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浙江省地方志学会乡村社会研究中心在整理旧方志、指导编写新方志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旧家谱的收集、整理工作。目前，他们已将浙江省现存的大约5000多种旧家谱基本进行了计算机信息处理，建成浙江所藏旧家谱信息数据库，读者可以方便地从中迅速检索到有关浙江现存旧家谱的谱名、卷数、几修、修谱人、修谱时间、出版者、出版时间、版本、收藏者、收藏地点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又精选出一部分价值较高、篇幅较完整的旧家谱，编成《浙江家谱(旧)集成》，以誊印形式出版发行。目前已比勘、誊印完成了《义门郑氏宗谱》和《吴氏宗谱》各一种，以提供社会使用。
1983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组织力量对北京地区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收藏家谱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1984年，在此调查基础之上，国家档案局、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决定扩大调查范围，联合编制一部能够反映海内外中国家谱收藏状况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经过多年努力，此目录已编制完成，将由中华书局于近期出版。这部大型家谱目录一共收录大陆400多家图书馆、文化馆、文管会、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文物商店等单位和海外公、私收藏的大陆与台、港、澳地区1949年以前编制的家谱资料14761种。全目正文按谱主姓氏集中，以笔画为序编排，同一姓氏的家谱，则按各家族居住地排列，正文著录依次为：顺序号、谱名、卷数、纂修人、纂修时间、出版时间、版本、册数、藏书单位等，书后附有“地区索引”和“报送目录单位名单”两个附录，极便读者使用。虽然此目录没有、也不可能收录穷尽现存的所有家谱，但仍是当今我国规模最大，也是最权威、最便利的一部家谱联合目录。
近20年来，在家谱的整理方面，人们除了编制各种专门目录之外，还有选择地重印了一些价值较高、篇幅较完整的家谱资料，以供社会各界使用。早在80年代初，台湾新远东出版社就出版了几十种新、旧家谱，其他的一些出版社也有类似之举。1995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和中国谱牒学会，在经过十多年的收集、整理旧家谱的基础上，决定与国内多家单位联合编纂《中国族谱集成》，此套书将由巴蜀书社分三批影印出版。1995年底出版的第一批100册，主要选择了张、王、李、刘、陈诸大姓及从属小姓完整而有价值，并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版本价值的家谱，施以必要的加工，在各姓氏谱前均缀有小序加以介绍和说明，以便利读者利用。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收藏家谱最多的北京图书馆也对馆藏家谱进行了清理与编目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人力为馆藏3000余种家谱逐一撰写提要，目前已完成了2000多种，随着《北京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的完成，北京图书馆为读者提供馆藏家谱的检索服务将上一个新的台阶。
80年代初，日本学术振兴会出版了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的《宗谱之研究》，在其著作的下册记录了日本收藏的中国家谱1491部，美国收藏1406部，中国(含港、台)收藏的9800部，共计12697部，不足的是这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重复收藏，实际数目远没有这么多。1984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人编的《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这是一部馆藏目录，共收录了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收藏的中国家谱2811部，另有补遗298部，合计3109部。1987年，台湾省各姓历史渊源发展研究会发行的《台湾地区族谱目录》，收录台湾地区所藏各类家谱10600余部，成为一时之冠。
唐初编制的我国第二部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的史部之下，设有“谱系”类，收录谱书41部，360卷，加上此时书虽亡佚而谱名尚存的共为53部，1280卷。在其他四部拥有经籍志和艺文志的正史的史志目录中，《旧唐书·经籍志》的“谱牒”类收录55部，1691卷；《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收录17家，39部，1617卷，根据本志注释，尚有22家，333卷未著录；《宋史·艺文志》“谱牒”类著录110部，437卷；《明史·艺文志》“谱牒”类收书38部，504卷。此外，在宋明两代的官私目录中，如宋人郑樵《通志·艺文略》、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朱睦(木絜)〔jie洁〕《万卷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祁承爜《澹生堂书目》、陈第《世善堂书目》等，也都在史部之下设有“谱系”、“谱传”、“姓谱”等专类。清代修《四库全书》时，纂修者以“自唐之后，谱家殆绝，玉牒既不颁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虚目，故从删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为由，将谱牒这个类目从《四库全书总目》中删除了。民国初编制的《清史稿·艺文志》仿照其例，不设谱牒专类，而将此类附于“史部·传记”类之下，可实际上又并未著录家谱图书。值得庆幸的是，四库馆臣们的这个看法并不代表着整个社会对家谱价值的认识，在清朝编制的各种私家目录、专科目录，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王闻远《孝慈堂书目》、姚际恒《好古堂书目》、汪宪《振绮堂书目》、张之洞《书目答问》和章学诚《史籍考》等等，也都专门设有“谱牒”、“谱系”等类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乾学在《传是楼书目》中还将谱牒分成“谱系”、“家谱”两类，并列于史部之下，而章学诚的《史籍考》则更进一步将“谱牒部”细分成“专家”、“总类”、“年谱”、“别谱”四类，足见他们对家谱类著作价值的认识。
近几十年来，随着人们对家谱类著作价值认识的日渐深入，对家谱著作的记录与整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家谱目录。在已出现的专门家谱目录之中，可以区分为反映一处收藏的馆藏家谱目录和反映收藏处所的联合家谱目录，此外，还有撰有提要的家谱提要目录。这些不同类型的目录形式，对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把握和利用家谱资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家谱数量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为了便于时人和后人的了解、掌握与使用，家谱的收藏者就需要对所收家谱进行加工、整理，将家谱的各种外在特征和内容特点记录下来，编成目录，以便利流通和供自己与他人使用。在中国封建时代，家谱的记录和整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家谱目录，而仅仅是作为历史图书的一类，在历代各种综合性目录的历史类和专门的史部目录中得到著录和体现。所不同的是，由于不同时代家谱本身数量的多寡，家谱在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地位的高下及目录编制者对家谱重要性的认识不同，家谱在各个时代、各类目录中所处的位置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能单独列类，有的则附于别的类目之后。
在现存最早以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七略》为基础编成的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之中，历史类图书由于数量较少，尚不能单独列类，只能附于收录儒家经典著作的“六艺略”中的“春秋家”之下，“春秋家”中谱牒也仅收录了“《世本》十五篇”这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谱学大兴，成为显学，与此相适应的是，目录的分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随着史书大增和史学地位的提高，将史书单独列为一大部类的四部分类法开始出现，遗憾的是，这段时期编制的十几部四部分类的国家目录均已亡佚，无从知道在史部大类之下有无谱牒专类的设置。已知古代目录中第一个设置谱牒专类，并将所有家谱类文献集中在一起的是南朝萧梁时阮孝绪所编的《七录》，《七录》中“纪传录”下第11个小类为“谱状部”，收录家谱著作42种，1000余卷。自此之后，各类综合性目录中一般都有谱牒专类设置，这一点，在存在于历代正史和国史之内的经籍志、艺文志等史志目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