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夫妻关系、家务劳动和母性形成了一个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整体。若妻子能和丈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就可以愉快地承受家务负担；若能对有孩子感到幸福，她就可以容忍她的丈夫。但这种和谐不是轻易就能够达到的，因为分派给女人的各种职能彼此不协调。
实际上，成年男人不像童年那样，把他的阴茎当做奇妙的玩物，对成年人来说，它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使他占有他想弄到手的客体。同样，成年女人所嫉妒的是男性所占有的猎物，而不是他用来占有的工具。孩子满足了在男性拥抱中所无法完全满足的那种攻击性的性爱：对女人来说，孩子相当于她可以让丈夫去找的、她本人又无法替代的情妇角色。当然，这种对应说法并不准确；每一种关系都是suigeneris[独特的］，唯一的；但正如情夫从情妇身上所得到的那样，母亲从孩子身上也得到了肉体上的充实，这种充实不是在屈服中，而是在支配中得到的；通过孩子，她得到了男人想从女人身上想得到的东西：一个他者，他集自然和理智子一身，他是猎物又是替身。婴儿是全部自然的体现。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告诉我们说，她在孩子身上发现了“一种专为我的手指触摸准备的皮肤，它实现了我对一切小猫、一切花朵的期望”。孩子的肉体所具有的柔软而温暖的弹性，是女人小时候极欲从母亲身上、后来又极想在万物之中得到的东西。婴儿是植物和动物，他的眼睛是雨水和河流，是蔚蓝色的大海和天空；他的指甲是珊瑚，他的毛发长得如丝一般；他是个有生命的布娃娃，一只小鸟，一只小猫；“我的花儿，我的小鸡，我的羔羊”。母亲嘟嚷的几乎全是情人的语言，如情人似的急不可待地利用这种占有；她使用了同样的占有举止：抚摸和亲吻；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她让他在自己的怀抱中，在自己的床上得到温暖。有时这种关系有明显的性的性质。
那笑是多么离奇，多么出人意料，连琳达自己也笑了。不过她控制住自己，对孩子冷冷地说，“我不喜欢小孩子。”
孩子的年龄越大，母亲心中的积怨也就越深；她年年见老，但那个年轻的身体却在年年发育，蒸蒸日上；在母亲看来，展现在女儿面前的未来，正是从她那儿夺走的。这就是某些女人对她们女儿的初潮感到气愤的原因：她们嫉妒女儿今后会成为真正的女人。和大龄女人的周而复始、因循守旧的命运相比，这个新手还有无限的机会：正是这些机会引起了母亲的嫉妒和仇恨；由于她本人无法获得这些机会，她常试图减少和取消它们。她让女孩子一直呆在家里，监视她，专横地对待她；她故意让她穿得像个逃犯，不让她有任何闲暇时间。要是女孩子使用了化妆品，要是她“出去了”，她便会顿时火冒三丈；她对生活的全部积怨，现在都转向了这个朝着新的未来跃进的年轻生命。她极力羞辱这个少女，她嘲笑她的冒险，她不停地找岔子。她们之间常常公开宣战。通常年轻的一方会取胜，因为时间对她有利；但她的胜利带有虐待意味。母亲的态度会使她又反抗又懊悔；只要母亲一出现，她就会成为罪犯。
不，每当她踏上那可怕的旅途，它就好像一股寒风，吹得她周身寒彻；她实在没剩下什么温暖留给他们。
小女孩差不多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母亲，因而母亲对她的要求也就多些。她们之间的关系更有戏剧性。母亲没有为女儿欢呼，因为她不属于那个优越等级的成员；她在她身上寻找一个替身。
十分受父亲宠爱的大女儿，时常成为母亲迫害的特殊对象。她让她承担讨厌的家务，要她保持超出她年龄限度的端庄和稳重：她是一个竞争对手，因而将被当做成人对待；她也将不得不牢记，“生活可不是小说，不是安乐窝；你不能随心所欲，你活在世上可不能只图痛快”，等等。母亲还常常无缘无故地打她：“那是为了教训你。”首先她想表明，她现在仍在占上风——因为母亲最大的烦恼是，她无任何优势去反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这种年龄的女孩子已经能够把家务做得很好，是个“十足的小妇人”；她甚至很愉快，甚至有好奇心和洞察力，这使得她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成年女人。母亲喜欢单独驾驭她的女性世界；她想成为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人物；而现在她却发现自己的地位被这位小助手贬低了，她成了只能发挥一般作用的人们当中的一员。如果她两天不在家，回来后发现屋里乱七八糟，就会严厉责骂自己的女儿；但是如果她发现没有自己时，家里的一切仍是那样地井井有条，她又会十分气愤，十分害怕。她不能容忍女儿真的成了她的替身，对她取而代之。
有人再三坚持说，女人十分乐意通过孩子去得到阴茎的对等物，但这种说法绝对不准确。
这些例子全都证明，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不管怎么说，反正“本能”这个词对人类不适用。母亲的态度，取决于她的整体处境以及她对此的反应。如我们刚才所见，这有无穷的变化。
随着孩子的性别不同，这种处境也有所不同；尽管涉及到男孩子时处境更为困难，但母亲通常能够较好地适应。由于所谓的应当属于男人的威望，以及男人实际具有的优势，许多女人都更愿意要儿子。“生一个男孩该有多好啊！”她们说；我们已经看到，她们梦想生一个“英雄”，这个英雄显然应当属于男性。儿子可以成为男人中的领袖，成为士兵和创造者；他会让世界服从他的意志，而母亲也将分享他不朽的英名；他将给她带来她不曾建造过的房子，不曾开垦过的土地，不曾读过的书籍。通过他，她将占有世界一一区只有在她占有儿子的条件下。由此引出了她态度的矛盾性。
即使孩子在幸福的或至少是平衡的生活中被当成宝贝，他也不可能代表母亲的视野极限。
于是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如人们从书本上读到的那样；但是，它之所以和书上所说的童年相像，是因为真正的玫瑰极像明信片上的玫瑰。而这种幸福是来自于我的，正如喂他的奶水也是来自于我的。
母亲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不是男人、英雄或半人半神式的人物，而是沉沦于脆弱、依附于身体的呀呀学语的小人儿。孩子未占有过任何价值，他什么也不能给予，和他在一起，女人仍感到孤单；她不能期望她的给予能够得到回报，她要自己去证明这种给予的正当性。这种慷慨值得赞美，男人也会不遗余力地对她大唱赞歌；但是，当母性宗教宣布所有的母亲都是神圣的时，曲解便开始了。母亲的奉献有时可能是完全真诚的，不过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母性通常是自恋、利他、懒散的白日梦、真诚、欺诈、奉献和玩世不恭的奇特混合。
至于那个男孩子——啊，谢天谢地，母亲总算要了他；他是属于母亲的，或是属于贝里尔的，或是谁想要他，他就属于谁。她几乎从未抱过他。她对他非常冷淡，让他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琳达朝下望了一眼……
“你为什么老是在笑？”她声色俱厉地说，“要是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你就不会笑了。”……琳达对这个小家伙的自信十分惊讶……啊，不，还是真诚点好。这不是她的感觉；这是截然不同的某种感觉，十分新奇的某种感觉，十分……泪珠在她眼里滚动；
斯特克尔说得好：
她想让他支配世界，可又想让他跪在她面前。她鼓励他温柔、贪婪。慷慨、胆怯、安静，她不许他运动、结交伙伴，她让他缺乏自信，因为她让他为她自己而存在；但是，如果他同时不能成为一个冒险者、优胜者、她引以自豪的天才，她又会大失所望。她的影响无疑是常常有害的——如蒙特朗和其他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所幸的是，男孩子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逃脱这个罗网：传统和社会群体鼓励他这么做。母亲本人对此则听天由命，因为她十分清楚，同男人的斗争是一场不平等的斗争。让她聊以自慰的是，她扮演了［悲哀的母亲〕的角色，或者，她感到十分骄傲，因为她无疑生了一个征服她的人。
母亲的主要借口是，孩子根本不可能提供她从小就希望得到的幸福的自我实现；她由于自己受骗、孩子又天真的揭穿这一骗局而指责他。她以前的举止和拿布娃娃取乐无异；她帮助姐姐或朋友看孩子时无须负什么责任。但现在，社会、她的丈夫、她的母亲，还有她自己的自尊心，都坚持让她为那个陌生的小生命负起责任，仿佛这完全是她的事情。尤其是她的丈夫，他因孩子的过失而大发脾气时，简直就和因妻子把饭做糟了，或她的行为不检点面大发脾气时一样；他的无理要求常会对母子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女人，由于她的孤独地位，由于她无忧无虑，或由于她在家有权威，在思想上将会平静得多；她不会像有的女人那样，屈从于专横的要求，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一律依从，而且还强迫孩子依从。
她把她同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全都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alterego［第二自我]的他性、相异性逐渐被证实时，母亲便感到自已被出卖了。我前面说到的那些冲突，正是在母女之间有了恶化的表现。
他不可能使她摆脱她的内在性；她塑造了他的肉体，她哺育了他，她照顾了他。但是她只可能创造出一种只有身为独立者的孩子本人才可以超越的处境；即使她把赌注押在他的未来上，她在空间和时间的超越也仍要依靠代理人，这就是说，她仍注定是依附的。不但她的儿子会忘思负义，而且他的失败将证明她的所有希望都是不真实的：这就如同在婚姻或爱情当中，当唯一靠得住的做法是自由地承担她本人的义务时，她却要让别人去证明她生存的正当性。
妇女杂志充满了给主妇的忠告，它们教给主妇洗碗时如何保持性魅力的艺术，怀孕时仍穿着入时的艺术，以及把撒娇、母性和经济协调起来的艺术。但是，甚至连一丝不苟地照这类忠告办事的妻子，不久以后也会被她的操劳弄得头昏脑胀，未老先衰；有一双因洗碗而变粗的手和一个因怀孕而变形的身体，而又依然想吸引人，这真是比登天还难。因此色情型女人开始怨恨起孩子，因为他们毁了她勾引人的能力，使她失去了丈夫对她的注意。另一方面，若她属于十分有母性的类型，她就会对丈夫宣称孩子及其他一切都归他个人所有感到嫉妒。
后面我们将转而讨论老年母亲同她年长孩子的关系。但是显然，最初20年孩子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上述对这种早期关系的论述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两种流行偏见的危险性和虚伪性。
这样提出的问题无疑具有挑战性，而有时间解决这个问题的母亲，将会喜欢她的教育功能：当安静地坐在公园时，她会发现孩子仍不失为偷闲的极好借口，就和怀孕时一样；多少有点孩子气的她，和孩子在一起时往往十分乐意显出天真的模样，重温她早年的游戏和语言，兴趣和快乐。但是当母亲忙着洗涮、做饭。照料另一个婴儿、上市场买东西、接待客人时，特别是当她为丈夫的事忙得不可开交时，孩子就只能是麻烦和累赘了。她无暇顾及去“训练”他；主要是防止他闯祸；他总是打破、撕坏或弄脏东西，常常危及物品和他自己；他总是忙个不停，哭哭闹闹，说这说那，吵得让人心烦。他依自己的需要有他自己的生活，而他的这种生活又打乱了父母的生活。父母的兴趣和他的兴趣并非紧紧咬合，这样便引起了各种麻烦。
有些对生活十分满意的女人，渴望女儿是自己的化身，或者至少在接受女儿时不感到遗憾；她们将会希望为孩子提供自己曾经有过的或曾经错过的机会；她们将会使她有一个幸福的少女时代。柯莱特为我们描绘了一位属于这种正常的、慷慨类型的母亲——茜多。茜多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并不侵犯她的自由；她使她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但并不做任何苛求，因为她的幸福来自她的内心。有时也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母亲，她在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她借以辨认和超越自己的替身的过程中，最终将完全把自己投射到女儿身上；她完全放弃了自我，孩子的幸福成了她唯一的心事；她对待其余世界的态度，甚至可能是自私的、无情的。她所要冒的风险是，她可能让她所崇拜的人感到讨厌，如塞维涅夫人在女儿格里尼安夫人面前就是如此；女儿将会感到异常气愤，想摆脱这种实属专制的奉献；她这种努力很少会成功，她将一生处于未成年者的地位，而不敢正视自己的责任，因为她一直受到无微不至的监护。但是，首先是某种被虐狂型的母性，在威胁着要不顾一切压在少女身上。有些女人认为她们的女性气质是绝对祸根；这样的女人以一种自我赏识的受苦快活，希望女儿也能成为受害者，或者作为这样的受害者予以接受，同时又觉得让她出生是一种罪过。她对她自己所感到的悔恨和怜悯，通过女儿表现为无穷的焦虑；她将很难离开孩子一步；她将和她同睡在一个房间，这种情况会持续15到20年；小女孩将在永不满足的欲火中被毁掉。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有罪感，将会给她的未来带来多么沉重的负担。不管是否愿意，母亲最后都要承认失败；当她的女儿长大成人时，在她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多少有点令双方都不自在的友谊关系。但一方会永远地失望和受挫，另一方则常常会认为她是该诅咒的。
“你不喜欢小孩子？”男孩子不能相信她。“不喜欢我？”他傻乎乎地朝着母亲挥着胳膊。
你可要听明白，要是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我可要同你一刀两断。至于我，我当年是不懂事的。罪过啊！稀里糊涂的，罪过啊！要是有个男人和你打招呼，别理他。继续走你的路，别回头。你听明白了吗？你可是得到事先警告的；那种事不应当发生在你身上，要是发生了，我可不会怜悯你，我会把你扔到阴沟里去的。
那种认为女人通过母性可以具体实现和男人平等的看法纯属欺骗。精神分析学家们曾煞费苦心地证明，孩子会给女人提供阴茎的对等物；但是，这个男子汉的标志虽然值得嫉妒，却没有人会自欺说，仅仅占有阴茎就可以证明自己生存的正当性，或者达到生存的顶点。关于母亲神圣权利的谈论也不乏存在；但并非是由于做了母亲，女人才赢得了选举权，未婚母亲至今仍是声名狼藉的；只有结婚，母亲才能获得荣耀——这就是说，只有从属于丈夫，她才能获得荣耀。只要丈夫仍是家庭的经济首脑，孩子十分依赖的就是他而不是她，尽管她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比他要多得多。如我们所见，这就是母子关系完全受她与夫文关系的影响的原因。
她轻轻地对男孩子说，“喂，我的小滑头！”
十分专横的或肉欲十分强烈的女人，这时会对孩子逐渐冷淡；相反，其他一些女人（如柯莱特）这时会开始对她们的子女真正感兴趣。母子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孩子是替身，是alterego［第二自我]，有时母亲很想把自己完全投射到他身上，然而他又是独立的主体，因而难以驾驭；他如今强烈表现出真实性，但在臆想中他又是未来的少年和成人。他是财富和宝藏，但也是她的负担和暴君。母亲从他那儿得到快活是一种慷慨；她必须通过服务、给予、和使他幸福，才能得到自己的快活，如柯莱特·奥德里笔下的母亲那样：
母性的残忍一面一直为人所知，但以前总是虚伪地认为这一面是属于残酷继母的形象，她在“好”母亲死后惩罚她的子女。近来的文学作品时常描写“坏”母亲，如果说这种类型有点例外，那是因为大多数女人的道德和端庄可以抑制她们的本能冲动；尽管如此，这种冲动仍然时常会在盛怒、打骂和惩罚等诸如此类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出来。和公然进行虐待的母亲一起出现的，还有许多特别任性和专横的母亲；她们把孩子时而当做布娃娃，时而当做顺从的小奴隶；如果虚荣，她们就会拿孩子去炫耀；如果嫉妒，她们就会把他藏起来。她们往往过分地期望她们的照顾会得到感激。当科内丽她夸她的孩子说“这是我的宝贝”时，她为后代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数不胜数的母亲希望重复这种骄傲姿态，毫不迟疑地把不能实现她们愿望的普通小人儿牺牲掉。她们想让他像或想让他不像她们的丈夫，或者希望他能够像其他她们所崇敬的亲属；她们想让他成为想像中的某个英雄。这种专制对孩子是有害的，而且总是令母亲失望。这种前面提到的教育上的固执，同反复无常的虐待往往交织在一起；母亲常借口“训练”孩子，原谅自己的勃然大怒；而她在这件事上的不成功，更增加了她的敌意。
她对布娃娃时而溺爱、时而折磨时，她的行为是象征性的；但在她的孩子面前，这种象征变成了严酷的现实。母亲打孩子并非仅仅在打她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打他：她是在对男人，在对世界，或在对她自己进行报复。这样的母亲往往会后悔，孩子也许不会有怨恨，但他确实受到了打击。
他永远是一个负担。于是父母常常强迫他作出他不理解的牺牲：他要为他们的安宁平静作出牺牲，也要为他自己的未来作出牺牲。他很自然地要进行反抗。他弄不明白母亲试图向他作出的种种解释，因为她无法洞察他的意识；他的梦想，他的恐惧，他的摆脱不掉的念头和他的欲望，形成了一个她无法看透的世界：母亲只能从外部盲目地控制一个人，而这个人觉得她立下的规矩与他毫不相干，是一种荒谬的负担。
大多数女人对她们的女性状况既需要又憎恶；她们经历这一状况时始终是怨恨不已的。
孩子长大一点以后，母性有了新的表现；最初，他只不过是个婴儿，与其他任何婴儿无异，他只是一般地存在，只是这个年龄层的孩子的一个标本；后来他一点一点地表现出个性。
孩子长得大一点时，这种不理解依然存在：他步入了一个有趣的和有价值的世界，然而把母亲排除在外。特别是男孩子，他为自己的男性特权感到骄傲，蔑视女人的命令：她坚持让他做完他该做的事，但是她不知道该怎样做他的习题，或如何翻译拉丁文——她落在了他的后面。为了完成这出力不讨好的任务，有时母亲累得精疲力竭，伤心落泪。丈夫极少认识到这种难度：这是在试图控制一个你不能与他沟通、然而他又是一个人的人，在试图强行干预一个独立的陌生人的事，而这个陌生人又只能在反抗你时得到确定与肯定。
另一种对孩子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常见态度是受虐式的奉献，母亲心甘情愿地做子女的奴隶，以弥补自己的内心空虚，惩罚自己的难以启齿的敌意。这样的母亲焦虑得反常，不许孩子离开她的视线；她放弃了一切娱乐，一切个人生活，于是承担了牺牲者的角色；由于这些牺牲，她认为自己有权不给孩子任何独立地位。母亲方面的这种自我牺牲，很容易引起专制的支配意志；［悲哀的母亲〕以她的苦难锻造出了武器，用它疯狂地进行虐待；她所表现出的听天由命，使孩子产生了一种终身难以消除的有罪感：这一做法甚至比她表现出攻击性更为有害。孩子被掷来掷去，感到不知所措，防不胜防：时而拳打脚踢，时而泪流满面，使他形同于一个罪犯。
第一种偏见是，母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女人的生活得到报答。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许多母亲是不幸的，怨恨的，不满的。托尔斯泰的妻子就是耐人寻味的一例；她被送上产床超过12次，然而她在日记中写下的却是天下万物的空虚和无用，也包括她自己。她提到过宁静与幸福的时刻，不过那是在她愉快地感到孩子们少不了她的时候，而且她也说到他们是她反对丈夫优越地位的唯一武器；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赋予她无聊的生存以意义。她时时感到她做任何一件事都能胜任，但是，除了照料孩子吃、喝、睡，她无任何事可做；本来会带来幸福的事，却令她感到忧伤。她衷心地希望能好好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但同他们没完没了的斗争，又让她感到烦躁和气愤。
为了抵御滥用特权的诱惑，女人非得要么幸福之极，要么做个圣人。孟德斯鸠的说法也许是对的，他说，最好把国务而不是家务交给女人；因为只要有机会，女人就会和男人一样有理性。有效率；通过抽象思维，通过计划行动，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就目前而言，要她逃脱她身为女人的过去，取得对她的处境毫无用途的感情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男人也是如此，他在工作中比在家中表现得更平衡，更有理性；他以数学的精确性认真筹划自己的业务，但是当他在家和妻子呆在一起时，当他“放松”时，他就会变得没有逻辑性、说谎和任性。她和孩子在一起时同样是“放松”的。而她的放松更加危险，因为她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丈夫的侵害，孩子却不可以这样保护自己不受她的侵害。从孩子角度来看，假如母亲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专横地通过子女去实现自我的女人，那么这将是十分理想的；让孩子呆在父母身边的机会比现在少得多，让孩子在别的孩子中间，在同他有着非个人的单纯关系的那些成年人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学习和娱乐，这同样是十分理想的。
弗洛伊德认为，母子关系的矛盾心理最少；但事实上，女人做母亲时和结婚与恋爱时一样，对男性超越来取了一种暧昧态度。如果她的婚姻或爱情经历使她对男人怀有敌意，那么专横跋扈地对待还是一个孩子的男性，将会给她带来满足；她会用讥讽和无礼的态度去对待那个傲慢的性别。例如她有时会吓唬孩子说，若他不听话，就把他的男性标志割掉。即便是她比较谦卑和温和，把她的儿子作为未来的英雄来尊重，她也会被迫把他还原为目前内在的现实的他，使他名副其实地属于她：正如她把丈夫当做孩子对待，她也把她的孩子当做婴儿对待。这也太合理了，太简单了，以至无须再认为她想阉割自己的儿子；她的梦想是矛盾的：她想让他有无限的权力，可又想让他处在她的掌握之中；
除非生命有意义，否则她不可能同意生出生命；如果没有在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努力发挥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生产炮灰、奴隶、牺牲品，还是相反，生出自由人，这完全是两回事。在一个组织得当的社会，孩子将基本上由社会机构来管理，母亲将得到照顾和帮助，母性对女人将不完全是与职业不相容的。相反，有工作的女人——农民，化学家，或作家，将会轻而易举地度过孕期，因为她对自己并不十分在意；个人生活最丰富的女人，给予孩子的将最多，向孩子索取的将最少；她若在努力和斗争中掌握了人的真正价值的意义，将最能恰如其分地把孩子抚养成人。如果说今天女人基本上无法把让她离开家几小时并让她精疲力竭的职业，同孩子的最佳利益协调起来，那么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的职业至今仍基本上是奴隶性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人作出努力为在家外的孩子提供照料、保护和教育。就社会方面来说，这是失职问题；但是，借口某种自然法则、上帝或者人类需要母子相互独占来为此辩护，则是虚伪的；这种束缚，实际上只会造成双重的毁灭性的压迫。
如我们所见，婚姻不幸的原因在于，两个人结合了他们的弱点，而不是结合了他们的强点——每一方都在向对方要求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感。梦想通过孩子得到充实、温暖和价值，这更属欺骗，因为一个人无法为自己创造出它们；孩子只会给这样的女人带来快活：她能够做到大公无私，渴望别人幸福，她不专注于自我，在追求对她自己生存的超越。的确，孩子是人们可以有根有据地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但是，它和其他任何事业一样，并非是对生存之正当性的现成证明；人们渴求它，必须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虚假的利益。
把轻视女人的普遍态度同给予母亲尊重轻易地协调起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不许女人参加任何公务活动，把她排除在男性职业之外，断言她在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都是无能的，然后又把最精密、最重大的任务——塑造人，托付给她，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有许多女人，习俗和传统不允许她们受教育，不允许她们有文化，不允许她们有责任，不允许她们从事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尽管如此，却又毫不迟疑地把婴儿放在她们怀中，就和在生活伊始，为了补偿她们较之小男孩的劣等性，把布娃娃送给她们一样。她们如今可以和有血有肉的玩具一起玩了。
第二个错误偏见直接隐含于第一个，它认为，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肯定是幸福的。的确，既然有关母爱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也就无所谓“非自然的母亲”；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坏母亲存在。精神分析学宣布的一个事实是，孩子面临的危险，可能在于本身属于“正常的”父母。成年人的情绪、魔念和神经症，皆源于他们早年的家庭生活；本身固经常争吵和悲剧性场面而处于冲突之中的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个坏朋友。由于早年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很深的精神创伤，他们接近自己的孩子是通过情结和受挫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不幸的链条会无限延伸下去。尤其是，母亲的施虐一受虐狂心理给女儿造成了有罪感，这种有罪感又将表现为女儿对自己孩子的施虐一受虐行为，这种情况会如此反复，代代相传。
他在我的怀中沉甸甸的，好像是世界最重的东西，达到了我力量的极限。他把我埋在寂寞和黑暗之中。他突然把整个世界的重量压在了我的肩上。那的确是我想要他的原因。我自己太轻了。
母子关系是她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它取决于她同丈夫的关系，取决于她的过去，她的职业，以及她自己；把孩子当成普遍适用的灵丹妙药，既是荒谬的，也是一种有害的误解。这也是海伦·多伊奇在前面我多次引用的那部著作中所得出的结论。在这部著作中，她根据自己从事精神病学研究的经验，考察了母性现象。她赋予这项功能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女人通过它可以得到完全的自我实现——但条件是，它是被自由承担的，被真诚需要的；年轻女人的心理、道德和物质处境，必须使她有可能承受所要付出的努力；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尤其是，把怀孕推荐为治疗抑郁症或神经症的一种方法，这是在犯罪；这意味着母子两人都将面临不幸。只有十分正常、健康，并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可以胜任做一个“好”母亲。
然而，若是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是一个他入，一个独立的人，她就更加不能容忍。她一向讨厌那些帮助女儿反抗家庭压迫和“影响她的感情”的朋友；她对他们吹毛求疵，借口他们对她有“不良影响”，甚至不许她和他们在一起；任何影响，只要不是来自于她的，都是不良的，但是她对和她同龄的人——教师，小朋友的母亲，尤其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因为小女孩和她们感情甚笃；她说这种感情是荒谬的，或是病态的。有时，孩子的欢乐、冒失、游戏和笑声都足以令她发火。这些若是男孩子所为，都很容易得到原谅，因为他们有男性特权，天生如此；况且她早就放弃了无望的斗争。但是，她的女儿，这另一个女人，为什么应当有她根本不具备的优势呢？她本人陷入“严肃”事务而不能自拔，所以，她嫉妒使女孩子逃避家庭烦恼的所有职业和娱乐；这种逃避暴露了她为之牺牲的所有价值都是虚假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所面临的严重危险在于，受托养育完全没有生活能力的孩子的母亲，实际上几乎总是心怀不满的女人：她在性方面要么冷淡，要么未得到满足；在社会上，她觉得自己不如男人；她从未独立地把握过世界或未来。她想通过自己的孩子去弥补这一切挫折。人们要是清楚女人的目前处境使她的自我实现多么困难，她的心里孕育着多么多的欲望、反抗情绪和正当要求，就会知道让她去照料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这种想法该有多么可怕。
这种嫉妒首先涉及到小女孩和父亲的关系。有时母亲利用孩子把丈夫束缚在家里；如果不成功，她当然会感到烦恼，但如果她的谋算成功了，她会立刻以相反的形式恢复她的童年情结：就是说，她会像从前对母亲发怒那样，对自己的女儿发怒；她怒不可遏，觉得自已被遗弃了，被误解了。有个法国女人，她嫁给了一个外国人，丈夫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于是有一天她怒气冲冲地喊道：“整天和外国佬呆在一起，这种生活我可真受够了！”
琳达离开椅子，坐到草地上。
如我们所见，结果又是“好”主妇在反对生命活动：孩子成了打蜡地板的敌人。在伴随对干净整齐的家甚是留意而出现的气愤的责骂声中，母爱常常消失了。毫不奇怪，在这些矛盾中挣扎的女人，往往在一种神经质和刻毒的状态下度日；她总是在遭受这样那样的损失，而她所得到的又靠不住，从不在肯定会得到之列。她不可能通过工作本身得到解救，因为她对自己生存正当性的证明，要取决于和她自己的人格相异的自由人格。女人被关在家里不可能形成她自己的生存；她缺乏把自我肯定为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因而她的个性不会得到承认。
和坠入情网的女人一样，母亲也很乐意感到自己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存被她所满足的需要证明是正当的；但是，使母爱变得困难和崇高的是，实际上它并不含有相互性的意味；
在前面引自斯特克尔的那位母亲的自述中，她说她感到羞愧，因为她给孩子喂奶时带有性的色彩，孩子的触摸令她快活得发抖；孩子两岁时，他像个情人似的抚摸她，几乎不可抗拒，她不得不拼命地摆脱想玩弄他的阴茎的诱惑。
她们对自己性别的厌恶，很可能导致她们让自己的女儿接受男子教育，但她们极少有那样广阔的胸怀。为生了一个女人而烦恼的母亲，会用这种含糊的咒语来迎接她的降生：“你将是一个女人。”她希望弥补自己的劣等性，用一个被她视为替身的人，造出一个优越的造物；她还很想让她也遭受一下自己所遭到的损失。有时，她把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孩子头上：“对我很有用的，对你也会很有用；我就是这么长大的，你应当分享我的命运。”另一方面，她有时却根本不允许孩子与她相像；她希望她的经历多少有点用，这是她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一条门路。妓女把女儿送进修道院，无知的女人则让女儿去受教育。在S·德·泰瓦提的《窒息》中，母亲从女儿身上看到年轻人行为不规的可恶后果，她愤怒地警告说：
孩子不能替代人们失意的爱情，不能替代人们在生活中破灭的理想，他们不只是填补空虚生存的材料。孩子代表一种责任，一种机会。孩子是自由之爱树上长出的最高贵的花朵……他们不是玩物，也不是满足父母需要的或实现他们勃勃野心的工具。孩子代表义务；他们应当被抚养成人，成为幸福的人。
在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许多农民当中，女人只不过是个雌性家畜，她受尊重的程度依她所干的活儿而定，如果她消失了，会被毫不遗憾地替换。在现代文明中，她丈夫认为她或多或少被个性化了；但除非她彻底放弃自我，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那样，在对家庭的热情而专制的奉献中淹没自我，否则她将因被贬为纯粹的一般存在而痛苦。她是那（the）主妇，那（the）妻子，那（the）母亲，她是唯一的而又无法辨认的；娜塔莎以这种最高的自我贬低为乐，并且拒绝做任何比较，以此来否定其他人的存在。但与此相应，现代西方女人却希望感到，人们能辨认出她是这个（this)主妇，这个（this）妻子，这个（this）母亲，这个（this）女人。这是她在社交生活中所要寻求的满足。
然而，事实依旧是，除非环境十分不利，否则母亲会通过孩子丰富她的生活。在谈到一个年轻母亲时，柯莱特·奥德里说，她的孩子犹如她自己的生存现实的证据，通过他，她控制了一般事物，而最重要的是，她控制了她自己。作者通过一个女人说道：
女孩子大一点时，出现了真正的冲突；如我们所见，她希望脱离母亲，形成自己的独立地位。在母亲看来，这是忘恩负义的典型表现；她处心积虑地挫伤女儿的逃避意志；她不可能容忍她的替身变成一个地人。女人只有在涉及到孩子尤其是女儿时，才能够享受到那种男人在女人面前所感到的绝对优越的快感；如果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特权和权威，她就会产生受挫感。不论母亲是慈爱的还是有敌意的，她的希望都会被孩子的独立地位所粉碎。她心怀双重的嫉妒：对世界的嫉妒，因为它夺走了她的女儿，以及对女儿的嫉妒，因为她在征服世界的一部分时，也夺走了她那一份儿。
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自然根本不可能支配一种道德选择；这意味着一种约定，一种要兑现的承诺。怀孕是在履行一项庄严的义务；如果母亲后来逃避了这个义务，她就是在对一种生存。一个独立的人犯罪；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把这种约定强加于她。和夫妻关系一样，父母同子女的关系也应当是自愿的。说怀孕对女人是一项特殊成就，居其他一切成就之首，这也不对；人们在谈到女人时常说，她之所以轻浮，或好色，或是同性恋者，是“因为她没有孩子”；照此看来，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以及她追求的价值，都是为了替代孩子。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含糊和无法确定的：人们同样也可以说，女人之所以想要孩子，是因为她缺少爱情，缺少职业，缺少满足同性恋倾向的机会。在这种伪自然主义之下，隐藏着一种社会的和人为的道德观念。“孩子是女人的最高目标”这句话只有广告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劣等性源于她从一开始就受重复性生活的局限，而男人为了过一种他认为比非本意地沿袭纯粹生存更为重要的生活，则炮制出种种理由；让女人受母性的束缚，将会使这种处境永远地维持下去。她今天要求参与很时兴的活动，而在这种活动中，人类想不断地通过超越，通过向新的目标、新的成就的运动，找到对自身生存正当性的证明；
要把如动物生存一般神秘的、如自然力一般混乱无序的，然而又是人的生存，纳入预先构想的模式，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人们既不能够像训练狗那样，无须交谈就对孩子加以训练，也不能够用成人的语言让他听明白道理；而孩子则利用了这种处境，他要么用动物般的抽泣或火气来答话，要么用傲慢的言辞去反抗约束。
如果有些母亲只想多育而不肯尽母亲的义务，在孩子断乳或出生后对他失去了兴趣，只希望能重新怀孕，那么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反倒会觉得，正是分离才会给她们带来孩子；孩子不再是她们本人的水乳交融的一部分，而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孩子也不再是隐隐纠缠她们的身体，而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在经历了分娩的痛苦以后，塞西尔·索瓦热用一首诗表达了她对母亲占有的快活，她称这个婴儿是她的“小情人”，她的替身，她可以非常幸福和兴奋地抱他，吻他，向他问好；他是她“用鲜血、欢乐和赤裸肉体做成的小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