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少，都“勤劳奉侍”(就是当军人去打仗)去了。学校停课关门。我在异国又失业了，当然应该马上回国，但谈何容易!正在急不可奈的时候，母亲生病，打来一个加急电报，妈救了我。回国前一些日本友人和留学生还托我给带东西呢。
(原载1955年1月6日《北京晚报》)
我住在学校附近的尚志会馆，那是一所私人开设的小旅馆。老板是位八旬开外的聋老头，矮个驼背，两只眼已失明，当过兵。问他到过中国吗?脑袋立刻摇得像拨郎鼓。后来听人说他在朝鲜呆过好几年。
来到广岛，想不到的景象呈现在眼前，空荡荡的大马路上，车稀人疏，商店大都上着板(不营业)，颇似我国的大年初一(春节)。更奇怪的是，很少看见个男人，过往行人尽是女的。我心中暗忖“女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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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大都比我小几岁，在日本呆的时间却比我长，他们不像我人地生疏两眼漆黑，常陪我出去玩，实际上是找“吃儿”。他们没领我去参观广岛的名胜古迹，而是找饭馆。发现哪儿挂出“只今准备中”的小木牌，立刻排队。他们都很在行，我得到他们的很大帮助。在饭馆门前排半天队，卖黑面条，一种由海藻制成的代用品，很不好吃。大家都很失望。
旅店的主持人是老板的寡妇女儿，30来岁，干净利落，淡淡的梳妆，脸上总带着笑容，遇见人就鞠深躬问好。她是旅馆的顶梁柱，一切活儿都由她干：做饭、烧水、打扫卫生。旅馆中几十口人的一日三餐由她亲手烹制，每晚的一池子洗澡水(约半间屋子大)，由她烧热。还要在房前屋后窄小的庭院中栽花种菜。旅馆里养着几只纯种来亨鸡，鲜红的冠子、雪白的羽毛，下蛋不叫唤，放鸡是老头的专职工作，用绳子拴住鸡腿，他每天去郊外放鸡。
附三：忆广岛王锡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降落在广岛之前，我安然无恙地回到祖国。亲朋好友都唏嘘不止，说我命大，命好，真是捡了一条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我曾有一次短暂的广岛之行。我的同窗挚友欣翔君正在日本任教，他为了解决“终身大事”，不得不回祖国老家河南与生母谈判。他要我帮忙，去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给他代课，时间最长一年，短则一个学期。恰巧那时我是个“待业青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一咬牙一跺脚，去!
在广岛最滑稽的一件事，至今令我难忘，就是高八层楼的“福屋”百货公司几乎近于完全停业状态，仅在一楼卖些很少有人光顾的东西，如草编帽子、丝麻腰带、木制拖鞋等。但是，“福屋”百货公司却卖粥(鱼生粥)。清清冷冷的大楼，只要一卖粥，就立刻招徕千百名顾客，顿时热闹起来，排队的人从一层楼排到八层楼，再从八层楼排回一层楼。我是排过队喝过粥的，而且不止一次，因为肚皮需要。
清晨我去学校上课，只见家家户户门前都放着一小堆蔬菜，有时是几个土豆子，有时是数根白萝卜，有时是一把我叫不上名的绿叶菜。每隔五六天还分大米，是一种极粗的机米，据说每人每日定量二合三(“合”念ge，约计中国半市斤左右)。这是当时广岛的“配给”制度。居民都吃一样的饭菜。拿钱买不出东西，钱没有用。此外燃料也配给，一日三餐不能都吃热饭，每天至少吃一顿冷饭。我住旅馆，中午不用去饭厅，老板的女儿端着一大托盘挨屋送饭。每人四个冷饭团，像中国的艾窝窝的形状，略小，没有馅，内有一个酸梅，有时饭团外面裹一层紫菜。至于早晚饭都到饭厅去吃，大长桌子摆着一份份的小托盘。每份有一小碗米饭、一碗大酱汤、一碟菜。这点东西装进肚里，谁也没有“饱”的感觉。所以那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