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只有处在十分完整的文明和社会阶级中，才会表现出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一般来说，她尊重法律仅仅由于那是法律，因为她的信仰是盲目的；即使法律发生了变化，也仍会保持它的吸引力。在女人的心目中，强权即公理，因为她在男人那里所看到的公理，有赖于他们的权力。因此，当社会崩溃时，女人最先拜倒在征服者的脚下。总之，她们接受现存事物。听天由命是她们的显著特征之一。庞贝城的废墟被发掘出来时，人们注意到，那些烧焦的男人遗体保持着反抗的姿势，蔑视着诸神或在试图逃跑，而那些女人的遗体却给曲成一团，脸朝着地，一副屈服的样子。女人觉得她们无力反抗事物，无法反抗火山、警察、保护人、男人。她们说，“女人生来就是受罪的；这就是生活——能有什么办法！”
“不许你玷污一个体面男子的名字！”一个被授予勋级荣誉军团称号的绅士，在夺走小女孩的处女贞操时，仍是一个体面人；他有弱点，可弱点谁没有呢？而小女孩没有进入这个世界的道德王国的野心——她不是地方长官，也不是将军或伟大的法国人，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她把她的道德价值圈在性的偶然性的王国里：她是堕落的、腐败的、邪恶的，只配送进感化院。
在每一座奥林匹斯山都有一个至高的神；神奇的男性本质必定浓缩在一个原型中，而父亲、丈夫、情人只不过是它的微弱反映。说她们对这个伟大图腾的崇拜含有性的性质，未免有点太刻薄了；但通过这种崇拜，她们将充分满足童年时对顺从地屈膝跪拜的梦想，这却是真的。
有些东西自己坏了，而灰尘则像植物似的迅速生长。
她像块石头似的往下沉，她被淹没了，她难倒了正在注视她的男人，他束手无策，犹如在瀑布面前。他认为这种表演不公平；但她则认为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因为她手里从未有过别的有效的武器。她想再度求助于魔术咒语。而实际上，她的哭泣激怒了男人，这使她更有理由大哭一场。
但是，洞达事理毕竟不是她的事，因为她一直被教导要接受男性的权威。于是她放弃了独立的批评、调查和判断，把一切留给了那个优越的等级。她因而觉得男性世界仿佛是一种超越的现实，一种绝对。弗雷泽说：“男人造出众神，女人则崇拜众神。”男人不可能完全心悦诚服地跪在他们造出的偶像面前；但女人在遇到路边矗立的这些伟大塑像时，则会认为它们不是用手捏造出来的，于是顺从地低下了头。她们尤其喜欢让秩序和权利体现在领袖身上。
她以这种方式来维护她工作的重要性，来坚持她的独立性；她在那一会儿变成了主要的主体，别人要被动地服从她的意志。但这是些怯懦的报复尝试；不管她可能让男人等多久，她都永远无法补偿她在观察和期望中，在等待男性的美妙快感中所耗费的无限时间。
男人有时会笑着鼓励她们，因为看到他用较有分寸的词语表达的思想在她们那里引起了疯狂的反映，他觉得很好玩；但是他也可能会觉得，他的思想被搞成这般愚蠢顽固的模样，煞是令人恼火。
在许多情况下，只要不玷污他的崇高形象，男人在女人的默许下可以干些使她名誉扫地的坏事。她不完全懂得这些微妙之处；她只认识到男人并不按照他所宣布的那些原则行事，而且还要她违背这些原则；他口是心非，所以她也逢场作戏。她会是一个贞洁忠实的妻子——并会偷偷地屈服于他的欲望；她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母亲，但她也会小心地实行节育，如有必要就去堕胎。男人在正式场合反对她——这是此等游戏的规律，但背后却又感激她的“水性杨花”，感激她的不育。
同样的矛盾也表现在，人们把她封闭在她的自我或家务活动的有限范围里，却又由于她的自恋。她的自私，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后果，加虚荣、冲动、恶意等，而去指责她。她被剥夺了所有与他人具体沟通的可能性；她既不能感受到团结的吸引力，也不能体验到团结带来的利益，因为她完全奉献给了自己的家庭，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于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她可以超越自己，朝着一般性的福利迈进。她固守于她所熟悉的那个领域，她在那里能够控制一些物件，并且在它们中间拥有一种靠不住的主权。
男人的体验是清晰的，但被空白中断；女人的体验在它自身的范围内，是神秘的、模糊的，但又是完整的。这种模糊使她感到沉重；在男性同她的关系中，他仿佛是轻松的，他有独裁者、将军、法官、官僚、法典和抽象原则那般轻松。当主妇耸耸肩膀说：“男人嘛，他们才不去想呢！”时，她这句话的含义是没有疑问的。女人也同样说：“男人嘛，他们才不懂呢，他们不了解生命。”女人把轻薄而碍事的雄蜂的象征，同有关祈祷螳螂的神话做了一番比较。
女人受到指责的许多缺点，如平庸、懒惰、轻浮和奴性，只不过表明了她们的视野闭塞这一事实。据说女人是淫荡的，沉迷于内在性之中；但首先是她一直被封闭在这里面。后宫女奴对玫瑰蜜饯和香水浴池并没有表现出病态的热情：她们不得不去消磨时间。当女人被窒息于沉闷的闺房（妓院或中产阶级家庭）时，她必然会遁入安宁之中；此外，如果她急切地追求性快感，那么这往往是因为她被剥夺了性快感。由于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由于注定要受到男性的粗暴对待，由于“被指责为男性化的丑八怪”．她便在奶油色的果汁、烈性酒和天鹅绒当中，以及在水、阳光。女朋友和年轻情人的抚摸当中求得安慰。如果男人觉得她是个“肉欲”十分强烈的人，那是因为她的处境使她极其注重她的动物本性。她的肉体要求并不比男性强烈，只不过她把抓到的一星半点加以放大而已。性快感和撕裂的痛苦一样，是令人晕厥的即时凯旋；在瞬间的暴力当中，未来和世界都被否定了；在肉欲的火焰之外一无所有；在这飘飘欲仙的短暂时刻，女人不再感到自己是残缺不全的、受挫的。但是，她看重这些内在的胜利，仍然只是因为内在性是她的命运。
但是，任何生存者都不可能满足于次要角色，因为那样手段会立刻变成目的（例如这种情况我们在政治家当中就可以看到），并且手段的价值会成为绝对价值。于是实用性就超乎真、美和自由之上，统治着主妇的天堂；她正是从这种前景出发展望整个世界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采纳了亚里土多德的中庸至上，亦即平庸的道德观。人们怎么可以期望她表现得大胆、热情、无私和崇高呢？这些品质只有在自由人奋勇地穿过开放的未来、远远地超越了一切既定现实时才可以出现。女人被关在厨房或闺房里，人们却对她的视野之狭窄表示惊讶。
自由的个人对于他的失败只责备他自己，他为失败承担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代理发生的，因而这些人就要对她的灾难负责。她极度绝望，放弃了所有的补救办法；向一味抱怨的女人提出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什么也不会接受。正如她所做的那样，她坚持生活在她的处境里——就是说，生活在一种软弱无能的愤怒状态中。如果提议作出某种改变，她就会把手一挥说：“那可是孤注一掷啊！”她知道她的烦恼要比她在托词中所说的严重，她也意识到，要摆脱烦恼不能只采取某种权宜之计。她认为整个世界都有责任，因为创造它没有她的份儿，而且是为了反对她；她从少女乃至童年时代起，就对她的地位提出抗议。她得到过补偿的许诺，她得到过保证，说假如她让男人掌握她的命运，就会得到百倍的回报——而她现在感到受骗了。她要控告整个男性世界。怨恨是依附的反面：当一个人把一切都送出去时，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足够的回报。
她的双翼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让未来向她开放吧，那样她将不会再被迫徘徊于现在。
很容易发现为什么女人会墨守常规；时间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新鲜的成分，它不是一种创造性的流动；由于她注定要重复，她认为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复制。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个词和这种程式，持续的时间就会把自身和生育力联系起来——但这本身要受月份和季节节律的支配；每次怀孕的周期，每次开花的周期，都精确地再现了以前的周期。在周期性现象的这种表演中，时间的唯一作用就是要造成缓缓的衰败：它使家具和衣服破旧，它也毁掉了人的面容；生育力逐渐被流逝的岁月所摧残。所以女人根本不相信这种旨在破坏的无情力量。
然而，即使门窗紧关着，女人在家也不完全会有安全感。她的家被那她敬而远之、不敢贸然闯入的男性世界包围着。正因为她不能用专门的技术、合理的逻辑、确定的知识去把握这个世界，她才像个孩子或野蛮人似的感到自已被危险的神秘笼罩着。她把她的关于现实的魔幻概念投射到那个男性世界；她觉得事情的发展过程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任何事又都可能发生；她分不清楚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线，她随时准备相信任何事，管它是什么事呢！
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在情人安排约会时姗姗来迟，就是不善于遵守丈夫指定的时间；
第二十一章女人的处境与特性
当然，女人好哭的癖性基本上是由于她的生活是建立在无力反抗这一事实上的；不过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从生理学上来看，她的神经控制力不那么如男人，她受的教育也会让她毫不犹豫地自我放纵。教育或习俗的这一影响的确很明显，例如以前像本杰明·贡斯当和狄德罗那样的男人，就常常泪如泉涌，而后来男人不再流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过时了。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女人从未真诚地接受过这个世界，她随时准备对它采取一种受挫的态度。男人的确在接受这个世界，甚至连不幸也不会改变他的态度，他将正视它，将不让自己“投降”；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女人想到世界对她的敌意，命运对她的不公正。于是她急忙退到她最可靠的庇护所：她自己。她面颊上所挂着的泪痕，所哭红的眼睛，不是她为悲痛所伤害的灵魂的明显表现又是什么？眼泪滴在她皮肤上是凉的，流在她舌头上是略有咸味的。同时它也是一种虽辛酸犹温柔的抚慰；她的面容在这温柔的流动下闪闪发光。眼泪既是哀怨也是安慰，既是热情的抚慰也是冷静的抚慰。眼泪是女人最有效的托辞；它像突如其来的狂风，如阵阵发作的台风，似四月的冰雹，让女人变成哀怨的泉水，暴风骤雨的天空。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雾朦朦的；它们看不见了，消失在雨水中；她看不见了，回到了自然物的被动状态。人们希望她能够被征服，但她却自己掉进了失败的泥潭中；
然而女人也不得不对男性世界怀有某种敬意；如果她完全处于对立地位，就会觉得有无家可归的危险。于是她采纳了善恶对立说的主张——把善和恶清清楚楚地分开，她的主妇经验也是这样暗示的。一个行动者和别人一样，要对善和恶两者负责，他知道他确立了目标，并将其付诸实现；他通过行动意识到所有的答案都具有歧义性；正义与非正义，得与失都是纠缠不清地混在一起的。但一个被动的人却缺乏这种行动，甚至在思想中也不愿意提出伦理问题：善应当实现，若实现不了，肯定是有人做了坏事，那些做坏事的人应当受到惩罚。女人和孩子一样，也把善和恶简单想像成既共存又分离的存在物；她的这种善恶对立说消除了她作出困难选择时的焦虑，使她心安理得。要在恶和小恶之间作出抉择，非得自己来确定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胜利不可——这一切包含着极大风险。对于这个信奉善恶对立说的人来说，好麦子和莠草的界线截然分明，人们只能除掉莠草；灰尘本身应当受到惩罚，清洁意味着完全不脏；使房子清洁就是清除污垢和垃圾。
这也指出了女人未能建成一个稳固的、可以向男性挑战的相反的世界的原因；她们时常抱怨普通的男人，她们讲述卧室里或分娩时发生的事情，她们交换算命天宫图和美容秘方。
女人并非真的相信真理和男人所宣称的不一样；她宁肯认为根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真理。不仅仅是生命的变化性质才使她怀疑永恒的同一性原则，也不仅仅是宠罩着的魔力现象才破坏了因果关系观念。而是在男性世界本身的本质当中，在作为这个世界一员的她本身当中，她发现所有的原则、所有的价值、所有的存在物，其意义都是不明确的。她知道男性的道德观念一旦涉及到她就会变成大骗局。男人把贞操和正派行为的规范喊得震天价响，但私下里却邀请她去违犯这一规范，甚至在期待这样的违犯；如果没有这种规范，他借以藏身的富丽堂皇的牌坊就会倒塌。
以及禁欲的。
她屈从不是出于情愿；她的态度是怨无忧人。凡是能够得到女人信任的人（医生、教士、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她们习惯弹唱的调子就是抱怨。在朋友们中间，女人反复诉说她自己的烦恼，而女人们则像合唱队似的全在那里抱怨命运的不公正，抱怨世界，抱怨所有的男人。
从这一角度来看，女人反对男性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男性的推理不仅对她的体验是不适宜的，而且在他的手中变成了阴险力量的一种形式；男人所发表的无可争辩的意见是想给她造成混乱，其目的是让她处于两难境地：或者你同意，或者你不同意。
但是这些希望仅仅是针对无法确定的未来。眼下恶仍在不断地侵蚀着善；女人既然无法下手攻击犹太人、共济会和布尔什维克，就只好到处找个能够负责的人来，以便可以具体地发泄她的义愤。丈夫是她最喜欢挑选的牺牲品。他是男性世界的体现者，男性世界通过他对她进行管理和欺骗。他以世界为己任，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是他的罪过。他晚上回家时，她向他抱怨孩子。店主、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想让他也觉得这些该谴责。她对他常怀有一种特别的不满；但他有罪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他很可能有病在身，有他自己的心事（“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拥有她常感到不公正的特权。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对丈夫或情人所怀有的敌意，倒使她依恋于他，而不是疏远于他。一个男人若是开始憎恶妻子或情妇便想离开她，但女人却想让她所根的男人呆在她身边，以便能让他付给报酬。反唇相讥不是为了摆脱不幸，而是为了沉迷于不幸；妻子的最大安慰是装扮成殉道者。生活、男人都把她征服了：她要反败为胜。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像小时候那样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大闹的原因。
这种说法很像仆人们在自己呆的地方对主人说长道短时的说法。女人也有这样的毛病，因为她也是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她也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她彻头彻尾地观察了男人，就像贴身仆人似的。但是显然，女人的特性没有一种可以证明她的本质或意愿原本就是堕落的：它们是处境的反映。“强权之下，处处有异化，”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是不可分的，在爱情当中和在贸易当中都是如此。”男人是如此清楚地知道女人的缺陷是她的处境的表现，以至他们急于保持两性等级制度，怂恿他们的伙伴只具备让他们蔑视的特性。无疑丈夫或情人会被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个特定女人的缺陷所激怒，可是当他们赞美一般女性勉力时，又认为这种魅力同它的缺陷是不可分的。如果女人不是背信弃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懒惰的，她便失去了诱惑力。
由于女人的意识，崇拜土地魔力的农业文明意识才得以长久存在：她相信魔力。由于她的性爱是被动的，在她看来欲望不是意志也不具有攻击性，而是类似令魔棒下沉的一种吸引力；单是她的肉体之出现就可以让男性的性器官勃起，隐藏的液体为什么不应当让这淡褐色的小棒颤动？她觉得她被波浪、辐射物、神秘的流体包围着；她相信心灵感应、占星术、放射疗法、催眠术、见神论、灵动术、千里眼和信仰疗法；她的宗教充满了原始迷信：蜡烛，得到回答的祈祷；她相信圣徒是古代自然精神的化身：这个保护了游客，那个又保护了临产的女人，还有一个找到了丢失的东西；而且，当然什么怪事也不能让她感到吃惊。她采取的是恳求和祈祷的态度；为了取得某种结果，她将会去举行某些十分灵验的礼仪。
她的焦虑表明了她对现存世界的不信任。如果它仿佛是危险的，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那是因为她生活在里面是不幸的。她’大部分时间并不顺从于听天由命的态度；她十分清楚，她所忍受的一切都违背了她的意愿：就此而论，她是一个求教无门的女人。她不敢贸然反抗；
他的妻子——和泰丽莎·德斯凯鲁斯一样，常常对他在公共场合的高调言行同“他私下不屈不挠搞的新花样”有天壤之别，感到不胜惊讶。他提倡高出生率，但是他又很在行，决不随便要孩子。他赞美贞洁忠实的妻子，但是他又勾引邻居的妻子，让她犯通奸罪。我们已经看到，当法国每年有100万妇女被男人置于要堕胎的境遇时，男人是何等虚伪地宣判堕胎是犯罪；往往是丈夫或情人要求这样解决；而且他们还常常心照不宣地假定，如果有必要，就动用这个法子。他们公开期望女人能自觉自愿地对罪行感到内疚：她的“不道德”，是被男人尊重的道德社会保持和谐所必需的。
由于受到这种功能的束缚，她完全变成了使用工具。
但对她有用的忙碌同纳粹的时间流逝一样空洞。如果她唠唠叨叨、粗制滥造，那是为了排遣她无所事事的时光：既然不可能行动，她就用讲话替代。实际上，当女人从事一项一个人值得一干的事业时，她完全可以像男人那样表明自己是主动的、讲究效率的、沉默寡言的——
有时“女性世界”被用来和男性世界相对照，但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社会；她们是人类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受男性支配，她们在群体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联合只是基于她们相似这一单纯事实的机械团结，但她们缺乏那种成为每个统一共同体之基础的有机团结；在厄琉西斯神秘祭典时代和今天在俱乐部、沙龙、社会服务机构一样，她们总是被迫联合在一起，以建立一个相反的世界，但她始终在男性世界的框架内去建立。由此产生了她们处境的矛盾性：她们在同一时间里既属于男性世界，又属于向其挑战的领域；她们被关在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包围着，所以她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以安生。她们的温顺必须永远和拒绝相伴，她们的拒绝又必须永远和接受相伴。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和少女相似，但更难坚持，因为对于中老年女人，它不仅是一个通过象征梦想她的生活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现实中把生活过到头的问题。
这种顽固的崇敬感，随着环境的不同，可以呈现出两种形式中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女人所热情忠于的，或者可能是法律的内容，或者可能仅仅是它的空洞形式。如果她属于从既定秩序中得益的特权精英，她就会希望这一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并且会在坚持这一欲望时格外不妥协。男人知道他可以建立不同的制度，形成另一种伦理观念，制定新的法典；他意识到他有能力超越现存事物，他认为历史是一种生成过程（becoming）。连最保守的男人也知道某种演变是不可避免的，认识到他必须让自己的行动适应这种演变；但是女人没有参与历史，她无法理解历史的必然性；她疑虑重重，对未来拿不准，想让时间停止流动。如果她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所树立的偶像被毁掉了，她不会设法移入新神，而是疯狂地保卫旧神。
每当眼泪不足以表现她的反抗，她就会大发脾气，这种东拉西拉的冒犯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今男人更加惭愧。在某些圈子，丈夫可能真的打上妻子几拳；在另外一些因子，正因为他是强者和他的拳头是有效武器，所以他才不愿意诉诸暴力。但是女人和孩子一样沉溺于象征性的爆发：她可以扑到男人身上，拳打脚踢，又抓又挠，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姿态。然而最重要的是，她要通过神经危机的哑剧，来表现她实际上无法实现的反抗。除了生理上原因，她对痉挛表现出的敏感性还有别的原因：痉挛是能量的一种内在释放，而这种能量向外指入环境时，无法对任何客体发生作用；这是处境所引起的各种消极力量的一种释放。母亲和孩子在一起时很少产生神经危机，因为她可以惩罚他们，打骂他们；宁可说，由于没有真正的权力，女人和成年儿子、丈夫或请人在一起时，才会对暴跳如雷让步。托尔斯泰夫人的歇斯底里吵闹是耐人寻味的；无疑她在不想理解她的丈夫方面犯了很大错误，从她的日记来看，她似乎是心胸狭窄的、感觉迟钝的、虚情假意的，远不是一个可爱的人物。但不管她是对还是错，都不会改变她的可怕处境。她的一生除了在不断的指责中，在婚姻的拥抱中，在母性义务、孤独，以及丈夫所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中鼓起勇气，什么也没有做。每当托尔斯泰的新命令加剧了冲突，她就会在他的敌意面前束手无策，只能用软弱无力的意愿去反对这种敌意；她大发脾气，戏剧性地加以拒绝——假装自杀，假装逃走，假装生病等等，这些使她周围的那些人感到不快，也使她自己精疲力竭。很难看出她还可能有别的任何出路，因为她既没有正面理由隐瞒她的反抗情绪，又没有表达这种情绪的有效方式。
她听信传谣，制造恐慌。她即使平安无事也会感到焦虑不安；她夜里似睡非睡，被托入恶梦中的现实搅得彻夜难眠；所以对被判为被动的女人来说，高深莫测的未来在受着战争、革命、饥荒和贫困的幽灵的缠扰；她不能行动，很是烦恼。她的丈夫和儿子从事事业或面对紧急情况时，都敢于冒险；他们的计划，他们所遵循的规则，指明了穿越黑暗的可靠道路。但女人却在困惑和黑暗中挣扎；她对此习以为常，因为她什么也没有做；在她的想像中一切都同样可能成为现实：列车可能出轨，手术可能出差错，生意可能失败。她在忧思中努力驱赶她自己是软弱无力的这个邪念。
在法国，诸如布朗热贝当、戴高乐那样的元帅，一向受到女人的拥戴。人们还会记得，当年在共产党的《人道报》上，女记者们是以何等激动的笔调去赞美铁托和他那光彩夺目的军服的。这位元帅，这个独裁者——他目光犀利，下巴呈方形，是所有严肃而有正义感的人所要的圣父，是所有价值的绝对保障者。女人的无能和无知是她们尊重英雄、尊重男性世界法律的原因；她们接受这些英雄和法律，并不是通过合理的判断，而是凭借着信仰——而信仰之所以能够获得其狂热的力量，是由于它不是知识这一事实：它是盲目的、充满激情的、顽固的、愚蠢的；它的臆断是无条件的、反理性的、反历史的、不容许有任何否定的。
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整个生存都在等待，因为她被束缚于内在性和偶然性的里比多之内，因为她对她生存正当性的证实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她在等待男人的效忠和认可，她在等待爱情，她在等待丈夫或情人的感激与夸奖。她等待给她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男人；不论她掌管支票簿，还是每周或每月只从丈夫那里领取一次零用钱，只要她想有钱付给杂货商或买件新衣服，丈夫就必须去领取工资或得到加薪。她在等待男人露面，因为她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她任他处理；她在男性生活中只是一个因素，而男人却是她的整个生存。丈夫在家外有他的职业，妻子不得不长期忍受他不在家的孤独；情人尽管可能很热情，可是还得由他根据他的义务来决定他们的会面和分手。在床上，她在等待男性的欲望，在等待（有时是焦急地等待）她自己的快感。
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仿佛处在浩瀚而模糊的星云的中心。她对使用党性逻辑不熟悉。司汤达认为，如为需要所迫，她能够和男人一样熟练地掌握它。但这是一种她几乎没有机会运用的工具。三段论对做好蛋黄酱或哄好哭闹的孩子没有一点儿帮助；逻辑推理对她所要应付的现实是完全不适宜的。由于她在男人世界上一无所为，她的思想没有流入任何设计，和做白日梦差不多。她缺乏观察能力，对事实真相没有判断力；除了空话和痴想，她什么事都不能认真对待，这就是为什么甚至极其矛盾的主张也不会令她感、到不安的原因；她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天体的奥秘，虽然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满足于使用极其含混的概念，把政党、主张、地点、人物和事件搅成一锅粥；她的头脑里充满了奇怪的混乱。
出于对整个公理体系的尊重，她应当同意；如果她不肯同意，就否决了这整个的体系。但她不可能贸然走得很远；她缺乏用另一种形式重构社会的手段。可是她又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它。她处于要反抗和受奴役的半途中，只好勉强服从男性的权威。他在每一个场合下，都要强迫她接受她半心半意屈服所造成的后果。男人追求这个人面兽身的女怪，追求这个半是奴隶半是自由人的伙伴：他在让她屈服于他的同时，还想强迫她信服一个论点，但她知道，他进行严密推理的前提是他本人已经选好了的。只要她避免对这些前提提出质疑，他就很容易让她哑口无言；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做到让她心悦诚服，因为她觉察到了他的独断专横。
女人从未把握过男人世界，因为她们的体验没有教会她们使用逻辑和技术；反之，男性装备在女性王国的边界上也失去了效力。在人类的体验中，有一整块地方被男性故意忽视了，因为他无法去思考它：这就是女人经历的体验。把图纸设计得十分精确的工程师，在家里像个小神：只要一句话，看呀，饭就给端上来了，衬衣就给浆好了，孩子就安静下来了；生育是一挥而就的行为，犹如摩西挥舞魔杖一般；他对这些奇迹没有任何惊讶之感。奇迹这个概念和魔力这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奇迹，在具有合理因果关系的世界中间，代表无原因事件的极端不连续性，在它面前，思想武器被碰得粉碎；而魔力现象则是由隐蔽力量统一起来的，这种力量的连续性可以为一个温柔的头脑所接受，却不可以为它所理解。刚出生的孩子，对父亲这个小神来说是一个奇迹，对经历了孩子在子宫里的发育期的母亲来说，却是一个魔力。
于是他会恼羞成怒，指责她固不可彻，没有逻辑性；但是她不肯按照规矩去下赌注，因为她知道骰子已经给灌上铅了。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没有哪些南方人能比女人更维护奴隶制的了。在英国的布尔战争时期，在法国的公社时期，最为激昂好战的也是女人。她们企图用展示强烈的情感去弥补自己的惰性。随着胜利的赢得，她们会像鬣狗似的扑向溃败的敌军；如果失败，她们会断然拒绝作出任何调停的努力。她们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姿态，所以她们在支持最为过时的事业时满不在乎：她们在1914年可以成为正统王权的拥护者，在1953年可以成为沙皇的支持者。
虽然女人承认男人有包罗万象的最高权力，崇拜他的偶像，但一般来说，她必然一步一步地争夺他的统治权。所以有名的“爱唱反调”，成了人们经常指责她的理由。她没有任何的独立范围，不可能以她自己的绝对真理和价值，去反对男性所维护并支持的真理和价值，她只能拒绝接受它们。她的否定究竟在多大程度是彻底的，取决于尊重和怨恨在她的本性中所占的比例。但实际上，她知道男性体系中的各种缺陷，因而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揭露。
男人很乐意把黑格尔的观点作为权威予以接受；根据这一观点，公民在使自身向普遍性超越的过程中，将获得道德上的尊严，但作为一个私人（aprivateintividual），他拥有实现欲望和快活的权利。既然如此，他同女人的关系就处在一个偶然性的范围里，道德观念不再适用，品行是一个无关宏旨的问题。他同其他男人的关系总是涉及到价值问题；在大家完全公认的法律下面，他在其他自由行动者面前也是一个自由行动者；但是和女人在一起时（她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造出来的），他抛弃了生存责任，沉溺于他的en-soi［自在]的，或固定不变的、较低级的本性之中，将自己置于非真实性的层面上。这时他的表现是专制的、虐待狂的、强暴的，或者幼稚的、被虐狂的、爱发牢骚的；他试图满足他的魔念和忽发的奇想；他由于在公共生活中得到了权利，而“悠闲自在”，“无拘无束”。
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使女人产生了常被人羡慕的忍耐。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上的痛苦；当环境需要时，她们能够鼓起勇气禁欲；尽管缺乏男性的有攻击性的鲁莽，许多女人仍以她们在被动反抗中表现出的顽强镇静而闻名。她们在面临危机、贫困和不幸时，表现得比她们的丈夫更积极；她们尊重时间的持续性，它是仓促所不能克服的——所以她们在做事时不限定自己的时间。当她们把沉着坚韧用于一项事业时，有时会取得惊人的成功。“莫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听天由命在宽厚女人的身上表现为克制：她容忍一切，从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人或物都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尊的女人可以把听天由命变成一种美德，德·夏里埃夫人就是如此。但它也引出一种无益的谨慎；女人总是想去保持、适应和安排，而不是去破坏和重建；她们宁肯妥协和调整，也不愿意去革命。
她的轻浮和她的“肮脏的物质第一主义”有着同样的原因；她因为没有接近大事的任何机会而认为小事是重要的，而且对她来说，充斥于她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属于最严肃的实际事情。她把她的魅力、她的机遇，归功于她的打扮、她的美丽。她常显得懒惰、无精打来；
女人本人也承认，这个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统治它、至今在支配它的仍是些男人。至于她，她并不认为对它负有责任；她是劣等的、依附的，这个可以理解；她没有上过暴力课，也从未作为主体昂首挺胸地站在群体其他成员的面前。她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她的家庭，所以她在这些有着人的面目的、树立目标并建立价值的诸神面前，认为自己是被动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是符合事实的。工人、黑奴和殖民地的土著人也曾被称为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他们没有引起恐惧；这意味着他们要无可置疑地接受其他男人为他们制定的真理和法律。女人的命运是体面的服从。她甚至在思想中也没有把握自己周围的现实。它在她眼前是不透明的。
女人不接受逻辑原理，也不承认道德规范，对自然法则持怀疑态度，所以她对一般存在缺乏判断力：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各种特殊情况的大杂烩。这可能是她宁肯相信邻居的闲言碎语，也不愿意相信科学解释的原因。无疑她是尊重印好了的书的，但这种尊重却表现为她看书时走马观花，不能领略书中的含义；另一方面，她在排队或在车厢上所听到的某个素不相识的人讲的奇闻轶事，却立刻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在她的范围内一切都是有魔力的；在此之外，一切也都是神秘的。她不熟悉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直接的经验——她自己的经验，或经过再三强调的别人的经验，才是令人信服的。至于她自己的自我，她觉得她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她被隔绝在家中，不能主动接触其他女人；她总是期望命运和男人能给她带来额外的利益。她非常相信她的直觉，而不是相信普遍有效的推理；她很愿意认为这种直觉来自于上帝，或来自于某种模糊的世界精神；对于某种不幸或意外，她冷静地想道：“我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相反，对于利益，她却认为“我是个例外”，所以宁可说她在期待得到额外的利益。售货员会在价钱上给她打折扣，警察会让她没有通行证也可以通过；她学会了过高估计自己微笑的价值，而且从未有人告诉过她所有的女人都会微笑。并不是她认为自己比邻居特别：她不做这种比较。基于同样理由，经验极少向她证明她是怎么错的：她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但从未从中得出有效的结论。
她缺乏使自己有可能支配事物的技术训练也是事实。就她而言，她直接面对的不是事物，而是生命；生命不可能靠工具来控制：人们只能服从它的神秘法则。在女人看来，世界并不像海德格尔规定的那样，是介于她的意志和目标之间的“工具集合体”；相反，它是进行顽固反抗的、不可征服的某物；它受制于天命，充满了神秘的反复无常。这种把母亲变成一个人的、如血红色草莓般的神秘，是一种任何数学方式都不能使其相等的、任何机器都不能使其加速或延缓的神秘；她感到了连最精巧的机器也不能将其分割或增殖的一种连续性力量；她在自己的身体里感到它受太阴节律的支配，随着岁月的流逝，先是成熟，后是腐败。厨房每天也使她学会了忍耐与被动；这里有炼金术；一个人必须服从火与水，必须等待糖的溶解，面的发酵，还要等待所洗的东西晾干，等待水果在架子上成熟。家务活动近似于技术操作，但它们太初级、太单调，以至不可能向女人证实机械的因果律；此外，连这里的事情也是反复无常的；有些东西等着洗，有些东西则不等着洗；有些污垢可以除掉，有些污垢则除不掉；
女人扮演了那些要是让抓住就会被行刑队处决、要是成功就会腰缠万贯的间谍角色；她要承担男人的种种不道德：不但是妓女，而且所有的女人都被当做通往阳光明媚的、有良好卫生条件的、住着体面人的大厦下面的阴沟。所以，当有人向这些女人谈起尊严、荣誉、忠诚之类完全属于男性的崇高美德时，如果她们不想“谈下去”，这是不会令人惊讶的。有德性的男性指责她们自私、做戏、撒谎时，她们尤其报以辛辣的嘲笑。她们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前她们开放。男人在涉及金钱和成功时也是“自私的”，但他在工作中有得到它们的手段。女人被分派担任的是寄生者角色——而每一个寄生者都是剥削者。为了获得人的尊严，为了吃饭和享受生活，为了生育，女人需要男性；正是通过性的服务，她才得到了这些利益；
女人的命运同脆弱东西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她们失去了这些东西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若是女人达到了反抗的终点，那么只有一条出路还在向她开放——这就是自杀。但女人采取这种方式似乎不如男人那么常见。在这方面统计数字的意义是非常不明确的。自杀身亡的男人比女人更常见，但试图结束自己生命的女人更常见。这也许是因为女人很可能满足于做戏：她们常常假装毁灭自我，而不是真需要这么做。这部分也是因为通常采取的残酷手段是令人厌恶的，女人几乎从不使用刃器和火器去自杀。她们极可能淹死自己，如欧菲丽亚，以表明女人和水有密切关系，仿佛在水里，在平静的黑暗中，生命可以被动地解体。总之，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我已强调过的那种暧昧性：女人并不真想放弃她所厌恶的东西。她假装要断绝关系，但最后还是和给她造成不幸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假装要离开给她造成伤害的生活，但自杀身亡的情形比较少见。她对明确的解决方式本来就不感兴趣。她对男人、对生活、对她的处境表示抗议，但是没有成功地加以摆脱。
在19世纪，女人是争取工人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例如弗洛拉·特里斯坦，例如路易斯·米切尔，有多少胆小的主妇在乞求着她们的丈夫别去冒险啊！她们不仅害怕罢工、失业和贫困，她们还担心反抗也许是错的。可想而知，如果她们非得受苦，那么她们宁愿去受已熟悉的苦，也不愿意去冒险，因为呆在家里尚可得到点微薄福利，在马路上要得到这些却不那么容易。
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说，当一个男人宽恕一个脆弱女人的幼稚过错时，他是感到多么强大、公正、善解人意和宽宏大量啊。同样在伯恩斯坦的剧作中，丈夫们（作者和他们是通好气的）也是被偷偷摸摸的、心怀鬼胎的、与人私通的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渴望俯视她，以鲜明表现自己的男性特长。如我们所见，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也都希望黑人是偷偷摸摸的、懒惰的、撒谎的：这正好证明他一钱不值；这会把公正置于压迫者这一边；如果黑人坚持要做正派诚实的人，他就会被视为“坏演员”。这么一来，女人的缺陷，由于她并不想克服，相反要把它们变成一种装饰，而愈发被夸大了。
最后，如果说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献给做饭和洗尿布——她无法取得一种崇高感！承担单调重复的生活，处在无知觉的实在性之中，这是她的义务。自然女人要重复，要永无创新地重新开始，要觉得时间仿佛是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她忙忙碌碌却永远没有做成什么，所以她认同于她既有的物。这种对物的依附性是男人让她保持的那种依附性的结果，它也解释了她的吝啬和贪婪。她的生活没有目的：她的心全用于生育或料理诸如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的物上面。这些物是动物生活与自由生存之间的次要中介。和次要手段唯一有关的价值是实用性；主妇就是生活在这种实用性的层面上，她没有奢望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家人有用的人。
但她们又缺乏建设这个可供她们发泄怨恨的世界所必需的坚定信念；她们对男人的态度极为矛盾。无疑他是一个孩子、一个单薄而脆弱的躯体，他是一个笨蛋、一个讨厌的雄蜂、一个卑鄙的暴君、一个爱虚荣的自私之徒；但他也是一个解放她们的英雄，一个赋予她们以价值的神。他的欲望是粗鄙的欲望，他的拥抱是可耻的义务；不过他那烈火一般的热情和男性力量，又仿佛是开天辟地的力量。当女人欣喜若狂地说“他真是个男子汉”时，她立刻唤起了她所赞美的那个男人的性活力和社会影响力。在性和社会这两个领域中，他都显示了优越的创造力；她不能想像他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商人、将军、领袖，而又不是一个性能力很强的情人，所以他的社会成功，一向有着性的吸引力；反之，她很快就会认为那个满足她欲望的男人是个天才。
女性行为的许多方面都应当解释为抗议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女人欺骗她的丈夫常常是为了挑衅，而不是为了快活；她可能由于他是个有条不紊和精打细算的人，而故意粗心大意和浪费挥霍。讨厌女人的人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她缺乏时间观念；但是就我们所见，实际上她能够把自己调适得完全符合时间要求。她迟到是有意安排的。有些卖弄风情的女人认为，她们这样刺激男人的欲望，可以让她们的出现得到更高的评价；但是在让男人等几分钟时，女人最想表明的是对那种长期等待（她的生活）的抗议。
至于说谎，除非卖淫，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不存在直言不讳的商业交易问题。男人甚至要求做戏：她希望成为他者；但一切生存者都是主体，都想根据自己的意愿克制自己。男人希望女人成为客体：她让自己变成了客体，她只是在这样做的那一刻才发挥了自由的主动性。这是她的最初背叛；连最温顺、最被动的人也仍然是一个有意识的人；有时，她在委身于他时，还在观察他、评价他，这种情况会让他感到受愚弄；她应当只是一个贡品，只是一个猎物。不过他还要求这个“物”是自愿把自己交给他的：在床上他要她感到快感；在家里她必须真心实意地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和他的长处。于是她在服从时假装独立，虽然别的时候她也主动表演被动角色的喜剧。她撒谎是为了控制每天供给她面包的男人；吵架和流泪，心荡神移的爱，神经症的危险，这全是假的，所以她撒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因自身利益而予以接受的专制。他鼓励她假装奉迎他的傲慢与虚荣；她反过来也用异化力量去反对他。这样她便报复了他，而这无疑是甜密的，因为她用欺骗他满足了她自己的欲望，享受到了嘲弄他的快乐。当妻子和高级妓女假装她们其实并没有感到的心荡神移时，她们在撒谎；后来和情人或女友在一起时，她们取笑受她们捉弄的人是何等地幼稚与虚伪。“他们不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还期望我们精疲力竭以显示快感”，她们怨恨地说。
这种口是心非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男性对娼妓的态度，因为是他的需求造成了这种供应。我已经说过，妓女们是以何等厌恶和怀疑的态度，去看待这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们的。
只有自由的主体才能够表明自己是超越时间延续性的，从而才能够制止一切衰败；这种最高依靠从未允许女人有过。她不相信解放的真正原因在于她从未检验过的自由力量；她觉得世界仿佛在受一种模糊命运的支配，反对这种命运是狂妄的。她本人没有设计那些要她去追求的危险道路，所以很自然地，她不会热情地投入。若是能让未来向她开放，她就不会再去死守着过去。一旦号召妇女投入具体行动，一旦她们在设计的目标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她们就会和男人一样大胆英勇。
她被指责为有奴性；据说她随时准备拜倒在主人的脚下，吻他那只打过她的手。一般来说，她确实缺乏真正的自尊。“忠告失恋者”专栏给予受骗妻子和被遣弃情人的劝告，充满了卑鄙屈服的精神。女人在高傲的争吵中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到头来只是捡起了男性故意扔给她的面包屑。但是，一个把男人既当做生活的唯一手段又当做生活的唯一理由的女人，离开了男性的支持又能做什么呢？她必然会受尽各种羞辱；奴隶不可能有人的尊严感；一个奴隶只要在放弃尊严时不是体无完肤就算可以了。
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了，为什么从古希腊到当代，对女人的指控有那么多的共同特征。她的地位也同样一直在经历着表面变化，而这种地位决定了女人的所谓“特性”：她“沉迷于内在性”，她乖张，她世故和小心眼，她对事实或精确度缺乏判断力，她没有道德意识，她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虚伪、做作、贪图私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真理的成分存在。但是我们唯一必须提到的是，这里所说的各种行为，没有一种是雌性荷尔蒙或女性大脑的先天结构强加给女人的：它们是由她的处境如模子一般塑造出来的。我们将根据这一观点，努力对女人的处境做一番全面的考察。这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复，但也会让我认识到处在她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制约下的永恒女性气质。
他们谴责一般的罪恶，却纵容自己的个人邪念；他们还认为，靠出卖肉体生活的女孩子是堕落的、放荡的，而利用她们的男性则不是。有一件轶事将有助于说明这种心理状态。在19．20世纪之交，警察在一个妓院发现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在审讯取证时，这两个女孩子提到了她们的嫖客，他们是一些显赫人物，其中一个女孩子还要说出名字。法官立刻制止说：
所以女人会认为，“这全是犹太人的罪过”，或全是共济会的罪过，或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罪过，或全是政府的罪过；她永远反对某人某事。在反对德赖弗斯的人当中，女人甚至比男人还不留情。她们并不是总能知道什么地方可能会存在恶的本原，但她们期望“好政府”能够像她们清扫房子里的灰尘那样把它给清除掉。对于热情拥戴戴高乐的人来说，戴高乐就是清扫大王；她们认为他会拿着鸡毛掸和抹布用力擦洗，使法国变得“清洁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