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六年过去了。那一年是旧历甲午年，中国与日本打起了仗，结果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国，败给了弹丸之地的小日本，这使康有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很大打击。
第二年3月，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一道北上京城考进士。隔了一个月，北京突然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日本人威逼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事先知道了条约中有割让台湾和赔款的条款，感到这个屈辱的条约万万不能签，便马上叫来广东和湖南两省参加会试的举人，于4月22日打头阵，到都察院去上书，要求拒签条约。与此同时，他和梁启超两人分头到一些大臣寓所，邀请他们参加拒签条约的请愿活动。经过他们的动员，许多爱国官员、社会名流，纷纷上奏，交都察院转送朝廷，一时递章的人们塞满大街，连上朝大臣的车辆都被包围得无法通过。台湾籍的举人得知家乡要被割让，更是痛哭流涕，泣不成声。
可是，“公车上书”的影响越来越大，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广泛流传，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要求变法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高涨。
慈禧太后也非常着急，赶忙叫光绪帝提前在和约上画押，以造成既成事实。都察院于是推说《马关条约》已经盖上了皇帝的御玺，无法挽回了，不肯代为递送请愿书。这次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连光绪帝那里也没有送到，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公车上书”最终没能成功。因为朝廷里的投降派得到了风声，大为惊恐，生怕打破他们的卖国计划。当时有个叫孙毓汶的军机大臣就公开叫嚷：“如果不赶快议和，让日本人打来北京，我的老婆孩子家财怎么得了啊!”">
公元1895年，春夏之交的京城风沙四起，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是一个人们不爱出门的时节。可是，5月2日这一天，北京的大街上车来人往，煞是热闹，许多人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在大街上边走边议论。乘车的、步行的，成群结队，前后相连足有一里路长。长龙般的队伍行进到都察院(清朝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的机构)门前停了下来，都察院门前顿时人挤车塞。原来这些身穿长袍马褂的人是各省来京赶考的举人，他们是特地到这里来递送奏章的。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元1888年，康有为趁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写了一封《上皇帝书》，要光绪皇帝快快实行变法。由于顽固守旧的大臣阻拦，这封五千多字的上书没有送到光绪帝手中。但这一举动在一些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传了开来，康有为因此出了名。
这次行动的领头人是著名维新领袖康有为。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青年时代曾去过香港。他漫步街头，亲眼目睹香港的都市文明，真是大开眼界，感到英国人的确有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而清王朝的统治也实在腐败无能，于是萌生了用西方制度改造中国现状的变法维新思想。
康有为成了全中国的大名人，变法维新也从思想酝酿发展成为政治运动。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反抗侵略、保国救亡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涨，而呼声最强烈的，要数康有为和他发起的“公车上书”。
为什么叫“公车上书”呢?据说汉朝时，凡是被征举的读书人进京接受考核，都由公家配备马车来回接送，因此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两字作为举人进京应试的代称。
康有为见群情沸腾，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于4月30日由他出面，召集十八省鞍京应考的举人在达智桥松筠庵开会，准备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请愿活动。大会后，康有为接受与会者重托，花了一天两夜的工夫，挥笔起草了一封长达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要求。写好后，派梁启超分送各省举人传阅。大家都很赞成康有为的观点，总共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在《上皇帝书》上签了名。5月2日，康有为又把浩浩荡荡的举人队伍，带往都察院去上书。这就是“公车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