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打算许下所许的那个诺言，但那天发生了一件事。还记得那天，默夫原地转身，穿过队列的缺口处，站到我们班的队伍中，我的身边，然后抬起头。他在微笑。阳光流淌在那些小雪堆上，耀眼的光芒刺得他微微眯起眼睛。他的眼睛是蓝色的。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记得以下这个画面：他背着手，摆着稍息的姿势，转过头来对我说话。瞧他在我记忆里的样子，好像想说什么要紧话似的——不管说什么，都将比我此后听到的所有话都要重要。但其实，默夫当时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而且只是轻轻地招呼了一声“嗨”。他个子才到我肩膀，所以听到那个声音时，我们的新班长斯特林中士并没有看见他，还以为是我在说话。斯特林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厉声喝道：“稍息的时候，闭上你他妈的臭嘴，巴特尔！”后面的事就不用说了。总之，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我遇到了默夫。队列解散了。营房的背阴处很冷。
天还没亮，我们就吃力地爬上连里的几辆“两吨半”军用卡车，前往靶场。头一天还在下雪，过了一夜，却下起了雨。我们用力拉扯兜帽，尽可能地盖住头盔。冰冷的雨点砰砰砰地打在我们身上，然后顺着军服的后背滚落，每一滴都似乎马上就要结冰了。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
到了靶场，我们在灰白色的雪地里围成几圈，聆听安全指示。我感到很困，怎么也集中不起注意力。晨雾中，靶场长官们厉声训斥的声音此起彼伏，有如未经训练的合唱团在合唱。雨点打在枯叶上，光秃秃的树枝隐隐闪着亮光。靶场的士兵在弹药库里给枪上弹夹，金属碰撞声不断传来，并在冬天稀薄的空气中回荡不止。弹药库破旧不堪，外墙的白漆剥落了不少，令我不禁想起小时候、上学途中必经的那座乡村教堂。弹药库里传出的噪音非常陌生，听得我耳朵嗡嗡直响。到最后，靶场长官们说的话，我连一个字也听不见了。这时，斯特林和默夫已排进了上场打靶的队伍里。斯特林瞪了我一眼，用臂弯夹着步枪，指着手表说：“等着，二等兵。”
“对了，我跟你说，要是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会给你们寄的。你们会收到比任何人都要多的包裹。”
“是，中士。”我和默夫异口同声地说。
我不确定这个“他们”究竟指的是谁。
这时，斯特林喊默夫过去，帮另一个二等兵打扫篮球场三分线周围红、白、蓝三色混杂的彩纸纸屑。
“嗯，没事。”我望向窗外。营房之间整齐地种着几排常青树。我透过树梢，望向夜空。我知道自己看到的星星中，至少有一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看一个谎言，但我并不介意。这个世界让我们全都变成了撒谎的骗子。
“我们会照你说的去做，我们保证。”我说。
斯特林一本正经地说：“他们不会自己跳出来，等着你们射击。记住基本要领，你们就能临危不乱。刚开始很难，但其实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做到。找个稳固的位置，瞄准，调节呼吸，最后扣动扳机。有些人事后会感到很难面对，但在当时，大多数人都不会考虑那么多。”
“我们得刻苦训练，训练，训练，再训练。”斯特林说着，往后一倒，让脑袋挨着地面，并把双脚跷到我的“凯夫拉”头盔上。
枪声消失了。最后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爬上军用卡车返回，心里憧憬着随后的活动和跟家人见面的情景。回营地的路上，我琢磨着斯特林刚才说的话。我不知道他疯没疯，但相信他很勇敢——现在，我终于知道他到底有多么勇敢。斯特林的勇敢很狭隘，却非常纯粹。那是本能的自我牺牲，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也无任何道理。仅仅是因为觉得，绞刑架的绞索更适合套住自己的脖子，他就会替别人受刑。
听到我的回答，默夫露出了失望的神情。“见鬼，”他说，“想不到你也是弗吉尼亚人。”
我望向她身后的默夫，后者抱歉地耸了耸肩。“是啊，太太，”我回答，“我们是一个宿舍的，经常在一块。”
斯特林一直在丢石子玩——从地上捡起石子，丢进我的倒放的“凯夫拉”头盔。听到默夫问，他笑着说：“天哪，这个问题还真他妈的不好回答。”
“别这么担心，姑娘们。你们俩只要抓着尾巴就行了。一切都会没事的。”
“嗯，是啊，我跟她说了几句。”
我和默夫走到斯特林面前，摆出稍息的姿势站定。“你，小鬼，”斯特林说，“我要你什么都听巴特尔的，明白吗？”
“呃，会的，太太。”
“没问题。”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她心里肯定在想，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可以回家安心睡大觉了。
这话让我很生气。“是啊，”我不无得意地说，“我们算是老乡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不想对他负责——我对自己都不想负责，何况别人。但默夫是弗吉尼亚人，这并非他的错。我开始铺开自己的装备。“你在老家那种偏僻的地方干过什么，默夫？”我开始用钢丝刷刷装备上所有的金属部件——细小的纽扣和系带的搭扣，清除因为趴在雪地里进行沙漠作战训练而出现的锈迹。就在默夫开始回答时，一个想法掠过我心头：这种问题，要是有人当真的话，那就怪了。但等我回过头去看时，默夫已经数着那只小小的右手的手指，说起了自己做过的各种事情。不过，还没数到食指，他就停下了。“没了，差不多就这几件事，不多。”
“里士满郊外一个屁大点的小镇。”
“想象不出来，”我说，“谁知道我们会成为有些人还是大多数人呢。”
“听说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默夫看着我，没有回答。我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回答，但他没有反应。于是，斯特林对着默夫的脑袋抽了一巴掌，把后者的头盔打落在地。十二月的寒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在头盔附近飞舞。
“我们的作战区域刚刚下来了。那个地方他妈的非常危险。你们俩得保证照我说的去做。”
“还剩下五分钟，各位！”一个军士喊道。
“去换到我旁边来。”
我们把默夫的装备放进柜子，然后面对面，分别坐到两张下铺上。头顶的荧光灯照得宿舍非常明亮。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黑夜、雪花、几点路灯和对面几栋营房的红砖。“你家在哪？”我问。
母亲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嗯，我知道，”她说，“对不起。我们说点开心的吧。”我的两只手都放在桌上，她含泪笑着拍了拍我的手背。
我感到很奇怪，默夫竟然从没跟我说过生日的事。我又感到有点惊讶，他的年纪竟然这么小。我那年二十一，此前从未觉得十八岁是个多么小的年纪，直到默夫大声说出那个数字。我看了看坐在身边的默夫。除了下巴有颗痘，他脸上其他的地方很光滑。而且我发现，他从未刮过胡须。荧光灯下，他耳朵下方的脸颊上，柔软的绒毛泛着白色的光泽。我听到自己说了声“二十一”。此刻，回想当时的情景，我能感觉到自己那会儿是多么年轻。我能感觉到自己那布满伤痕以前的身体。摸着自己的脸，我能记起眼睛下方的皮肤曾是多么光滑，接着又是怎么破裂，再接着又是怎么愈合，变得有如龟裂的河床。“二十一。”我当时说。那会儿，我正年轻。不过，站在而立之年的门槛上回首过去，我能亲眼看到，当时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情况：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人。我当时的身体里是有生命，但那生命就像盆底的水，在几乎是空的盆子里不停地晃荡。
那时，除了默夫的母亲和其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家属基本上走光了。我看见默夫拉着他母亲，在体育馆里到处走来走去。每经过一小群人，默夫就放慢脚步，飞快地看一眼，然后继续往前走。直到看见他转向我，对他母亲动了动嘴唇，我才意识到，他们原来是在找我。于是，我离开椅子，站起来，等着他们从举行庆祝活动的篮球场的那头走过来。
斯特林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的后背全湿了，但他毫不在意。“都是他们的主意，”他说，“记住这一点。每次都是他们的主意。他们应该杀了自己，而不是我们。”
接着，我们举行了庆祝。基地体育馆里拉起了横幅，摆开了折叠桌。我们列队站着，家人则在一旁看着。营长发表了真诚而热情洋溢的、关于职责的讲话，随军牧师则用幽默的方式讲述了“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基督耶稣”的悲伤故事。吃的东西有汉堡和薯条。大家都很开心。
“尾巴？”我问。
我走到体育馆外面，打算抽根烟，顺便送母亲离开。我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并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亲得那么用力。“你得把烟戒掉。”母亲说。
“别给我含糊其辞，二等兵。不要说‘那是肯定的’。直接告诉我，你们会照我说的去做，不——管——在——什——么——时——候。”斯特林边右手握拳，击打左手手掌，边一字一顿地说。
我不知怎么就睡着了，但睡得并不好。我不时醒来，望向窗外，看着冰霜在窗玻璃上逐渐凝结。天亮前几个小时，默夫叫过我一次，问我们是否会没事。我继续望着窗外，尽管窗玻璃上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冰的那面亮着盏昏黄的路灯，朦朦胧胧的。宿舍里冷飕飕的，我用粗糙的羊毛毯子裹紧自己的身体。“嗯，默夫，我们会没事的。”我回答，但并不相信自己的话。
我和默夫在我的铺位上坐下来，斯特林则揉着太阳穴，坐到我们对面的铺位上。
“妈的。”默夫说。
“什么？”
“知道了，妈，我会戒掉的。”说完，我用靴子底踩灭了点上的“樱桃”。母亲抱住了我。我闻着她头发和身上香水的味道，恍如回到了家中。“放心吧，一到那儿，我就给您写信。”
“是，中士。”我替默夫回答，然后拉着后者，朝我们营的营房门口走去。营房门口的雨篷下，二排的几个人正聚在一块抽烟。斯特林在我们身后喊道：“你们两个家伙真得上点心。这不是闹着玩的。”
斯特林装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但看得出来，因为我和默夫打靶的表现还不错，他对我们的态度并不像平时那么严厉。“别担心，我会帮你们的。”说完，他似乎感觉到自己流露出太多的温情，于是调整一下姿势。这时，我的“凯夫拉”头盔已盛满了石子。
“坐下，兄弟们。”斯特林说。
“好，那是肯定的，中士。”
斯特林是在调动命令下达后派到我们连的。他参加过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的海湾战争，到过伊拉克，还得过勋章，所以即使军衔比他高的，都对他另眼相看。不过，我们敬重他，并不只是因为他到过伊拉克，还是因为他严厉但公平，而且认识越久，就越觉得他能力出众。斯特林跟军中其他士兵和军官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别人更“专业”。在银装素裹的硬木林进行野外演习时，他的整个上半身跟手中的步枪融为一体，脚下则时而原地转身，时而果断地迈步前进。一走到林中空地，他就会单膝跪下，不慌不忙地摘掉头盔，露出剪得很短的金发，同时边用蓝色的眼睛扫视林边的灌木丛，边侧耳倾听。每当那时，我就会盯着他，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我们整个排的人都会等着他做出决定。在他指出一个方向，让我们前进时，我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不管他怎么走，我们都放心跟着他。
“巴特尔，墨菲，你们俩给我滚过来。”斯特林中士喊道。
我咬了咬牙。那时，我仍然很叛逆。我从十二岁就开始叛逆了，发展到最后，对什么都感到厌烦，于是打电话叫辆出租车，离家出走了。在那之前，从未有出租车光临我家门口。“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妈。”
我根本没在听默夫说话。看得出来，他感到很尴尬。只见他微微垂着脑袋，从柜子里拿出装备，学我的样子刷了起来。我们各刷各的，谁也没有说话。宿舍里只听得到钢丝刷刷在绿色尼龙和小金属部件上的沙沙声。我完全能够理解默夫的心情。生在穷乡僻壤，几件事就能把你这个人描述清楚，几个习惯就能填满你的人生，你肯定会有一种特别的羞耻感。卑微的我们，渴望拥有比沙尘弥漫的土路和微不足道的梦想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在这里，生活不需要苦心经营，别人会告诉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刷完装备后，我们平静而安心地睡觉了。
我现在知道，写那封信是件可怕的事。我不知道的是，跟自己做的其他所有可怕的事相比，这件事到底有多么可怕。有段时间，我曾不再相信，世上存在什么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秩序只是观察到的偶然现象。现在，我已接受了下面的想法：生命的某些部分是重复的，在不同的两个日子发生同样的一件事，并不意味着出现了所谓的奇迹。我真正能肯定的只有，不管自己活多久，也不管是怎么活的，天平的两端永远都不会达到平衡——人生是不公平的。默夫必将活到十八岁，也必将死去，而我则将带着永远不可能兑现的诺言，抱憾终身。
“今天晚上挺有意思的。”默夫说。我没有搭话，稍后听到他在铺位上转了个身。“你没事吧？”
我弄了盘食物给我母亲，并坐到她对面。不远处的人群中，母亲们靠在儿子们的肩上，父亲们则双手叉腰，面带微笑。我母亲哭个不停。她很少化妆，那天却破了例，所以眼窝周围留下了条条泪痕。在基地停车场，坐在我家那辆破旧的金色“克莱斯勒”里时，母亲肯定用手腕擦过眼泪，因为她手腕上被涂得脏兮兮的。
美国新泽西州迪克斯堡市
过去有段时间，要是你问我，是否认为下雪具有什么特殊意义，我可能会回答是的。默夫走进我生命的那天下着雪，他母亲看到我写的信的那天也下着雪。我可能会觉得这并非巧合，而是具有某种意义。当时，我可能并不相信自己的这个想法，但肯定愿意相信它。我们都乐于相信一再听到那句话：雪是种特别的东西。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永远如此。我曾在自己的小屋里，透过窗户，观察下雪的情景：片片雪花仿佛鸽子中枪后掉下的羽毛，纷纷扬扬，慢慢飘落。在我眼里，那些雪花全都一模一样。
母亲一步一步地离开我身边，并向我挥手告别，然后转过身，朝停车的地方走去。我记得自己当时目送她离去，看着我家的那辆车转了个弯，驶出停车场，驶经操场，接着又转了个弯，驶向基地大门处的岗亭，车后的尾灯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我又点了根烟。
我的火一下就上来了。“我只是想让她觉得好过些，中士，”我反驳道，“有什么大不了的。”
“塔法，在伊拉克北部，接近叙利亚。那里有大量的穆斯林武装分子。有时候，打得他妈的非常激烈。这些话，我本来不应该现在告诉你们的，但是我需要你们明白一些事情。”因为头顶上方就是铺位，斯特林只能低头垂肩地坐着。这使他的身子微微前倾，隔着擦得光亮的白色地砖，探向我和默夫。
斯特林深吸一口气，笑了。他的肩膀也微微放松了下来。
斯特林站起来，开始来回踱步。“我听见，你在跟二等兵默夫的老妈说话。”
此前，斯特林一直尽心尽力地指导我们如何射击。我和默夫都得到了参军以来最高的合格分数。斯特林对我们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显得很高兴。“要是四十分里面没有得四十分，那只能怪打枪的人。”他说。接着，我们三个人去了射击线下面的小山坡。斯特林不顾积雪，支着胳膊肘，半躺在地上，我和默夫则放松地坐在他脚边。“我看你们俩可能会没事的。”我和默夫沉醉于斯特林对我们的肯定，没有马上搭话。太阳仍高高地挂在靶场尽头的护堤上方。过了一会儿，默夫开始说话了。
“是啊，太太，我也一样。”
介绍认识后，拉登娜·墨菲太太紧紧地拥抱了我。她个子很小，脸上能看出风吹日晒的痕迹，但比我母亲年轻。抱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笑容满面地望着我，露出两排因为抽烟而微微发黄的牙齿，但胳膊仍缠在我腰上。她把没有光泽的金发盘成了一个圆发髻，下身穿着牛仔裤，上身穿着蓝色工作衫，工作衫的纽扣都是扣好的。
“有人会死，”斯特林不带任何感情地说，“这是根据数据得出的结论。”说完，他站起来，离开了我们的宿舍。
“对了，那个地方是哪儿，中士？”默夫问。
我和默夫走上营房三楼，走进我住的八人间宿舍。我关上宿舍的门。其他人都出去参加晚上的活动了，营房里只剩下我们。“你分到铺位和柜子了？”我问。
默夫的母亲放开我，激动地说：“我真为你们感到骄傲。丹尼尔经常跟我说起你的事。我感觉，自己好像早就认识你了。”
“那我先谢谢您了，墨菲太太。”
斯特林停下脚步，双手叉腰，说：“拜托，保证？真的？你他妈的是谁啊，向她做那些保证？”
“嗯，太太，他的表现非常好。”我怎么知道啊，太太？我真想这么对她说。我几乎不了解那个家伙。别再问我问题了，别问了。我不想担责任，我也担不了任何责任。
射击线上传来噼里啪啦的枪声，吓得附近的鸟群纷纷振翅逃走。鸟群栖身的树枝随之扬起，抖落许多积雪。太阳虽小，但明亮。刚才的大雨变成了淅淅沥沥的毛毛细雨。
“我保证，”我说，“我保证一定会把他活着带回家。”从体育馆回到营房后，我发现斯特林正坐在前门门廊上。我停下来，打算抽根烟。“今天晚上还凑合，是吧，中士？”
“你们俩多大了？”
“你会照顾他的，对吗？”默夫的母亲问。
我和默夫你看我，我看你，等着斯特林继续说下去。
我躺在雪地里，辨认天上的星座。营房的各扇窗户透着灯光，旁边小路上还有两排路灯，但有些星星并未因此而显得晦暗不明。我能看见猎户座和大犬座。熄灯后，我又看见了另外一些星星。我看到的，是那些星星在至少一百万年前排列的位置，我很想知道它们现在是怎么排列的。在雪地里躺了一会儿后，我爬起来，吃力地走上楼梯，回到宿舍。默夫还没睡，但也没有开灯。我脱下军服，扔进柜子，然后钻进硬邦邦的被子里。
“我叫你不要参军的，约翰。”母亲说。
“对，”斯特林回答，“让我来操那条狗。”
只需看一下开头，乡村邮递员拉登娜·墨菲太太就能发现，她收到的信不是出自儿子之手。事实上，她儿子并不经常给她写信，所以给她写那封信时，我猜想她可能没有多少可以比较的参照物。她儿子人生的头十七年，最远不过离开她几英里：五英里左右——丹尼尔所处的位置和她最远的送信点之间的直线距离；算上矿井深度，七英里——从布鲁菲尔德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丹尼尔曾在西普山矿工作过三个月，经常半夜下矿井。同年秋天，丹尼尔去了本宁堡——当时，那里是他到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在本宁堡，丹尼尔偶尔会在熄灯前信手给母亲写封短信，讲讲他对红土的看法和在佐治亚州星空下睡觉的乐趣。时间允许的话，他还会在信中做一些保证，好让母亲放心，就像我和他当时那个年纪的人经常向家人做保证那样——我们的保证既是对家人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丹尼尔剩下的人生是跟我一块度过的。从在新泽西州，列队时他出现在我身边的那天算起，总共十个月左右。我还记得遇见他那天，地上的积雪没过了我们的靴子，所以向左转、向右转的时候，我们脚下只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从那天到他死去，总共十个月左右。十个月的时间看似很短，但我此后的整个人生将永远摆脱不了那段时间的阴影。现在，那些日子有如无休止的争吵，令我终日心绪不宁。
过去，我一直认为：人得先变老，然后才会死。直到现在，我仍觉得自己过去的这个想法存在一定道理，因为认识丹尼尔·墨菲的那十个月里，他的确变老了。可能是想让事情显得合乎情理吧，我曾拿起铅笔，以一个死去男孩的名义，给那男孩的母亲写了封信。当时，我认识那男孩的日子不算短了，知道他不会用“妈”这个字称呼母亲。我知道很多东西，真的。我知道丹尼尔家所在的山区，每年十一月就会下雪——这是真的，有时十月就开始下了。但后来，我才知道他母亲是在纷飞的大雪中看那封信的。那天，他母亲把信放在副驾驶座上，然后开着右侧驾驶的吉普车，顺着之字形的山路绕来绕去，艰难地回家。头天晚上下了整整一夜的雪，他母亲的吉普车在白色的积雪上留下两条清晰的车辙。他们家的小屋位于一片正在“冬眠”的苹果树中——丹尼尔经常说起那片苹果树。驶上家门前那条长长的石子路后，他母亲不停地转头，瞥一眼旁边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身为一名乡村老邮递员，看到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他母亲当时肯定感到非常奇怪，总觉得自己看花了眼。刹车后，那辆一九八四年产的旧吉普车在雪地里继续滑行了几英尺。没等车子停稳，他母亲就用双手捧起信。那一刻，她感到既惊喜又害怕。
“十八，”默夫立即回答，“我的生日是在上星期。”他笑着补充道。
默夫抱着沉重的装备，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他有些地方长得很像斯特林，比如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但跟斯特林相比，他显得普通很多：斯特林身材修长、匀称，默夫不是——他不胖，只是相形之下，显得矮墩墩的；斯特林的下巴简直就像教科书上的几何图形，默夫的五官却微微有点歪，尽管不太容易看出来；斯特林不苟言笑，默夫正好相反。也许，我看到的只是无处不在的现实吧：有些人优秀，有些人普通。斯特林属于前者，尽管有时，我看到这一现实令他自己大为光火。斯特林刚来我们连时，上尉向我们介绍说：“斯特林中士肯定会登上他妈的征兵海报，弟兄们。记住我的话。”队列解散后，我经过他们俩身边，听到斯特林对上尉说：“我永远不会叫人那么做的，长官，永远不会。”说完，他从上尉身边走开。向我们介绍过程中，上尉还说过，斯特林得了许多勋章——上尉说这话时，嫉妒之情溢于言表。但我发现，斯特林的军服上并未佩戴任何勋章。战争同样需要普通人。
默夫刚要开口，我把手放到他肩上，抢着说：“是，我们明白了，中士。”
默夫的目光从斯特林身上移开了。
我和默夫困惑地望着斯特林。斯特林骂了一声“妈的”。我知道，他肯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好了，听着，”他说，“你们俩是我的人了。”
我们走到营房门口，转过身，看见斯特林双手叉腰，仰着脑袋，闭着眼睛。天色越来越暗，但他仍待在原地，没有动，似在等待夜幕完全降临。
“他不会有事的，对吗？请你保证，一定会把他活着带回家。”
“约翰，请向我保证，你一定会照顾他的。”
话音刚落，斯特林立即把我撂倒在地，对着我的脸连打两拳，一拳打在眼睛下方，一拳正打在嘴上。我感觉斯特林的指节重重地抵着我的嘴唇，接着感觉自己的门牙深深地刺进上唇，腥热的血液随之流进了嘴里。我的嘴唇立刻肿了。打第一拳时，斯特林右手的戒指划破了我的脸。这时，血液汇成一股，顺着脸颊淌过我的眼角，流到雪地里。斯特林叉着腿，跨站在我的身体上方，边俯视我，边在寒冷的空气里甩着手，以减轻疼痛。“尽管去举报，我他妈的根本不在乎！”
斯特林顿了一下，说：“最好他妈的想象一下。”然后，他再次笑了起来，继续说：“你们得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找到性格中残忍的那一面。”
默夫慢吞吞地出去了。我边等他回来，边琢磨待会该对他说些什么。我已经在部队待了两三年。对我来说，部队差不多是逃避人生的好地方。当兵这几年，我一直小心行事，上头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人向我提出过太大的期望，我也从未要求过什么回报。此外，我从没怎么担心过上战场的事，但现在真的要上战场了，我却还在努力寻找与此相关的、对于未来的紧迫感。我记得当时，进行新兵训练期间，其他人全都担心得要命，我却有种解脱的快感，因为我觉得，自己以后再也不用做什么决定了。这好像是自由了，但即使在那时，这种表面的自由仍让我心里难安。最后，我才知道，自由并不意味着不用担责任。
“你不应该那么做的，二等兵。”
我们说了些开心的话。我感到放松了不少。打靶的头天晚上，我很晚才睡，无精打采地呆坐着，设想未来的种种可能。我一会儿肯定自己会死，一会儿肯定自己不会死，一会儿又肯定自己会受伤，最后对什么都无法肯定了。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竭力克制着，不让自己站起来，在冰冷的地砖上来回踱步，不让自己望向窗户，在雪或灯光中寻找什么预兆。整个晚上，我始终无法肯定未来到底会怎样。但对自己惧怕什么，我却非常肯定：我惧怕自己会死，母亲得白发人送黑发人，埋葬她以为至死都非常生气、死不瞑目的儿子：我惧怕母亲会揭开国旗，看着我的尸体缓缓没入弗吉尼亚褐色的泥土里：我惧怕母亲会听到别人为我鸣枪致哀，并因此想起我摔门而出的声音——我那年十八岁，她当时正在后院摘篱笆上的忍冬。
“我们要怎样审视自己呢？”我问。
“丹尼尔在部队的表现好吗？”
“那边怎么样，中士？”默夫羞怯地问。他盘腿坐在雪地里，步枪搁在腿上，像抱布娃娃那样抱着。
默夫看着地上，说：“那……那我们要怎么做啊？”
“嗯，”默夫回答，“在走廊的那头。”
“弗吉尼亚州西南部，”默夫说，“你家呢？”
日子一天天流逝，我们离坐船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上头对出发的具体日期仍然秘而不宣，但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日期正在一步步逼近。战争近在眼前，而我们就像一群待婚的新郎。我们在雪地里训练；在早晨离开营房，去教室听人介绍不知名字的城镇，了解那里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统计数据，因为我们将为那些城镇战斗。每次离开教室时，天已经黑了，太阳好像突然掉下来了似的，沉没在带刺铁丝网西面的某个地方。
在新泽西的最后一周，斯特林来宿舍看我和默夫。当时，我们正在收拾装备，准备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起来，尽管我们知道以后根本用不着。此前，上头通知说，我们很快就会搞一次活动，以便出发之前，家人能最后来探望我们一次。剩下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最后一次打靶了，这是斯特林通过逐级递报，向上头建议的。看到斯特林进门，我和默夫懒洋洋地站起来，准备摆出稍息的姿势。他一摆手，示意我们不用那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