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会不会发生另一轮战争？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制止这次攻势。甚至还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越方所以要发动攻势，正是要给随后的谈判奏前奏。至少他们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八年都是这样做的。因此，让我们再次告诉他们，“这是不必要的。让我们现在就结束这场战争吧。”
我们从中国回来四个星期以后，等待已久的北越对我们的攻势终于爆发了。三月三十日，北越炮兵和步兵部队对东北部的广治省的南越基地发起了协同进攻。北越的三个师完全无视四年前就停止轰炸达成的谅解，在全部由苏联提供的二百多辆坦克和大量新型的一百三十毫米无后坐力炮的支持下，蜂拥越过非军事区。其他部队作好了从老挝沿着九号公路入侵南越北部的准备，把一年前南越进攻老挝的方向正好倒了一下，想通过阿绍谷地进攻顺化。中部高地出现了部队集结，这是一个凶兆，威胁着昆嵩和波来古市。还有三个北越师正从柬埔寨进入包括西贡在内的第三军区，那里敌人随时都可能发起进攻。把越南冲突假装成“人民战争”，假装成南方游击队起义的做法已经放弃；这次是北越正规军以师的规模发起入侵。
但是我们不能让莫斯科像中国人那么容易地脱身。为河内的攻势而集结的武器几乎都是苏联的。如果说，莫斯科没有鼓励河内采取军事行动（莫斯科自己总是这么说的），那么，肯定也是它使这种行动成为可能的。因此我们早就打定主意，在一旦发生攻势时，就唯莫斯科是问。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多勃雷宁，如果河内硬要寻求军事解决，那将危及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为了进一步鼓励莫斯科对它的同盟者施加压力，我在年初接受了克里姆林宫多次提出的邀请，去莫斯科协助筹备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但是，我表示去访问得有一个条件，就是莫斯科必须采取某种行动来结束战争，最好是在莫斯科驻有一个受权能解决问题的北越谈判者。
四月一日，尼克松授权美国空军可对在非军事区以北二十五英里以内的北越军事集结行动进行空袭。但是，我们遇到了越南战争中经常碰到的一件头痛的事：恶劣的天气妨碍空中行动。由于云层总是在二千五百英尺以下，能飞到北方的次数很少。我一天给穆勒海军上将打几次电话，问他我们的飞机是否飞上去了，他在头四十八小时的答复是否定的。可怜的普尔·穆勒，他忍受了我的纠缠和挖苦，其实这不怪他。我们的空军似乎全是由娇生惯养的飞机组成的，只能在七月的沙漠作战时飞行。我说，如果这些飞机不能飞，也许可以在地面上滑行二十五英里到北方去吧[1]。
在这出戏里，代表美方的先后有三位杰出的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戴维·布鲁斯和现在的威廉·波特。他们在履行职务中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和能力是说不尽的。他们每人都得到菲尔·哈比卜的得力支持，哈比卜是我所了解的最杰出的外交官员之一，他是个充满活力和百折不挠的副手，他使我们的代表团团结一致，并且对上级起了很好的助手作用，直到一九七一年他被任命为驻韩国的大使。明知没有希望取得突破——他们知道，取得突破得通过私下的渠道——却要忍受一周一次的长篇训词，这需要有非同寻常的耐心、献身精神和自我约束。关于我同黎德寿会晤的情况，已向他们作了充分的介绍，我时常征求他们的意见。（我甚至曾请布鲁斯一起与会，但由于他的南越同事并不列席，布鲁斯认为还是不参加而只听介绍为宜。后来在一九七二年谈判的最后阶段，威廉·波特参加了秘密会谈。）
我们一面施加外交压力，一面继续增强我们的兵力。四月九日，我们又派了二十八架B-52去关岛。四月十日，又命令第五艘航空母舰去越南。巡洋舰“新港号”和另一艘航空母舰从大西洋被调到东南亚。四月的第一周结束时，云雾已消散到可以开始对北越的战术目标进行轰炸的程度。我们授权飞机可以空袭北方远至十九度线的地方。
[2] 萨菲尔从演说撰稿人的角度对此事的叙述，见《下台以前》（纽约：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一九七五年版），第四一七至四二〇页。
这些事苏联还没有答复，尼克松就访问中国了。访华回来后，我们收到了北京和莫斯科提出的据称是对美国轰炸北越的低调抗议。显然，河内向它的盟国提供了假情报，河内也用同样手法来影响我们的舆论，并作为拖延谈判的一个借口。其实这个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尽管一二月份出现了北越加紧集结兵力的不祥之兆，在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期间我们故意压低了对北越的火力。三月份我们限制了我们的空军行动，以避免没完没了地争论我们是否“挑动”共产党人的进攻。河内显然逼迫了“兄弟般的”共产党盟国去进行交涉，这些盟国无法拒绝，但只是敷衍了一下，这说明它们也感到为难。
在华盛顿，正如每当一件大事开头时那样，很难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早在三月三十一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莱尔德国防部长就说敌人的攻势是大规模的；但五角大楼的报告最初是令人宽慰的。据报艾布拉姆斯将军并不认为这次进攻已经到了危急阶段。南越的炮火支援基地看来固守着。没有必要由最高领导作出什么决定。头两天，人们只把攻势当作敌人的一次重要试探，部分原因是战斗看来还进行得不错，也可能文职官员害怕如果这就是等待已久的共产党攻势，尼克松就可能会把他时常警告要作的全面报复付诸实施。
至于北京，四月十二日我们通过秘密渠道收到了对我们四月三日去信的僵硬答复。中国对北越表示声援，并警告说，我们越陷越深了。但中国的信没有提出威胁，而且还在结尾时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剩下的还有一件事需要担心，就是怎么告诉国务卿。尼克松决定采用去年用过好多次的经过考验的办法。我在莫斯科时，他将去戴维营，实际上他将替我“打掩护”，因为表面上将宣布他正同我在一起研究形势。在我离开以后，尼克松将在戴维营向他的老朋友透露，我们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要我们去讨论越南问题的邀请，鉴于事情紧迫，他当时马上就接受了。
同时，我们同莫斯科和北京进行了联系。尼克松致函勃列日涅夫；沃尔特斯将军给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写了一封信，当时黄镇仍是同我们进行接触的主要人物。这两封信主要谈的都是下面这一点：我们已走到自己能体面地提出任何建议的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我们将作出强烈的反应。
但是要把这一决心变成战场上的行动，证明是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天气恶劣。讨厌的天气使我们的飞机在第一周无法起飞。更基本的是，十年的克制和三年的撤退过程中我们的军事将领所形成的精神状态。我在四月五日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说：“我们的印象是，我们的将领们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套看法，认为我们需要的是把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他们撤得快就可以得到奖赏。他们缺乏进取精神。”
我们只字未提四月二十四日的秘密会谈，而把取消秘密会谈的选择留给了河内。
但是尼克松和我都不认为事情是这样。北越已残暴而无所顾忌地选择了武力较量，他们已捉弄了我们好几个月，利用谈判做大规模入侵的烟幕。三年来，他们拒绝了一切认真谈判的努力。三月二十日，攻势发动前十天，北越总理范文同作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公开讲话，拒绝作出任何妥协，他说，“现在美国侵略者同过去一样，正鼓吹这种论点：‘谈判中双方应各走一半路来相互靠拢，七点建议必须同八点建议调和一下，云云。’这是强盗逻辑。”若要和平，美国必须停止“对阮文绍傀儡政权的一切支持和许诺”。现在，一如既往，只给我们一条摆脱战争的出路，即解除我们盟国的武装，无条件地撤退。我们拒绝了在会议桌上投降；我们也将拒绝在战场上投降。
当河内拖了一个星期未答复我们三月三十一日的信时，尼克松中断了巴黎会议。他在三月二十四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是在试图打破对方的疲劳战术；敌人是在用巴黎这个场合进行宣传，这样下去“是断然没有希望的”。
从四月二日起，尼克松和我一天几次研究形势。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几乎每天都开会。四月三日，我告诉总统，这次攻势将促使问题早见眉目。如果由于我们实行节制而遭到失败，我们将得不到什么好处。如果我们击败了攻势，我们就能从中获得一项解决办法。北越人这次可是孤注一掷了。如果他们失败，那他们除了谈判就别无其他选择。如果等到美国大选以后，他们就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位总统，他的反应无法预测，已引起他们的害怕，而且竞选压力过后，他在最后任期内可以放手行动了。
因此，西贡司令部和其他决策者之间，在我们的空军究竟应该被限制在南方作战还是应该像尼克松迫切想干的那样开始去轰炸北越这个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争论。虽然可调动的飞机数量现在已比艾布拉姆斯——甚至五角大楼——所要求的还多，但在西贡的司令部却规定所有这些飞机只能在南越使用。莱尔德支持艾布拉姆斯，因为他认为这能最好地证明越南化的有效性。尼克松（我也是如此）看到这会造成僵局。这样做不会对河内及其苏联和中国保护人形成足够的压力。河内可以干脆停止前进，安然待在它新近征服的领土上；莫斯科和北京将没有什么决定可做。尽管北越无视一九六八年关于停止轰炸的谅解，也将得到便宜。既然已经挑战了，尼克松就决心一决雌雄。在军事上定局以前，他认为再在外交上周旋已没有意义了。
尼克松有一阵子曾想在电视上向美国人民报告一下这次攻势的情况，并指定萨菲尔起草讲话稿。[2]几天以后，约在四月十日，又放弃了这个计划，觉得为时过早。如果南越人能守住，那就没有必要制造一种危机气氛。如果北越的进攻获得势头，我们就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措施，而那时总统发表讲话就是时候了。但是正如我对总统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失败，即使发表十篇演讲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进行了一次心绪黯淡的哲理性的交谈。尼克松沉思地说，如果我们失败，那是因为历史潮流已朝着另一个方向移动，失去的将不仅是南越，而且是整个自由世界。我回答说，“不，如果失败，我们必须勒紧裤带，把这股潮流顶回去。”
同一天，我派温斯顿·洛德秘密去纽约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去的正式理由是答复中国关于美国船只侵入帕拉塞尔（西沙）群岛（越南沿海的一列群岛）周围的中国声称的领海所提的抗议（应该指出，这一抗议是私下提出的）。这牵涉到对领海范围的争论。北京声称领海为十二海里，而我们历来的立场是主张三海里。中国人是熟悉洛德的，因为每次去中国都有他，而且他列席了同中国领导人的每次会议。洛德递交了一份“口信”，通知黄华，在不影响我们在领海问题上的法律立场的情况下，我们的海军将奉命不进入离这些岛屿十二海里以内的地方。但是我们信的主要部分是提醒北京注意我们在越南的重大利害关系。我们用了过去对中国的信中从未使用过的尖锐语言，抗议中国公开支持北越的侵犯。我们指出，关于这一问题对美国的极端重要性，北京不能有任何误解。我们还（可以说是有预见地）强调，美国在印度支那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信中警告说，“各大国有责任对这个问题发挥缓和的影响，而不要恶化局势”。企图“迫使美国接受军事解决只能导致不幸的后果”。我们重申我们“极端重视”改善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言外之意是警告说，越南是一个障碍。
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他的虚荣心从来不能同他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完全分开。我迫切希望去莫斯科，无疑是受到我的喜欢戏剧性的性格的影响；但是主要的根据在于，我们不会失去多少东西，而所获的却会很多。莫斯科表示愿意在高级别上无条件直接参加讨论越南问题，这还是第一次。光是这一点就肯定会使河内感到不安。克里姆林宫骗不了我们，它能赢得的时间无非是我待在莫斯科的那些日子。至于最高级会谈的筹备工作，它提供了把莫斯科的利益同河内的利益分开的手段。最高级会谈成了对莫斯科的物质刺激，引诱它压河内妥协，或者默许我们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如果我这次去促进了最高级会谈的前景——这是可能的——这就有助于缓和苏联对我们在东南亚采取报复行动的反应，那时莫斯科会清楚地了解，起来反对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当然，莫斯科可能在玩弄同样的牌。但是，假如我们受到羞辱，我们在越南失去的要比莫斯科得到的多。因此，奇怪得很，我们处在一个更强的谈判地位；我们的威胁更加有说服力。
我倒不怎么赞成这一做法。我认为更好的办法是把中断巴黎会议留作对北越攻势的报复手段。北越人肯定会攻击说，这个中断行动再次证明我们态度僵硬。他们会发起一个宣传运动迫使我们回到会议桌上来。美国国内的批评者也会抓住这件事做文章。我们迟早得让步。这种原来是施加压力的策略到头来会被看作是外交上的退让。结果正是如此。河内是不会放弃宣传场合的；他们把巴黎会议看成是停止轰炸的法律基础。一九六九年我们没有派人接替洛奇的时候，他们曾提出谈判的进展必须以我方派出首席代表为条件，现在他们也竭力要恢复巴黎会议。三月二十七日，河内在接近完成攻势准备的时候，同意我们提出的四月二十四日举行秘密会晤的日期，但条件是在秘密会晤以前要恢复公开会议。
第二天四月四日，我们开始指出苏联应对这次攻势负责。按照我的指示，黑格要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在定期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北越侵犯南方之所以可能，是由于苏联提供了武器。麦克洛斯基或许是我知道的最有能力的新闻官员，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以致引起其他机构发表一系列附和的评论，引起人们猜测说：整个美苏关系，包括最高级会谈，已经岌岌可危。这稍稍超过了我们的意图，但这是正确方向中的偏差。
第二天，四月十六日上午，多勃雷宁向我宣读了苏联领导人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说他们已向河内转达了我对秘密会谈的流产的不满。河内表示如果全体会议也能恢复，它“可以同意”四月二十四日召开秘密会谈。这使人迷惑不解，因为河内前一天还拒绝四月二十四日开会。还有一个复杂情况，即河内的同意要取决于停止对北越的“扩大了的”轰炸。河内还没有答复我关于在莫斯科会见北越代表的建议，它显然在作各种试探。在它的答复里，前几年那种傲慢、自信的神气已不见了。
我将不接受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美国没有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而遭到失败，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领导有缺点或缺乏决断而遭到失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帮助南越人，以确保他们具有手段和意志来对付河内今年的挑战。
但是我主张利用等待期间来最大限度地增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坚持要莱尔德改变一下我们撤军的组成，以便留下尽量多的直升机，保持机动性。我还建议加强我们的B-52轰炸机、全天候飞机和航空母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尼克松在二月二日召开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还邀请了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参加。凡是强硬方针可能遇到反对而需要支持时，尼克松总是请康纳利来参加会议。总统讲话的调门儿反映了我给他准备的论点（我没有找到会议的纪录）：
入侵
我相信，不管这次攻势的结果如何，它将结束战争。这是河内的孤注一掷。不管怎么样，现在将进行认真的谈判了；谈判的实质要取决于哪一方在战场上得胜。如果南越垮下来，战争将以溃败结束。如果西贡在我们的帮助下抵挡得住全部北越军队，那么河内除了让步妥协以外，就别无其他选择。
妨碍艾布拉姆斯开阔视野的原因之一是整个战争中组织空战的奇怪方式。这暴露了五角大楼的官僚主义，而不是军事现实；它实际上表明华盛顿的组织上的要求压倒了战略需要。为了组织空中行动，把北越分成好多片——叫做路线分区——由不同的司令官管辖不同的目标地区。负责整个战役的只是远在四千英里以外的夏威夷太平洋司令部。至于在一九六五年怎么会建立这些路线分区的，理由何在，这个问题只能由研究官僚心理学的人去解决了。
因此，我总是劝尼克松要在河内面前没完没了地提些建议——哪怕只是关于会晤的建议。这样我们就能够以具有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姿态来对付共产党方面不时提出的新建议（八点建议、七点建议、两点说明等等）。这使我们有机会试探河内是否愿意解决问题，也给了我们一个拒绝的立足点，如果还未提出体面的条件的话。有几次我们放弃了这一姿态——比如取消全体会议或拒派大使参加和谈——就很快发现我们在程序问题的公开辩论中受到北越以及我们自己的报刊，电视和国会里批评者的冲击。因此我力主在尼克松一月二十五日发表讲话时，同时私下给河内带信，建议恢复秘密会谈。尼克松勉强同意了，这个信于一月二十六日发出。
在以后的几天里，尼克松重又担心我这次去可能不会有什么决定性意义——这预示着他以后对此感到的不安。我回答说，我去莫斯科，是争取使我们一旦同河内摊牌时，尽量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一盘棋中的一步；访问本身不可能有什么决定性意义。但即令是一次没有决定性意义的访问，也可以有助于达到决定性的结果。
二月十六日，我们在动身去中国的前夕答复了河内，建议三月二十日同黎德寿会晤。我们警告说：“想用军事活动升级的方法向对方施压的做法是不符合这些会议的目的的。”二月二十九日（我们离开中国以后），河内驻巴黎的代表武文充约见沃尔特斯将军，告诉他河内“当然同意按美国的建议在三月二十日十一时三十分会晤”。这么客气地答复也是非同寻常的。河内这么早就同意我们建议的会期，这远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我们没有去特别注意其中的奥妙。
多勃雷宁回答说，今年年初就在议论的我对莫斯科的访问看来现在迫切需要实现。议程除了加速最高级会谈筹备工作以外，可以包括越南问题。我对多勃雷宁说，我将向总统提出这个想法。
在这期间，巴黎圆桌会议仍在克莱贝尔大街进行。开始谈判这件事使我国在一九六八年发生分裂。但这一谈判在外交史上已经出了名。在历时四年的谈判中，开了一百四十多次会，连最小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一个。这么长时间的定期会议，连一项哪怕是鸡毛蒜皮的成绩也数不出来，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这一纪录永远也不会被打破；后来问题的解决是在另外的场合上取得的。定期会议在维持和平进程中的唯一作用，是在一百七十四次毫无结果的会议之后，举行协议的最后签字仪式。）双方全权代表每周在“华丽饭店”聚会。每方的大使宣读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再作一番辩驳，然后就休会。会后，各自向记者吹风，介绍自己在会上的雄辩发言。对春水和阮氏萍女士来说，记者招待会显然比会议本身更为重要。
当我秘密动身去莫斯科的时候，我思忖着，河内这次攻势并没有使我们惊慌失措；如果河内拒绝谈判，我们已聚集了强大的力量，足以挫败它。我们正在分化河内和它的盟国。究竟是举行谈判还是再次进行残酷的武力较量，以后几个星期就会见分晓。
[4] 例如，见《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九一页。
四月九日，我邀请多勃雷宁来白宫观看中国拍摄的有关我的北京之行的电影，因为多勃雷宁表示有兴趣看。这当然是一场独特的三角政治表演。散场时多勃雷宁抱怨说，我们在东南亚集结兵力是不祥之兆。我回答说，“阿纳托尔，我们几个月来一直警告你们，如果发动了攻势，我们将采取激烈的措施来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战争。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多勃雷宁说，莫斯科非常愿意看到我和黎德寿预定在四月二十四日举行的秘密会谈能取得成功，并且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了河内。
四月六日，我又同多勃雷宁进行会晤。我告诉他，当前的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正如我一月份警告他的那样，北越发动攻势将迫使我们以决定性的军事解决办法来结束这场战争。至于苏联人，他们不是参与计划这次进攻，就是由于玩忽而使这次进攻成为可能。不管哪一种解释都产生了不愉快的前景。我简要地回顾了我们为最高级会谈所做的准备，让莫斯科感到各项协议正在形成，要是会谈开不成他们会损失什么东西。我强调指出，我们现在将坚持结束战争，如果可能就通过谈判，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
整个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河内的公开声明发出了不祥之兆。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迪克·赫尔姆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会上报告说，就在非军事区对过，敌人大量增援，大有发动攻势之势。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河内对我们进行秘密谈判的兴趣明显下降；关于七点建议和九点建议的谈判被黎德寿打断了。沃尔特斯将军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向河内提出的我方新建议没有得到答复。原定十一月二十日同黎德寿的会晤在三天前被取消了，据称是由于生病。我们提议在另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日期开会，但对方却置之不理。
双方显然在打太极拳，对秘密会谈是既想开，又不想开，但都特别谨慎地避免背上取消会谈的责任。实际上，双方都努力不把门关死，以等待合适的时机。北越想把会谈掌握在我们遭到大规模失败后最丢脸的时刻召开。我们则想等到苏联完全被牵进去以后才召开。让我们确定某种同时同意召开秘密会和全体会的方案是很简单的；这样做能很快解决问题。但是这张牌我要和莫斯科玩。
北越政府已对南越政府的领土加紧军事行动，这也是对一九六八年谅解的最露骨的违反。鉴于这一军事活动的严重升级和对日内瓦协议及一九六八年谅解的公然违反，波特大使现在将不建议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三日召开全体会议。四月二十日是否召开全体会议的决定，将取决于当时的情况。
为了使河内和莫斯科确实懂得我们的决心，我建议，而且尼克松也批准了派出B-52进行两天的戏剧性轰炸，目标是河内和海防地区的油库，同时由海军舰只对海岸进行炮轰。这次袭击于四月十五和十六日这个周末进行——是不顾艾布拉姆斯的反对，但得到莱尔德的支持而进行的。凑巧，四月十五日正是河内拒绝我们关于四月二十四日开会建议的日子，河内这个决定——把电报来往需要的时间计算进去——显然是在袭击之前作出的。这样一拖，就给了我们转入主动的机会。在冒险的时候，几乎总是大胆一些好。我们于四月十五日给苏联人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质问道：如果苏联连在已同意的日期召开一次会议都办不成，那么我访问莫斯科时还能就越南问题取得什么进展？
北京和莫斯科都变得不安起来。这两家都不想被别人看成是对北越盟国不忠，以免在共产党世界内部的斗争中失去支持。他们都不想替我们火中取栗，但是又都怕难于驾驭的河内会打乱他们同我们酝酿了多年的主要计划。他们还担心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会使他们更加进退维谷。我们警告说，如果河内向我们挑战，将遭到认真的报复。这是使莫斯科和北京神经紧张的最好办法。
但是对河内的压力也开始产生效果。虽然北越的攻势正酣，但它面临着美国集结兵力的可怕威胁，而我们的轰炸则出乎它的预料。南越人虽然在逐渐后退，但仍在坚持。他们进攻过分谨慎，但在防守方面打得不错。四月十五日，河内拒绝了关于四月二十四日同黎德寿举行秘密会谈的建议，除非我们同意恢复公开会议。不过河内这样做时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半心半意，说明它不知所措。它建议四月二十七日恢复全体会议，五月六日举行秘密会谈。来信指出，选在五月六日是为了给黎德寿时间来法国。过去河内很少这么快就答复，也很少对自己的决定作什么解释。
同时，我们面临着国内局势中自相矛盾的需要。这至少促使砍掉了我们战备措施中的一部分。一月十三日，正当北越集结部队时，我们却认为有必要宣布在五月一日以前再撤出七万名美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撤出了我们就职时驻在越南的五十四万五千人中的四十八万零五百人。我们在这样做的同时，改善了军事形势，扩大了南越政府控制的地区。但是要求撤退的欲望是贪得无厌的，撤退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的。因此到三月初，虽然决定性的攻势明显逼近，我们却处于这样一种异常的境地：一方面加强不算在部队限额之内的武力——B-52飞机和航空母舰；另一方面又继续履行撤出地面部队的诺言，并计划宣布下一批撤军订在五月一日实现。尼克松和我都认为，我们无法冒着风险去采取最明智的决定，那就是在面临大规模攻势的时候停止撤军。
我先是按照尼克松喜欢的办法去做，甚至指责莫斯科要对河内的攻势负责。同时，为了鼓励莫斯科同北越割断关系，我强调大局的利益正受到威胁。四月三日，我在白宫的筹划室会见多勃雷宁，指责苏联是河内攻势的同谋。如果攻势继续下去，我们将被迫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肯定要使莫斯科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面临困难的抉择。同时我们将不得不取消对莫斯科的一些特殊照顾。比如，莫斯科曾要求我们劝西德领导人批准东方条约，这个问题定于一个月左右之后进行表决。我们不愿意对德国的内政干预到这种程度。我们就以北越的攻势为借口来避免做我们本来就不愿意做的事。我对多勃雷宁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在波恩起积极作用。莫斯科不能一方面要求我们在欧洲提供帮助，而另一方面却在东南亚挖我们的墙脚。我们提醒克里姆林宫注意，北越的行动可能危及苏联的一些基本目标。
尼克松和我都想尽快结束战争。但是我们两人对做法的意见，有一点细微的差别。我的想法是织一个复杂的网，这会给我们最大的选择余地。我虽然赞成在军事上作出强烈的反应，但从来不想仅仅依靠力量，也不想光依靠谈判。我认为，外交和军事应该相辅相成，我总是主张在采取一个军事行动以前，或至少在这样做的同时，采取一个外交行动，即使我认为成功的希望不大。如果外交行动被接受，我们就实现了我们的外交目的。如果被拒绝，一个和解性的建议会有助于争取公众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这样做可以防止批评者指责我们坐失机会，从而增强我们坚持体面条件的能力——这正是我们在越南的行动的目的所在。当然，我们同北越人的谈判是秘密的，但在进行谈判时，我始终考虑到公众最后的反响。如果对方逼人太甚，我们就可以透露内容，过去我们通过尼克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讲话，就曾这样做过。
美方指出，北越近几天来在非军事区附近和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以及从北越领土向南越上空发射导弹是同这些会议的目的不符合的。美方的反应极为克制，目的是尽量使谈判有机会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军事行动继续加紧，美方不能置之不理。
莫斯科的语气更硬，不过基本的意思也一样。如果承认对谈判内容一无所知，那是说不过去的；相反，苏联人夸耀自己对谈判记录很熟悉。一般说来，莫斯科是支持河内的立场的，但并不热情。二月七日，多勃雷宁在转达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的复信时强调指出，对我们最新建议的反对理由并不是以莫斯科的名义提出的，这都是北越人的想法。莫斯科不能永远坚持这种复杂的立场。但是苏联拖了特别长的时间——快两个星期——才表示支持河内的谈判立场。就连这个支持也是在北越大使谒见了柯西金总理之后才得到的。《真理报》把这次会见描述成是应大使之请而举行的——这说明苏联不想把自己同附庸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会谈是以“友好和同志般的坦率”的精神进行的，这在共产党的用语中通常意味着存在某种分歧。塔斯社的评论也令人注目地冷淡。
一月二十四日我召开了一次高级检查小组会议来考虑艾布拉姆斯将军的请求。没有人急于恢复对北方的空袭。白宫认为这会影响北京之行；国务院害怕这会毁掉谈判的前景；国防部不愿承担新的预算负担。大家都害怕如果恢复对北方的轰炸，即使局限在一个地区，也肯定会使舆论哗然。有人缩小我们面临的威胁以进行自慰，这是回避作出决定时常用的手法。小组的一致看法是，进攻将来自中央高地。对于艾布拉姆斯将军对非军事区对过敌军集结的关切，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一月二十六日，莱尔德找到了一个典型的折衷方案。他建议总统采纳艾布拉姆斯的部分建议，但不让他轰炸北方。莱尔德同意加强南方的空中活动，并在非军事区设置更多的探测器。当然，这些探测器会告诉我们是否发生了攻击，但却不能阻止攻击或加强我们的抵抗力。我赞成莱尔德提出的拒绝授权对北方进行新的空袭，理由有二：在尼克松访问中国以前的两个星期，这样做似乎并不明智；而且我认为轰炸只有持续进行才有意义，但除非对方大规模挑衅，否则不能作出这样的反应。我们不得不过分克制一些，来堵住那些碰到一次危机就要责怪本国政府的人的嘴。因此我赞成在我们能够对攻势规模作出判断以前，暂缓授权恢复轰炸。
显然，莫斯科感到紧张了。我正告多勃雷宁，在战斗继续的情况下我们将不会再同意会谈。我们将坚持结束这次攻势，否则我们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他并没有被这一威胁所激怒。苏联人看到对手是强大和认真的时候，是很少逞威风吓人的。多勃雷宁说，他将向莫斯科转达这个警告，他相信对此会尽早作出答复。
那天晚上多勃雷宁来我家讨论这份电报，并劝我按计划访问莫斯科。他肯定已经从收报机了解到B-52的空袭，但没有提起此事。他以极为友好的态度议论说，大国应该善于撇开局部性的分歧，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我回答道，“阿纳托尔，对我们来说，这不光是个国际性问题，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内问题。我们不能允许我们的内部结构不断受到这个一万英里以外的国家的折腾。这场战争必须结束，要么同其他大国一起结束它，要么自己单独来结束它。”
[3] 一九六七年约翰逊政府曾对北越使用过B-52轰炸机。
虽然尼克松和我一致认为应作出全面的军事反应，但在联系到河内的两个保护人莫斯科和北京来考虑如何对待河内这个问题上我们看法有分歧。如果北越的攻势成功，就不能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我们在这点上看法完全一致。在苏制武器使我们蒙受耻辱之后，尼克松是不能去莫斯科的。但是尼克松想把河内及其两个盟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我则主张对莫斯科、北京和河内要区别情况施加压力，以便孤立北越，使它丧失斗志。尼克松把外交看成是内在软弱的表现，而我则认为外交是一种武器。尼克松想把北京特别是莫斯科的动机同河内的动机混为一谈，而我则主张对保护者和附庸的利益作出严格的区分。最后，尼克松同意我提出的策略，即尽量把河内和两个共产党巨人分开，只要这不影响对北方加紧空袭。但对于这种做法，尼克松从未真正感到舒服，这在以后几星期中的几次关键时刻就表现了出来。
一九七二年的敌人攻势早在预料之中。一九六八年北越人就表明他们懂得在总统选举年搞一次重大打击的影响。他们这次的攻势正好发生在越南化过程的紧要关头，这时美国驻军已减少到一个零头，这诱使河内想试一试南越人究竟是否能够接替美国，自己保卫自己。我们一九七〇年进军柬埔寨和一九七一年对老挝的旱季攻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乱河内的时间表，以便防止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种意外事故。由于只有在十二月到七月的旱季才实际有可能发动攻势，我们的打击曾迫使河内每年要花费宝贵的时间来修复供应线和补充储备。我们希望，争取到的每一个月时间都将增强南越的抵抗能力，而对河内力量的每一次削弱都将减少他们发动攻势的有效性。果然北越的攻势比我们预料的晚了两个月，而且从未取得协同作战的势头。
尼克松不需要什么提醒。他多年以来就警告说，他将对北越的攻势作出强烈的反应。他怎么说就怎么做。尽管政府部门强烈反对，他还是下令一再加强我们驻东南亚的海空军力量。他取消了对飞行架次经费预算的限制。他指示海军对北越海岸的袭击再向北推进二十五英里。四月四日，他授权对北越的战术空袭可深入到十八度线，向东南亚增派了二十架B-52轰炸机，四个F-4战斗轰炸机中队和八艘驱逐舰。四月一日，我告诉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总统决心击败越方攻势。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赶出越南，我们的整个外交政策将处于危险的境地。河内已把这么多兵力投入这次攻势，如果一旦被制止，就几乎肯定不得不坐下来解决问题。我要求每一个有关部门对击退这次攻势给予绝对的优先地位。
归根结底，我们不能指望敌人会同我们进行认真的谈判，除非他们认识到继续战争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这将要求我们在下一个旱季全力以赴。在这次痛苦的冲突中，我想不出会有比现在更为关键的时刻了，希望你们每个人想到什么能保证胜利的进一步措施，立刻向我提出来。
[1] 飞机架次未遂率之高，很使我烦恼。在我的要求下，莱尔德在八月十九日送来了备忘录，列出了使人沮丧的统计数字。一九七二年从五月八日到八月十二日，原定对北越一级目标进行的空袭取消了百分之五十三，其中百分之四十二是由于天气。
最后，这天晚上，苏联提出了正式抗议。我们在轰炸中无意击中了海防港里四艘苏联商船，造成了人员死亡。像中国人一样，只是在危及苏联人的生命财产时，苏联抗议轰炸北越的口气才变得认真起来。关于B-52的轰炸，莫斯科仅限于表示遗憾，说是它“使局势严重地复杂化了”。但克里姆林宫仍向我们保证，已将我们的看法转达给河内。考虑到我访问莫斯科四天前我们还在轰炸河内和海防，这种态度是相当克制的。值得注意的不在于莫斯科仅仅是批评我们一下，并未提出抗议，而在于甚至在他们的附庸受到前所未有的袭击时，他们仍然坚持对我的邀请。显然，在尼克松已访问北京之后，莫斯科不会轻易地冒取消最高级会谈的风险。
四月一日，当我们还不清楚究竟这次越过非军事区的进攻是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还是一次试探时，我们对北越的建议作了答复。我对邦克说，我们的目的是“写下一篇无懈可击的通情达理的纪录”，并且最后一次警告河内，我们的克制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告诉河内，波特将提议在四月十三日开全体会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计划在四月二十四日举行秘密会晤。我们的答复最后又一次严重警告说：
现在好多事情都要看我们同苏联打交道如何而定。四月十二日，苏联人已开始认真地把自己牵进来。在一次回顾最高级会谈筹备情况的午餐会上，多勃雷宁表示，我计划中的（但不久就取消了）同黎德寿的会晤很重要。他对我担保说，苏联领导不想看到摊牌。我回答道，苏联已经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地位，让一个可悲的小国来随意危害已经谈判了多年的任何东西。苏联在这一年签订两项补充援助协议的时候，心里肯定明白自己给北越提供了发动攻势的物质条件。苏联领导人究竟指望什么呢？难道他们认为，尼克松总统会冒被打败和让六万九千名美国兵被俘的风险吗？多勃雷宁反驳说，北越已几次提议立即遣返所有的美国人。我说，“阿纳托尔，这不值得评论；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本月必须开会，而且必须开出具体结果，不然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我们加紧军事压力的地方是越南。甚至在总统在国务院签字仪式上提醒苏联注意以前，十二架B-52轰炸机已轰炸了非军事区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处北越港口荣市附近的供应站。尼克松政府在北越使用B-52轰炸机，这还是第一次[3]。这是一个警告，说明如果攻势不停止，事情可能会失去控制。
第七航空队负责河内地区、西北铁路线和非军事区北边的目标（第1、5和6A路线分区）。第七舰队的飞机负责海防和北越东北部的目标（第2、3、4和6B路线分区）。所有这些部队，除了一个例外，分别向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汇报工作，而这两个司令部再向檀香山的太平洋司令部汇报工作。艾布拉姆斯将军只有权管辖北越最南端地区的目标（第1路线分区）。在这一地区，第七航空队要向他汇报工作。B-52轰炸机的分配又是另一码事，而且同样复杂。这些轰炸机由我们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控制，它们的分配，在南越和在北越最南端是同艾布拉姆斯商量进行，在其他路线分区则同有关的司令部商量进行。
我建议尼克松表示同意。因为全体会议上的议题毕竟大多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如果由于我们拒绝出席全体会议而使秘密会谈无法举行，那我们在宣传上就会不利。全体会议总是在会前一周定下来的，因此我建议由波特大使提议在四月十三日开一次新的全体会议。如果四月二十四日的秘密会谈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可以再次中断全体会议。到那时我们会更了解攻势进展的情况。尼克松同意了。
即使这样打了招呼，战地司令官（得到莱尔德的支持）和白宫之间还是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四年来，艾布拉姆斯将军尊严地履行了一个美国将军所接受的最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他在一九六八年接手指挥五十四万军队，但立刻就被越来越多的限制拴住了手脚，他不断地接到军事上说不通的命令。一九六九年中开始，又要他一面越来越快地缩小他的部队，一面维护南越的安全和使南越军队能够挑起自卫的担子。艾布拉姆斯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到一九七二年河内发动攻势的时候，在西贡控制下的农村地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南越的大多数部队有了很大改进。但是艾布拉姆斯将军心里清楚，他是负责在这场战争中进行牵制行动，其中哪怕是一小支美国地面部队战略后备队也几乎肯定会对它起决定作用。三年来，他的司令部已变成一个撤军司令部。而现在却要他打赢这场关键性的最后战役。
四月十日是忙碌的一天。中国外交部对我们空袭北越发出了一次少有的公开批评，它还欢呼共产党人在南方的胜利。虽然采用了论战的口气，但我们认为发表一个声明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最起码的事情。谴责我们轰炸是为了表明意识形态方面的团结；历数共方的胜利是为了事先阻止向中国要求更多的援助。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声明中没有保证通常表示的“坚决”支持，也没有像过去的声明那样要求美国接受河内的条件。整个春天和夏天，中国大多数的抗议都通过秘密的渠道提出，即使在那种场合，也几乎无例外地仅仅对美国飞机或舰只侵犯中国的领空或领海提出抗议。
这种异乎寻常的和解口气，与北越过去的做法是如此不一致，与他们在非军事区北面搞的狂热军事准备是如此不协调，本来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过去河内还从未事先这么早就提出开会的日期。（阮文绍作为越南人，在我们按例告诉他这一消息时，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北越人过去从未让我们就便决定会谈的日期。如果我们多思考一下，我们应该看出，河内是想把恢复谈判的时间和发动攻势的时间配合起来。他们想让谈判在最大压力下和我们最难办的情况下举行。但即便我们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也不会改变做法的。从政治上和心理上说来，把反击北越的时间推迟到他们发动攻势以后，仍会使我们处在最有利的地位，以便反攻获胜，并得到公众对我们的报复行动的支持。
四月二日，南越人被迫撤出紧挨非军事区南边的十四个据点。敌人的攻势已经开始，这点不再有什么怀疑了。下两个月对越南化将是一次决定性的考验。如今我们可以看清，过去三年所做的努力和忍受的痛苦是有成效的呢，还是像一缕轻烟被微风一刮就消失了。
还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如果我们在越南垮台，我们外交政策中耐心企求的意图将陷于危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即使能够举行——将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由苏联提供武器，接连两次向美国的利益发动进攻得逞（第一次是印巴，现在是印支）。在克里姆林宫那些冷酷盘算力量对比的人的眼里，我们的谈判地位将软弱得可怜。中国可能重新考虑同美国建立联系的价值。我们的盟国，不论它们怎样看待我们的越南政策的是非曲直，也将怀疑我们的判断力和我们掌握事态发展的能力。在世界其他地方，那些迷信武力的人会得到鼓励；这可能使中东乱了套，我们设想政治投降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将由于军事崩溃而更为严重。我们决心防止这一灾难发生。我们将挫败这个攻势，而按体面的条件结束战争。现在我们面临着越南战争中最后的一次考验，但也许是一次最痛苦的考验。 集结兵力
当增援力量在东南亚集结的时候，我的工作班子就制订使用这支力量的应急计划。由黑格根据我的指示制订的日期为四月六日的一份计划，概述了在南越部队抵挡不住这次攻势时我们应采取的行动。计划规定轰炸北越全境的军事目标（除了靠近中国边界的一个缓冲区），并对北越所有的港口布雷。实际上这就是将于五月八日执行的计划。
这个建议引起尼克松极复杂的心绪。尼克松渴望举行最高级会谈。他将是去莫斯科访问的第一个美国总统，这激起了他的历史感。过去艾森豪威尔吃过闭门羹的地方他去成了，他向往青出于蓝的宿愿也就实现了。当然，他时常谈到要取消最高级会谈，但是熟悉他的作风的人都明白，正如有时他喃喃自语说他这个人并非少不了，[4]这种质疑的话其实是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我在印巴战争时期痛苦地体会到，谁要按他这种话当真去做，就会倒霉。另一方面，尼克松不想在处于软弱地位的情况下去莫斯科，而且他怀疑苏联在搞鬼，要把我拖入莫斯科旷日持久的谈判中去，以便推迟我们计划中的对北越的军事行动，或使之复杂化。尼克松还有一件很担心的事，就是如何向罗杰斯解释他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又要去执行一项秘密使命，这次是去莫斯科，而将近四年来，他却一直没有让他的国务卿去访问这个地方。（罗杰斯曾想去莫斯科打前站，以同我去北京打前站比美，但尼克松没让他去。）
现在攻势已在所有三条战线上全面展开。共产党人出动几个师越过非军事区插入第一军区的广治省。在中央高地也发起了进攻；再往南，进攻的矛头指向省会安禄。我们在四月十一日作出反应，取消了预定于四月二十日举行的全体会议。我们告诉河内，“鉴于北越继续公然破坏非军事区，并把军事行动扩大到南越第三和第四军区，四月二十日举行巴黎会议的全体会议已不会有什么用处。”我们在信中提出，四月二十四日仍举行秘密会谈，如果秘密会谈开得成功，再恢复全体会议。
同一天，我们又决定让河内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曾通知河内，我们将在四月十三日恢复巴黎谈判的全体会议。按照议程越不重要程序越繁琐的做法，这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在一周以前，即四月六日以前，作为正式建议提出。现在攻势的猛烈程度与日俱增，再要求召开全体会议已属荒谬。因此，我们要驻巴黎人员在四月六日向对方转个信，告诉河内我们已改变了主意：
尼克松从来就不喜欢在克莱贝尔大街举行的全体会议。他把这些会议同暂停轰炸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停炸几乎使他在一九六八年的大选中败北。他认为这些会议给了北越人一个宣讲的场合，可以每周利用电视破坏我们在国内得到的支持。所以他经常设法贬低这些会议的重要性。一九六九年他拖了七个月不派人接替已退休的洛奇。现在他又抓住了机会。
北京的答复——通过私下渠道传来；每当中国（或莫斯科）想避免公开喧嚷时都采取这种办法——声称不了解越南谈判的内情。它不提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的利益，而只说对这个受欺侮的民族欠了历史上的债，负有道义上的义务。复信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从未要求美国就越南问题作任何许诺，而中国自己也没有作任何许诺。这确是事实。中国拒绝任何把它“卷进”印度支那的做法。看来北京对这整个事情实际上不愿介入。由于中国力量有限，对河内的物质支持很少，它的冷漠态度同我们的目的并不冲突。于是我们没有再逼中国。
[5] 《尼克松回忆录》，第五九〇至五九一页。
结果我们四月六日的信正好同北越对我们四月一日初步建议的复信错过了，北越的信表明了河内想从秘密会谈得到些什么。这个傲慢的对手，自己正在违反过去的所有谅解发动攻势，却说同意召开秘密会谈，条件是要我们遵守关于停止轰炸北方的“协议”。事实上，由于天气的关系我们还没有真正恢复轰炸。然而，北越在自己已经破坏“协议”的每项条款的情况下，竟然要求美国遵守，这确实需要特厚的脸皮。
尼克松对于谈判一般持谨慎态度。他较多关心失败对公众的影响，而较少关心增加我们选择的余地。他害怕河内以及支持他的保守派选民会把谈判看作软弱的表现。我同意他下面的看法，即河内正企图利用谈判来破坏国内对我们的支持。但我认为我们不能采取拒绝谈判这样的对策。这只能置我们于被指责不准备妥协的地位，而招致当年搞垮林登·约翰逊和分裂国家的那种压力。我相信，如果我们接受河内的外交挑战，我们就可以详细说明体面和平的条件，使形势转为对我们有利，至少我们可以驳掉那种指责我们没有尽力争取结束战争的说法。
我们决定坚持自己的策略。四月十六日，我们建议秘密会谈照原定日期在四月二十四日举行，然后我们就出席四月二十七日的全体会议。北越人于四月十九日就作了答复——这次又是前所未有地快。河内谴责了对北越“残暴地”加紧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包括B-52空袭河内和海防（见下文），然后对它过去的建议又加了一点小甜头。它坚持四月二十七日开全体会议，五月六日举行秘密会谈，但是说如果美国表示愿意恢复全体会议，黎德寿将马上动身来巴黎。
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外交压力。四月八日，我写信给维利·勃兰特的顾问埃贡·巴尔，提醒他我们正在重新估价我们整个的对苏政策。在六个月的时间内，由苏联提供武器发动了两次侵犯美国利益的进攻，这实在太过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怀疑缓和政策还有什么价值。在批准勃兰特的东方条约问题仍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巴尔肯定会把我们的这些情绪转达给苏联驻波恩大使。而且他会提醒莫斯科，我们并非不具备施加压力的手段。
几天以后，河内变了卦。三月六日，它通知我们说，三月二十日已经不合适了，它想把会议推迟到四月十五日。借口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可疑的：他们说美国在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前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这个指责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是可笑的，因为河内在虚构的一些所谓空袭之后两个星期已经同意过三月二十日这个日期。至于在河内的答复以后发生空袭，那和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退避北方，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指控。
从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开始，艾布拉姆斯将军就一再发出警报说，攻势迫在眉睫。他在一月二十日报称，预料敌人将力图“使我们面临他们所能造成的最困难的局面”。艾布拉姆斯预料不迟于二月上旬，即在尼克松即将去北京之前就会发动攻势。他要求授权让他空袭非军事区以北地区，来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他最后提醒说，这将是决定性的战斗，他作为战地司令官事先需要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艾布拉姆斯敏锐地说：“归根结底，当所有这一切都结束时，北越南部那些受到袭击的具体目标将不会构成什么大问题。问题倒是，越南化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北越进行军事准备威胁着越南的三条战线，我们则在三条外交战线上——在河内、莫斯科和北京积极做工作。我们继续执行尼克松在一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说明的战略，那一天他透露了我们在同河内进行秘密谈判，以向美国人民表明政府已探索了通向和平的每一条途径，并向河内表明，谈判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总统发表讲话后的次日，一月二十六日，我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这样，三月份就成了等待和作出自相矛盾的决定的一个时期：撤退和增援并行；一面提出要报复的警告，一面又心存侥幸，希望也许河内只是虚声恫吓。我们既不着急，也缺乏信心，而是听任事态自流发展。艾布拉姆斯将军预料对方会越过非军事区同时在中部高原发起进攻，现在开始考虑敌人还可能同时从第三军区对面的柬埔寨境内越界发动第三路进攻。三月十日，我告诉尼克松说，对方可能在十天以内在南越从三条战线上发起进攻。我劝他暂缓对北方采取行动，等到所有公正的人都能看到寻求武力较量的并不是我们，然后我们再狠狠地进行打击。同时，应该运用最近抵达的空军增援来干扰敌人在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的兵力集结，尽可能长时间地阻延对方发起攻势。尼克松提出了他认为是一种“丘吉尔式的策略”：让我们在东南亚的所有飞机停飞若干天，然后一下子全部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打击。我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害处，但也没有很大的意义。莱尔德却同意这样做。因此所有飞机在地面待了两天，到第三天全部上了天。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使河内的情报分析人员大伤脑筋，拼命想弄清楚我们想干什么。不管是什么原因，是由于空中袭击也好，还是由于我们前两个旱季的进攻也好，敌方攻势的日期在不断推迟。但是我们得到越来越多的情报表明，过不了很多星期，全面攻势一定会来临。 运用外交策略
艾布拉姆斯将军不能很快就适应这一新的情况，这样说并不是有意贬低这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作为白宫顾问的短暂任职期间，当时他是负责柏林应急计划的装甲师师长，他向我作了一个极好的情况介绍。那时他充满了胆略和想像力。但是在西贡的四年失意挫伤了他的锐气。他自己的信念和对文职上司的服从发生矛盾，使他无所适从，因而越来越变得因循守旧了。他甚至拒绝为老挝行动改变正常的作战程序，这使那次行动未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但主要的缺点是企图以不足的兵力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对于这点，所有高级官员，包括我自己在内，应该承担责任。）一九七二年，他严格地从局部意义来看待北越攻势。三年来，华盛顿一直催他撤出越南，而现在突然又要他用缩减的兵力去获胜。他的反应是，就战地司令官的权力问题发出暴躁的、有时是学究式的牢骚。这终于迫使我有一次恼火地告诉穆勒说，总司令也是有某些权力的。
在进攻的规模变得明朗化的时候，我们政府中出现了几派想法。有一批重要官员认为应听其自然，继续我们目前水平的援助，不要因为危机而增加援助。持这种观点的是国防部文职官员、国务院的好多人以及我手下的系统分析专家，他们的论据是，越南化的最后考验即将到来。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南越的自卫力量，而不应增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的工作班子向我提出的一份总结备忘录里写道：“我们都认为，现在关键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南越人做什么。”
尼克松起先同意我的论点。四月十二日，他授权我通知多勃雷宁，我将于四月二十日抵达莫斯科。我甚至再次建议在莫斯科会见一位北越的高级官员，这个建议不大可能被接受，但却很有用，它可使克里姆林宫处于被动而我们则处于愿意谈判的地位。但是尼克松的情绪发生了波动。四月十二日，他敦促我在莫斯科不仅要谈越南，也要谈最高级会谈。但是到了四月十五日，他又担心勃列日涅夫会和我纠缠，这样在军事上我们的手脚将被拴住一个星期。如果我们打出封锁北越这张“得分牌”，最高级会谈肯定会告吹。他对我说，或许我们应该先发制人，自己来取消最高级会谈。我就对他说，即使我在莫斯科，我们也可以轰炸北越全境，只除了河内和海防这两个敏感地区。况且我去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张“得分的牌”，它可以缓和我们国内的批评者和苏联的反应。我也不信最高级会谈一定会取消。于是尼克松同意说，我去访问“是一件好事……我想，去是对的；你非去不可”。现在他相信，“你和我都同意采取的策略是对头的”——但是他显然仍然信心不足。不管怎样，尼克松的回忆录一清二楚地表明，到了四月十五日这天晚上，他重新得出了我应该前往莫斯科的结论。[5]
我同意尼克松的看法，我们必须把战争扩大到北越；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战争打出结局。同时，我认为北越人的行动部分原因也是出于虚弱。河内对秘密会晤一拖再拖这个事实表明，它在为这次攻势集结必要的兵力方面一定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攻势发生在艾布拉姆斯将军原来认为是对河内最有利的时间以后两个月，而即使在这时，北越也从来未能协调好它的三路攻势。在中央高地的进攻和对安禄的进攻，时间间隔很长，使我们能投入我们的全部空军力量分别对付它们，甚至可以把西贡的战略后备队调来以有限的方式对付对方互不协调的进攻。北越的这些困难反映了我们的柬埔寨战役、老挝战役和空中阻拦行动的综合影响。此外，我们同北京和莫斯科的联系无疑使河内感到心理上的压力。几个月以来，我们就一再读到河内同它的两个强大盟国之间意见分歧的报道。特别是河内对北京的不快，在黎德寿向我谈论中就有所反映。
一小时以后，我找多勃雷宁交谈，进一步说明总统的话。我们将不会坐待河内重新使用在前两轮秘密会谈期间欺骗我们的手法。如果河内在谈判过程中再公布新建议，秘密渠道将到此结束。多勃雷宁利用这个机会提出，美国可以带一百名记者去采访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显然，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足以改变克里姆林宫的优先顺序。
为了保持压力，我问我的苏联事务首席顾问哈尔·索南费尔特，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很感兴趣的美苏谈判中，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放慢速度的。索南费尔特建议：暂且不要使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关于出售粮食的谈判产生结果；在其他谈判中避免不必要的友好接触；在解决租借法案欠款问题的谈判中坚持强硬要求；冻结其他双边谈判；利用苏联商业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五月初来华盛顿访问的时机向他表明我们的强硬路线；如果局势恶化，取消帕托利切夫的来访。我批准了所有这些步骤。有一个建议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是骚扰苏联去古巴的船只——这看来过于挑衅性了。
尼克松只在极少情况下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决定。他要避免在会议室里承受压力。他不愿意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仅是咨询机构。因此他等到下午才下令增援，加派一艘航空母舰，更多的B-52和全天候飞机。
正当所有的大国——美国、中国和苏联在一个比印度支那更大的画面上构思时，有一批人脑子里只有一种单一的想法和狂热，这就是河内的政治局。他们不习惯处于防御状态，他们对总统一月二十五日讲话的回答是，在二月二日对前一年七月提出的七点建议宣布了“两点说明”。但是这两点既含糊又空洞，甚至连西方最热烈拥护河内的人也不予支持。二月十四日，我们收到了对我们一月二十六日建议同黎德寿进行另一次会晤的信的答复。使我们吃惊的是，河内同意了这个建议。它还破例地建议三月十五日以后对我们方便的任何日期都可以。
正如我在其他叙述危机的章节中指出的，一旦发生了对峙，停止对峙要比继续对峙下去更为危险。一方暂停行动会使对方犯疑：反应是否已到了极限；并且会使对方动手试探是否可以保持现状。只有当对手看到不值得冒这样大的风险去达到目的时，对峙才会结束。为此必须把风险搞得很大和无法估量。因此我们继续增加外交和军事上的赌注。四月十日，总统参加了国务院举行的一次仪式，由他在一项禁止生物武器的多边公约上签字。多勃雷宁也在场。尼克松利用这个机会提醒苏方说，“各大国特别负有重大的责任不去直接间接鼓励任何国家对邻国动武或进行武装侵略。”这是又一次不太隐晦的警告：我们要莫斯科对河内的攻势负责。
那天晚些时候，我对另一个记者私下也谈到了这点。我告诉他，今年晚些时候北越人大概会在军事上孤注一掷，如果失败了，他们会在类似我们目前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出，正是即将到来的攻势决定了北越外交活动的时间安排。他们想先发动正在疯狂进行准备的攻势，然后利用我同黎德寿的会晤来遏制我们的军事反应；他们以为在“谈判”进行时我们会对反攻犹豫不决。但这次他们的手法太露骨，结果是弄巧成拙。我们谋求谈判解决的公开纪录越好，就越处于有利的地位，有利于对攻势作出强烈的反应，像我们决心要做的那样。这次我们谋求谈判解决的纪录，一旦公布于众，将是无懈可击的。没有一个公正的人会对河内无所顾忌的态度存什么幻想。
这次外交小步舞即将被激烈的战斗所压倒。四月二日我们向北越人递交信件的那一天，攻势的全部规模已经清楚，这包括北越破坏一九六八年关于尊重非军事区的谅解。但是这次我们做的外交上的准备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避免一场军事较量，因此我们在心理上处于一种坚强的还击地位；在军事上，我们决心要取得胜利。 采取什么军事策略？
因此我们只是在文字上作出了反应。三月十三日，我们回复了一封措辞十分尖锐的信，回顾了双方交往的纪录。我们“完全驳回了”河内的指责，指出，“只要仔细核查一下事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指责美国在三月一日到三月六日期间进行空袭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用外交语言把河内的领导人叫做撒谎者。我们拒绝在四月十五日会晤（我已初步计划那时去日本访问），建议改期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重申了我们对军事活动升级的警告。
反战的批评者把军事当局描写成急不可耐地要散播死亡和破坏；如果他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增援至少是在五角大楼的文职领导人的反对之下实现的，一定会感到惊奇。五角大楼的文职官员对预算支出感到不安，急于利用这次攻势来解决越南化的命运，他们都坚持认为战场上的力量已经足够。如果按系统分析的精密计算方法，这可能是够准确的；但要实现摊牌和阻遏外来干涉的政治目标，那就不够了。如果我们想促成外交解决，就必须制造一种铁了心要取胜的印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要么积极帮助结束战争，要么默许我们加强军事压力，而这一点我们在外交手段失败时是决心这样做的。尼克松强有力的领导使五角大楼从多年晕头转向所造成的麻木中惊醒过来，而我则通过日常监督贯彻他的决定的情况和通过运筹外交策略来支持他。
总之，存在着一种制度化了的精神分裂症。一旦飞机飞离第一路线分区的目标，艾布拉姆斯就管它们不着了，因此他无法判断在北方的空中行动是减轻了对他的直接压力呢，还是分散了力量。他倾向于后一种看法。在北越的空战，在构思上和组织上都同在南越的战争相脱节。这种情况，至少像华盛顿的政治限制一样，使空中战役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还经常引起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在我的敦促下，尼克松几次试图改革这种指挥体制，而且他在恢复对北越的无限制轰炸以前确实下令进行改革。但是莱尔德和穆勒强烈反对。原先确定这种做法的既得利益者反对任何改革。莱尔德和穆勒感到，他们手上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不能在这样晚的时候再在内部引起争论。因此这件事流产了，就像尼克松过去几乎每次在组织方面进行改革的企图一样。于是他决定，正当他在总统任职期间遇到外交政策上最大危机的时候，他不能去冒内部分裂的风险。
