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们怎么能评价自己呢？
我说：你们知道迈考特的人生要素，你们也有自己的人生要素。如果你们描写自己的人生，这些都可以利用。在笔记本上列出自己的人生要素，珍惜它们。这很重要。犹太人、中产阶级、《纽约时报》、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有点眉目的哈佛大学、华人、韩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厨房桌子上的一份外文报纸，以及收音机里不停播放的民族音乐。父母梦想着到故国游览，静静坐在客厅角落里的祖母回想起昆斯区墓地的些许场景——成千上万的墓碑和十字架，恳求着：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把我葬在那儿。带我回中国，求求你了。就这样，你和祖母坐在一起，让她讲她的故事。所有的祖父母都有他们的故事。如果你让他们带着故事离开人世，你就是在犯罪，对你的惩罚就是禁止你进入学校的自助餐厅。
我认为不会有人获得完全的自由，但是我要对你们做的就是将害怕赶入角落。
你们一直在这么做，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不间断的自我评价过程。扪心自问吧，孩子们。你们诚实地对自己说：我将菜谱当成诗歌念，讨论“小鲍·皮普”好像它就是T.S. 艾略特的诗句，走进《爸爸的华尔兹》，听詹姆斯和丹尼尔讲述他们吃晚饭的深层故事，在斯特伊弗桑特广场举办美食宴会，阅读米米·谢拉顿的作品，从中我学到东西了吗？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从中一无所获，那意味着你们在迈克尔精彩的小提琴演奏和帕姆史诗般的烤鸭颂中睡着了，或者，也可能，朋友们，我是个糟糕的老师。
孩子们在他们的作文和课堂讨论中畅所欲言，而我经历了一趟美国家庭生活的书面旅行，足迹遍及东部城镇住房到唐人街经济公寓。那是一幕关于定居者和新移民的露天历史剧，到处都有恶势力和邪念。
见到我，见到由这么有能力而且慷慨大方的人执教的美国青年（这些漂亮的孩子）真是件高兴的事。他说谢谢，他也许会很快在距离他公寓几个街区远的布鲁克林区蒙特罗酒吧见到我。几分钟后，我悄悄塞到他手里的十美元就会落入斯特伊弗桑特广场一个毒贩子手中。
在生命的每一刻，你们都在写作。甚至在梦中，你们也在写作。行走在这所学校的走廊时，你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们在脑海中兴奋地写作。校长在那边。你们得作出决定，一个问候的决定。你们要点头，还是微笑？你们要说，早上好，鲍梅尔先生，还是简单地说，嗨？你们看见不喜欢的人，脑海中又开始兴奋地写作，又得作决定。转过头去，还是边走边凝视？点下头，还是从牙缝里挤出个嗨？你们看见喜欢的人，你们热情而温柔地说声嗨，这声嗨让人想起船桨的划水声、激昂的小提琴和月光下闪亮的双眼。有好多种说嗨的方法：从牙缝里挤出、用颤音发出、怒气冲冲地说出、唱出、大声喝出、笑出、咳出。在楼道里简单一走就要求你们在脑海中写出段落、句子，作出许许多多决定。
喝酒不是他的习惯，但是在蒙特罗酒吧，他会友善地允许你给他买上一杯。他声音低沉、温柔而悦耳。他从不忘记自己良好的修养，你几乎不会把他看成吸毒者亨克。他尊重法律，但从不遵守。
他因偷窃、抢劫、藏毒和卖毒而坐牢。他是个贼、骗子、男妓、有魅力的人，还是个作家。他因为杜撰了“垮掉的一代”这个术语而名声鹊起。他利用人们，直到耗尽他们的耐心和金钱。他们告诉他：够了，亨克。出局，他已经出局了。他明白，但从不记恨在心。对他来说，那没什么区别。我知道他在利用我，但是他认识“垮掉运动”的每一个人，而我喜欢听他讲巴勒斯、科索、凯鲁亚克和艾伦·金斯堡。艾琳·达尔伯格告诉我，金斯堡曾经将亨克比成意大利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是的，他是个罪犯，一个歹徒，但是他偷东西只是为了供自己吸毒，并没有从中牟利。另外，他对自己拿的东西很敏感，从不拿一件看上去像传家宝的珠宝首饰。他知道如果他留下一件受害者珍惜的东西，那将会产生各种良好的意愿，也会缓解因丢失其他东西而带来的痛苦。那也会给他带来好运。他承认犯过除谋杀之外的各种罪行，甚至试过在马略卡艾琳的家中自杀。偶尔给他十美元可以让他保证不会闯入我的公寓，尽管他告诉我这些天他经常从山上跳到二楼偷东西。但如果他听说有好东西，通常他得雇一个帮手。下东区不缺愿意干这活儿的男孩。赫伯特·亨克不再爬太平梯和排水管了，他说还有其他进入富人住所的方法。
他们欢呼起来。耶，就是这样，你是个糟糕的老师。我们都笑了，因为这句话部分正确，也因为他们畅所欲言，还因为我能够接受这样的笑话。
迈考特先生，你很幸运。你有个那么悲惨的童年，因此你有东西可写。我们该写些什么呢？我们所做的就是出生，上学，度假，上大学，恋爱或什么的，毕业并从事某个行业，结婚，生两三个你经常讲的孩子，送他们上学，和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一样离婚，开始发福，第一次心脏病发作，退休，死亡。
我告诉那些严肃的学生：自我评估吧。
你不会相信，帕克大道和第五大道上有多少精神失常的门卫和管理员。如果我说事先约好了去见某个人，他们就会挥挥手让我进去，而实际上我就是在这些公寓里打个盹。从前在我还年轻时，我会兜售自己。我干得很好，谢谢。有一次，一个高级保险经理让我很吃惊，我也准备好面临一年的牢狱之灾。但是他冲着走廊叫他的妻子，她拿来马提尼酒，然后我们在一所漂亮住宅的床上打滚。哦，那段日子就是那样。那时我们还不是同性恋，只是思想行为怪异罢了。
迈考特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把这些孩子弄糊涂了。打退堂鼓吧。不要打扰他们，他们会回家的。如果他们没有摇尾巴，那是因为英语老师的废话产生了让人麻木不仁的效果。
噢，我难道不是黑暗的鉴赏家吗？
菲利斯描述了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那晚，他们一家如何聚会，如何在放有电视机的客厅和濒死的父亲睡的卧室之间来回穿梭。他们既担心父亲，又不想错过观看登月。菲利斯说母亲叫她去看阿姆斯特朗登月时，她正陪着父亲。她跑到客厅，每个人都在欢呼拥抱，直到她觉得事情不对，跑到卧室，却发现父亲已经去世。她没有惊呼，也没有哭泣，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回到客厅向欢乐的人们报告父亲去世的消息。
作为一个男人，我会这么做，因为对于我来说，女人依然是个大谜团。我可以对你们讲些故事。你们在听吗？在这所学校，你爱上一个女孩。你碰巧知道她和一个人分手了，因此场地空了出来。你想和她约会。哦，现在，文字在你们的头脑里咝咝作响。你们也许属于那些酷酷人物，你们从容地走向特洛伊的海伦，问她在被包围后做了些什么，而你们知道在特洛伊的废墟上有个盛产羔羊肉和茴香烈酒的好地方。酷人、有魅力的人不需要准备什么文字稿，但其他的人还是得写作。你们给她打电话，看她是否可以在星期六晚上和你们约会。你们很紧张。被她拒绝会让你们处在悬崖边缘，那会要了你们的命。在电话里，你们告诉她，你们和她一起上物理课。她怀疑地说：哦，是吗？你们问她星期六晚上是否有空。她没空。她已经安排了些什么，但是你们怀疑她在撒谎。女孩子不可能承认自己在星期六晚上无所事事，那不是美国人的风俗习惯。她得装腔作势。上帝，人们会怎么说呢？你们在脑海中写道，你们询问下个星期六、下下个星期六、下下下个星期六一直到永远。只要你们能够见到她，你们将满足于任何事情，任何事情，直到你们开始领取社会保险金。你们这些又穷又可怜的傻瓜。她玩了些小把戏，让你下星期再给她打电话，而她会看看有没有空。是的，她会看看。星期六晚上，她坐在家里，和母亲还有不停唠叨的埃德娜姨妈一起看电视。你们在星期六晚上和永远什么也不说的父母坐在家里。你们上床睡觉，梦想着下个星期。哦，上帝，下个星期，她也许会说有空。如果她有空，你们得把一切安排妥当，那个位于哥伦布大街、铺着红白格子图案的桌布、可爱的意大利小餐馆，还有插着白蜡烛的基安蒂红葡萄酒瓶。
第二天，我的讲台上出现了一封署名“一位母亲”的抗议信。她不想提及自己的名字，担心我会以此报复她的女儿。她女儿回家后对家人讲了这个卑鄙的家伙——亨克。从女儿的话来看，这人全然不是一个可以启发美国青年的人物。这位母亲意识到这人存在于美国社会的边缘。难道我就不能想到举一些更有价值的人物作为“善良和真实”的例子吗？比方说像埃莉诺·格林或者约翰·马昆德那样的人。
我围绕着这个话题讲，但没有提到亨克。看一下马洛、纳什、斯威夫特、维永、波德莱尔和兰波的人生。不要提到那些不光彩的人物，比如拜伦和雪莱，还有对女人和酒态度随意的海明威，以及在密西西比州牛津市喝酒喝死了的福克纳。你可能会想到自杀的安妮·塞克斯顿和西尔维亚·普拉斯，以及从桥上跳下的约翰·贝里曼。
他们说我一定是在开玩笑。
严肃的学生说当你事先知道应该知道些什么时，你可以在知道学习内容的情况下开始学习。这让人很高兴。他们说：在这个班上，你从来不知道应该知道些什么，那你又该如何学习呢？该如何自我评估呢？在这个班上，你从来不知道第二天会冒出什么。学期末的大谜团就是老师如何给学生打分。
你们梦想着，盼望着，计划着。这都是写作。朋友，你们和街上行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你们在看，在将一切牢记于心，在意识到无足轻重的事物的重要之处，在把它写到纸上。你们也许会在爱或悲伤中痛苦挣扎，但是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你们会冷酷无情。你们就是自己的素材。你们是作者。有件事确定无疑：无论星期六晚上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晚上发生什么，你们都绝不会再被人烦扰，绝不会。你们不会对人类的任何事情感到陌生。收起你们的掌声，把作业递上来。
严肃的学生并不满意。他们说在其他班，老师告诉你应该知道些什么。老师教这些东西，而你应该学会它们；然后老师考你，而你得到该得的分数。
现在，站在教室前面的她哭了。她本可以回到前排的座位上，我也希望她能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走到她跟前，伸出左手搂着她，但那还不够。我一把拉过她，双手抱住，让她靠着我的肩膀哭泣。所有人都泪眼汪汪，直到有人喊道：好样的，菲利斯。一两个人鼓起掌来，接着全班同学都鼓掌欢呼起来。菲利斯转身面对他们，泪流满面的她破涕为笑。当我让她回到座位上时，她转过身摸了摸我的脸颊。我想，摸我的脸，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会永远记得菲利斯、她过世的父亲和月球上的阿姆斯特朗。
例如？
我会告诉你们我如何打分。首先，你们的出勤情况如何？即使你们只是静静地坐在教室后面，但只要考虑了讨论的问题和阅读的材料，你们一定会有所收获。其次，你们参与课堂活动了吗？你们在星期五站起来朗读了吗？不管是任何东西：故事、散文、诗歌和话剧。第三，你们对同学的作品发表意见了吗？第四，这取决于你们自己，你们能反思这种经历，问问自己学到了些什么吗？第五，你只是坐在那儿做梦吗？如果是，给你自己打分。
乔纳森，这是我在高中课堂上听到的关于美国生活的最悲惨的设想，但是你具有创作伟大美国小说的要素。你概括了西奥多·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和F.S. 菲茨杰拉德的小说。
我在学习。这个来自利默里克小巷、心怀羡慕的爱尔兰人，我，和同自己一样的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打交道。我也和中产阶级、中上阶层来往，却发出一阵嗤笑。我本不想嗤笑，但积习难改。那是愤恨，而不是愤怒。就是愤恨。我拒绝和中产阶级有关的东西——它太热，太冷，不是我喜欢的牙膏。在美国生活三十年后，我仍然很高兴能在沐浴后打开电灯，或者伸手去拿毛巾。我正在读一本书，说的是一个叫克里希那穆提的人。和那些从印度蜂拥而来、手捧装着百万家财的锡杯的人不同，他不把自己看成精神领袖。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拒绝成为领袖或智者之类的人物。他告诉你，向你暗示：宝贝，最终你要自立。有一篇梭罗写的令人恐惧的散文，题目叫“散步”。在文章中，他说当你出门散步时，你应该如此自由、如此不受妨碍，以至于你永远不需要回到出发地。你就一直走，因为你是自由的。我曾让孩子们读这篇散文，他们说：噢，不，他们绝不会这么做。就这么一路走下去？你在开玩笑吧？这很奇怪，因为我曾对他们讲过四处流浪的凯鲁亚克和金斯堡，他们认为，在三千英里的旅程中享受自由、大麻、女人和美酒，那真是棒极了。当我和那些孩子讲话时，我也在和自己讲：我们的相同之处就是急迫性。上帝，我已经人到中年，才刚刚发现中等智力的美国人在二十岁时就知道的东西。大部分的伪装已经卸下，我可以呼吸了。
听着！你们在听吗？你们没在听。我在和这个班上可能对写作感兴趣的你们当中的几个人讲话。
讲到这儿，老师变得严肃起来，问了个大问题：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所学校做什么？你们可以说你们努力让自己毕业，以便上大学或者为工作作准备。但是，同学们，教育不仅仅是这些。我问过自己：我究竟在这个教室做什么？我为自己列了个公式。在黑板的左边，我写了个大写的F。在黑板的右边，我又写了个大写的F。从左到右，我画了个箭头，从“害怕”（FEAR）到“自由”（FREEDOM）。
我告诉他们那是亨克。随便拿起一本关于当代美国写作或者“垮掉的一代”的历史书，你会在索引中找到赫伯特·亨克。
我不能回复这封信，也不能在班上提到这封信，担心那会使那个女儿感到很尴尬。我理解那位母亲的担忧，但是如果这是一堂领会文学的写作课，对老师的限制又是什么呢？如果一个男孩或女孩写了篇关于性的故事，我应该让他们在班上朗读吗？和上千个少年接触几年以后，在倾听他们的故事、阅读他们的作品后，我发现他们的父母夸大了他们的幼稚。这上千个少年已经成了我的老师。
一些严肃的学生举起手，问我如何在成绩报告单上评价他们。毕竟，我没有为他们准备正常的考试：没有多项选择题，没有配对题，没有填空题，没有判断对错题。忧心忡忡的家长们该有疑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