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自己的话，便先得追溯于40年前，那时我就读于北京市立二中，听先生讲授国文课，前后总有三四个学期。先生既教书又育人，奖掖后进不遗余力。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后来读了理工科大学的人，今天也能在文史领域里舞弄些文墨，主要即得益于先生昔日的教诲。
二中的学风是好的，师生关系亦好，许多素有阎罗之称的严师，严中包涵着无限慈爱，那骨子里却一似普渡众生的佛陀。但10来岁的童子最懂得“精致的淘气”，也最爱淘气，因而留下一件至今让我想起来就脸红，深以为内疚的往事。就是那个淘气的我，曾经学了先生的笔体，在上学途经内务部街的一些墙壁上，大行乾隆遗风，用粉笔题了许多歪七扭八的唐人诗句，却又下署了先生的大名。可我上学途经的路，先生却并不经过，对这恶作剧亦无从发现，如此我便背上了长久的内疚，总觉得有负于先生。
还是就此搁笔吧!聊以自慰的是，我终于勉强写成这一篇不可言序的序。我似乎效法着宫女“侧着身子屈着脚尖”，“轻轻地退着走”过的一段路程，但我从未得过姑姑的调教，这路走得实在太吃力了。
我以为，先生之作贵在赢得了真、善、美三字。学老彭，“不添油，不加醋”，是为持一“真”；先生祖籍汉军旗，对旗下人的语言，以至习俗、情感，都异常熟悉，他为老宫人写话，那语言的流畅、自如，地道的八旗京片子，十足堪登“善”境；而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从知堂老人习晚明小品，业已深得其真髓，随着先生的年事日高，当年绚烂之极的文笔自归于平淡，缜密的文思中饱含了豁达的坦率，使他笔下自在着幽深、冷隽的“美”，一如祁彪佳《寓山注》所谓之“一壑一丘，皆成小致”。但我这话纯指文章艺术风格而言，谁都看得出，先生的文字间洋溢着对弱者的同情，对人间不平的愤，这都与知堂老人的一味“冲淡和平”大相径庭。从先生的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那与笔花同在的大滴大滴的滚滚热泪，更绝无半点夏夜乘凉、摇扇清谈的意味。
为一本书作序，一般都要把书的内容加以介绍、解说、阐发。然而这本书，先生自谓效“老彭先生”的“述而不作”，旨在为一老宫人话天宝旧事做如实的记录。话是老宫人讲的，旗下人的京白是最老实明白不过的，又何需我再事铺张?余生也迟，没学过做八股文章，八股是专为圣贤立言的，我却只会说自己的话。
杨乃济
不久，先生离开了二中，我也由中学而大学，再由大学踏上专业岗位，相互不得消息。1979年，我从边省回到北京，得知先生也返归北京，仍住在旧日的寓所，我去看望了先生，除欢叙旧时的情谊，暗中也欲以行动反省自己的内疚。畅谈中得知先生结识过一老宫人，耳闻了极其丰富的天宝旧事，这些事正史不收，野史亦无所志。我以为，这弥足珍贵的史料大应传诸于世，便百般怂恿先生写出来。那时我正在筹办一刊物，有了先生的文字，正好为创刊增色，但当我拿到先生的第一章手稿时，刊物难产，又由难产而胎死腹中，我随即把这第一章手稿举荐给《紫禁城》杂志。不久宏文刊出，并在首刊的一期，为将来刊印单行本登了预告。以后连载十数期，那众口交誉的好评，自无需我一一冗述。
我于四十年前受业于金易先生。丁卯春节前得先生手札，要我为《宫女谈往录》写篇序。先生著作，学生写序，这样的先例不多。先生课授生徒数十年，弟子辈颇不乏名人，亦颇不乏钱钟书先生在小说《灵感》中所谓的“书也不写了，只为旁人的书作序”的名人。命我写序，莫不是有意为自己做反宣传？可谁又是天生的戆大？我想，这无非出于四十年来的师生情谊，再加上我对这本书的问世，多少起了催生者的作用，于书、于先生都有所了解，这序即或写得水平不高，先生也将感到亲切。故尔这看来戆大之举，便愈可照鉴先生的人品，和那师生间最最纯真的爱。于是我便像当年拿到先生发下的考卷一般，诚惶诚恐地提起了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