我指明的，家庭和社会习俗都不会赞成她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我觉得自己在黑暗中发光。我穿着长街丝袜，双腿相互平滑地摩擦着。宝石项链垂在我的预前，使我略感寒意……我盛装艳服，一切就绪……我的头发吹成一种波浪形，我的嘴唇鲜红。我现在就准备上楼加入男男女女——我的同辈们的行列。我从他们身边走过，任凭他们注视，如同他们任凭我注视那样……在这芬芳中，在这光彩中，我开始舒展了，就像一棵俄曲叶子的小草在舒展那样……我心里涌出数不尽的怪念头。我时而调皮，时而快活，时而倦怠，时而忧郁。我有根，却在流动。所有金光闪闪的人们都在那样地流动，我对这样一个人说：“来吧……”他靠得比较近，他朝我走来。这是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我的心在剧烈跳动，翻腾不息……我们坐在一起，我穿着缎子衣服，他穿着黑白相间的衣服，这不是很愉快吗？我的同辈们现在可能在看着我。而我，也在死死盯着你们，男男女女们。我是你们中的一员。这是我的世界……门开了，它继续开着。于是我想，下次门开时，我的整个生活都会发生变低……门开了。哦，来吧，我对浑身闪着金光的这样一个人说。“来吧，”于是，他朝我走来。
一个人要让男人们接受，就必须像他们那样去思考和行动，否则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怪物，而孤独会成为你的命运。至于我，我现在饱尝了孤独之苦，不仅需要我周围有一群人，而且需要他们和我在一起……
玛丽·韦伯也告诉我们，少女在自己十分熟悉的乡间所感到的狂喜：
这种关切常常破坏女性问的友谊。“最要好的朋友”失去了昔日的光荣地位。少女把她的伙伴们看成对手，而不是盟友。我认识一个这样的少女，她聪明，有天赋，在诗和散文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神情恍惚的公主”；她真诚地宣称，她对童年伙伴不再有任何感情：如果她们又笨又丑，她会讨厌；如果很迷人，她会害怕。对男人的急切渴望，往往会涉及阴谋诡计和蒙受耻辱，使少女变得心胸狭窄、自私和无情。如果迷人王子姗姗来迟，那么则会加剧她的厌倦和酸楚的心情。
但是，当女孩子成熟时，母亲的权威使她感到更沉重的压抑。如果她在家里做家务，她会讨厌只做帮手，因为她很想把自己的成果献给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孩子。她常觉得在同母亲进行不愉快的竞争，要是有了新出生的小弟弟或小妹妹，她尤其感到烦恼。她认为，母亲已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现在该轮到她去生孩子、去管家了。如果她在外面工作，她会讨厌回家后仍被只当成家庭的一员，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独立的人。
在信仰时代，许多年轻女人指望上帝能填补她们内心的空虚。锡耶那的卡特琳和阿维拉的泰丽莎，她们显然是在早年生活供奉圣职的；冉·达克也是一位少女。在别的时代，最高的目标是人性，于是神秘的冲动流入了明确的社会设计。然而也正是早年对绝对的渴望，在诸如罗兰夫人和罗莎·卢森堡的女人心中，点燃了使她们生命倍生光辉的火焰。在屈从和幻灭时，少女有时也能从对抗的深处鼓起最大的勇气。她可能进入诗一般的境界，也可能表现出英雄主义。要对抗她不可能与社会融为一体这个事实，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她必须开阔自己的眼界。
她有时还在超自然地追求一种更遥远、更灿烂辉煌的现实，容易沉湎于神秘的狂喜中。
对于大多数成熟的女孩子来说，不论她们在辛勤劳动还是在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不论被禁闭在家还是有某种自由，找丈夫——或至少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一件越来越紧迫的事。
可是，她又不希望自己和它分开。因为不论怎样，她都不愿意完全放弃地的命运。她的虐待一被虐狂的失常涉及到一种基本的不真诚：如果她任凭自己去失常，就会意味着她通过放弃接受了等待着她的女人命运；而如果当初她没有承认自己是肉体，就不会那么仇恨地摧残自己的肉体。
后来有一天，贝吉勒夫人用灯芯草为她们做了一个小床，再有一天，里面躺了个，小娃娃，好庄严，好肃穆，洗礼仪式的邀请信发出去了，邻居们都来了，像蜜蜂围着蜂后似的围着孩子的母亲。当事情不顺利时，我常会对自己说：“没关系，普鲁·萨恩！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你自己小窝里的女王的。”
有些女人的丰富而有力的天性，在环境有利时，曾使她们在成年期能够继续进行青春期的热情设计。然而，这些是例外。乔治·艾略特和玛格丽特·肯尼迪让她们的女主人公，玛吉和泰莎，在年轻时死去，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勃朗特姊妹经历了苛刻的命运。少女是动人的，因为她对世界的抵抗是孤弱的。但是世界太强大了，如果她坚持对抗，就会被摧毁。
贝勒·德·朱伦的讥讽能力和独具的智慧使欧洲倾倒。然而她却吓跑了所有的求婚者：她对作出任何让步的拒绝，使她受到长年过着凄凉的独身生活的惩罚，以至她宣称“viergeetmartyre”［处女和殉道者〕这个词语完全是多余的。这种固执并不常见。大多数少女认为这种斗争常常太不公正，于是终于屈服。狄德罗在给索菲·沃兰的信中写道：“你们全都会在15岁死去。”如果这种斗争，像常发生的那样，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反抗，那么失败是无疑的。少女在梦想中要求许多，充满希望，然而却是被动的，所以只能赢得成人们的怜悯一笑。他们预料她会变得顺从。果然我们在两年后发现，那个曾经是古怪的、难以约束的孩子，现在平静了下来，完全准备接受女人的命运。柯莱特为万卡预示了这种命运，莫里亚克早期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们的情况也是如此。青春期危机，是一种可与拉加博士所谓哀悼的“阵痛”相比的“阵痛”。少女缓缓地埋葬了她的童年，埋葬了她以前所是的那个独立而专横的人，顺从地踏上了成人的生活。
现在，我在不知不觉地从抽象观念向实际生活运动，其间没有断裂。
她能够承受世界的严酷，而在自身中不分离。她既有无忧无虑孩子般的和谐，又有明智女人的和谐。敏感宽厚的少女是善于接受的、热情的，所以很容易成为可以胜任伟大爱情的女人。
她继续说：
她顺从路易斯的一时兴头，但从不奴颜婢膝。她体谅他，激动时和他保持一致，但如果他们吵嘴，抚摸就不会把她征服。虚荣孤傲的弗洛伦斯可以被亲吻征服，但泰莎却创造了奇迹，可以在爱情中保持自由，这使得她对爱既不怀有敌意也不骄傲。她的天生质朴有着矫揉造作的全部吸引力；在取悦于人时，她从不伤害和贬低自己，从不处在客体地位。她的周围全是一心一意搞音乐创作的艺术家，她的心里没有感到这贪婪恶魔的存在。她全心全意地去爱，去理解和帮助他们。她以深情而自然的宽厚，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即使她在忘我地帮助他人，也仍然是完全独立的。由于这纯粹的真实性，她免除了通常的青春期冲突。
她针对自己或针对周围世界的暴力行动，始终具有消极性质：它们比较壮观，却没有实效。好斗的男孩子，把他受到的微小伤害当成他积极活动的不足挂齿的后果，因此，他对此既不追求也不回避（除非自卑情结使他处于女孩子那种处境）。女孩子则时时注意自己所受到的折磨；她在心中细细品尝着暴力和反抗的滋味，对结果没有任何兴趣。她的反常，来源于她仍被束缚在童年世界，因而她不可能或不愿意完全从那里逃脱这个事实。她想在牢笼里挣扎，而不是想离开它。她的思想框架是消极的、反射的、象征的。
这种态度在这个年龄所常见的自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少女可能会用剃刀划破大腿，用香烟烧伤自己，剥自己的皮。为了逃避一次必须参加的无聊舞会，我年轻时的一位朋友用斧子砍伤了自己的脚，伤势很重，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六个星期。这些虐待一被虐狂的举动，既是对性体验的期待，也是对它的抗议。经过这些考验，一个人就可以坚强地面对一切可能的磨难，减轻它们所引起的痛楚，这包括新婚之夜的磨难。当少女把蜗牛放在胸脯上或吞服一瓶阿斯匹林片或伤残自己时，她这是在向未来情人挑战——“你对我的惩罚，决不会比我对自己的惩罚更可恨。”这就是她开始进行性冒险时作出的骄傲而阴郁的姿态。
她不是一个自恋者；她不骗人，也不自私，更不想通过男人提高她的自我：她的爱是一种馈赠。她把爱情送给任何一个战胜她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詹妮弗还是罗迪。她给予但不失去自己：她过着独立的学生生活，有自己的世界和设计。然而，使她区别于男孩子的是她的观望态度，她的温柔驯服。尽管如此，她还是微妙地注定要属于他者：在她的心目中，他者的形象是如此美好，以至于她立刻爱上了邻居家的所有年轻男人，爱上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姐妹，他们的世界。詹妮弗使她着迷，不是因为她是朋友，而是因为她具有他性。而她之所以使罗迪及其表兄弟们人迷，是因为她愿意为他们塑造自己，根据他们的愿望塑造自己；她是忍耐、宽厚、接受和默从的化身。
她靠在一棵野梨树下，通过内心的倾听，感觉到生命的狂涛汹涌澎湃，这使她联想到大海的咆啸。这时，一阵微风吹来，摇动着开满花的树梢，她又唤起了那种感觉，她像听到那树叶的陌生说话声……每一片花瓣，每一片树叶，都好像在品味着对它由之而来的深处的回忆。每一朵弓身弯曲的花，都仿佛充满了对它脆弱而又过于庄严的回音……一缕缕芬芳从山顶吹来，飘散在树枝中间。那有形的、并且懂得死亡也是有形的树枝，在那无形的、永恒的芬芳掠过时。瑟瑟发抖……由于它，这个地方不只是树的云集，而且和星空一样浩瀚……因为它占有自己，永远处在受压抑的、永恒不变的生命力之中。正是这，吸引了安伯，使她怀着极大的好奇G，走进大自然的这块神秘的地方。正是这，使她现在突然感到一种狂喜……这就是吸引安伯屏住呼吸走进大自然这块充满灵气的地方，并使她久久地停留在稀有的狂喜之中的原因。
而且，她即使选择了独立，也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给男人和爱情腾出一块地方。她很可能是在担心，如果完全献身于某项事业，她会错过自己的女人命运。这种感觉往往不会被承认，但它确实存在。它削减了已明确树立的目标，对它加以限制。在任何情况下，职业女性都希望能把职业成功和纯属女性的成就协调起来。这不仅意味着她必须花许多时间打扮自己，更严重的是，它还意味着她的主要兴趣是不一致的。男学者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的同时，还以思想的自由驰聘为快，因此产生最佳的灵感。然而女人的遐想方向却完全不同：她要考虑个人的容貌，考虑男人和爱情；她将只给学习和职业留下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在这些领域里，任何事情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这并不是一个智能弱、思想无法集中的问题，而宁可说是两种不一致的兴趣很难协调的问题。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常惊讶地发现，女人一旦找到了丈夫，便能多么轻易地放弃音乐、学习和她的职业。在她的计划中，她明显涉及到自己的地方实在是太少了，以至实现计划也不会给她带来多少利益。一切都在联合起来抑制她的个人野心，巨大的社会压力仍在强迫她通过婚姻谋求社会地位和合法庇护。当然，她也不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她在世界的地位，或者即使想，也是胆怯的。只要社会上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平等，只要社会习俗还在批准女人以妻子或主妇身份从某些男人的特权那里获益，那么，她不劳而获的梦想就会存在下去，就会阻碍她取得自己的成就。
下面一个19岁女孩子的这些自白如出一辙：
我爱黎明，想提着空篮子顺着沙滩向那条河走去，那里长着草莓和红醋栗。3点半时，一切都是深蓝色的，潮湿而又朦胧，我可以信步走进浓雾，直到大雾埋没了我的耳朵和敏感的鼻孔……那时我会感到自己的价值和一种蒙受天恩的心境，感到与第一缕微风、第一只啼鸟和初升的朝阳融为一体……我会想回家，但只会在吃饱、走遍森林和喝两口不容易发现的清泉流出来的水之后。
但是，少女也可能确实在接受她千方百计用不可靠方式加以摆脱的处境。就她的缺点而言，她令人恼火，但就她的优点而言，有时她又令人惊讶。两者同出一源。她对世界的否定，她的不安期待，她的虚无，都可以被她用来作为达到孤独和自由顶点的跳板。
在玛丽·韦伯的《可爱的贝恩》中，可怜的普鲁也有类似的梦想；
因而这完全是她的王国。在占有它时，她也骄傲地占有了她自己。柯莱特常常描绘这种少女的狂欢，例如在《西多》中：
不过，这种态度也常常可能是表示对母亲的敌意，不论是由于少女被严于律己的父亲所疏远，还是由于怀疑母亲本人水性杨花；或者这种态度也可能是表示对过于冷漠的父亲的怨恨。无论如何，这种魔念，和我提到过的常随之而来的怀孕幻想一样，有一种反抗与共谋的纠缠不清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精神失常的标志。
少女的性格行为是她处境的产物：如果处境改变，青春期女孩子的面貌也会随之改变。
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新的体验，它是在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出现在她面前的，而她要独立地对它作出反应。现在，我们必须来认识这个新阶段。
由于被恭维、被追求，以及遇到的诸如此类的事，我变得异常野心勃勃。这不是15岁少女所感到的那种颤抖而惊奇的快乐，而是在报复生活、往上爬时所感到的冷酷而通人的狂怒。我卖弄风情，拿爱情逢场作戏……我增加了知识，学会了sang-froid［沉着冷静〕，习惯于洞察秋毫。我失去了一颗温暖的心。
我现在要生活，不想再那样默默地、呆头呆脑地存在、等待、梦想和自言自语了。
一种颜色，一次微笑，会在她心里深深地引起共鸣。她的命运存在于她之外，分散在已建成的城市中，分散在已打上生活烙印的男人的面容上。她热情地品味，然而用的是比年轻男人更超然、更自由的方式。虽然不能和人类世界融为一体，几乎不能在那里适应，但她可以和儿童一样客观地观察它。她不只对把握事物感兴趣，还探求它们的含意。她捕捉它们特有的轮廓，它们出人意料的变化。她很少感受到大胆的创造力，通常缺乏自我表现的技巧。但在她的谈话中，在她的书信、文学随笔和素描中，她表现出一种独到的敏感。少女热情投身于行动，因为她还没有被剥夺超越性。她一事无成、一无所是这个事实，只会使她的冲动更加强烈。她是空虚的和无限的，所以她想从自己的虚无深处获得一切（All）。这就是她把一种特殊的爱献给大自然的原因：她比青春期男孩子更加崇拜它。大自然是未被征服的、无人性的，极其明显地包容了存在的整体性。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尚未学会利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
获取而未被捉拿，唯恐变成猎物而深陷痛苦，这是青春期女性性欲追求的危险目标。少女们的所有反常而有罪的行为模式，都有这同一种含义。有些少女专门写匿名信，有些则以戏弄伙伴为乐：一个14岁的女孩骗全村的人相信，有一所房子在闹鬼。她们还喜欢在暗地里行使自己的权力、表示自己的不顺从、向社会进行挑衅——喜欢冒被发现的危险！这最后一项在她们的乐趣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以至她们屡屡暴露自己，有时甚至谴责自己未曾犯下的错误和罪过。我们可以毫不惊讶地发现，拒绝变成客体导致了使自己变成客体：这一作用机制对所有被消极魔念困扰的人都是适用的。仅仅由于一种反应，歇斯底里的麻痹症患者就会对麻痹症感到恐惧、渴望并引起了它：这和发生在精神性痉挛患者那里的情形一样，只有不去想它，治疗才会奏效。
啊，从前，在仿佛和现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同这一时代的要求之间，有着一种怎样的冲突啊！现在我好像感到了某种平静。我产生的每一种新的狂妄想法，没有引起痛苦的骚动，没有引起无休止的破坏和重建，而是奇妙地适应了我脑子里已经有的想法……
然而，惩罚青春期女孩子的最重要虚伪是，她必须装成一个客体，一个迷人的人，尽管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常的、分离的人，尽管她很清楚自己的缺陷。化妆品、假发、紧身褡以及“使乳房丰满的”乳罩，全都是假象。连面孔本身也是假象：一时冲动的表情是装出来的，被动的惊叹是模仿的。没有什么比突然发现十分熟悉的少女相貌呈现出女性功能，更让人惊讶的了。它的超越性被放到一边，并在模仿内在性；目光不再是锐利的，它们在沉思；
有时这种反常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少的年轻处女都有盗窃廊。盗窃瘤是一种性质十分含糊的“性的升华”。破坏法律和违反禁忌的意愿，被禁和冒险活动所引起的高度兴奋——这种挑战在女窃贼那里无疑是主要因素，但它有双重性。获取无权获取的东西，是为了傲慢地证实她的独立性，是为了在被输的东西和谴责这个窃贼的社会面前扮演主体角色，是为了否定法律和秩序。然而这种挑战也有被虐狂的一面。这个窃贼被她所冒的风险，被如果她被捕那张着大口等待吞没她的深渊所深深吸引。被捕的危险给窃贼行为带来了一种能激起性欲的魔力；在指责的目光下，在捉拿的手掌中，在这一切所引起的耻辱中，她将会完全彻底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客体。
但是，不论少女以何种方式进入成年期，她的见习阶段都还没有结束。无论是缓慢的渐进，还是突变，她都必须经历性发动阶段。有些少女在回避这个问题。如果她们童年时经历过不愉快的性事件，如果错误的教育逐渐加深了她们对性行为的恐惧，她们就可能把童年对男性的厌恶保留下来。有时，环境也可能违背某些女人的意愿，迫使她们延长处女生活。但通常，少女或迟或早都会实现自己的性命运。如何应付它，显然基本上取决于她过去的经历。
甚至她的暴力引发也源于听从的深处。一个男孩子在反抗父亲、反抗世界时，他的暴力是有效的。他和同伴寻衅闹事、打架斗殴，是在用拳头证实他的主体地位：他把自己强加于世界，他超越世界。然而这不是说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也可以这样地去证实、这样地去强加。
对于这种自由，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几乎只能消极地运用。然而她的静止性能够产生一种可贵的感受性，因而她可以做到忠实、周到、通情达理和充满深情。罗莎蒙德·雷曼笔下的主人公们以这种温顺的宽厚而著称。在《请跳华尔兹》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奥莉维亚虽是胆怯的、窘迫的，可是几乎不娇气，她以富有感情的好奇心环顾着这个她即将踏入的世界。
然而，她并不是只准备消极反对强加于她的处境，她也努力弥补其不足。如果说未来使她惊慌，那么现在则令她不满；她对成为女人犹豫不决，对仍只是个孩子感到心烦；她已经把过去抛到后面，可还没有踏上新的生活。她忙忙碌碌，但一无所为；由于一无所为，她一无所有，一无所是。她只能用装腔作势和弄虚作假来填补这个“无”。人们常指责她狡猾、不诚实，是个“说瞎话的人”。实际上，她注定是隐秘的、说谎的。一个女人在16岁时就已在经历痛苦的磨难：青春期、月经、性发动、初到的欲望、初次的性兴奋、恐惧与厌恶，以及暧昧的体验。她把这一切统统隐藏在心中，并学会了小心保守自己的秘密。单是必须收藏月经带和隐瞒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事实，就已在使她习惯于支吾搪塞。凯瑟琳·安娜·波特在她写的《老人》这个故事里，谈到1900年前后，美国南方的少女们准备参加舞会时，为了暂不让月经来临，怎样喝下令她们恶心的盐与柠檬制成的混合液。她们唯恐年轻的男人们会从她们的眼神，同她们手的接触，或者可能从某种气味，发现她们身体的状况，这个想法使她们心惊肉跳。当一个人感到两腿之间夹着带血的月经带的时候，或者更一般地说，当一个人意识到做一个肉体的原始不幸时，要去扮演一个偶像，一个仙子，一个神情恍惚的的公主，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羞怯是对承认自身肉体性的本能拒绝，它与虚伪相差无几。
身体不再是有生气的，它在等待；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微笑，都变成了欲望。少女毫无戒备，任人摆布，她现在只是一束等待奉送的鲜花，一个等待摘下的果实。
出走有时与卖淫幻想相联系。她幻想自己是一个妓女，她扮演这个角色时多少有些胆怯；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倚窗凭栏，向路人暗送秋波。有时，她离家出走时把这出喜剧演得如此逼真，以至真假难辨。这种行为往往表达了对性的欲望的厌恶，表达了一种有罪感：“既然我有这种想法、这种欲望，我比妓女也好不到哪里，我就是一个妓女！”她想道。有时她竭力放纵自己：“让我们干到底吧，让我们有个悲惨的结局吧！”她这样自言自语。她想委身于第一个到来者，以自我证明性行为是无足轻重的。
显然，这一切缺点都只能来自青春期女孩子的处境。在满怀希望和雄心勃勃的这个年龄，在生存和在世界上占有一个位置的愿望变得强烈的这个年龄，处在这样一种处境，感到自已被动而依附，这是十分不幸的。在这个一心想征服的年龄，女人认识到，对她并不存在任何征服的问题，她必须和她自己脱离关系，她的未来要依靠男人的幸福快感。她不但在性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已经产生了新的渴求，但它们却一直未得到满足。她对行动的所有热情，不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都立刻被挫伤。可以理解，她是难以恢复平衡的。她的喜怒无常的性情，她的眼泪，她的神经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生理脆弱的结果，而是精神严重失常的明证。
永不结婚可真是件可怕的事。所有的女孩子都会结婚的……要是女孩子们结婚，她们会有一间小屋，也许还会有一盏在她们大夫回家时才点亮的灯，或者只是蜡烛也无所谓，因为反正她们可以把它放在窗台上，而他会想：“我的妻子在呢，她把蜡烛点亮了！”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少女是内向的、骚动的，是严重冲突的牺牲品，但这种复杂性使她丰富，她的内心生活发展得比她的兄弟们更有深度；她更注意自己的情感，所以它更微妙地富于变化；同男孩子们相比，她有更强的心理顿悟能力，而男孩子们只对外部世界感兴趣。
我们当然不可能只根据年龄来明确分类。有些女人一生都处在幼年状态；我描述的那种行为，有时会延续到一个很高的年龄。尽管如此，一般来说，在15岁这样尚未成熟的少女同“大姑娘”之间，仍有着重要差别。后者在准备接受现实，她的活动几乎不再处于想像阶段，自身的分裂也不像以前那么严重。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在大约18岁时写道：“小时候，我的年龄越大，越是变得漫不经心。现在很少有什么事会打扰我，而以前什么事都在打扰我。”
玛格丽特·肯尼迪的《永恒的宁芙》中的泰莎则完全不同，她自然而又温柔忠诚，但对她所爱的人表示喜欢时也很迷人。她拒绝作出任何退让：女性的华丽服饰、化妆品、假象、虚伪、故作优雅、谨慎和顺从，全都让她感到厌恶。她渴望被爱，但不想隐藏在假象后面。
上面的几段引文表明，青春期女孩子在田野和森林找到何等美妙的避难所，在家里，母亲、法律、习俗与惯例都处于支配地位，而她很想逃避她过去的这些方面，很想成为主权的主体。然而，作为社会的一员，她又只有变成了一个女人，才能踏入成人的生活。她用退让为自身的解放付出了代价。但是在植物和动物当中，她却是一个人，既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也摆脱了男性的束缚——成为主体，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她在森林这块神秘的地方，发现了她孤独灵魂的反映，在一望无际的平原，发现了她超越的具体形象。她本身就是这广阔无垠的疆域，这高人云端的绝顶。她能够沿着这些通向未知未来的道路走下去，她会这样走下去的。当坐在山顶时，她是世界所有财富的主人，而这财富就铺在她的脚下，供她获取。在湍急的水流中，在粼粼的波光中，她有一种对尚未经历过的快活、眼泪和狂喜的预感。池塘中的涟漪，斑驳的阳光，使她对内心冒险隐隐怀有希望。
像是一次脱胎换个……两个月我就把童年抛在了后面。
虽然女孩子命定要做男人的被动猎物，可她仍在坚持自己的自由权利，甚至经历痛苦和厌恶也在所不惜。她砍伤或烧伤自己时，是在抗议对她处女贞操的刺破：她用宣告无效来进行抗议。由于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痛苦，她是一个被虐狂，然而她首先是一个虐待狂：作为独立的主体，她鞭笞、蔑视与折磨这依附的肉体，这个被她憎恨的顺从所惩罚的肉体——
芬芳和色彩讲着神秘的语言，但有一个词发得特别响亮：这就是生命。生存不只是城市案卷里记载的抽象命运，而且是富有肉感的未来。拥有身体不再是令人羞愧的污点；在女孩子于母亲面前予以否认的欲望里，她可以认出那在树木中升腾着的生命；她不再是不幸的，她自豪地宣布自己和树叶、花朵有血缘关系；她操碎花冠，知道有一天一个活猎物会塞满她的手。乙。肉体不再是一种玷污：它意味着快乐和美。在与大地和天空的统一中，少女是那飘逸的芬芳，是那给万物以活力，激荡万物感情的一缕生机；她也是植物的每一枝丫枝；她是植根于土壤和无限意识的机体，她是精神又是生命；她的存在和大地一样是专横的、胜利的。
她不像以前那么浪漫了，开始更多地考虑婚姻而不是爱情。她不再用动人的光环为她未来的丈夫增辉：她需要的是在世界上有真正的地位，需要的是踏上她的女人生活。在刚才提到的那本书中，弗吉尼亚·沃尔芙是这样描写一个富有的农村少女的痴想的：
可是，她的无常也植根于这种缺乏控制。她梦想她是无限的，却在供人仰慕的角色中仍是现在的她自己，而这个角色又有赖于陌生人的意向。对她来说，在这个她等同于自己又必须被动地接受它的存在的角色中，有一种危险。这就是她敏感和虚荣的原因。哪怕是一点点批评，一点点嘲笑，都会使她完全成为可疑的。她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是通过变幻莫测的赞许，去获得自身价值的。这种声望，由于不是建立在特定活动的基础上，于是似乎是可以量化的。商品变得太普遍时，其价值就会跌落，因而只有在别人都不是时，少女才是珍贵的、非同寻常的、出众的、卓越的。她的同伴是对手，也是敌人；她极力贬低她们，否认她们和自己有关系；她嫉妒，她怀恨。
快到炎热的中午，当蜜蜂围着蜀葵嗡嗡叫的时候，我的情人就要回来了。他将站在雪松树下。我每问必答。我会把想好的话告诉他。我将会有孩子，有系围裙的女仆和拿草耙的男工。还会有一个厨房，小羊恙生病时，他们把它送到那儿的窝里去暖和，那里还有挂着的火腿和亮闪闪的洋葱。我会像母亲那样，系着蓝色的围裙，不声不响地把食橱锁上。
男人在鼓励这些诱惑，因为他需要被诱惑：而后他又会烦恼、责备。但是他对自然朴实的少女又只会感到冷漠和敌意。他觉得，只有布下这些罗网的少女才是有诱惑力的。她本人虽在等候供奉，可她也在伏卧着等候猎物。她的被动性满足了一种进取心，她把软弱变成了夺取权力的工具。由于不允许她公开进攻，她只好依靠谋略和算计。表面上自由地奉送，这对她颇为有利：她因此被指责是背信弃义的，是叛徒，这有其道理。然而实际上，她是在被迫向男人提供关于她顺从的神话，因为他坚持处在支配地位，而她的屈从一开始就只能是反常的。况且，她的骗术并非完全出于故意算计。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在初期先经历了儿童的扮演阶段，而后经历了成为她自己的阶段，要问她的天性实际上如何，这在她的处境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她只可以存在（be），不可以行动（act）。对她的潜能来说，她的青春期幻想，比她日常生活的有根有据的事实更真实可信，在缺乏真实活动时，她的放纵使她有一种自大感。和儿童一样，她用吵架、发脾气、骗人、造谣和幻想来使自己受到重视。她没有真正的意志，只有多变的欲望。然而她认为自己的前后矛盾是决定性的、绝对的；她虽然无法控制未来，却会获得永恒。玛丽·莱内鲁写道：“我永远想得到一切。”这一点在阿努伊的安提戈涅那里引起了共鸣：“我想要一切，现在就要。”这种孩子般的专横只会在梦想自己命运的人身上发现：这梦想跨越了时间，消除了障碍，但任何一个真正考虑设计的人，在衡量自己的具体力量时，都会感到一种有限性。少女想得到一切，因为一切都不依靠她。所以她的表现如同一个enfantterrible〔爱提尴尬问题的孩子〕。因而，易卜生的《建筑师》中的赫尔达盼望索尔尼斯送给她一个王国：这并不是说她要去征服它。让他建得很高然后爬上去，而她站在地面上，毫不理睬人的脆弱性，对她狂妄梦想的限度也毫不顾忌。对没有冒过任何风险的人来说，成人们似乎永远是可鄙的、谨小慎微的。然而女孩子，虽未经历过现实考验，却能夸口自己有最惊人的美德而不担心自相矛盾。
伊雷娜·雷维利奥特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