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由于年代较短，且异族入侵的蒙古统治者缺乏文化意识，因此，元人所编年谱，数量较少，作者仅统计到51种，其中40种是为前代人而编。元人所编年谱，范围较宋人为广，如有大禹治水年谱、东周四王年谱、六种孔子年谱、二种孟子年谱、二种陶渊明年谱、二种张九龄年谱、二种杜甫年谱、三种朱熹年谱及关羽、陆秀夫年谱等。早期蒙古统治者如成吉思汗等推崇道教全真派，因此，全真派始祖王重阳，七祖孙不二、马钰、谭处端、郝大通、王处一、刘处玄、丘处机也都有谱。年谱的作者除如前所述的自撰、后学、门人、家人子孙、道士之外，少数民族文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契丹人耶律有尚就曾为其师许衡编过《许鲁斋考岁略》一卷，此书至今尚存。
(四)由于年谱比一般传记搜罗资料丰富些，编纂形式也比较灵活，又以年为序便于检用，所以这一体裁一直沿用不衰。
年谱从宋代开始才见于目录书。宋代的三部著名目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对年谱都有著录。明代的国家目录《文渊阁书目》和私家目录《世善堂书目》等也都有著录。清代的国家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史志目录《明史·艺文志》等都收录年谱，而且数量较多。但是，它们大多附于史部传记类或谱牒类中，都还没有取得专类专目的独立地位。近人有以清末张之洞所撰《书目答问》的史部谱录类中分收目、姓名年谱和名物三类，为年谱有专目之始(见田洪都：《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这个说法不甚确切。《书目答问》确有年谱专目，但并不是年谱专目之始。因为在明代祁承爜〔ran染〕的《澹生堂藏书目》史部中，便在传记类外别立谱录类，而谱录类下就有年谱专目，收录了《韩文公年谱》至《伍宁方年谱》等多种。清初钱曾的《也是园藏书目》和《述古堂书目》中均专设年谱类，收录了《圣师年谱》至《吴文正公年谱》等多种，清人章学诚《史籍考》中也设有年谱专目。它们都比《书目答问》早几百年。所以年谱从明清以来已在史籍中由附属于传记、谱录类下而逐渐自成专目专类，取得了独立类目的地位，成为史籍分类中的一个组成门类。这种独立地位正反映了年谱所达到的发展程度。
年谱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历谱家类目中著录有汉代阙名所编《古来帝王年谱》五卷。此书久佚，我们无从得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并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年谱，至多只是一种极简略的编年体史传或人物大事系年。
明人所编年谱，据作者个人不完全统计，有489种，其中为前人编谱179种，为本朝人编谱310种。明朝人所编年谱的范围与宋元相比就更广了，有明一代就为孔子修谱31种，孔子弟子数十人有谱。一人多谱的如孟子有10种，关羽四种，诸葛亮二种，陶渊明三种，杜甫七种，陆贽三种，周敦颐10种，司马光三种，程颢、程颐各四种，岳飞二种，朱熹10种，陆九渊三种，崔与之三种，王守仁10种。此外，文人学士、皇子王孙、僧、道、书画家、妇女等都有人为之编谱，更有甚者，就连元末农民起义首领韩林儿、张士诚也有人为之编谱。
近代以来，谱主范围比以前更为扩大，已超出过去以达官贵人、文人学者为主要谱主的局限，把社会各色人等都列为谱主，如被诬为盗匪的钟相、洪秀全、秋瑾；不受重视的科技人物梅文鼎、李善兰；戏剧小说家蒲松龄、曹雪芹、汤显祖、孔尚任；书画家陈洪绶、石涛、郑燮；弈者范世勋(又名范西屏)、施定庵以及僧道、妇女等都有专谱行世。清代大批汉学家的生平、学行也有专谱行世，这对学术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年谱在清代发展较快，除了前面所说的四点共同原因外，清代学术文化的发达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朝从顺治入关建立政权之后，历经康、雍、乾三朝的恢复发展，已达到了所谓的“盛世”阶段，学术文化各方面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为了配合学术研究，年谱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也得到了较快的相应发展，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发达，为了使研究基础更为扎实，对于人物的研究需要更翔实的背景资料和有关生平事迹的详细记述，而年谱是一种最合适的体裁。正由于“乾嘉之际，竞尚考据，而编纂年谱之业遂蒸蒸日上，至今有甚而不衰”(顾廷龙《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
学术界通常认为年谱始于宋代，或者说，现存最早的年谱存在于宋代。据作者不完全统计，现存及见于过去目录与其他著作记载的宋人所编年谱大约有165部，其中为前代人所编年谱59部，其余是为本朝人所编。在为前代人所编年谱之中，唐人年谱占了很大部分，唐代著名文人大多都有宋人为之编谱，有的还不止一部，如杜甫就有12部、韩愈七部、白居易七部、柳宗元二部，其余如王通、李白、颜真卿、元稹、李德裕等，也都有谱，有些还被刻入本人诗文集中，得以留传下来。在宋人为前代人所编谱中，比较典型的还有孔子谱九种，从这个数量亦可看出宋代儒家思想的地位。此外，为陶渊明编的谱也有五种，为太上老君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宏景编谱各一种。在宋人为本朝人所编的100多种年谱中，政治家和著名文人大多有谱，有的还不止一种，如范仲淹二种、欧阳修九种、周敦颐二种、苏洵四种、苏轼九种、黄庭坚三种、苏辙三种、宗泽二种、李纲二种、岳飞二种、朱熹四种、陆九渊六种、卫泾二种，其余如晏殊、王安石、蔡襄、曾巩、程颐、陈师道、叶梦德、吕祖谦等，也都有谱。方外之人如僧人大慧普觉禅师、道士紫阳真人张用成，也均有同道为之编谱。宋人年谱的作者比较广泛，有后世学者仰慕前贤而为之编谱；有门生、弟子为老师编谱；有家人弟、子、孙为兄、父、祖编谱；也有僧人、道士为僧人、道士编谱；更有谱主自编年谱，见于记载的宋人自编年谱大致有刘挚自编的《刘忠肃公行年记》一卷，马扩《茆〔mao卯〕斋自叙》，真德秀《真西山年谱》，叶由庚《瘖〔yin因〕叟自志》一卷、文天祥《纪年录》一卷等数种。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宋人年谱大多已经亡佚，我们只能通过有关目录与时人和后人记载略窥一二。
(一)后人为了研究前代文人学者的作品和学说，便按年月排列谱主事迹以寻求作品与学说形成的时代背景、发展痕迹和师承学友等等。清康熙至乾隆时期的一位史学家杭世骏，在为清初诗人施闰章年谱所写的序言(见《道古堂文集》卷五)，以及清乾隆时官员尹壮图在他的自谱序中，对这一点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但是，清代作谱之风如此之盛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原因。整个清代经历了封建社会后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是在阶级结构、等级关系，或是社会风尚等方面都起了相应的变化。年谱的谱主已不像过去那样只限于文人学者和达官显宦。商人、买办凭借自己的经济力量换取政治权势和社会地位，从而不再讳言自己出身低微和持筹握算的“贱业”；贫苦知识分子也操笔自记生平，来抒发一生怀才不遇的愤慨；身怀奇艺绝技的人由于广为人所羡慕，因而也有人为他们撰谱；民族工商业者也多津津乐道他们发家致富的道路；妇女、方外之人亦有人肯为他们写谱。可见，由于社会风气的变化，不论门第等级，都有权树碑立传。由于年谱范围的扩大，数量也随之而日益增多，从而使年谱在史籍中逐渐取得专类的地位。
(三)年谱如果出于自编，一种是成功者为表现其“功业”，以求传之后世教育子孙。清周盛传就在其自谱中明确表示：“追念生平所历之境，粗举大纲，按年叙述，非敢以自表扬，聊以示子孙，俾知起家之不易耳！”(《磨盾纪实》自序)当然，周氏本人的主要目的仍在于炫功传世，“以示子孙”只是一种饰词；另一种是失败者鸣其不平，以博取同情。尤其是有些遭遇坎坷、所志不遂的人，往往想把自己的遭遇和情绪寄托于笔墨以宣告于天下后世，祈求人们对其同情和谅解。清人吴庄在其《花甲自谱》序中说：“穷愁困厄，不克自遂其所为，而又不忍自没其所欲为。则凡遭逢之坎坷，情志之怫〔fu服〕逆，皆可告诸天下后世，以祈共谅其生平。”还有的则是因为谱主遭受非议较多，子孙为洗刷先人而撰谱，如清人汪中是有争议的一位学者，其子汪喜孙特为其撰谱，并在序中着重申言：“使后之论世知人之君子，勿为谰言滋惑。”不论属于何种情况，其为求得表现的目的则是完全一致的。
年谱是史籍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但和一般的传记有所不同，一般的传记主要纪传主的生平大要，而年谱则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一生事迹。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序》)。它杂糅了纪传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记、行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的(清章学诚《刘忠介公年谱序》)。
清代编修年谱工作，与宋、元、明三朝相比，更是取得惊人成就，现存古人所编年谱，有一半以上是清人所为，数量超出三朝总和。与前三朝相比，清代编谱者不少是学识深厚的学者，这就使一大批质量较高、足供参考的年谱纷纷呈现于学术之林。由于清代年谱保存至今的较多，也比较完整和典型，因此，本书的介绍将以清人所编年谱为主，兼及各代，此处对清代年谱就不多赘言。
还有人认为最早的年谱是五代时后唐赵风、张昭远所编《唐懿祖纪年录》一卷、《唐献祖纪年录》一卷及赵风编《太祖纪年录》20卷，理由是三人均仕唐为将，后被子孙追谥为帝，而此三书都是按年叙述其个人史事，应归于年谱。不过，这个问题早在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中已有定论，三书均被归入了实录类。即或是三人活着时未称帝，然此三书也还是按实录体编写的，实录与年谱虽然同是以年系事，但彼此间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实录一般只记起居、言行，没有背景资料等相关资料，而年谱则不然，一般不收或少收起居、言行，而注重谱主事迹及其他各种相关资料。
由于上述几点原因，年谱被大量制作，年谱数量随之而日益增多，从而在史籍中取得了应有的独立地位。据1980年出版的杨殿珣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著录，共收年谱3015种，记载谱主1829人。据199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著录，共收年谱6259种，谱主4010人。如以断代统计，据作者本人所亲加检读过的清人年谱就有800余种、600余人。
年谱作为一种专门体裁究竟创始于何时何代，一直有着不同说法。有人认为始于秦简《喜之谱》，但它类似于后世墓文，不足为据。有人认为始于唐代，理由之一是初唐时刘仁轨自撰有《刘氏行年记》20卷，《旧唐书》本传与《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记载；理由之二是传说中唐写本《长庆前后集》末附有白居易自编年谱。此二说均难以为凭，一是因为刘仁轨所撰《刘氏行年记》早佚，我们无从得知此书的具体内容，《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又作《河洛行年记》，此书的内容到底是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年谱，抑或是刘氏群传，不得而知，只能顾名思义，发挥想像，姑且存疑；二是白氏自编年谱，清人袁翼在《钱辛楣年谱序》中已明确说到此编“久已散佚”，然我们再考察现存最早的影宋本《白氏文集》，亦未见到此谱，这说明白氏即使编过此谱，宋代也已不存，白氏是否真的编过此谱，只能留待后人去考证了。
(二)年谱可以补充国史、家传的不足，并能订正纪事的错误。国史、家传对于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只能择要叙述，其次要的或者有当时被认为无足轻重的行事往往缺略。有的还由于记载传闻的歧异而记述内容有舛〔chuan喘〕误之处。更有的人在当时还够不上列入国史、家传的资格，而后来却日益为人所重视，并有记述其事迹的必要。这样，年谱便应客观实际的需要而担负起补正和订正国史、家传的任务。清初史学家全祖望在为《施愚山先生年谱》所写序言中曾说：“巨公魁儒，事迹繁多，大而国史，小而家传、墓文，容不能无舛谬，所借年谱以正之。”(见《鲒埼〔jieqi杰棋〕亭集》卷三二)清末学者孙诒让在《冒巢民先生年谱》序中对这点作了更为详尽的发挥；近人钱穆亦认为年谱是“图史取材之资”的一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在学术文化发达的同时，清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也在日益加强。清前期文网日密，文字狱接二连三，钳制愈严，忌讳愈多，因而使有些人对撰著反映整个史事的著作心有疑虑，于是有的人就选择论列一个人的生平来借以评述史事，以求避免触犯忌讳。这也使年谱的编写量有所增加，所以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的年谱数量在清人年谱总量中又占绝大多数。
年谱自兴起后，一直得到顺利发展而至今不衰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