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应该尽快让殡仪馆的人把她带走，不然我们都要得病。”
“我向您保证，他们说的肯定不是西风火葬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编码，而且单独火化。”我安慰她道。
“西风火葬场，我是凯特琳。”我接起电话。
我正要清洗杰里米时，火葬场前门的门铃响了。我摘下手套，穿过院子向门口走去。我还没来得及说“你好，请进”，一个女人（后来她介绍自己是杰里米的妹妹）惊呼道：“你好呀，一米八的美女！”
好极了，一天之内有两个“专业人士”和这个女人说，她的妈妈是颗极度危险的定时炸弹，全家人都面临感染致命疾病的风险。防腐师给尸体防腐，为的是让尸体看起来顺眼。他们认为这才是“正确体面”的做法，有助于告别仪式顺利进行，还能赚钱，而并非因为防腐前尸体内的微生物会威胁到家属的健康。既然我们现在深入掌握了病毒知识，了解了死亡背后的科学原因，警察和殡葬业从业人员没有理由说出“死者对生者有害”这种话。
西风的大多数客户没有意识到，照料遗体的权利在他们手上，想怎么做都行。不一定非要把老爸交给殡仪馆，也用不着请死亡助产士。不管怎么说，遗体属于他们自己所有。这不仅是加利福尼亚州赋予你的法定权利，而且遗体远没有现代殡葬业说的那么不堪。对穆斯林而言，在称为“大净”的净礼仪式中给逝者洁身和穿衣，属于功德无量的行为。主持“大净”的人由逝者生前指定，男人清洁男人，女人清洁女人。此乃当之无愧的荣誉，选中之人应达成这项神圣的使命。
他们的恐惧让我想起八岁的自己，坚信不停往衣服上吐唾沫就能让我妈免于一死。我决定坦诚相见，不管谁问我什么问题，我都给出直截了当的回答。如果有人问我遗骨是怎么变成粉末的，我就回答“用一种叫骨灰研磨机的机器……”；如果有人问火化前自己的遗体会不会腐烂，我就告诉他“瞧，你一断气，细菌就会让你从内而外开始腐烂，但冷藏间可以减缓腐败的速度”。奇怪的是，我越诚实，他们就越满意，而且心存感激。
他们的话令我伤心不已，包括那些冲我嚷嚷的人。天啊，你们就是这么想的？你们真觉得我会把你们吊在挂肉钩上，再和其他尸体一起丢入篝火，最后冲进马桶？
“你知道从这里到公墓得开两个小时吧？”我说道。
今天躺在准备室操作台上的人叫杰里米，53岁，满身都是文身。他在监狱里过了半辈子，身上的许多图案都是自己刺的，数字和字母遍布胳膊、躯干和后背，已经褪成了暗绿色。新文身也有，一看就来自于后监狱时期，全是些小鸟、海浪等象征自由的图案，花花绿绿一大片。杰里米离开监狱，在不同寻常的新生活中寻找自由。他的文身着实令人震惊。都说人体是块画布，如果画布死了，这个说法才更具有冲击力。
麦克没念过殡葬学校，这就是加州的福利，没上过专业课也能获得葬礼承办人的职业资格。只要你有学历（哪怕是编花篮专业的学士学位），无犯罪记录，通过一次考试，就可以入行了。
“如果我不盯着你们，你们就会偷偷把他火化。说不定你们已经火化了。”
尸体把生者和现实牢牢地绑在一起。来西风上班之前，我的生活一直和尸体绝缘。现在我随时都能见到——冷藏间里堆着好几摞呢。他们强迫我直视自己和所爱之人的死亡。不管我们被多少种科技奴役，只有尸体能证明我们曾经是伟大的物种，在这个星球上吃喝拉撒并最终难逃一死。
“抱歉，女士，他跟你说什么？”我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了。
杰里米的妹妹还没意识到，这也是她想要的圆满结局。最后她终于相信我们没有偷偷烧掉她的哥哥，离开了西风。我走进准备室，站在杰里米的尸体旁。每个文身都讲述了一个故事，我思索着，强迫自己不去回想刚入职的前几个月，生怕尸体突然伸手抓住我，让我永世不得超生。我担心的当然不是因为操作失误弄坏他的遗体，也不是文身的含义，而是人们对他的看法，把他当成肮脏的罪犯品头论足。
“亲爱的，咱们这么办，”她说，“我要在旧金山给杰里米办一场体面的葬礼，然后把他埋在萨克拉门托谷的退伍军人公墓，我会开车跟在你们后面。”她说话的节奏和脚下的拍子一样。
“夫人，我不知道您说的‘他们’是谁。”
但既然我决心听从心灵的召唤，成为一名职业殡葬人，我就要知道一切，了解一切。我要么生活在边缘，要么重返校园，再拿一个学位。我要学习如何防腐，看看他们都教些什么。虽然死亡助产士的工作令我着迷，但我不想永远当一个局外人。我想成为业内人士。我决定申请殡葬学校，以防万一。
29岁那年，悉达多想要外出巡游，出访周围的城市。他的父亲表面上同意，私下却做了安排，这样一来，悉达多只看到一些健康的年轻人在从事健康的年轻人的活动。众神大为不满，派出一个头发花白、一瘸一拐的无牙老人。悉达多大吃一惊，因为他从没见过人衰老的模样。接着他又碰见一个染了瘟疫的人，最后看到一具在柴堆上熊熊燃烧的尸体。这次旅途令悉达多直面衰老、疾病、死亡和虚无，于是他放弃了皇室生活，出家修道。据说之后的故事就属于宗教历史了。
西风火葬场改变了我对死亡的理解。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戴着尸青色的有色眼镜不停思考。奇怪的是，正因为看不见死尸，我们才相信尸体缺失是造成当今世界主要问题的根本原因。
之前提到过，南北战争开始前，死亡和临终全部在家中进行。人们会说：“家就是逝者所在的地方。”（这话人家没说过，是我编的，不过那时的人们很可能这么说。）既然遗体属于家务事，责任就落到女人身上。女人烤馅饼，洗衣服，还要擦尸体。
“不，夫人，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火化的。”我语气坚定地说。
“你好，亲爱的，我是埃斯特尔，”一个女人说道，“我死后，火化我的就是你们。我和你们公司签过合同，费用也付清了。但是今天早上听新闻说，你们把好几具遗体放在一起火化，这是真的吗？”
那些本应一清二楚的人都把迷信当了真，以至于中泽没能陪在母亲身边，“挨过那股悲伤劲儿”（借用一个朋友的话说）。这成了她一辈子的遗憾。尸体不需要你的惦记，事实上它什么都不需要。能躺在土里默默烂掉就很欣慰了。需要尸体的是你。只有看到尸体，你才知道这个人死了，退出了生命的游戏；只有看到尸体，你才能看清自己，知道自己也有那一天。有所见才能有所悟，这就是智慧的开端。
心怀恐惧的不仅是埃斯特尔。一个女人打来电话，问我们是不是像挂牛肉似的把遗体吊在挂肉钩上。还有一个先生气急败坏地指责我们，说海葬不应该收费，因为海葬“就是把骨灰和海盐混在一起冲进厕所”。
几百年前，人们对细菌和病毒还不甚了解，认为霍乱和黑死病等疾病的爆发都源于死尸散发出的“不良气体”，因此大城市习惯将死人埋在城外。尸体的确难看，也不好闻，但对活人构不成威胁，毕竟尸体腐烂滋生的细菌和引发疾病的细菌是两回事。
虽然他曾经是个罪犯，但他也是美丽的生灵。我没有在评判谁，只是想洗干净杰里米的身体，给他穿上褶边礼服衬衫和灰蓝色的涤纶西装。洗他的胳膊时，我突然停下来：此刻的我很自在。我想让人们知道，他们清洗遗体时也可以很自在。只要这个社会不再怀有偏见，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自信。
在遇见刺青狂人杰里米和他妹妹几周之前，一个名叫中泽的年轻女子来到西风，她的母亲刚刚在家中过世。本想让遗体多留在家里几小时，好和母亲做最后道别的她，却告诉我们说：“警察让我立刻通知你们过来，他说我妈妈患有糖尿病，放久了对我们的健康有害。”
她叹了口气：“好吧，亲爱的。我活得够久了，但一想到死后要和别的尸体堆在一起，我就害怕。”
“你用不着去殡葬学校，凯特琳，”麦克跟我说，“你干吗要给自己找罪受呢？”
杰里米的妹妹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殡葬工作者居心不良、对尸体干尽坏事的人。总有一些老太太给殡仪馆打电话，颤抖的声音中带有一丝困惑。
“就是播新闻的人。”她回答说。
“天哪，天哪，天哪，你真是个高大的美人！”她又发出一声尖叫，紧紧把我搂在怀里，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向她道谢，即使那句“高大的美人”让我想起布鲁斯拿着堆满脂肪的心脏，提醒我不要发胖。
在西风工作了十个月后，我意识到死亡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想教人们像老祖宗那样打理自家人的遗体，亲手清洁遗体，牢牢掌控自己的恐惧。我现在面临几种选择。第一，打包行李趁夜逃走，离开火葬场加入“死亡助产士”的行列。但这样一来，我就不再是殡葬业的一员，失去了工作的稳定性和合法性（不论应得与否）。我不介意远离殡葬业过度商业化的行为和暴利，问题是，一般说来，那些助产士远比我热衷于……呃……精神探索。我并不反对圣膏、香氛和死亡脉轮，也很敬重那些女士，但我不想把死亡当作一种转变，因为死就是死。完了。翘辫子了。嗯，我就是这么世俗。
中泽小姐之前联系了另一家殡仪馆，那里的人告诉她，遗体告别前必须先做防腐处理。“我们不想那么做，”她解释道，“她是佛教徒，肯定不愿意这样。但工作人员说出于健康考虑，我们别无选择。”
佛教中，释迦牟尼佛原名悉达多·乔达摩，出生于现在的尼泊尔。悉达多并非生来就有所觉悟，29岁之前，他一直过着舒适豪华的宫廷生活。有人曾告知悉达多的父亲（也就是当时的国王），如果悉达多能够经历磨难或死亡，那么他将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父亲自然希望他继承王位，而不是去当无足轻重的思想家，于是下令禁止皇宫内出现任何形式的死亡。
第二个选择，上殡葬学校。但这就意味着我会在这行越陷越深，什么恶心学什么。
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如果有人死了，镇上每个人都有义务参加他的葬礼。遗体一丝不挂，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只有一块布从下巴兜到头顶，用来合拢下颚。死者的近亲负责清洁遗体，他们让遗体侧坐在自己腿上。这样的姿势，水也能洒在他们这些活人身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指出，怀抱遗体的意义在于“being tegel——即使内心厌恶，充满畏惧，仍然坚持令人作呕的行径，毫无退缩之意”。哀悼者进行这种仪式，是为了达到一种不在乎的状态，走出丧亲之痛。生者把遗体抱入怀中清洗，从而直面内心的不安，“解放自己的心灵”。
“他们说你们把遗体集中放起来后扔进火堆，然后把混杂的骨灰分给家属。”埃斯特尔说。
许多方面表明，女人天生就是死亡的伴侣。每次女人分娩，新生命与死亡同时降临于世。塞缪尔·贝克特写道，女人“跨在坟墓上产子”。大自然母亲果然是名副其实的母亲，让造物和毁灭不断循环往复。
我把杰里米的妹妹领进接待室，她掏出一个棒棒糖塞进嘴里，一边嚼着一边疯狂地用脚拍打地板。我不想无端猜测，但我觉得她可能吸食了某种形式的安非他命，现在正处于兴奋状态。她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嗑高了的家属。在奥克兰推销廉价的丧葬服务，就得承担这种压力。
“女士，退伍军人公墓等着我们把装有遗体的棺材运过去，然后才安排下葬。我们周四就出发。”我解释道。
火化见证也能解决许多问题——虽然这会让我犯心脏病。人们对整个过程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看得见遗体，看得见遗体单独进入火化炉，还能亲自按下按钮点火，象征性地参与到过程中。也许火化炉就是个张开大嘴吃掉你死去母亲的机器，但按按钮却让你觉得自己是仪式的一部分。
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向她解释，不管从逻辑上还是成本上，西风都不可能先火化杰里米，再把空棺材运过去，但她就是不听。
如果你家的女眷不愿给遗体洁身和穿衣，那你就得雇一个“穿衣工”。19世纪早期，从事这项工作的几乎全是女性。这个职业从英国传入美洲殖民地，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了。接生婆负责给新生儿接生，穿衣工负责给逝者穿衣。女人把你带到这个世上，还要把你送走。
“啊，是的，我确实个儿高，你说得没错……”
我有一股越来越强烈的冲动，想要改变公众对死亡和殡葬业的看法。湾区有一群令人钦佩的女性正在致力于这种改变。她们在死者家中操办葬礼，称自己为“死亡接生婆”或“死亡助产士”。虽然没有接受过训练，也没有殡葬业从业许可证，但她们认为自己是新世纪传统习俗的继承者——在以前，逝者的遗体均由家人打理。
在悉达多的故事里，尸体火化时展现出肉身的本来面目，不仅没有引发负面情绪，反而加速了悉达多的转变，起到了积极作用。死尸的出现迫使这名即将成为佛陀的男子正视生命的无常和多变，而恰是没有死尸的宫廷生活阻碍了他觉悟成佛。
“你根本没在听。我说的是，棺材里没有他的尸体，你们未经我的许可就把他火化了。”
我来概括一下：一个警察认为死者家属会从死者身上感染糖尿病。他就差告诉她坐便器能传染艾滋病了。暂且不论一个人从别人（还是个死人）身上感染糖尿病的说法多么荒谬，大多数病毒和细菌，即使是可以引发疾病的那种，也只能在尸体中存活几个小时。少数病毒存活的时间较长（比如艾滋病病毒可以存活16天），但不比在活人体内厉害多少。坐飞机远比和尸体共处一室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